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度,藏傳佛教盛會在北京
第五屆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an Archaeology & Arts,簡稱ICTAA),由首都師範大學、北京故宮、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館、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共同主辦,10月22~24日於北京城郊的順義賓館舉行。此會議每三年舉辦一次,已成為國際藏學研究的一大盛事。本屆研討會共發表77篇論文,其中海外學者有23篇,分別來自美國、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瑞士、義大利、日本、俄羅斯等國家,涵蓋史前與吐蕃考古、敦煌晚期(吐蕃占領、晚唐五代、西夏時期)洞窟、尼泊爾、藏西、藏中、藏漢(Tibeto-Chinese)藝術、科技鑑定與壁畫修復、及對西藏考古先驅義大利圖齊(Giuseppe Tucci)教授的學術史回顧等議題,有對新材料的公布、也有對老議題提出的新見解。限於篇幅,以下僅摘要幾篇報導。
史前與吐蕃考古
李永憲(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張長虹、喬虹(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系與藏學研究所長年致力於藏區考古,今夏即有四支考古團隊在西藏、青海進行考古調查。李永憲發表〈2012年青藏高原東部史前考古新發現〉,公布在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與玉樹通天河流域「前吐蕃時期」墓葬的最新考古成果;張長虹、喬虹則發表〈青海玉樹勒巴溝佛教遺存考古調查新發現〉,公布玉樹的摩崖石刻新發現:經過辨識,勒巴溝二號地點的石刻內容有「獼猴獻蜜」(圖1)、「涅槃」、「佛自三十三天降」等主題,並有大量的題記。從題記的藏文拼寫可知是吐蕃時期(約9世紀),過去藏東吐蕃藝術遺存僅大日如來與八大菩薩、或大日如來與觀音、金剛手組成「三依怙」,此次發現似乎與佛傳故事「八大聖跡」有關,是對吐蕃石刻資料的重要補充,同時風格也顯示與敦煌、藏西有所交流。

仝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今夏則在藏西進行考古挖掘,仝濤發表〈2012年度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的發掘〉,公布了藏西阿里象泉河上游的故如甲(Gurgyam)墓地的考古成果,出土器物(圖2)表明此墓地屬於象雄古王國(年代約1~4世紀),其特徵顯示與鄰近的南疆、西北印度、甚至中原文化均有所聯繫。

尼泊爾藝術
千餘年來,尼泊爾藝術一直與藏區藝術有所聯繫。或許是受到2010年底出版、研究尼泊爾西部木斯塘(Mustang)藝術的首部專著《Wonders of Lo:The Artistic Heritage of Mustang》的影響,今年有田中公明、Christian Luczanits、Amy Heller三位學者討論木斯塘與卡薩馬拉(Khasa Malla)王朝藝術的遺存。
田中公明(日本東京東方研究所)〉〉田中公明發表〈2012年木斯塘考察報告:珞曼塘彌勒寺二樓的瑜伽續曼荼羅(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in Mustang in 2012:On the Yoga Tantra Mandalas on the Second Storey of Champa Lhakhang in Lo Manthang)〉。該寺有三層樓,第一層於轉經道的牆面,描繪屬於事續(Kriya Tantra)的曼荼羅,第二層描繪屬於瑜伽續的54個曼荼羅(圖3),第三層主要描繪無上瑜伽續的曼荼羅(由於牆面破裂,已嚴重漫漶)。圖齊在1930年代曾拜訪該寺,抄錄了第二層在當時還可識讀的兩面牆壁題記,1998年日本學者川崎一洋則辨識出45個曼荼羅及其依據的經典,但剩餘九個由於狀況太差而無法辨識。受惠於近年的清理與修復工作(此工作出版於前引《Wonders of Lo》一書中),田中得以辨識出其中五個曼荼羅。由於西藏重視無上瑜伽續,除了代表性的金剛界曼荼羅等,把瑜伽續曼荼羅完整描繪的作例僅江孜白居寺(dPal‘khor chos sde)多門塔。珞曼塘彌勒寺的例子提供了15世紀尼泊爾佛教藝術研究的重要參照。

藏西與藏中地區
藏西是藏傳佛教後弘期阿底峽(Ati´sa,982~1054)、仁欽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8~1055)等上路傳法之源,藏中的薩迦(Sa skya)、帕竹(Phag gru)、止貢(’Bri gung)、達壟(sTag lung)等政權,都在西藏歷史上各踞一方,因此藏西與藏中地區可說是西藏藝術的「核心」地區,歷來也備受關注。
謝繼勝(首都師大美術學院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教授)等〉〉謝繼勝所率領的團隊發表了〈定結恰姆(Chag mo)石窟的初步分析〉,為2011年夏天考察的成果。該石窟位於西藏自治區後藏地區定結縣與尼泊爾邊界附近山崖上,現存瑜伽修行窟、寧瑪傳承窟、金剛界曼荼羅窟等。透過比對恰姆石窟、夏魯寺初建期、藏西東嘎石窟的供養人(圖4),該石窟年代可斷為後弘初期(11世紀末~13世紀),並從而提出帶有「于闐風格」的薩瑪達(Sumda)樣式,該樣式分布在拉薩河以東(上游)的雅魯藏布江兩岸,包括吉如拉康、扎塘寺、夏魯寺、艾旺寺、聶薩寺、江浦寺等,不僅可推測從藏西向藏中地區的傳播路線,也可將阿里、于闐、河西敦煌、瓜州等遺存,一起放在11~12世紀宋代、西夏僧人赴天竺求法的脈絡中來思考。

