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從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榮退、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顧問的韋陀教授（Roderick Whitfield），可謂當今西方舉足輕重的中國藝術史學者。他著作等身，涉獵廣泛而又影響深遠。最為人所知的研究包括在大英博物館任職期間，整理當年斯坦因（Aurel Stein）從敦煌和中亞帶回的絹畫和器物，彙編發表三大巨冊《中亞藝術（Art of Central Asia）》及之後敦煌和絲路的諸多研究著述，精彩地展現早期佛教器物和絲路文化交流史，也讓這些塵封箱中已久的卷軸，重現在世人面前。其後又持續研究佛教藝術，拼貼出古代文化交流版圖。除了佛教圖像等研究，他最重要的學術貢獻還包括青銅、雕塑與書畫鑑賞，並為第一位以〈清明上河圖〉為題發表博士論文的西方學者。這些不凡的成就，當然歸功於他長期孜孜不倦的研究態度，以及早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薰習的治學方法。
求學的黃金歲月
1960年代是中國藝術在美國的黃金時代，在第一批專業的中國藝術史家帶領下，許多重要的公私立博物館如堪薩斯城博物館、克利夫蘭博物館、佛利爾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紛紛展開中國古物的投資與收藏。正是在同一個年代，韋陀、周汝式、宗像清彥、Pat Sonneborn到了美國著名的一流學府普林斯頓大學，成了中國藝術史權威方聞的第一批入室弟子，自此西方世界建立了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優秀團隊。方聞治學嚴謹，要求弟子們都要有鑑賞中國書畫的真正能力，尤其在鑑定真偽畫方面須下足功夫，才能領略他所提出「時代風格」（period style）理論之精髓。
韋陀回憶起方聞課堂上的情景，他說，方聞每次上完課後，就會把照片和幻燈片在牆上排成一排，師生們就圖片逐次討論。此外，方聞還會邀請藝術家到校揮毫示範，最讓韋陀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看到一襲灰袍、長髯飄飄的張大千受邀到課堂上提筆作畫，那自信十足的大師風範，至今仍叫人難忘。課餘之時，方聞就帶著學生到各大博物館看畫。經過如此扎實、緊湊的「讀書看畫修行」，韋陀從元代繪畫一路回溯到宋代繪畫，最後以〈清明上河圖〉做為博士論文題目。
其實早在劍橋求學時，韋陀就對書畫產生興趣，偶然中買到剛出版的〈清明上河圖〉複製品，雖然對此畫所知不多，卻覺得此中意趣甚深，就此結緣。來到普大後隨著對書畫的見聞漸增，在幾番與方聞討論之後，決定研究此長卷名作。他的研究方法融合東西兩方：一方面延續中國「縱向治學觀」，探討畫家的師承傳統，並以後世子弟的作品做為輔助的鑑賞工具，強調訂年與畫學源流；一方面則以西方的「橫向思考法」來討論畫作的時代風格，利用其他同時期的作品相互比較，並以此深入了解當時的文化特色，創作條件與敘事畫的意義。當時韋陀在無法見到原畫的條件下，走訪美、日各大宋畫收藏處所，波士頓美術館和東大寺的藏畫成了韋陀研究的重要參考。
研究巨擘，涉獵多領域
韋陀於1965年成了方聞座下第一位博士畢業生。畢業後他為重新裝修過的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以及紐約的私人藏品做研究工作，從青銅器、紡織品到清初四王，韋陀做出一次次引人入勝的展覽。此外，韋陀也是方聞最得力的助手。如果有人在1966年夏天到方聞的家中拜訪，幾乎一定可以遇著韋陀：只見方聞在書房裡來回踱步，或自言自語、或高談闊論，講著他對中國古畫的想法，而韋陀則坐在打字機前，一字一字耐心地記錄整理老師的思緒，兩人更不時停下討論想法翻閱資料。而這些文字，再經整理後就成了於1984年出版的《心印（Images of the Mind）》，帶給當代中國繪畫史研究極大極深的影響，已成為研究風格史學者必讀之作。
