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宣統出宮，我便入宮
「自從宣統出宮，我便入宮，當的不是皇帝，竟是一個維護民族文物、國家重器的老宮人……」 ──莊嚴〈宣統出宮，我入宮〉
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即11月5日，宣統帝愛新覺羅．溥儀被趕出了明清皇宮紫禁城。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當時正吃著水果與皇后聊天的溥儀驚慌失措，「一下子跳了起來，剛咬了一口的蘋果滾到地上去了。」（參見溥儀回憶錄《我的前半生》）。同年年底，甫自北大哲學系畢業的莊嚴，則在教授沈兼士的推薦下，進入剛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參與清宮文物清點工作；正是在這裡，「末代皇帝」與「國寶守護者」的命運隔空交會了。
「清室善後委員會」是北京政府為查點清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設立的組織，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在此工作期間，有三件事最令莊嚴印象深刻。其一乃是他的親身經歷：「有一天，我在清點文物的時候，竟然看見養心殿的書桌上，還放著半個吃剩的蘋果；那是遜清宣統皇帝溥儀，在他居住的地方，突然聽到國民政府命他即刻出宮的消息以後，驚惶之餘，便把手裡那半個還帶著齒痕的果子，匆匆丟在桌上。」
其二則出自旁人轉述，即溥儀出宮那日，火眼金睛的駐衛警，在其行李鋪蓋中發現赫赫有名的國寶──乾隆「三希堂」的三件稀世珍藏之一「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想當然耳，這件作品馬上遭到扣留，但可惜另「二希」──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在此之前已流落宮外。
第三件事更是有趣。話說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為防止文物再次外流，在查點清宮物件時，特別採取不分貴賤大小、逐一唱報物品名稱的做法，最後再由記錄人員登入清冊，遇重要物件甚至須攝影存證。登錄時，則以宮殿為單位，依千字文順序替逐一發現的文物安上編號，也因為這樣，乾清宮門邊開關門扇用的「二層木踏凳」，竟以其最先被唱到名而榮登「天字第一號」，大出眾人意料之外。
待到1925年雙十那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圖2），上述莊嚴曾親睹或耳聞的三項物證：溥儀吃剩的半顆蘋果、〈快雪時晴帖〉、以及雙層木踏凳，也就此成為紫禁城由皇宮轉為博物館的最佳見證。
1933～1936
國寶南遷首部曲：
北京→上海→南京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三省相繼淪陷。在戰火威脅下，剛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決定將院內文物裝箱南運。
◎包裝「石鼓」 吾平生最得意之事
裝箱說來容易，實際上卻是一項大工程，特別是有些文物年代久遠或相當脆弱，稍一碰撞可能就會損壞。為解決這項難題，莊嚴和同僚除了親赴北京琉璃廠各大古玩商店學習古物裝箱技術，還特地將乾隆時期以來由景德鎮運至宮中、仍原封未動的瓷器箱從庫房調出並打開，藉以研究古人是如何包裝，再依樣畫葫蘆。最後，他們不僅從中歸納出「穩、准、隔、緊」四字箴言，日久熟練之後，每個人甚至都變成了專家（圖3）。
在莊嚴經手的文物中，又以秦代刻石「石鼓」（共十石，每顆重達噸餘）的裝箱，被他視為平生最得意之事。莊嚴當時乃向大收藏家霍保祿求得包裝石鼓的祕訣：首先以鑷子夾取又薄又軟的濕棉紙，將石鼓皮上出現風化之處逐一且小心地填實，之後再用厚棉紙、棉被層層包裹捆紮石鼓，並以鋼條加固；這項艱巨的裝箱任務總共花了近一個月才完成。但顯然辛苦是值得的。這十座石鼓在南遷途中雖歷經多次搬移，途中還曾遇到卡車翻覆意外，但日後1965年開箱檢視時，原石竟絲毫無損（圖4，現藏北京故宮），堪稱自助加上天助所成就的奇蹟。
