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藝術學灘頭堡
「灘頭堡」戰術一詞，對於海陸蛙人部隊出身的林保堯，是在部隊服役期間再熟悉不過的；只是沒想到十幾年後從日本留學歸國，開啟教學與研究生涯的首要任務，竟然是要在學校職場以及學術戰場上，進行一場戰況激烈的搶灘大作戰。早期跟隨林保堯的弟子，個個彷彿是參與過「戰役」的老戰士，至今仍然保有刻骨銘心的回憶。2013年1月躬逢林保堯榮退，當先、後期來自其門下的弟子，或是他從旁協助、輔導過的學友們，齊聚一堂為恩師歡送之際，也憶及20多年一路走來，林保堯所選擇的路線，在在是一般歸國學者最不願嘗試的艱辛路徑。
在林保堯返國之前，「藝術學」是國人相當陌生的領域；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更與從事相關學術研究的學者之間，有著身分錯位、交織不清或互相排斥的複雜關係。直到他與同期先後留洋的學者陸續返國之後，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互為因果關係的藝術學，出現了可以做為獨立領域學門的曙光。於是乎在約30年前的大專高等美術校院中，各出現幾位指標型的學者，在其校內建立起藝術學術領域的「灘頭堡」。
也許是在時機與使命的結合之下，1983年林保堯完成了日本國立筑波大學博士課程、並陸續展開博士論文的撰寫過程，即獲得前國立藝術學院校長劉思量（時任美術系系主任）的到訪，並親自邀請返台到校任教。就時機而言，在日本教育制度改革之前，早年赴日留學、取得日本博士學位可說相當困難，對於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的林保堯而言，能夠獲得校方主動邀聘，誠屬難得。
殊不知林保堯在赴日留學之前，不但是民俗學者林衡道的關門弟子，同時是淡江大學日文系的講師，再加上留學期間不斷以筆名「林久稚」或本名發表專文，因此在藝術學領域尚待啟蒙之際已享有盛名，也因此藝術學院方面才會不辭風塵僕僕遠赴日本邀請。然而，這同時也是艱鉅任務的開始，20多年的辛勞，為的就是要落實當年返台所立下的使命。
術科、理論＆史學三合一
為何林保堯返台任教，彷彿是一場搶灘大作戰？原來藝術學院創校時所規劃的美術系，在專業分組上除了「水墨」、「雕塑」、「油畫」和「雕塑」四組之外，還設有全台唯一的「理論組」，也因為是唯一、所以毫無前例可循。「理論組」究竟是屬於什麼性質？要教什麼重點？還有需要哪些專業背景？甚至授課師資在哪裡？不僅創校前幾屆學生不明瞭，就連元老級的創系師資也說不清楚；甚至因個人的偏見和認知，和後來真正所觸及的學術判斷都大相逕庭。
就在這樣渾沌不明的氣氛下，林保堯返台任教、為美術系理論組建立教學體制，將研究論述奠定在學術訓練的基礎上；即培養具有術科基礎、但同時又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大學生，使其能夠及早接觸藝術學、藝術史、美學、哲學和研究方法論。回顧當時這樣的籌劃目標，在1980年代後期逐步開展，歷經將近30年，到今天仍然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理想。
林保堯曾經勉勵美術系學生：藝術學的研究基礎，術科與學術兩者能力不可偏廢，雖然學科能力不一定優於名校的文史科系，但因為擁有別校所無的術科訓練，以及與生俱來的藝術創作天分，絕對有超越別人的機會。這樣的理想，如果落實得宜、持續不輟的話，說不定是這個科系的特色之一。舉例來說，過去課堂上凡是討論到美術作品時，甚或在學術研討會上聆聽研究發表時，往往會迷失在這件作品如何被詮釋。林保堯點出了相當關鍵的問題：由藝術作品背後的「作者」、「形式」、「內容」和「形而上」等，所構成的藝術史或藝術學之中，「形式」和「內容」是需要具有相似創作經驗，或是具備基本創作實力的人，才能夠對作品做更深入的研究論述。尤其是當問題的焦點鎖定於作品的風格分析時，有無術科基本功的老師便在當下見真章。所以從術科性質的美術系中，培育未來的藝術學術研究學者，是林保堯企盼建立的新體制。
然而，實際狀況卻事與願違，縱然林保堯和幾位教師同仁，固守這座得之不易的理論組灘頭堡，卻彷彿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戰役，並且將戰火從大學部延燒到研究所，也就是美術史研究所的成立。在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均、系上支持嚴重不足之下，理論組和美術史研究所，始終未能獲得較正常的發展；直到最近終於政策底定，理論組和美術史研究所將從美術系中消失，隨著該所學生的畢業而正式走入歷史。對於返台之後所辛苦建立的藝術學術人才培育體制，竟然就在林保堯榮退之前被終結，更成為不堪回首的記憶。
從書卷，走入田野
林保堯個人不僅治學嚴謹、著作等身，對於學生的指導更是認真而嚴格，因此所培育出來的弟子，不論是在學術界或產業界，都能秉持師訓而貢獻所學。尤其，林保堯相當注重田野調查的實務訓練，所謂的「田野」就是走進被研究的時空場域、深入其境來觀察記錄命題中所設定的、或意外發現的問題，以利找到更實際而有見地的研究論述。
就林保堯所指導的考古美術主題而言，「讀萬卷書」自然是不在話下，相關古代文獻的解讀、近代研究文獻的整理，都是入門新弟子的基礎工作；但是有了這些基本功之後，就必須規劃如何走出去的願景，也就是如何訂定具有時空場域的研究價值，而這個價值的探索即是來自於田野調查的實踐。因此，只要論文題目是與中國美術史的考古美術相關，寒暑假赴中國大陸參觀考古遺址，或是文物典藏的博物館，絕對是林保堯門下無可避免的要求。
