從鴉片戰爭至民國肇建的短短70年間，中國可說經歷了幾千年來最激烈的變革，在東西方各國衝擊下，被迫在軍事、科技、制度、思想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現代化，為今日的現代中國奠下基礎，更是繼先秦和魏晉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時代。
8月29日至11月中旬，假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烽火山河．外夷與志士．1839至1911」特展，以知名建築師宋緒康個人收藏之80餘位晚清重要人物的212件尺牘、著作、書畫及文房作為史料，描述晚清歷史的面貌。宋緒康生於浙江吳興的書宦世家，先祖輩於明、清兩代皆在朝為官，如此的成長背景與家學淵源，附添個人旅英十載所開啟的書畫文物收藏嗜好以及中西學養與視野，故而特別關注19至20世紀中國全面與西方交流、邁入現代化的這一段歷史，期望能起到鑑古知今、超越過去並能展望未來的作用；而基於其見物思人的收藏出發點和對藝術品蘊藏人的思想與人格的認知，此展以「外夷」、「名臣」、「鴻儒」、「遺民」四大類的人物為主軸，從其遺留的著書立說、書函手澤、丹青筆墨、文物雅玩，帶領觀眾具體認識這些人物於歷史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與卓越貢獻。
外夷──締造中國現代化基礎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以優勢武力擊敗了自以為是天朝上國、文明中心的大清帝國，打破了中國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帶來新商品、新宗教和新制度，緩慢而深刻地為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帶來新的面貌；與異文化接觸的過程中，東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式的行徑，激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儘管如此，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卻是由當時的外國人所建立的，他們也扮演著將中國思想文化傳播至西方的重要推手，甚至是維護中國權益的功臣。展覽展出理雅各（James Legge）1889年3月30日於牛津寫致肖林（Sheowring）的英文信箋，信箋釋文：「附函寄呈『孔子與中國宗教』講辭手稿。前函意謂講辭不適合預科，固擲於一旁，不知所蹤，今日方被尋獲。務請歸還原稿，並以寫成之校本寄回。」讓人瞥見此一19世紀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忙碌於文化交流的身影。
理雅各1815年出生於英國蘇格蘭富裕布商家庭，1839、1843年先後被英國基督教新教派公理宗派駐馬六甲和香港主持英式男子名校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為香港英華書院第一任校長。1841年起開始著手翻譯中國經典，內容包括《四書》、《十三經》、《道德經》、《莊子》等，期間並曾獲得清末民初思想家王韜的協助，此外也將《沙門法顯自記遊天竺事》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翻譯成英文。1876至1897年擔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
至於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簽署並批注的《大英博物館東方印製品暨圖畫支部藏品涉中國藝術家索引（An Index of Chinese Artist Represent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1922年印本），則為另一位重要的英國漢學家和文學翻譯家阿瑟．魏理（Arthur D. Waley，1889～1966）的罕見著作。魏理生於英國肯特坦布里奇韋爾斯（Turbridge Wells, Kent），1910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1913年，任職大英博物館，自修中文與日文，替博物館編撰圖書藏品，後授課於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著譯有《一百七十首中國古詩選擇》、《譯文增補》、《中國繪畫導論》、《論語》、《西遊記》等書。
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69年3月20日於巴黎的手書信箋，吐露其擔任中國對外使節的痛苦心聲，信箋釋文內容提及：「我工作勞累幾死，這還是一貫與四億人向四國抗爭。我希望我已為中國從西方國家獲得公平待遇。英國已放棄老舊之帕默斯頓子爵（Palmerstonian）政策，並已完全滿足我之願望，其他國家亦將倣效。我嘗想我將命喪於使節任務，壓力實在太大。世人祇見光彩面，而我看到事務，感覺痛苦與憂慮。這許多榮譽只是死海蘋果，所有人追求，沒有人享用。」
蒲安臣（1820～1870）是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亦是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為林肯總統任內第13任美國駐華大使，成為第一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一，積極執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領租界，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因此獲得清政府的好感和信任。1867年任期屆滿欲返美時，在恭親王奕訢建議下獲委任為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為中國在國際間爭取平等、獨立，維護中國權益，還受委託設計了中國的第一面國旗──黃龍旗，後病逝於訪俄期間，清政府授與一品官銜，以及撫恤金一萬兩銀子，為當時歷史時空下身分極度特殊的人物。
名臣──變法維新的革新動力