最終，完成裝箱、準備南運的文物，總計達1萬9,557箱，裡頭除了1萬3,491箱屬於故宮博物院，還有6,066箱來自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及國子監。這些箱子都先集中在太和門廣場。1933年2月5日，大批拖板車駛入，人員接力搬箱（圖5），故宮國寶就此展開顛沛流離之旅。
◎「滬上寓公」：馬衡老師的幽默
首先，這1萬多箱的國寶文物，前後分為五批，從北平經平漢、隴海轉津浦鐵路到浦口，再搭江輪到上海，暫存在法租界區的仁濟醫院，直到南京朝天宮旁的永久保存庫房完工（1936年8月）為止。
1934年6月、即文物南遷半年後，易培基卸任故宮院長，由曾為莊嚴在北大學習考古學的教授馬衡接任。為確認故宮運滬文物的安全及完整性，馬衡除了下令清點並為之造冊（圖6），更針對其中故宮三館一處的文物，新創一套包含四個簡字的編號，即古物館的「滬」字、圖書館的「上」字、文獻館的「寓」字、以及秘書處的「公」字；一旦集合四字，所有文物就都成了「滬上寓公」，此乃馬衡式的文人幽默。而這份「存滬文物點收清冊」，至今仍是兩岸故宮清點文物不可或缺的憑據。
◎老莊老運好 英倫首航
故宮國寶停留上海期間，還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書，那就是故宮國寶首度赴國外參展。1935年，同為抗日同盟國的英國，正逢女王瑪麗皇后的銀婚紀念，想在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力邀故宮共襄盛舉。當時故宮便從南遷文物中選出736件精品，裝入80個特製的黑色大鐵箱，委派時任古物館科長的莊嚴以中文秘書的名義押運文物，搭乘英國福克號巡洋艦前往倫敦參與盛會（圖7、8、9）。莊嚴在日記中仔細記下了福克號上歷時48天、3萬里航程中的所見所聞，包括「艦長曼那斯，人極忠厚，雅好東方美術，入其室中，琳瑯滿目者，均中華產物也」，讀來十分有趣。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為期24週，吸引超過42萬人參觀，堪稱英國國際藝術展覽史上一大盛事，也成為故宮日後1939及1962年赴蘇聯莫斯科及美國五大城市展出之成功先例。當莊嚴安全護送國寶自倫敦返回上海後，收藏家郭葆昌特別贈他一方石章，上刻「老莊老運好」（與「老裝老運好」諧音），此五字恰為莊嚴和裝運文物一生相伴、長途跋涉卻又平安無事的最佳寫照。
1937～1947
故宮「西遊記」：
南京→安順/樂山/峨嵋→重慶→南京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引爆全面中日戰爭，1萬6,699箱文物遂又緊急分北、中、南三路疏送至後方（圖10），餘2,800多箱留存南京。直到1945年8月抗日勝利後，避居後方的文物才再循水路返回南京復員。西遷三路的概況如下：
【西遷南路】以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80箱精品為主，由莊嚴負責押送，從陸路經武漢、長沙、貴陽，於1939年1月運抵貴州安順城南「華嚴洞」；1944年日軍向貴州進犯，再度遷至四川巴縣。
【西遷中路】第二批文物共9,331箱，由歐陽道達負責押送，走水路經漢口、重慶、宜賓，於1939年9月運抵四川樂山。
【西遷北路】第三批文物共7,288箱，由那志良負責押送，從陸路經寶雞、漢中、成都，於1939年7月運抵四川峨嵋。
◎轟炸機／天險／白蟻／小偷／雨水
隨著日軍逼近，突如其來的轟炸及險峻的路途，經常讓西運的國寶文物身陷「千鈞一髮」的險境。其中又以那志良所負責的北路最為艱險，運送條件也最差（圖11）。某日他便如此記道：「車開出不久，就看到山上山下，一片白色，路被雪蓋滿了，找不出車跡，車子搖搖晃晃，盲目地走，不是碰到一塊大石，就是陷入一個深坑，深恐滑入山澗裡……」（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
