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的剛毅，是大多數人對她的印象。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東方部主任、英國牛津大學莫頓（Merton）學院院長、牛津大學副校長、英國女爵等輝煌的經歷及頭銜，總是予人肅然起敬之感。作為一位中國考古藝術史學者，大量且涉略廣泛的研究成果，讓人見識其靈活的視野及思考。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包括《Chinese Ornament：the Lotus and the Dragon（蓮花與龍：中國紋飾）》（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84）（圖1）、《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賽克勒所藏西周銅禮器）》（NY：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1990）（圖2）以及《Chinese Jade：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中國玉器：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圖3）。近年其主要論文更被集結翻譯為《祖先與永恆：潔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圖4）一書。她對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深刻觀察，一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韓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教授所認為，其獨樹一格的研究應可被稱為「Rawsonian」。或許羅森所展現的剛強與成就很大部分來自於刻苦學習，但從她豐富多彩的經歷來看，其獨特的魅力更得力於率真的性格，與不停息的求知慾與好奇心。而剛柔並濟的處事態度，或許才是其人生的不二法門。這樣的性格與處事態度，不禁讓人直呼「very Jessica」！
早年經驗與投入中國研究的契機
羅森對歷史與物質文化的興趣來自於早年的生活經歷。母親對家具、器用及首飾的獨到眼光，讓羅森感受到物品的魅力。幼年成長於倫敦，週末時常與家人一起到Portobello古董舊貨市集淘寶。羅森總是在家人的鼓勵下，捨得用幾個星期的零用錢買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而富有異國風情的中國、日本工藝品總最能吸引她的目光。廣東產的19世紀貝殼遊戲算籌，便是她一直精心收藏的戰利品。算籌迷人的貝殼光澤及精美雕刻，讓她對其中所展現的工藝著迷不已。
在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研習歐洲歷史期間，隨著名聖經考古學家凱理揚（Kathleen Kenyon，1906～1978）赴耶路撒冷進行考古發掘的經驗，讓她對考古出土的大量陶器產生強烈興趣。在傍晚時分藉著幽微的燈光手持陶片，慢慢學習辨認的美妙經驗，確定了未來以物質認識歷史的研究取徑。
羅森最初對中國的興趣來自幼時見到Laurence Binyon著作裡氤氳的中國山水畫圖像。而對中文的想像，則是在見到一本自學中文教材中的漢字所引起的。對中國初次興起的興趣雖然很快被中斷了，但在1967年進入大英博物館工作後，為了認識館藏大量中國文物，而迅速地再次投入中文學習的生活。羅森與她的遠房表妹、今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中文部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在差不多的時間點開始學習中文。吳芳思對羅森當時的敏學強記回憶道：「我們差不多同時開始學中文，在大約一年後的一個家庭聚會，潔西卡的母親問我學會了多少漢字？我回答，大概幾百個吧？她的母親立刻驕傲的說：『我們潔西卡已經會認七千多個中文字了！』」
大英博物館中的物質世界
