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使節/僧侶
為「東亞」構築文化交流版圖
「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是否可以成立？由中研院院士石守謙主持的「東亞文化意向之形塑」計畫，一直嘗試積極回應這個問題，並為此試圖找出可行的架構。
本次研討會可以說是階段成果的呈現，試圖從文學、美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拋磚引玉，探討東亞地區互動的過程，重新評估「東亞」概念的歷史意義。這次研討會特別從往來中日韓三地的商人、使節、僧侶等的中介者角色出發，希望藉由他們的行旅與眼光，拓展我們對東亞的認識。
◆9月7日：東亞文化交流
日本山口縣立大學國際文化學部伊藤幸司的講題〈日本的遣明船與禪僧〉，點出明代的日本入華僧人與宋元時期的顯著差異，一來明朝實施海禁，使得明代的日本僧人進入中國相當不容易；二來是對於中文的掌握程度，宋元時期的日本僧侶會講中文的人有限，但相較之下，明代入華僧侶更是完全不會講中文，需要透過翻譯。15世紀中葉以後，日本禪僧也如過去一般還保有對中華世界的憧憬。但在那憧憬中，宗教性意義愈來愈少，反而出現盲目的崇拜。以策彥周良為例，其著作中提到自己國家時都自稱倭，或將他帶去的足利義輝像稱為倭國管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禪僧的活動從求法、巡禮，變成外交。
中研院人科中心劉序楓〈清代外銷商品的市場與訊息流通：以輸日商品的「商標」與「廣告」為線索〉，從〈惜字帖〉、〈積塵成山〉、〈藝海餘波〉所收錄之由日本蘭學學者們收集的中國商標，分析這些學者們活躍的個人網絡。他觀察到，對日本而言，自清朝三藩之亂結束到18世紀中期以後，國外的政治情勢已不特別重要。日本吸收外界訊息主要在於文化知識的層面上，由此產生了各地文人墨客的文學沙龍，其中蘭學尤其重要。這些蘭學學者除直接赴長崎、中國等地，也和各地使者、薩摩往來。即使在鎖國政策之下，他們對外界資訊的吸收並不如以往設想的封閉，相反地，海外資訊其實源源不絕地被接收。
哈佛大學藝術史教授Yukio Lippit〈An Unexpected legacy of Song-Yuan Painting in Japan〉將日本琳派流行的「波浪」母題與宋元時期的「錢塘觀潮圖」做連結，認為中國畫僧玉澗非常可能畫過觀潮圖，其畫稿被雪村與狩野元信等人臨摹，進入足利義滿、織田信長等將軍的收藏之後，觀潮圖被切割成「波圖」與「岸圖」。到了中古後期，玉澗的畫在日本漸被當作「波岸圖」來理解。從光琳〈波濤圖屏風〉可以觀察到日本如何將中國的元素系譜化，以及其間的意義又是如何被轉化。
石守謙〈17、18世紀東亞的奇觀山水──從中國到朝鮮的傳布過程〉強調以「奇觀山水」的概念看待1600年左右的山水畫。這個時間點開始出現了喜歡搜奇獵勝的旅遊者，相繼而生的還有像《海內奇觀》這種介紹觀眾如何觀賞景點的旅遊書籍。這些旅遊書籍安排畫面的方式，如指出最佳觀看奇觀的位置、多景點組合，影響了17世紀新的山水畫發展，石濤便是一個例子。研究中特別指出這樣的奇觀山水之所以傳到朝鮮，使節在其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奇觀山水傳入朝鮮後，不僅為當地畫壇帶來改變，也激起朝鮮文士的競爭心態，促成金剛山遊記與圖繪的蓬勃發展。相對地，朝鮮燕行使節到訪中國，於政治任務之外，亦以強烈的文化競爭心態參加活動，將朝鮮的奇觀傳入中國，向中國的奇觀山水挑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衣若芬以〈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考察16世紀中葉朝鮮著名理學家李退溪理解朱熹〈武夷櫂歌〉的知識來源，並梳理由陳普註解的〈武夷櫂歌〉傳入朝鮮後，經朝鮮學者反覆辯證、最終被「理學化」的過程。