Jane Casey(獨立學者)〉〉達壟寺為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1110~1170)的弟子扎西貝(bKra shis dpal,1142~1210)於1180年所建的寺院,屬帕竹噶舉支派,13~14世紀以「戒行最高」普受尊敬。自1980年代起,一批風格相似、以祖師像為主的唐卡出現在西方的文物市場,1994年Casey透過題記研究,認定這批為達壟寺的祖師像,主要創作於13世紀。近20年來新唐卡不斷出現,Steven Kossak與David Jackson認為這批作品多數為達壟寺堪布桑杰溫(Sangs rgyas dbon,1251~1296,1273年短暫代理達壟堪布)被迫退位而出走康區、另建類烏齊寺(Ri wo che,1276年建)後的作品。此次Casey發表〈重探達壟唐卡(Taklung Painting Revisited)〉,再次審視題記資料(圖5),分別確認了早期達壟(約1210年)與14世紀類烏齊作品,也對幾幅祖師身分提出修正,包括將原訂為〈桑杰溫〉的唐卡(台北故宮藏),改訂為第二任堪布像。

Sarah Richardso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位於後藏日喀則附近的夏魯寺,以其大量精美的14世紀紐瓦爾(Newar)風格壁畫而聞名於世,此次即有多達五篇關於夏魯寺建築空間、壁畫、或圖像的論文發表。青年學者Richardson發表〈字中有畫.畫中有字:夏魯寺的壁畫題記(Painting Words and Writing Images:An Inscription about Paintings at Zhalu)〉,是篇饒富興味的研究:作者觀察夏魯寺一層犀牛皮殿門壁上的壁畫題記與壁畫(圖6),這些題記主要陳述「看畫」的功德,而透過藝術史家敏銳的眼睛,觀察、論證了這些壁畫,反過來補充了文字傳達的訊息。如是,夏魯寺此殿壁畫成為西藏藝術中非常罕見的題記、與壁畫相互補充的案例。

薩爾吉(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建於15世紀上半葉的江孜白居寺,其大殿與吉祥多門塔也保有大量壁畫與塑像,是藏中後藏地區繼夏魯寺之後另一藝術典範。1930年代圖齊考察該寺,記錄了大量題記資料,最終出版《江孜及其寺院(Gyantse and Its Monasteries)》,收為其四卷本巨著《印藏佛教(Indo-Tibetica)》之第四卷。藉中文譯校《印藏佛教》之緣,薩爾吉兩次考察白居寺,此次發表〈江孜白居寺壁畫題記再考察——兼論騎獅文殊〉,補充圖齊當年因時間限制而漏記的大殿,並藉此對圖齊致敬。此外,薩爾吉還依據題記,指出白居寺大殿與多門塔的兩處騎獅文殊主從五尊像(佛陀波利還被題寫為成就者當巴桑杰〔Dam pa sangs rgyas〕)(圖7)。這種圖像過去僅見於敦煌、五台山,在藏區的部分幾乎未被學界注意。此種文殊形象於何時、透過什麼管道傳入西藏?以及為何與當巴桑杰混淆?都是極有意義的問題。

阿旺晉美(西藏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欽則畫派(mKhyen ris)是15世紀中欽則大師(mKhyen brtse chen mo)所創,與勉拉頓珠(sMan bla don grub)所創的勉派並稱兩大畫派。在五世達賴(1617~1682)修建布達拉宮時,還可見到兩個畫派共同合作的記載;但時至今日,勉派支脈綿延,我們對欽則的認識,除了欽則家鄉所在的山南貢嘎曲德寺(Gong dkar chos sde)外,所知非常有限。阿旺晉美此次發表的〈一幅藏族傳統欽則畫派名畫的發現與其學術價值——初論山南達隆寺壁畫〉,公布了幾乎不為外界所知的浪卡子達隆寺的壁畫。根據文獻記載,該寺為達倉譯師西熱仁欽(1405~?)於1465年初建,後期有多次擴建。現存壁畫(圖8)多為17世紀五世達賴時期的作品,題記中出現「崗巴.班覺」畫家姓名,作者認為其地望「崗」即欽則故鄉貢嘎。浪卡子達隆寺壁畫的發現,提供了認識欽則畫派的重要線索。