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在職攻讀中文學位的同時，羅森在大英博物館的主要工作是在東方部的地下庫房裡，辨認、整理館藏文物及製作文物卡片和編目。作為年輕的研究員，羅森得到了極大的自由、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整理各式各樣的館藏文物，奠定了她對中國文物認識的廣度。（圖5）然而，當時她所面臨最大問題在於時值文化大革命（1966～1976），完全無法取得中國大陸出版的圖書及資料，也無法赴當地考察。
直到1970年代末，羅森才第一次踏上中國。那一次的參訪不是以學者的身分、而是以中國通的角色作為英國赴中參訪團的領隊。1980年代起，中國考古學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大量令人振奮的新發現讓人迫不及待地想一窺究竟。作為世界博物館指標的大英博物館，自然成為展示中國文物最佳及最重要的場域。羅森作為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要的中國文物策展人，其重要性自然不可言喻。從此成為中國考古文博學界與西方世界溝通聯絡的一座重要橋樑。
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初始，羅森便把目光放在上古銅器、玉器及動物造型的藝術表現上。最初發表的研究文章多集中在中國早期銅器及玉器上，主要的研究素材除大英博物館的館藏外，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如Sedgwick Collection和Cull Collection。
1977年舉辦的「Animals in Art（藝術中的動物世界）」小型特展（圖6），或許是她作為策展人嶄露頭角的開端。這一展覽題目是當時的館長Sir John Pope-Hennessy（1913～1994）所指定的。除了受到當時大英博物館歐洲部門所舉辦的「Jewellery through 7000 years（七千年珠寶展）」的影響外，館內豐富多元的藏品也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她的選件範圍甚為廣闊，從印度到非洲的文物都包括其中。這一展覽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卻為羅森提供了遍覽各部門庫房的寶貴機會。
自1970年代末開始，隨著中國考古的迅速發展，羅森也與同時期的學者一樣，迅速將目光及研究重心轉移到中國考古的出土資料上。除了青銅器、玉器，她也特別關心金銀器與陶瓷之間的關係。大英博物館1980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導覽手冊《Ancient China，Art and Archaeology（古代中國：藝術與考古）》（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80）（圖7）以及1987年出版的《Chinese Bronzes：Art and Ritual（中國青銅器：藝術與禮儀）》（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87）（圖8），均非常強調以出土資料來詮釋中國文物及藝術。她在青銅器研究上的成果相當引起重視，因此得到了許多重要研究單位及私人收藏家的邀請，為他們編纂青銅器圖錄。其中最著名的即是為賽克勒收藏所編纂的《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賽克勒所藏西周銅禮器）》（1990）。這一重要圖錄的出版，也將羅森在青銅器研究的地位逐漸推向了高峰。
1987年起，羅森開始擔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1994年，因其在中國藝術與文化研究上的成就，而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同年，她辭去了大英博物館的職務，轉赴牛津大學任職。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工作了20餘年後，卸任前所主持的最後一次展覽，即是1992年開幕的何鴻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常設展廳。開幕儀式由伊莉莎白女王主持。（圖9）這一展覽，是羅森以極具分量的方式，為大英博物館帶來的一場盛會；這一展覽，也被視為其博物館生涯的頂點。何鴻卿醉心於中國玉器，收藏廣泛，涵蓋了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珍品。隨著這一常設展廳的設立，何鴻卿慷慨地將所藏玉器展示於大英博物館。羅森為該展覽所編著的圖錄《Chinese Jade：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中國玉器：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1995）也成為了西方世界學習中國玉器的經典指南。
