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知道，不少人期待戲曲能展現時代精神，演繹台灣的人與事，但我寫的劇本，至今仍以所謂的古人古事為大宗。在練筆的階段，我壓根是懵懵懂懂沒想太多，後來寫得多、也想得多了，對拿古典的「形式」去衝撞當代的「內容」，則懷著戒慎恐懼的心。
畢竟戲曲的美感經驗，與「那個」虛實參半的古代，有著相依共生的關係，改變了裝扮重點，置入了近現代的議題，必得先破壞掉若干幻覺。在這個科技媒材多到令人眼花撩亂的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個「老套」的說故事形式，對不美的世界做出最有意義的貢獻，便在於它對於「美」，帶著先入為主的挑剔——至悲至醜的人與事，必須轉化出美感，足以洗滌、撫慰人心，才能在戲曲舞台上站得住腳。我說故事的戲法，雖以古代為「包裝」，承載的卻是當下的思維和情感，加上一次次地，親證很多觀眾和演員抓得到我埋在戲裡的脈搏，觀演既能相知相得，我便更任性地安於「現狀」了。
然而，斯土斯民，是最自然也最深刻的情之所繫。對我來說，不碰台灣當代的題材則已，一旦要碰，就會挖出底氣，放膽去寫，即使評說當代，很難斷事如神，我不會也不願混水摸魚，迴避身為創作者的權利和責任。《快雪時晴》演出後，迴響頗為熱烈，尤其是討論層面之廣泛，應超過任何一齣台灣新編京劇，其背後最大的動能，來自於此劇的取材和詮釋，「牽動了台灣長久以來最困難的『超連結』」（語出《天下雜誌》特刊）。
《快雪時晴》以京劇與交響樂團的跨界合作為製作前提，讓此劇有了出現「現代人」的空間。幾經取樣嘗試，我選了一男一女入戲：男的是國軍撤退時抓兵抓來的青年，女的則是隨丈夫孩子遷徙的軍眷，他們同為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但劇中並無交會，而是個別以口白（加歌劇唱段）的形式，在不同時機點，各自表述身世。我之所以這麼「散漫」地處理現代人的戲，無非是仗恃這段歷史非常貼近台灣，甚至可說是很多京劇觀眾親身經歷、或至少耳濡目染的生命經驗，只要有適當的前後文，稍一點染，就能與觀眾溝通無礙。
寫跨越五段時空的古人張容，在素材連結、再創造上，我膽子壯得很，一點也不怕識者拿歷史來計較分寸，但為了寫現代人姜成章、高曼青，我讀了很多個人傳記和口述歷史，即使人名做了移花接木的工夫，但這兩個人因為國共內戰，而被迫與母親、丈夫生離死別的情節，分分毫毫確有其事——書寫同胞記憶猶新的苦難，我不忍虛構，也不敢誇飾，只想收拾出情感，託付演員沉靜地述說。
相對於此，我讓張容在故宮遇到的青年男女，是另一條較輕快而活絡的戲劇線條。那一時，張容剛聽完十全老人乾隆大放厥詞，才轉身，就聽到這些在他看來算奇裝異服的人，在《快雪時晴帖》前窸窸窣窣，說些聽來很無厘頭的話。這些生在電腦時代的年輕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毛筆字出現在眼前，突然百感交集，他們並不歌頌書法藝術，也不對王羲之肅然起敬，他們（和台下年輕觀眾）感興趣的是，這封短信像極了網路上的現代人「用火星文打暗號」，因此有人說：「說不定，王羲之跟他的朋友在說什麼別人看不出來的祕密呢。」歪打正著的猜想，讓心事已有著落的張容，會心一笑，待再聽見姜成章和妻子的由衷一嘆：「王羲之若沒活過他那喪亂的一輩子，能有這麼自在的筆劃嗎？」「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張容終於打開心結，飄然而往。
每一個當代都是茫然的。新編京劇《快雪時晴》的衝撞之舉，若有一點可觀可感，那是因為戲曲給了我「愛」與「美」的角度，拉出距離來面對歷史，可以看得更多，想得更深，在無情裡發現真正的有情。 （編按：本刊特邀施如芳從歷史長河談新編傳統戲的創作始末。全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