因鴉片問題引起的商業戰爭，和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大清帝國，慢慢納入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網絡和國際性的政治、法律體系。西方列強「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之處，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面對此一劇烈的變化，清廷展開一連串自強變法、富國強兵的奮鬥，為此後中國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歷程揭開序幕，以同治、光緒年間（1860～1894）模仿西洋人的技術、制度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為首波，之後，主張整個西學皆有可取之處的變法思想在東南各地漸漸萌芽，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成為知識分子普遍的共識，於1898年的「百日維新」達到最高潮。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康有為，其學生即為在清末民初思想、學術界有重大影響力的梁啟超，也積極參與組織學會、主導輿論工作，同時也是立憲思想的主要指導者，此一思想於全國生根，亦是兩千多年帝制在短短時間內，未經大規模流血、戰爭就易幟成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梁啟超（1873～1929）的手蹟〈致唐恩溥信箋四通暨信封〉，可見此一歷史名人私生活的一面。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人稱梁新會。唐恩溥，字天如，廣東新會同鄉，曾任吳佩孚秘書長，為著名中醫，梁啟超與之相交甚深，信札中可見唐氏為梁氏等多人治病一事。曾參加梁啟超婚禮的當朝有維新思想的達官貴人──翰林院編修文廷式的行書橫幅亦在展出之列；文廷式（1856～1904），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晚清翰林、詞人。曾任珍妃、瑾妃老師，與汪鳴鑾、張謇等被稱為「翁（同龢）門六子」，是帝黨重要人物。甲午戰爭期間多次上疏反對對日求和。《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支持康有為組織強學會，探討強國之路。
康有為、梁啟超主其事，設於北京以議論時政的「強學會」和宣傳維新思想的《中外紀聞》，為慈禧太后解散和停刊，與汪康年同邀梁啟超至上海籌辦《時務報》宣揚變法圖存的黃遵憲（1848～1905），其所作之〈貽壽叔行書扇面暨姜東白繪對弈圖扇面〉亦可於展覽中見著。黃遵憲，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生於廣東嘉應州，1876年中舉人，隔年隨何如璋出使日本，後前往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地擔任外交官，撰寫《日本國志》闡明日本維新變法之得失，以作為中國革新自強的參考；任職美國舊金山時曾救出大批入獄的華僑。1894年回國，次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因支持戊戌變法獲罪。其詩能容新思想於舊風格，是嘉應州一代詩宗，大大提高客家歌謠的社會地位。
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不僅要面對東西列強的蠶食鯨吞，同時也疲於應付此起彼落的民眾叛亂，先有1850年影響深遠的「拜上帝會」太平天國之亂，後有發生於1900年、結合中國民間宗教和武術的「拳民」在華北各地掀起波瀾滔天的義和團之亂，最終招致八國聯軍攻陷京師，兩者反映與異文化接觸或受影響、或發生嚴重衝突的現象。其中後者更令知識分子大力抨擊宗教迷信，轉而提倡科學信仰，導致近代中國第一波專以下層社會人民為對象「開民智」的啟蒙運動於焉誕生。展出的〈義和團印發「關少帝君指傳義和團諭單」〉為宣傳如何成為義和團成員及該遵守事項的海報。
遺民──生不逢辰的悲嘆
此展提出近年新興的清朝遺民概念，與傳統歷代遺民面臨異族統治下，唯恐漢文化道統斷絕的情形相較下，清遺民需忠義守節的立足之境不再，而清朝易代僅126天，彷彿迅雷不及掩耳般地突如其來，令遜清遺民來不及面對生死之間的絕對考驗。雖無嚴重的生命和生存威脅，但值此時局變異和社會遷移下傳統價值觀念式微，無所依托的清朝遺民，更多感到的是生不逢辰的悲哀。
展出代表有具末代王孫身分、後以教學及鬻畫維生的溥儒（1896～1963）所作之〈楷書袖珍橫批暨春聯〉；官至內閣中書後以詞為業、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1859～1926）貽金紹坊（竹雕名家金西崖）〈行書立軸〉；兩湖書院監督、嶺南名儒梁鼎棻繪並貽冬盦〈山水立軸〉；清帝退位前一日辭官從此不仕而以變賣圖書、字畫、古玩維持生計，被梁啟超認為是「有清易代之際第一完人」的曾習經（1867～1926）題誌並貽唐恩溥之明刻《尊前集》等。
鴻儒──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變法圖強」、提倡「西學」，再到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知識分子的言論和思潮，一代比一代激烈。在西化風潮下，知識分子致力引進西方思想，而介紹西方思想的工作；事實上從1890年代即已開始，嚴復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有系統的翻譯西方經典，將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到中國，展覽中便包括鄭孝胥舊藏、嚴復所譯之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撰《天演論》，以及清朝數學家李善蘭（1810～1882）〈致沈子梅信箋〉，而其所筆述之英國艾約瑟口譯〈《重學》暨《圓錐曲線說》〉三卷，亦為晚清數學啟蒙書。
西學之外，展覽中還可見晚清中國傳統學問大家、著名文史學家李慈銘（1830～1894）貽褚德彝〈行書詩卷〉；李氏室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學識淵博，承乾嘉漢學之餘緒，治經學、史學，蔚然可觀，被稱為「舊文學的殿軍」，其30餘年不間斷的《越縵堂日記》達數百萬言，翔實記述清咸豐到光緒近40年間的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名物考據、書畫鑑賞、山川遊歷以及北京等地的社會風貌等內容，於清代即為風行，光緒文人間多傳抄之。近代詞人、學者譚獻（1832～1901）題誌並批注李兆洛輯《駢體文鈔》，曾任多處地方官，後去官歸隱，銳意著述；晚年受張之洞邀請，主講經心書院，年餘辭歸。其駢文師法六朝，尤工詞，家藏前人詞曲甚富。
先有人才會形成文化，而後積成歷史，晚清「外夷」、「名臣」、「鴻儒」、「遺民」四種人物，其身分或獨立或兼具，其立場或對立或交融，共同交織出中國邁向現代化之晚清關鍵70年錯綜複雜的時代面貌。
圖片提供｜宋緒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