當羅森將離開大英博物館時，許多同事斷言，她日後一定會想念在大英博物館「上手文物的日子」。但其實她已立定志向，要在新的環境裡挑戰不一樣的人生，並追求更高的學術境界。
教育者與管理者
1994年羅森風塵僕僕地由倫敦搬赴牛津，開始掌理莫頓學院。這所學院創建於1264年，是牛津大學裡最古老、最具聲望的學院。最初投履歷時，許多人都笑稱「潔西卡你別傻了，莫頓是不可能任用一位女子當院長的！」但最後的結果跌破眾人眼鏡，莫頓學院迎來了700多年來的第一位女院長。（圖10、11）
若是問她，為什麼會放棄工作了20多年與文物親密接觸的博物館工作，來到學校擔任行政工作的院長職位？這點讓很多人都以為她是對政治有興趣，未來說不定還要去競選國會議員。但她的答案卻很簡單，「我轉任到學校，有一部分是為了可以教書，跟年輕人在一起」。
不像一般熱愛學術的學者，將行政責任視為畏途，羅森認為行政工作相當重要，有效率的行政措施可以讓事情順利推動。她認為作為一個教育機關的掌門人（莫頓學院的院長英文是Warden，原意是守門者），很重要的是充滿活力，而最關鍵的不是整天想著如何去管理，而是想辦法舉辦各類活動，利用機會與各種場合盡力地將相關的人聚合起來，讓他們可以互相交流或合作，否則，這個機關裡面的人就會像一盤散沙，各行其是、沒有交集，這將導致該機關走向形式化與階級分化的危險。
作為牛津大學的學院院長或副校長（圖12），募款是很重要的工作，羅森雖然也募款無數，但令她覺得很驕傲的，則是為牛津大學募到支持中國研究的鉅額款項。一來，這可以在經濟上支持研究生，另一方面可以整合有關中國的各項領域研究，推動其畢生的志願，「將西方介紹給中國認識，將中國介紹給西方社會」。在此理想下創立的中國研究中心，今年（2013）即將有一棟新建築做為中心基地。說到這裡，她更加眉飛色舞了。而2002年羅森獲得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DBE），授爵成為女爵士，就是因為對於推動英國與中國文化交流之持續不斷的重要貢獻。
羅森剛毅與柔韌的兩面特質，在她擔任研究生導師時最一覽無遺。一方面對學術研究與課業嚴格，另一方面，她又竭盡所能地幫助學生，尤其在生活上。雖然一面抱怨學生不夠認真、不夠好，卻又那麼用力地啟發他們思考，幫助其順利畢業。不論是經濟上的協助、在英國社會中與人相處態度的教導（這對外國學生來說尤為重要）、生涯規劃與期許等，無不一一傳授，說的時候很嚴厲、做的時候又十分貼心，名符其實的「刀子口、豆腐心」。
由於英國學校獎學金不若美國豐厚，學生們經常縮衣節食以支付學費及生活所需。羅森總是想盡辦法為學生尋找獎學金，大多數學生都曾受惠。她總有非常務實的原則認為有獎學金或生活無虞的人，就不應該再申請更多的獎助，應該把機會讓給其他需要的人。
就如同東西交流是貫穿她研究的主軸，廣收亞洲學生，也是她扮演東西交流橋樑最直接的作為。陸續到來的中國學生，是目前最讓她操心的，因為他們尚未意識到學習不同文化的困難度。但她覺得是自己的責任、並付出耐心來教育他們。另外，她談到台灣學生，總是非常開心，不斷重複對筆者說：「你們是最有準備的學生，一來就馬上進入狀況，可見你們在台灣已經受到很好的教育。」而這些學生們目前有的在台灣、有的在英國或美國，都擔任重要的藝術史學術研究職務，讓她感到相當欣慰。
持續享受做一個策展人
即使離開了大英博物館，作為著名策展人的羅森仍持續藉由展覽向社會大眾介紹古代中國文化。在多元的展覽主題中，羅森總以讓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或展陳方式，使人驚嘆中國歷史的淵遠流長、中國文化的繁華成就。