〈武夷櫂歌〉為朱熹與友人同遊武夷九曲溪時，仿照民間船歌形式所作。陳普認為〈武夷櫂歌〉十首，除了貫徹主旨的序章之外，從第二到第九首描寫的是修道修為漸入佳境，最終豁然貫通的「進道次序」。對於陳普此一持論，朝鮮學者各有不同意見，然而也在反覆辯證當中，深化〈武夷櫂歌〉的理學性質，最後更在朝鮮正祖編選朱子著作《御定雅頌》時，收入陳普之註解，確立了〈武夷櫂歌〉與「進道次序」的關係。在中國，陳普註解的〈武夷櫂歌〉幾乎失傳，但在朝鮮卻經由一開始的木刻本，與正祖編選的《御定雅頌》金屬活字版本，在朝鮮的知識系統中流傳。
台灣大學日文系朱秋而〈黃庭堅與日本五山文學──文化傳釋的諸面向〉透過日本五山時期禪僧講解黃庭堅作品的記錄，亦即珍貴的建仁寺兩足院手藏《山谷幻雲抄》（《山谷抄》），瞭解日本五山禪林如何理解黃庭堅。從《山谷抄》發現，五山禪僧非常重視黃庭堅在40歲所寫、發願戒酒肉女色的〈發願文〉。雖然黃庭堅發願之後仍與妾室生了兒子，一般均據此認為黃庭堅破戒，然而萬里集九卻在著作中不厭其煩地辯稱黃庭堅沒有破戒。這和中國傳統以詩歌為主理解黃庭堅的角度相當不同。此外，日本禪僧亦特別關注黃庭堅「坐禪」、「愛茶」的一面。由此可知五山僧人已經將黃庭堅當作僧人，與自己一體化，具有善詩賦的完美僧人形象，與中國對黃庭堅的解讀完全不一樣。
中研院文哲所廖肇亨〈風瘡惡疾、丸中古冰、醫自採藥──近世東亞使節詩學藥病書寫的國族表徵與知識結構〉從四部分建構主題：第一部分從朝鮮使者申維翰《海遊錄》看日本醫者與申維翰關於人蔘藥性的對談。日本醫者每每懷疑朝鮮人蔘藥性較好，有加工的可能，而申維翰的回答則隱含朝鮮風土絕佳、能涵養靈藥的自豪之意。第二部分談到朝鮮名藥「牛黃清心丸」在中國、安南、日本都非常受歡迎，然而其主原料肉桂其實需要經由北京自越南進口，小小一顆藥丸展現了東亞文化的交流。第三部分呈現日本儒醫山田正珍與朝鮮來日醫者李慕庵等人筆談的記錄《桑韓筆談》，其中針對醫者是否需能辨識草藥及是否該自行採藥有過辯論，書中亦可看到儒學話語不僅是東亞醫者的共通語言，也是重要的知識結構之一。最後第四部分談到佛教與醫病論述的關係，以17世紀中、越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石濂大汕為例，看其《海外紀事》如何記述他赴越弘法時患病而致身體不適的狀況。就佛教而言，藥病論述的重點在於透過疾患來提升靈性層次，故石濂大汕關於身體不適的書寫實有多種文化意涵：異國君主問疾的關懷、鋼鐵意志的展現、全心奉公故而染疾，可謂另一種形式的試煉。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芙蓉積雪千秋白──18世紀蘐園學派「文士」與朝鮮通信使的交流與「文戰」〉討論明亡清興之際朝鮮與日本在其表面交流之後，為爭搶真正中華文化繼承人的角色，如何各自在著作中展開後續論述。自17世紀開始，朝鮮便藉著通信使宣揚國威，確保他們的中華意識進一步發展，面對日本則自視為文化上國。至18世紀，日本蘐園學派文士基於「古文辭學」的立場與朝鮮通信使交流，並編纂《問槎畸賞》，收錄該派文士與朝鮮通信使的「文戰」──即所謂日本批評朝鮮詩的開端。此本論集除了有紀念與炫耀意味，也身兼為學派宣傳的手段。透過從古文辭學的觀點貶抑朝鮮詩文，刺激日本「文」（漢詩文、禮樂）從此時逐漸成為支撐日本自我中心世界觀的要素。