運送文物的過程，除了要避開日軍炮火和克服天險，莊嚴在日記中更常常提到令人頭痛的「三害」：雨水、白蟻與小偷。如「夜間防盜的任務則靠上層派來的軍隊站崗，防漏和除白蟻，幾乎是工作人員每天巡查庫房要注意的工作」，「開安徽寄存之壽州出土銅器箱……聞此箱樂山時均置於露天雨水滲入，所塞稻草腐敗已失彈性，固邦華來函，屬開箱代塞此批銅器，吾因此得以一一瀏覽，一樂為之。」隨時檢查、確保文物安全，這類例行工作雖然讓莊嚴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有機會親睹平常難得一見的國寶文物，而這或許正是這份工作最大的樂趣！
◎莊靈兒時記憶的「華嚴洞」
莊嚴與夫人申若俠共育有四子，莊靈是年紀最小的一位。他出生的1938年，恰好是莊嚴押送國寶文物西遷、抵達貴陽的那年。莊靈的三位兄長──莊申、莊因、莊喆，也都是在故宮文物南遷的途中誕生，是以跟隨國寶四處漂泊，便成為四個孩子共同的生命經歷（圖12）。
而對莊靈來說，1939～1944年存放80大箱故宮珍品的貴州安順「華嚴洞」，則是他孩提時代最早的一段記憶；時隔60年後，他亦曾數度重回此地（圖13）。當年，莊氏一家住在安順城內東門坡的一幢木造民宅裡。據莊靈回憶，在物質條件十分匱乏的情況下，「吃的是羼雜著穀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穿的衣服全有補釘；書籍都是用發黃的『毛邊紙』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書和做功課，桌上只有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有時，父親會帶著他和哥哥們步行到華嚴洞玩耍，偶爾還會留宿洞口旁的中式閣樓「會詩寮」，莊靈猶記得「華嚴洞裡又黑又深，走路到不了底，有些地方還會滴水。」
「遇到天氣好的時候，父親和故宮同仁經常會開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分批取出，在廣場上攤開『曬晾』」，這時，莊嚴也會乘機向好奇圍觀的四個兒子解說起名畫的內容和作者，藉此讓他們對這些歷代名跡留下深刻的印象。等到小孩年齡再大一些，莊嚴還會帶著他們玩起「名畫接龍」遊戲：「譬如父親先說：『宋代』，大哥就會接說：『董源』，那二哥就要接說：『洞天山堂圖』；這時三哥便得接說另一朝代，由我再接說畫家名字。」莊嚴獨創的藝術史教學方法，不但為小孩打下深厚的藝文根基，也建立起他們與故宮密不可分的情感連結。
◎十年聚散如浮萍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文物復員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原本存放在四川巴縣、峨嵋、樂山的1萬6,000多箱文物，先運抵重慶集中，再分批遷回南京。
1947年7月，莊嚴一家與古物一同登船，從重慶順著長江東下。在22日的日記中，莊嚴記下全家沿途欣賞三峽美景的雀躍心情，同時也提到他因有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用字之洽，由此一路到荊宜，杜詩題詠甚多，逐首誦讀為諸兒講解，船上人以我為書呆子也。」以詩消磨時光、有如書呆子之舉，顯見其心境之閒適，與當年護送文物西行的憂煩愁思實不可同日而語。終於，到了12月8日，所有西遷的故宮文物悉數運抵南京，存放在朝天宮的永久庫房；巧合的是，這天剛好是1937年最後一批西遷文物運離南京的日子，同月同日，唯前後相隔十年。此正是莊嚴在這天日記寫下的：「據梁伯華（金生）云，廿六年最末一批運出，亦適為十二月八日前後，恰巧十年，亦一奇也。」