就在羅森甫赴牛津不久，便籌辦了1996年在大英博物館展出的「古代中國之謎（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特展（圖13）。此次特展約莫200組件的展件來自當時的重要考古發現，時代橫跨新石器時代到漢代，是西方世界規模最大的中國考古成果展之一，相當轟動。這一展覽除了全方面展現中國考古學的輝煌成果，並以多元化的物質文化陳述早期中國的多元面貌。展覽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單元「未知的中國」通過大量新石器時代文物，展示考古發現如何讓人們重新認識史書未載的史前社會；第二單元「輝煌的朝代」首先藉由三星堆祭祀坑與婦好墓兩大重要考古發現，對比出三星堆與商文化在鑄造、宗教及社會等方面的顯著差別，繼而展現周文化的合與分；第三單元「帝制中國」強調秦漢帝國的成就，以及楚文化所具有的特殊貢獻。蘊含在這個展覽背後的一個重要思考，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展覽試圖藉由上古時代的物質文化說明：在多樣的區域文化下，不同地區及習俗的人群交流與匯聚，在秦漢時期終成我們認知中的「中國文化」。
2005年11月12日到2006年4月17日，「盛世華章展（The Three Emperors）」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盛大舉行，展覽相當成功，觀眾絡繹不絕，當時在倫敦市中心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周邊，到處飄揚著展覽的旗幟，街頭籠罩著一股濃濃的清宮味。（圖14、15）在近20年來的清宮藝術研究風潮中、層出不窮的眾多展覽中，「盛世華章展」之所以還能獨樹一格的原因，或許與羅森這位首席策展人有密切的關係。在策展導言中，她特別提到，展覽就像是一場演出，而這樣的角度啟發我們去思考，展覽中的文物在原來的狀態下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現在它們在展覽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展覽陳列和當時之脈絡有所不同嗎？而即使在當時的脈絡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們就善於扮演多重角色，為了適應擔任領袖地位的不同環境，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承德、在佛寺還是在壇廟、在木蘭圍場還是在江南，他們需要具備不同的面貌，來滿足不同背景下統治臣民的需要。而在這場複雜的演出中，皇帝們親自用過的繪畫、服裝、瓷器、漆器和各種陳設品，就是幫助他們達到目的的重要工具。該展覽勝出的特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展覽內容氣勢撼人，這是羅森的概念，當其他展覽專注在展演乾隆皇帝或是康熙大帝時，「盛世華章展」豪氣地把三位皇帝的藝術文物並列展出。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借來了驚人的展品，姑且不提各式各樣的器物精品，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巨幅肖像與相當難得展出的整套清雍正〈十二美人圖〉，壯觀地懸掛在挑高的展場中；而從世界各地其他公私立收藏借來的展品，例如將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與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分別收藏的〈玩古圖〉，也罕見地一同展現在世人眼前。第二、著重在藝術與帝國統治的政治角度。展覽理念中透露出強烈的藝術與能動力（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y Theory》，1998）觀點，認為物品具有影響社會運作的能力，而高超的技術是支持此能動力的根本原因。「藝術品是如何建構、形塑君王的統治舞台？」可以說是該展覽的核心問題。雖然受新清史風潮影響，以清帝國多元統治角度來策劃的藝術展覽也見多不怪，但該展覽將藝術的政治脈絡發揮到極致，就如前面提到的，展覽就像一場演出，不僅看到三位皇帝的「角色扮演」，我們這些到場看展的人也參與了這場演出。她認為「現場展出的這些奪目而細膩之繪畫、瓷器和織繡藝術品，把北方的滿族領袖轉變成漢、蒙、藏民族的統治者。而促成這一轉變的，不僅是背景環境，還有佛教典儀、儒家經典以及書法技巧的掌握。就像這些繪畫、瓷器和漆器，在短時間內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變成了一座小宮殿；它們在其時代，當君王面臨下達命令和掌控人民往昔與未來的挑戰時，在爭取與行使權力的角色與背景時，是如何用高超的藝術水準來支持這些傑出的統治者。」