綜合討論：與會者針對研討會的大方向「如何討論西洋因素對於東亞的影響？」進行提問。衣若芬提出了「知道西洋不得不談，但是也希望議題更集中。」廖震亨也回應，以前對於日本的研究，強調出島、亦即近代化的成分；然而現今的研究卻發現，當時日本對西洋之貿易遠小於對中華貿易，讓過去的認識出現翻轉。他呼籲大家不要掉入傳統中華「中心/邊緣/傳播」的視角，並且需重新省思以往20世紀初學界認為「傳統阻礙進步、西方知識凌駕一切」的學術思維。
◆9月8日：宗教信仰與文學
第一場次的發表以東亞中國、日本、韓國的圖像傳播為主軸，其中包括了韓國繪畫中園林裡的草亭象徵研究、陶淵明圖像在日本與韓國不同脈絡的涵義轉用，以及日本花鳥畫研究之非再現論述，涉及文化與權力交織的圖像類型組合。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東亞藝術史系李靜姬〈中國哲學與韓國美學的脈絡化：以朝鮮文人藝術裡的「草亭」概念為例〉，說明韓國繪畫中「草亭」從園林一景變成別墅、成為文人重要意象的過程。由草亭在16世紀成為理學家理想象徵的脈絡，與鄭真景山水的脈絡觀之，其在18世紀已是文人自我認同的重要物件，相較於韓國傳統瓦房是再現人生意涵的物件，草亭則拓展了美學視野，為朝鮮上層帶來特殊的美感體驗。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研究學院宣承慧〈陶淵明的轉變：韓國與日本的再詮釋〉，以陶淵明像說明韓國與日本接受中國主題、卻在不同的背景下發展出各自的文化特色。高麗時代文人追求的是陶淵明的隱遁精神，「採菊東籬圖」正是在此時受到文人歡迎。進入朝鮮時代，則又以儒學的角度對此一圖像做更進一步的解釋。至朝鮮中期，受到明朝滅亡的衝擊，朝鮮儒學家復以採菊東籬圖象徵忠臣不事貳君的精神，由此可見韓國的陶淵明形象傾向於儒學的價值判斷。相較之下，日本室町時代繪畫中的陶淵明則存在著多重理想形象，也因畫家與贊助者的社會地位不同而趨向多元改變。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黃立芸〈中世東亞地區大畫面花鳥畫的意象──以狩野元信《四季花鳥圖襖繪》（大仙院）為中心〉，以日本畫家狩野元信早期代表作──大仙院的障壁畫〈四季花鳥圖襖繪〉（1513）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探討其花鳥種類與姿態模式來源，認為不同鳥種、卻以相似姿態表現的現象，是在討論東亞寫意或寫生花鳥畫時，跳脫再現論述的特殊角度。再者，元信的花鳥畫中有許多鳥類並非日本原產，應和傳入日本的中國花鳥畫摹寫及權貴飼養異鳥的習慣密切相關；最值得注意的是異國與異時代傳入的禽鳥題材特別受歡迎，室町時代的畫家尤其喜愛創作花鳥畫。〈四季花鳥圖襖繪〉反映了外來意象的鳥類、禁院珍禽的意涵以及權貴對中國宮廷文化與權力的憧憬，並在不同層面取捨與重組。
評論人石守謙認為這三篇研究都提供新思考，並且都強調在地脈絡的研究。尤其是理學（或稱儒學）在朝鮮時代成為最重要的思潮之後，若能以具體的象徵意義來切入生活意象，是非常重要。他並進一步提到日本有些繪畫放置在禪寺中，雖然中國和朝鮮的禪寺也很多，但空間裡好像沒那麼豪華，相對樸素。當代研究雖可知禪宗如何發展，但該如何落實到生活裡頭來認識，是值得進一步努力的目標。
下午登場的是宗教信仰與圖像的相關研究。中研院史語所林聖智〈妙見菩薩圖像的變遷〉，從道教美術的角度，發現日本千葉地區妙見菩薩雕塑形象跟道教真武信仰有關，並進一步探討日本千葉地方妙見菩薩信仰如何選擇真武形象、將此一道教圖像轉化為在地信仰之過程。最後則以〈探幽縮圖〉所保留中國已失傳道教圖像之重要性為切入點，說明道教圖像在日本傳播的過程中，不僅被當作宋元化古典典範，也被當成比較自由的組合材料。