帶著美國時期的豐富成果，韋陀意識到英國的東方繪畫研究與收藏正風生水起，等著研究人員投入。於是在取得博士三年後，韋陀回到了英國，以其強烈的學習精神與嚴謹的治學態度，受到當時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巴瑟．葛瑞（Basil Gray）的注意，因而受聘為該機構的副主任，也開展他對斯坦因從敦煌和中亞帶回的絹畫和器物的研究工作，遂成敦煌學一代大家。如果今天到大英博物館查看庫房，一盒盒藏畫記錄卡片和讀畫附註上工整的鋼筆字跡，大多出於韋陀之手。然而，回首這些學術成就，追本溯源，除了方聞的指導之外，竟又是童年一段可貴的緣分。
成長於藝術與學術氛圍
童年時期的韋陀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沒能到學校上學。1937年出生的他，自小和弟弟便在家裡度過與自然親近的自學歲月：每天早晨由母親授課，下午則到農場散步撿柴，傍晚再回到屋裡學習。當時，韋陀的父親放棄中學教職，到牛津大學研修拉丁文博士學位，之後受聘為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歷史系擔任教授，舉家移居到英國中部，買下有著大片後院綠地的房子，由此韋陀一生鍾愛園藝自然；而皇家藝術學院畢業的母親則待在家中，一邊為出版商設計金屬蝕印花章和裝訂圖書，一邊擔起教育孩子的重責大任。雖是自學教育，課程卻很豐富，包括了拉丁文、法文和練習寫字作文。韋陀和弟弟每天從報紙剪下圖片貼在小作業簿上，描畫格線之後則練習看圖說話，以學習法文和拉丁文作文。有時找不到好的圖片，韋陀的母親便在紙上繪下一頁頁彩圖，從風景畫到寫意圖，從感情充沛的書信到生活瑣事的摘錄。一本本至今保存完好的作業簿，記錄了韋陀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記錄韋陀與中國藝術的第一次情緣：韋陀當年還是個小男孩，在窗台前興奮地畫下前一天展覽會上首度看到的中國駱駝俑，時值1943年，韋陀六歲。這不禁令人感嘆上蒼巧妙的安排。
在濃厚的藝術和學術氛圍中成長，韋陀對事物有著超乎常人的記憶力、敏銳的感受力和想像力，而這獨特的多重語言教育，也開啟他對不同語言和文化的興趣。對他而言，中國與歐洲文字系統不同，實在陌生新奇；而中國書法的結構美學，更讓他感到一心嚮往。恰好1954年時他收到一本禮物書：《中國與大不列顛（China and Britain）》，更引起對中國的好奇。於是自己找了一本《語言自邇集》，開始照著書上的指示咿咿嗚嗚地練起中文：石頭的石（SHI）要怎樣發音成「SHIRT」（襯衫）但省略字母「RT」，這實在是個大難題！恰好在服兵役時，他接受語言訓練擔任儲備翻譯官，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俄文與中文的語言訓練中，他很高興地選擇了中文，由此打下良好的基礎。兩年役畢之後，韋陀進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攻讀中國語文學系。三年的大學課程裡，白天他固定到鄭德坤家學中文、練書法、研究青銅與陶瓷，及品嚐師母的四川小菜；其他時間就修習《漢書》、《唐書》等古典語文課程。對他而言，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比其他學科更吸引人。韋陀原意要留在劍橋，以漢朝器物為題，研讀博士課程。沒想到畢業前一封寄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詢問博士課程的信，得到方聞的關注，改變了韋陀就學的選擇和一生的路。
熟知韋陀的人都知道他有過人的語言能力，除了童年打下扎實的拉丁文底子，還能用流利的法文、義大利文、德文和中文演說，經常在看畫時，隨時就能將卷軸裡古文的題畫詩和跋語翻譯成英文。他所翻譯的〈洛神賦〉英文版優美無比，曹植的駢文排比句對現代人來說都不容易理解了，更何況將這些繁複意象的駢儷文句翻譯成英文！雖然只學過兩年的日文，但2010年和他一同到敦煌和金塔寺做考察時遇到日本遊客，他還是能親切的打招呼，並一時興起用日文現場當起導覽，介紹佛窟繪畫，讓在旁的朴英淑師母和我嘖嘖稱奇。
韋陀的妻子朴英淑教授之前也在倫敦大學和耶魯大學講授韓國繪畫史與佛教藝術，為人直爽熱情、善良溫柔。每次造訪，兩人總是一同在書房對坐讀書，常一邊聽著古典音樂、一邊工作，孜孜不倦到深夜。悠閒些時則放法國香頌輕鬆一下，安靜地啜茶品茗。退休後的韋陀似乎更忙了，最近為了韓國真景山水和禪詩，和師母聯手翻譯修訂一系列文稿，除了趕稿寫書，各方演講邀約應接不暇，一下子到美國支持學生舉辦的新展覽，接下來到香港開會、到台灣講學，過一星期又要到法國，諸如此般。他的體力好、記憶力更好。而他對事物的好奇和細微的觀察，對人對學問的熱情，造就一位不凡的藝術史家，在歐洲披荊斬棘地推動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讓美的語言超越國界和藩籬。