2009年，大英博物館及上海博物館藉由倫敦「上海週」的活動，舉辦「上海藏珍：中國古代青銅器、玉器（Treasures from Shanghai：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Jades）」（圖16）特展，以做為兩市的友好交流活動，羅森又再次被委以重任。從展覽背景及標題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上海博物館精品展。但羅森有更大的意圖。她試圖透過上海博物館珍藏的青銅器、玉器及書畫向英國觀眾介紹，為什麼在中國，人們認為青銅器、玉器比金、銀、寶石具有更為崇高的價值？展覽的主軸由兩幅繪有吳大澂（1835～1902）及其青銅器收藏的任薰〈齋集古圖〉和陸恢等人的〈齋集古圖〉畫卷展開。收集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鑽研金石碑刻，是在儒家傳統下中國文人雅士彰顯儒生身分、道德及品味的方法。中國文人所看重的玉器價值主要在於其色澤質地溫潤，在儒家文獻中經常作為有德君子的象徵。青銅器的價值則非來自於物質本身，而是來自其生產的時代，以及後世儒家學者對這一時代所賦予的價值。然而在商周禮儀的核心價值之外，羅森希望觀眾更加留意於那些活動於中原青銅文明周邊的人群。他們不斷地為周人帶來遠方的新想法，而周人也以非常開放的態度，使這些外來的文化因子為其文明帶來活潑的生命力。
世界脈動下的使命感
2010年的夏天，羅森從莫頓學院院長及牛津大學副校長的職位退休，轉入考古系任中國考古藝術教授。
退休前的幾年，羅森將研究工作投入在西周的梭形紅玉髓珠上。這樣的珠子在西周時期突然大量出現，與傳統的白玉飾件互相搭配串連成壯觀的飾品。光彩奪目的紅玉髓珠為西周貴族的服飾，帶來全新的視覺感。為什麼西周貴族會使用與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幾乎一樣的珠子？它們從何而來？對這些問題的探索，除了揭示中原與其周邊地區間的互動如何影響了中原地區的禮儀發展，更進一步地將西周與今日近東、蒙古、哈薩克斯坦與西伯利亞地區串連起來。
紅玉髓珠的研究引起羅森全面探索周代與亞洲內陸互動的熱情。2011年，羅森爭取到了英國Leverhulme Trust將近50萬英鎊的學術獎助，進行「China and Inner Asia（1,000-200 BC）：Interactions that changed China（中國與亞洲內陸〔公元前1000～200年〕：改變中國的互動）」計畫。許多年輕學者參與其中，共同探討早期中國社會如何採用、並重新創造來自不同區域的物品與技術。如羅森所說：「我們可以透過對這些交流特徵的理解，更全面地瞭解中國的地理位置及物質環境，如何從過去到今天都持續地影響中國的技術及社會發展。」
事實上，對於文化交流的關注，可說是貫穿羅森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攤開其著作目錄，雖然跨越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數千年時間向度，研究對象包羅了紅玉髓珠、博山爐、金器與玉器、定窯與銀器、唐三彩、動物形象、植物紋飾、墓葬形式與窖藏內容，但是都可以見到對文化交流現象的討論。當問到羅森關於研究的要訣，她回答得相當誠實、扼要，「只有兩點：一、立基於前人研究基礎上做研究，二、要有原創性」。不過，在此我們還是想總結式地針對「Rawsonian」進行風格分析。
綜觀「Rawsonian」研究方法，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提出大問題是羅森最擅長的，不論是早期的《蓮花與龍：中國紋飾》，跨越遙遠的地理範圍，探討歐亞大陸之文化交流、紋飾系統，而非個別紋飾的研究，或是在〈The Many Meanings of the Past in China〉一文，探討「過去」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我們都可以窺見她的遼闊視野與氣魄。再者，羅森對文物所擁有的犀利觀察力，也令人印象深刻。她在博物館累積多年工作經驗後，才轉入學院教書。在大英博物館工作期間，她為博物館購藏了數量眾多的中國瓷器、漆器與青銅器。