1948年春天，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南京博物院前身）新建院廈大抵完工，便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抗戰勝利後第一次文物展覽，估計有超過十萬人從四面八方趕來爭睹這批國寶，而蔣介石父子也在馬衡的陪同下，於開展第二天前往參觀（圖14）。只是，當時誰也沒能料到，這些經歷戰火而毫髮無傷的文物，在短暫一聚後，竟隨即面臨到數十載分離的命運……
1948～1965年
國寶遷台：
南京→台中→北溝→士林
1948年底，鑑於國共內戰衝突加劇、政局動蕩不安，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遂決議將文物運往台灣；當時委派押運第一批文物的人，正是莊嚴。在他即將從南京出發之際，人在北平的馬衡曾捎來信函，內容提到若莊嚴決心要隨文物赴台，他將不惜斷絕兩人20多年的師生之情。但最後莊嚴終究銜命啟程。1949年2月，分三批運送的2,972箱故宮文物全數會集台灣，先暫放在楊梅火車站旁的倉庫，接著改遷至台中糖廠倉庫寄存，待台中霧峰北溝的專用庫房及山洞建成（圖15），又移存至該處。直到1965年8月故宮新館落成後，全數文物才由台中北遷，正式落腳台北外雙溪。
◎莊靈鏡頭凝視下的故宮
現存三張由莊靈拍攝的早期照片，正記錄著故宮播遷來台之後的三個片段。
第一張照片（圖16），攝於1957年故宮北溝陳列室正式建成啟用之際。故宮遷台後，曾有一段時間苦於無法讓存於庫房的文物公開陳列、對外展示，幸得1956年獲美國亞洲學會經費補助，才終於在北溝建起一座占地約600平方公尺、分隔為四個展間的陳列室，每次約可展出200餘件文物。自陳列室開放後，台中霧峰北溝遂成為台灣旅遊的重地，前來參觀的民眾絡繹不絕。
除了一般民眾，故宮北溝陳列室也吸引中外許多學者、藝術家或政界名流連袂朝聖，尤其王世杰、葉公超、張大千、黃君璧、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喜龍仁（Osvald Sirén）、高居翰（James Cahill）、方聞、李鑄晉、梅原末治等人，更曾數度來此參訪。這時期的莊嚴，正好擔任故宮古物館館長，經常在陳列室或住處「洞天山堂」接待貴賓，其溫文儒雅的形象和對故宮國寶的博學知識，往往讓訪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張照片（圖17）所捕捉到的，正是莊嚴在1963年3月仿東晉王羲之「蘭亭修禊」典故，邀中外友人於霧峰北溝溪畔舉行來台後的首次「曲水流觴」雅集。照片右一及右二分別是堪薩斯納爾遜美術館館長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與密西根大學教授艾瑞慈（Richard Edwards），當年他們正好為了設立「中國繪畫相片檔案中心」而前來故宮拍攝藏品。該資料庫的建立，不僅幫助世人更瞭解故宮文物，更成為世界各大學教學及研究的最佳教材；故宮文物也因此一躍成為國際藝術史研究的顯學。
最後一張、也是最關鍵的照片（圖18），則留下了1965年台北士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即將落成前的身影。就在這年，原儲放北溝16年的國寶文物全數移來新館，台北故宮蓄勢待發，迎向蛻變。
◎未完成樂章
那麼，1965年的莊嚴一家又如何呢？當然，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與守護了30多年的國寶文物共進退，舉家遷往位於台北故宮旁的新居。隔年（1966），西裝革履的莊嚴，與有榮焉地和自己親手書寫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匾額合影留念（圖18）；此時的他，臉上掛著輕鬆自適的微笑，似乎終於為國寶文物的安危鬆了一口氣，也似乎預見了台北故宮終會在所有「故宮人」的努力下，躋身世界一流博物館之列。
然而，往後故宮發展的種種榮景，莊嚴都看不到了。在台北故宮新館落成後的第15年（1980），他便因病而與世長辭。但在臨終之際，他仍一心懸念分隔海峽兩岸的國寶，深切期待離散的文物──特別是「宣統出宮，他便入宮」時失散的三件「三希堂」法書，仍有再聚首的一日。