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陳韻如〈中日居士意象之確立序說──從維摩詰到世俗畫像〉則從兩個看似脈絡不同卻共同籠罩在對藤原氏權力崇敬的相關收藏：〈春日權現驗記繪〉圖卷中的維摩詰畫像和〈維摩鎌足像〉談起，說明兩者雖有古樣與新樣的對比性，但其實同源於中國佛經維摩詰形象。以此觀中國宋元維摩詰圖像材料，更可見因特別強調維摩詰的居士性和紋飾的感覺，反而比較顯著看到了圖像跟佛經的差距關係。日本的維摩新樣在平安時期就已吸收中國的創造性部分，即文士式的居士樣貌，但其圖像和信仰之間較中國更具關聯性。此外，在傳播過程中亦能看到贊助者與製作者就畫的主旨各有不同的目標性，也可能造成了後來的使用和配置方式的鬆動。
本場次評論：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潘亮文，關注兩位發表人研究作品與其自身的脈絡關係及圖像和信仰的關聯。林聖智說明早期造像的妙見菩薩的形象和信仰是分離的，形象跟真武有關，但信仰是妙見菩薩。陳韻如則提到維摩詰圖像與信仰的關係，在中國分離，但在日本卻顯得較緊密，有不同的發展。石守謙則認為道教在東亞傳播是重要的問題，道教到底產生了什麼作用？需要更多深入的個案研究才能考慮；就信仰面和圖像面而言，在日本的很多圖像研究，似乎沒有真正明顯根植的道教信仰狀況，但圖像面卻更多被接受，這個現象很值得注意。
最後一場關於文學的傳播，討論對象分別為類書與讀本小說。台灣師大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李育娟〈平安類書《注好選》與敦煌《類林》系類書──兼及《注好選》佚書保存與軼事傳播的價值〉，以平安類書《注好選》比對敦煌《類林》系類書殘卷，說明《注好選》取材自早已在中國本土散失的《類林》系類書，並仍使用於平安晚期。《注好選》的作者可能是對佛法見識不夠專精、非知識淵博的學僧或儒佛兼修之儒者文生，但當中收編的故事影響了後世的說話集、故事集等文藝作品，扮演著小型資料庫與知識文化傳播媒介的角色，且流傳範圍不僅中原與敦煌，甚至遠及日本。
江戶時期的文學創作常套用明清小說改為日本翻案小說，主要摹寫對象仍是日本，內容有不少觸及異國的情形。東吳大學日文系黃智暉〈江戶時期讀本小說家筆下的「異國」──從都賀庭鐘到曲亭馬琴〉，從五個角度探討了以中國為首的異國在讀本小說中的特殊對外意識。一是異國、佛教與儒教共存的故事，反映江戶時代複雜的神道儒佛教思想體系。二是小說中日交流的案例裡，特別淡化了明代寧波之亂武力衝突，強調儒家的人倫道德觀。三則是如平城上皇對神儒佛教的掙扎故事，反映了佛教的興盛與固有文化衰微觀感。四是以嚴重脫離史實的虛擬異國故事，反映了日本神道的護國思想。五為描寫異國與屬國的連結關係時，如將琉球神話放入日本神話的系統中，顯示了日本江戶時期讀本小說描寫異國時的國族主義傾向。
本場次評論：台灣大學日文系教授陳明姿認為李育娟的研究顯示日本平安時代類書在漢文學所占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類書編纂與抄用過程中，也可能摻入編者自己的修正，這些差異需予以留意。另外，關於江戶時期讀本小說與中國的關係，一般研究通常只講受到中國影響的部分，因此肯定黃智暉能談到作者對儒佛的態度如何呈現在作品中。
◆總結
主辦方特請Yukio Lippit為這兩天會議做總結。他首先談到研究東亞的歷史，必須把以前認為是阻絕傳播的水域考量在內，因為東亞的水域並非阻礙，反而是一個交流空間。例如在西方藝術史裡會提到地中海、大西洋的區域；將東中國海當作一個可以連結各國的水域整體，不啻為一個新的觀點。接著他也提到，學者在既有研究取向上會用漢文化圈的概念來談東亞，繪畫在講究語言的區域中流動傳播，雖然容易失去聲音，但其一旦離開了自己的語言環境，反而可以解放而產生另一個意義；圖像跟文字在傳播過程中可否有不同的接受情況，誠為值得思考的另一取向。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