早年的生活經歷促成羅森對歷史與物質文化的興趣，而在大英博物館接觸實物與策展的多年經驗，更養成她對物品有一種犀利的觀察力，總是能夠看到文物表面之外的豐富訊息。例如她對西周禮制改革觀點的提出，應該就是奠基於這樣的洞察力，從器形與裝飾、再到成套禮器組成之改變，不僅看到個別作品的差異，更觀察到整體結構性的變化。而分析紋飾的來源與演變時，觀察到形式的相似、相通，會促成融合、取代。就如同傑出的史學家總是能充分地解讀出文字的訊息，作為一位考古與藝術史學家，羅森的研究總是讓物品本身能說的話、在什麼樣脈絡中能說的話，發揮到最極致，有時更勝於文獻能給我們的訊息。最後，我們還可從羅森廣泛的研究課題中發現，她是從多層次的脈絡中理解文物。成套或單件？墓葬或窖藏？以及一連串對唐宋墓葬與窖藏之研究，讓我們看到她的研究中對文物使用脈絡之重視。有別於一般學者，僅著眼於出土文物的個別材質，或是僅看到物品生產的面向，或進一步考慮到共伴組合關係；羅森不僅考慮到整體考古出土的脈絡、個別物品或同類物品在其相對的等級、成套物品的使用方式，更討論它們在社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等。因此看到的不是靜止不動的物品，而是一幅幅它們在當時被使用的生動畫面。
人生七十才開始
今年適逢羅森七十華誕，大英博物館於6月14、15日特別舉辦「Thoughts and Things in Chin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Jessica Rawson（中國的思與物：慶祝潔西卡．羅森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圖17），將羅森的門生及友人齊聚一堂，以榮耀其學術成就。經過多年的密切交往，大家還是認為羅森是一位強悍的「鐵娘子」嗎？牛津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半開玩笑地總結羅森的特徵是：「總愛給人考試」、「總有問不完的問題」，而促使他不停讀書的動力則是「每次見到潔西卡時，她都會一直追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牛津大學考古系教授Chris Gosden指出羅森待人處事有兩個很特別的「策略」：第一個策略是樂於提供羅森式的批評指教，這實在是讓人覺得她很煩，因為那些建議總是那麼辛辣、直接，卻又正確地讓人無可辯駁；第二個策略則是她絕不藏私，率直又公開地與人分享她的經驗與資源，並集合眾人之力一起完成任務。
作為羅森的學生，總覺得她像是媽媽一樣，不厭其煩地提醒著、照應著我們，雖然很嚴厲，但又充滿溫暖關懷。研討會結束後，她惆悵地說：「我知道這次相聚最終仍是感傷的，因為你們又都要離開了。」
告別了繁忙行政的退休生活，會擔心羅森無聊嗎？一點也不！在居家生活中，她開心發現自己有園藝的天分；更多學生湧向了「羅森門」下（圖18）；現在她全心全意投入於「中國與亞洲內陸」計畫。她總是不停地說「我沒有時間了、我沒有時間了」。她的腳步從未停歇，除了馬不停蹄地赴中國、俄國田野考察，更體會不同生態環境下的地景，思考歐亞地理範圍內豐繁茂盛的物質世界，如何影響華夏文明的發展，開出更美的奇葩。
羅森教授之人生七十才開始，讓我們拭目以待！
＊筆者按：訪談羅森教授時間為2013年6月18日。
本文參考資料：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譯者鄧菲、黃洋、吳曉筠等，〈前言〉，收於《祖先與永恆：潔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1～4。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盛世華章展」綜述〉，收錄李季主編《盛世華章 中國：1662～1795》，北京：紫禁城出版，2007。Rober E. Harrist Jr.,〈Reading Jessica Rawson〉，《Orientations》，Vol. 44，No. 1，Jan/Feb 2013，pp. 34～36。Elizabeth Knight,〈Reflections in Scholarship：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Orientations》，Vol. 44，No. 1，Jan/Feb 2013，pp. 37～43。
中國瓷器上番蓮花與龍的祕密