一世的師生之緣
做為一位教授，韋陀實現了中國古代經師與人師的理想境界。不論多忙多累，他總是細心地修改學生們的文章。作為他的博士導生，最記得當年每次收到老師發還回來的論文初稿修訂，總是為稿子上他密密麻麻的修改和評議感動不已。有時他為了讓我們更理解一些較深的英文用字或想法，還會加上圖解。讀到好笑的錯誤或有趣的想法，他有時也會突發奇想地在旁邊畫個漫畫來消遣我們或表現共鳴，最記得有一次我誤打樹林（groves）為手套（gloves），他還在文章旁畫上樹叢和一只手套、並標上正確英文，像是給幼稚園寶寶的圖解一樣，也讓我收到改正文稿後一邊羞愧、一邊又哈哈大笑。這些數不盡的文字交流，都是珍貴的教導，直到自己擔任教職，才明白當年老師在我們身上所花的時間、耐性與心血。這兩年與老師一同編著《失落的世代：羅振玉、清遺老與中國近代文化的形塑》一書，我都笑稱他有銳利鷹眼，總能發現大家都看不到的錯誤，還有他一顆追求完美的心，總是要我們好還要更好，不求近利急發表，凡事只求盡力，以少犯錯作為修文處世最高原則。
除了課堂中精闢地講課，課餘之時訪客來到辦公室，他總是微笑以待，不厭其煩地為人設想、解決問題。經濟窘迫的學生都曾經受到他和師母直接或間接的幫忙，在需要出外做田野調查時他總是熱心地替學生寫介紹信，直到畢業後找工作，他也是心急地替我們打聽盤算著。畢業後大家各自落腳在大學或博物館，他還是我們這些學生們的最佳救火員：為了張弘星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的古代書畫特展查資料，為義大利威尼斯的展覽陪同Sabrina Rastelli在中國奔波選件、與文物局官員斡旋借展，或到柳楊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博物館秦始皇帝新展站台助陣。畢業多年到現在，他是我每一篇文章的第一位讀者，總覺得如果能通過他嚴謹評論改正把關，我才有自信把文章公諸見世。對學生的有事相求他不計麻煩，對學生的成就他深心感慰。我有幸回母校倫大執教，但三年前卻遭遇種種性別與種族歧視而遭解聘，面臨人生最低潮時，他和師母義無反顧陪我找律師找工會，寫了無數封信給相關人士就為了求一份公平正義；每天還來探望我，或是帶到家裡賞花種菜吃飯，跟著他在後院種花澆水、或到樓上書房喝茶讀書，即使做的是很平凡的事，卻深深溫暖天涯遊子的心。直到在愛丁堡大學另覓得一份教職，他和師母還是常常來電或寫信關心，連我帶著愛大學生去大英博物館庫藏看畫，他都不惜花時間為徒孫們傾囊相授。春、暑假期也會相約到歐洲館藏或是中國看畫，而看畫的過程中，他是喜悅的。愛畫如他，在手觸卷軸的當下，嘴角揚起滿足的微笑，在旁連學生們都能感受到這樣的欣喜之情是發自於對學問的汲求，對真與美的誠心至賞。
總是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緣分不是偶然，有幸做他的學生，在歐洲像是有了另一對學者父母一樣。16年前深秋來到徐志摩筆下的浪漫英倫，徘徊於繁忙的倫敦街頭與書香古塵並落的大英圖書館，欲尋覓曾深深扎根於這古城那些先哲的偉岸身影，沒想到在踏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第一天，怯生生地向一位優雅的先生問路到藝術與考古系的方向，隨著他一路上電梯走到辦公室門口，才發現他就是我日後要跟隨寫論文的老師。而這一跟，就是一世的師生深緣。
韋陀於英國倫敦的書齋。
2011年5月在挪威West Norway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看器物庫房。
2005年12月29日上海博物館書畫研討會合影，左起為柳揚、楊佳玲、韋陀、張弘星。
2009年7月11日，學生赴住所為韋陀慶生，並與朴英淑比賽掌鏡，此為楊佳玲所攝。左起為柳揚、朴英淑、韋陀、張弘星。
除了古畫，韋陀興趣廣泛，不僅喜歡從西方視覺文化汲取養分，也很喜歡當代藝術，總是不願錯過任何西方或東方古代當代的展覽。圖為參觀倫敦Sattichi Gallery時留影。
圖片提供｜楊佳玲（英國愛丁堡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