後記：
訪談當天，我們聽著莊靈、陳夏生伉儷述說著莊嚴與故宮國寶文物的種種舊事。身為莊家四兄弟中的老么，年過七十的莊靈依然活潑率真；幽默的言談，往往逗得我們忍俊不禁。父親莊嚴過世後，在大哥莊申於公元2000年謝世、且二哥莊因及三哥莊喆長住海外的情況下，莊靈不啻為傳遞父親與故宮國寶半世情緣的最佳代言人。而他的確也不負使命，以其自小接觸、而後成為一生愛好與志業的攝影，加之以生動機敏的文字撰述，清晰勾勒出那段幽微卻又映射著點點靈光的年歲。而其夫人陳夏生，則是公公莊嚴的最佳代筆人。多年來，她記錄著莊嚴口述言談的點滴，悉心整理、謄寫莊嚴的文稿與日記，讓我們得以從字裡行間走入莊嚴那既真實又傳奇的一生。
當談話接近尾聲，我們這才從兩人的口中得知：竟有這麼巧！這天（3月12日）剛好正是莊嚴的忌日。帶著些許的懷念、些許的遺憾，以及更多的悠然神往，謹以此文獻給莊嚴一家，以及相伴國寶文物的那群「勇敢故宮人」。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台北故宮博物院編《故宮七十星霜》，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95。莊靈〈前生造定故宮緣──父親莊嚴與南遷國寶的故事〉，《DEEP 中國科學探險》，第22期，2005年9月號。莊嚴等撰文《故宮．書法．莊嚴》，台北：雄獅美術出版社，1999。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野島剛著；張惠君譯《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台北故宮博物院編《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台北：故宮博物院，2006。台北故宮博物院編〈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專輯〉，《故宮文物月刊》，第330期，2010年9月號。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記憶與認同──1933～1949故宮文物南遷特輯〉，《紫禁城》，第189期，2010年10月號。
專題Special Report
兩岸故宮錄
〈歷史文獻I〉
情「結」此生│莊靈、陳夏生的故宮緣
當代攝影家莊靈，1938年生於貴州貴陽，自幼即與家人跟隨著父親莊嚴護運故宮國寶南遷，輾轉經貴州、四川、南京，之後與文物一同搭乘「中鼎號」軍艦遷居台灣。先落腳台中霧峰北溝，1965年外雙溪台北故宮新館落成，再隨著文物北遷，定居台北迄今。受到家學淵源的薰陶，莊靈從小便展現對藝術文化的喜好。15歲那年，因得父親莊嚴在故宮的老同事──中博組主任譚旦冏慷慨出借相機，讓他拍出了生平第一張攝影作品，自此便瘋狂迷上攝影創作；舉凡家人形影、北溝的村景、農民，以及故宮遷台後的變貌，都成為他企圖以鏡頭捕捉和表現的對象。今日看來，這些照片不僅是家族相冊的集錦，同時也是民國珍貴的歷史影像檔案。
陳夏生，1938年生於浙江樂清縣，1949年舉家赴台定居。因於台中就讀大學時情定莊靈而結為夫妻，自故宮北溝時期開始便與公婆長住。1969年起，公公莊嚴開始在《自由談》月刊連載《山堂清話》，內容多莊嚴口述、陳夏生筆錄，由此開啟她對故宮文物及歷史的興趣。1972年，她進入故宮附設福利會任臨時雇員，同時進修與故宮文物相關課程。1976年開始學習編結，深入研究這項幾近失傳的古老技藝。1980年成為故宮博物院正式雇員，直到2001年自器物處珍玩科編纂職位退休為止，研究領域涵蓋各類珍玩雜項以及中國歷代服飾。
1999年，適逢莊嚴百歲冥誕，莊氏第二、三代家人組團，數度循著故宮文物南遷路線，沿途考察、訪舊，以表孝思。兩人並發表數篇文字及拍攝影像，已然成為故宮播遷歷史的重要記錄。
圖片提供｜莊靈、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