田野調查並非什麼高深的「方法論」，而是要親自身體力行、務實求證的「研究方法」，經過實際的田調之後，取得第一手資料和重新發掘問題，往往會有許多的驚奇是在課堂上或教授研究室中所無法預料的。所以在20多年前同輩之間交流的碩士論文，除非是建構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否則仍然是專注在古代文獻的句句刻鑿、撿拾近代研究學者的牙慧，在沒有更實際的體驗或引人入勝的話題之下，論文中充斥著陳腔濫調絕對勢所難免。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中，林保堯以及幾位具有同樣見地的學者，已經開始將出國留學期間所學到的田野專業，做為指導研究生的基本訓練。因此，凡是從其門下所出的弟子，都要經過嚴謹的田野調查歷練。
林保堯是從美術系起家，並且在該系理論組和美術史研所建立人才培育的灘頭堡，但是真正讓田野調查的精神能夠落實在教學理念中，反而是在1990年代初擔任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規劃成立的傳統藝術研究所。林保堯在該校建立了專以台灣傳統文化資產為主題的田野專業訓練所；日後又在該所的基礎上，陸續衍生出藝術行政管理研究所、古蹟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所，以及博物館學研究所等。當藝術學院改制為藝術大學之後，這些研究所也就成為文化資源學院的基礎構成。林保堯對今日文化資源學院的建立功不可沒。
在擔任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傳統藝術研究所所長期間，必須同時兼顧美術系所與傳研所指導生的田野訓練，無形中更加重了教學的責任與負擔，更遑論還陸續兼任校內的一級主管。雖然如此，林保堯仍樂此不疲，尤其是指導學生的人數不斷地增加，美研所與傳研所的主題範圍愈來愈廣泛，於是從1998年起，開始訂定每年寒暑假帶領學生調查的計畫，也就是一趟以中國大陸為主，另外一趟則是以台灣地區為主；從2005年起更將行腳擴及到印度、東南亞等地區，一直到今年初榮退前不曾間斷，最高紀錄是平均一年帶領學生出國跑田野兩趟，還不包括台灣與離島地區的零星行程。
在完成這麼多趟的田野行腳，不僅需要過人的體力和耐力，同時更需要具備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當然最重要的，莫過於財力支持。長久以來林保堯的海內外田野調查，除了極為零星少數的政府委託專案之外，大部分都是以自費方式支付；遇到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林師母還會私下補貼。像這種吃力不討好、沒有利益可言的「傻事」，除了像林保堯這樣大度胸襟者願意力行之外，師母的體諒與支持也是相當重要。
「做中學」／「學中做」的哲學
林保堯到校任教之初，正值藝術學院的草創期，許多校務的中長程發展，有待更具前瞻的規劃與施行。於是在教學研究之餘，他也一肩挑起忙碌的行政工作，歷任過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傳統藝術研究所所長、教務長、總務長，以及主任秘書等職，並且在他努力與奔走之下，更新增創設了美術史研究所、傳統藝術研究所、藝術行政管理研究所、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所等，特別是幫助該校完成改制大學的艱鉅任務。是故林保堯不僅作育英才、桃李天下，也因在行政工作的付出與貢獻，深深地改變了學校的發展。
除了學術專業和校務行政之外，比較不為人知的是林保堯對社會服務的熱忱，尤其是在1990年代前後，大學瀰漫著自命清高、與世隔絕的氛圍，林保堯則積極參與民間組織，提供所學來幫助民間企業、公益組織，即今日所謂「產學合作」。猶記尚無大學評鑑制度的時代，做不做產學、接不接計畫，全憑教師的自由意志與心願，甚至會有因與產業界走得太近，有損學者尊嚴與顏面的疑慮；但時過境遷，產學合作至今已經成為教師評鑑的重要指標之一。
由於林保堯多年來的深度參與，造就廣大的社會人脈關係，不僅在計畫執行中培養許多人才，更因產學計畫的磨練，讓畢業生和職場之間無縫接軌。在他指導下的學生，大多有著雙重生涯規劃目標，一個是人生的「志業」，是一輩子做為人生理想的奮鬥目標，因此書要好好地讀、學問要好好地做，若想創作就好好地努力堅持下去；另一個則是謀生的「職業」，也就是建立謀生的技巧和本領。這可以說是相當務實的指導態度，因為如果謀生的職業沒著落，那麼人生的志業根本是空談。至於要如何獲得謀職的職業能力，那就是透過參與其承辦的計畫工作，「做中學」、「學中做」即是他勉勵學生的常用語。
隨著歲月的流逝，轉眼之間老師也來到了屆退之年，回顧這20多年來，有幸從其師門所學的弟子們，他的指導將是一生受用無窮的精神食糧；此外也希望能夠透過拙文，讓更多人從中領略到林保堯的身影與風範。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就在即將曲終人散之際，我們還是相當懷念那親切和藹的關懷，以及帶有赤子之心的爽朗音聲。
圖片提供｜吳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