藏漢藝術(漢地、安多、康區、蒙古等)
藏漢藝術則是個相對含糊的名詞,泛指藏傳佛教藝術向漢地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藝術風格。此次發表的論文,除以下介紹的三篇外,主題還包括蒙元江南《磧砂藏》、明清宮廷、清代五台山、承德外八廟、蒙古喇嘛廟的建築空間等。
John Clarke、Diana Graves(英國V & A博物館印度與東南亞典藏部門助理研究員、金屬藏品維護負責人)〉〉Clarke與Graves分別從藝術史與工藝的角度,討論V & A博物館近年來入藏的一件大型大成就者毗盧巴(Virupa)造像(圖9)。此件毗盧巴雖然在1938年曾經展覽出版過,但此後一直被祕藏著。Clarke從華麗的服飾紋樣、瓔珞等特徵,認定此為一尊永宣時期(1403~1435)造像;Graves則先從X光等拍攝,確認其略顯奇怪的握拳左手為後期修改所致,然其鑄造工藝、銅質光譜分析等,都證明與現存的永宣造像一致。

杜凱鶴(Karl Debreczeny,美國魯賓美術館研究員)〉〉作為轉世活佛,十世噶瑪巴卻英多杰(Karma pa Chos dbyings rdo rje,1604~1674)以其顛沛流離的一生與充滿獨創性的藝術才華而顯得特出;再者,西藏文化中很少記錄畫家及其作品,十世噶瑪巴則因其宗教傳承的地位,保有豐富的傳記文獻。因此,十世噶瑪巴的傳記與作品,提供了觀察西藏藝術家的作品與生活的特殊視野。杜凱鶴此次發表的〈從大師親筆到作坊生產:十世噶瑪巴名下的繪畫(From Hand of the Master to Workshop Production:Paintings Attributed to the Tenth Karmapa)〉,首先透過題記,確認雲南麗江博物館所藏一組唐卡為十世噶瑪巴的親筆(圖10),從而透過視覺證據與文獻輔證,認為其受漢地藝術啟發而獨創的「漢式唐卡」(rgya bris thang ka),乃受到當時受聘於麗江木土司家創作的寧波畫家馬肖先的影響,結合了毗陵畫派、呂紀(活動於1475~1503)、與寧波佛畫的特徵。作者並討論了噶瑪巴作坊所繪製的幾套作品,證明這些畫家乃受到十世噶瑪巴畫風的影響。

張雅靜(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館員)〉〉張雅靜〈清宮中的白上樂王佛圖像考〉,先從北京故宮與其他圖像集中,發現有坐姿(父母尊均雙手各持寶瓶,圖11)與展立姿(佛父持鈴杵)兩種白上樂,其中後者源自印度成就者路易巴(Luipa)與班智達釋迦室利(Sakyasri,1127~1225);前者出現在《諸佛菩薩聖像贊》與《三百佛像集》中。這兩個圖像集均與三世章嘉國師若白多杰(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1717~1786)關係密切,從而由章嘉文集中尋找相關儀軌,並在八世濟嚨呼圖克圖益西洛桑丹貝貢布(Ye shes blo bzang bstan pa'i mgon po,1760~1810)文集中,找到其傳承與宗喀巴(Tshong kha pa, 1357~1419)大師有關。張雅靜從此個案研究提出:或許一些藏傳圖像與教法是由西藏大師所創,而非原先認定的必然源自印度。

科技鑑定與壁畫修復
雷勇(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隨著技術的成熟,藉助科技對考古遺存進行年代分析愈來愈受到重視。雷勇〈西藏夏魯寺護法神殿前室壁畫的科學分析與時代甄別〉透過顏料分析,認為過去藝術史家透過風格分出的前、後二期的護法神殿壁畫,可能可以更細分為四個年代層。
Melodie Bonnat(法國壁畫修復專家)〉〉由於藏傳佛教仍是個活著的傳統,因此,如何兼顧信徒需求與文物保護,一直是寺院修復中的兩難,各方專家們試圖從中尋找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平衡點。Bonnat發表的〈噶措寺:震後壁畫的保護修復〉,是2010年玉樹大地震後嚴重受損的噶措寺之修復個案研究。Bonnat帶領的修復團隊,是由志願者與受過訓練的本地藏人組成,文中詳述了其施作的工法,以及與當地信徒溝通的過程。
研討會尚有許多精彩的論文發表,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Amy Heller〈13~15世紀尼泊爾西部卡薩馬拉王朝的藝術遺產(The Artistic Legacy of the Khasa Malla Kingdom of Western Nepal,13th to 15th Centuries)〉、德國波恩大學亞洲與伊斯蘭藝術史研究所康百娜(Bernadette Broeskamp)〈一種新的邂逅:緬甸元素對蒙元美學的影響(A New Encounter:The Impact of the Burma Enterprise on Mongol-Yuan Aesthetics)〉、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院沙怡然(Isabelle Charleux)〈謙遜的供養人與菩薩式的君主——內亞藏傳佛教繪畫中的俗家信眾(Humble Donors and Bodhisattva Kings:On Some Portraits of Laymen in Tibetan Buddhist Painting of Inner Asia)〉等。
圖片提供|鍾子寅(首都師範大學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
作者|鍾子寅(首都師範大學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