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至1999年7月，我在倫敦隨韋陀老師學習，轉眼已過了十多年。這段與老師親密相處的日子對我影響很大，也有許多值得回味的點滴，篇幅所限，只能舉幾例跟大家分享。
在那個年代，亞非學院博士生每學期只需旁聽兩門課，但我每天都還是會到學校，除上課和查資料外，最重要的是到汶萊美術館（Brunei Gallery）三樓韋陀老師辦公室走一趟，如幸運遇到老師有空，就跟他討論論文。倫敦生活費昂貴，我與許多同學一樣想盡早完成學業，因此差不多每隔幾週就會向老師呈交一篇短文求教。突然於一日下午，老師將我呈交的一個章節退回，上面用紅色筆英文大楷寫著幾個大字：「MISS WONG, THIS IS WRONG！（黃小姐，這是錯的！）」，內文滿是老師批改的痕跡，那是四年間最令人驚嚇的一幕！我立即詢問因由，老師不作解釋，只叫我拿回家看看；我帶著疑惑與不安的情緒回家，讀了不知多少遍，最終明白老師要指導寫英文與中文文章不同的技巧與要求。老師無時無刻都很樂意跟我們討論，但從不直接解答疑問。老師了解問題後，通常會提出更多更難解答的問題，最後才指示查找資料的方向。我有時會感到沮喪，因為小問題沒有即時被解決，卻又衍生出更多難題。然而細想就會明白，從多方面去思考，印象更加深刻，而尋根究柢，這正也是研究者應有的態度及訓練個人研究能力必經的途徑。另一個下午，老師對我說：「Marianne, PhD cannot be rushed（博士課程不能倉促行事）」。老師向我說明，因為我寫得太急，不夠深思熟慮，所以效果不夠好。我自小就是個性急的人，於是老師提醒我快不一定好。而現在無論生活、工作，我都盡量放慢些，發現這的確可以提高質素、減低壓力。感謝韋陀老師。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十多年間，無論在學習或工作上，我都曾經遇到很大困難，老師和師母不斷地給予幫助、支持和鼓勵。在我心目中，韋陀老師既是學養淵深的學者，又是可親可敬的老師，他不但教導我怎樣去學習和研究，同時也親身示範怎樣當一個好老師。
圖片提供｜黃佩賢（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高級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