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國民政府東渡台灣。在這場世紀大遷徙中，倉皇別鄉的，除了來自各省的兩百萬軍民，還有從對日抗戰起就被打包著、疲於奔命的故宮文物。當中有一封通稱〈快雪時晴帖〉的短劄，因緣際會地，成了我2007年創作京劇的靈感。
羲之頓首 快雪時晴 佳 想安善 未果為結 力不次 王羲之頓首 山陰張侯
〈快雪時晴帖〉來歷顯赫。原件出自東晉王羲之手筆——前24字是內文，末四字係收件人稱謂——是書聖在大雪過後，就著晴光，向張姓友人問好的信。據考證，目前故宮所收可能並非真蹟，而是唐代摹本，但因甚得王羲之神韻，連前一個藏家乾隆皇帝都信以為「真」，還奉為「三希堂」三件王氏墨寶之首，來至台北故宮落腳後，儼然鎮館之寶。
雖說是鎮館之寶，〈快雪時晴帖〉的閱覽率遠不及〈翠玉白菜〉，即便受過乾隆的偏寵，在王羲之墨寶中，它的知名度也比不過墨色與意興齊飛、文義清晰而完整的〈蘭亭集序〉。那麼，此時此地，我為什麼挑上這件經歷許多朝代、如今現身在台北的書帖，琢磨其流傳的「身世」，做為《快雪時晴》一劇的主軸呢？歷史無情，對誰都一樣，我相信的是，青史容或成灰，愛過就不會磨滅。「這世界若沒有愛你的心與你愛的心，你不過是一粒飄盪的塵埃」（紀伯倫詩），《快雪時晴》在歷史長河中披沙瀝金，無非想說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故事開始於東晉那一場大雪後，即將領兵北征的張容，邀來庾、蕭、袁三姓文友，在山陰自家庭園聚會。眾人一邊欣賞雪霽風光，一邊說起王羲之不久前在蘭亭邀集的修禊盛會，他們當中，只有張容應邀躬逢其盛。就在眾口稱羨之時，張容卻以〈蘭亭集序〉為證據，感慨王羲之的人和字都變了。張家與王家三代知交，共同經歷避亂南遷，曾矢志北伐復國，他還記得王家在北方的祖墳遭兵禍毀壞時，王羲之寫下〈喪亂帖〉，以鐵劃銀鉤的筆觸，寄託悲憤，〈蘭亭集序〉卻轉為愜意的筆鋒，去國懷鄉之情，不復可見。這時，女兒呈上王羲之託人送來的〈快雪時晴帖〉，信封上親筆寫著「山陰張侯」。按當時慣例，世家族大名姓上冠的都是祖籍，張氏來自北方清河，王羲之卻稱之山陰張侯，疑似明知故「犯」。張容有滿腹的困惑不滿，等著得勝回來，要與老友好好談上一談。
沒想到壯志未酬，他便陣亡了；而原是私人信件的〈快雪時晴帖〉，也離開了張家，流落四方。在「山陰張侯，魂兮歸來」的召喚聲中，張容魂靈不昧，風塵僕僕地展開尋帖之旅。
一千多年前，歷經喪亂的王羲之，在戰爭不曾遠離的江南寫這些文章和書信時，想不到他會變成「書聖」，以致於連他信手寫來噓寒問暖的短簡，都變成後人臨摹的法書！正因為人生有這麼多的想不到，和做不到，戲劇才有以古鑑今、借物喻人的空間。我寫《快雪時晴》，雖意在筆先，但陪著張容，歷經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才真正從歷史的無情裡，發現驚人的戲劇性。
如上所述，我藉著對墨寶的解讀，一點一滴地透露發信人王羲之和收信人張容的關係、性格和處境，並幽微地觸動故友「變或不變」的疑情。在這齣戲中，王羲之雖不曾上台，〈快雪時晴帖〉這「主角」也開不了口，但從第一場埋伏筆、立戲樁起，我就把〈蘭亭集序〉和〈喪亂帖〉扯進來，與之相互對照共鳴。王羲之雖是漢文化史上標誌性的人物，但就像故宮文物，除非找到更平易可親的聯結，否則這些至寶太高太遠，一般人就算看了，也不會真的有感觸。我意識到這個「門檻」的存在，所以，往後每一場的戲，我還在這三帖上頭深深淺淺地往復著墨，下這層工夫，不僅是為了「度」劇中人，也是為了接引觀眾。（編按：本刊特邀施如芳從歷史長河談新編傳統戲的創作始末。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