在大英博物館任職期間，羅森在學術上最突出的貢獻之一在於紋飾研究，而《蓮花與龍：中國紋飾》（1984）可以說是絕大多數人認識羅森學術的一本著作。「蓮花與龍：中國紋飾」是當時的展覽，也伴隨同名書的出版，雖然兩者所用的材料不盡相同、可各自獨立，但是都在問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國藝術中，特別是中國瓷器中，普遍可見的花卉與動物紋飾的來源為何？」
羅森因為發現中國銀器上花卉圖樣與之前的紋飾傳統，存在一較大的轉折，雖然在之前中國銀器與西來銀器的連結已經為人注意，但看到大英博物館1977年舉辦的「羅馬世界的繁華（Wealth of the Roman World）」中的各式裝飾後，她發現這樣的連結過於直接，因而開始尋找新的答案。1979年貢布里希（Sir Ernst Gombrich）探討紋飾的專著《The Sense of Order（秩序感）》的出版，提示了很多她做夢也沒想過的可能性，並將注意力轉移到西方花葉紋飾傳統的延續發展，開啟西方連續設計圖樣與花葉紋飾在遠東發展的討論。而前述大英博物館豐富的典藏，則是該書得以成立的第二大助力，該館從埃及、希臘羅馬、西亞、印度到遠東，跨越各個不同文化、地理空間與時間的豐富文物，讓此研究可以順利完成。
該書洋洋灑灑地論述了六朝到唐代西來裝飾主題及紋飾系統，隨著佛教由絲路傳入中國，使得此後中國裝飾系統之發展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不但傳入了新的裝飾主題，並且開啟了往後中國紋飾之新結構發展，在各樣材質中皆可見，尤其是瓷器、漆器等。後來中國的紋飾主題還回流影響了西亞地區，如同在伊朗及土耳其裝飾藝術中所見。此書真可說是一本具有宏觀視野的著作，跨越歐亞大陸的千年時空，讀來氣勢磅礡。
該書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在於反對西方20世紀以來對紋飾的反思，尤其是包浩斯建築對裝飾的看法，認為紋飾是多餘的，建築應該去除所有的裝飾；反之她認為紋飾是必要的，它們被用來裝飾建築或物品，讓其更具有吸引力；同時羅森亦吸收了里格爾（Alois Riegl）及貢布里希的想法，認為藝術品背後藝術家的意志與思想比象徵意涵更重要（Rigel），藝術創造是根基於前人的經驗與技巧而來，而新的需求會刺激新的設計（Gombrich）。
而對我們來說，這本書最大的震撼，在於打破過去對中國紋飾研究長久無進展的僵局，建構六朝到唐代以來中國紋飾整體結構的西方來源以及演變的邏輯性，提示了此巨大文化交流背後無可抵擋的驅動力：佛教信仰的強力傳布。過去關於中國紋飾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在判讀紋飾主題的意涵，例如蓮花代表的佛教意涵，或延伸的吉祥寓意；另一類在描述個別紋飾的時代性變化，例如龍紋風格表現的時代變化，但未能說明演變趨勢的能動性。這兩類研究，都根基於資料性的歸納與描述，鮮少考慮到時間與空間的向度，未能建構整體結構與演變的邏輯，更遑論意識到意涵與形式之間的可能聯繫，無法對紋飾的相關研究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由此角度來看，《蓮花與龍：中國紋飾》最重要的價值不在於從埃及、希臘羅馬、跨越西亞、印度到遠東的連結，而是提示裝飾的作用與紋飾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裝飾可以是一有結構關係的系統，形式可以找出演變的邏輯。對於該書的結論與論述，不論是反駁或同意，都讓我們有可以繼續討論的基礎。
西周「禮制改革」
1978年，羅森受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參加亞瑟．賽克勒醫生（Arthur M. Sackler）收藏青銅器的出版編寫計畫。當時的她並不知道這位美國最負盛名收藏家的藏品，未來將會對她帶來什麼樣的重要轉變。
在賽克勒的大力支持下，出版計畫匯聚了當時最優秀的三位年輕學者：貝格利（Robert W. Bagley）負責商代卷、羅森負責西周卷、蘇芳淑負責東周卷。這一出版計畫的執行非常漫長，一直到1995年東周卷出版才告完成。但成果相當豐碩，這套青銅器圖錄迄今仍為中國上古青銅器重要的參考及典範。羅森負責的西周卷一共是兩巨冊，於1990年出版。十餘年的編寫歷程，經歷的是中國考古在文革後的第一個黃金階段。中國各地的重要考古發現，不斷地刷新人們對中國上古時期的認知與想像，當然也不斷地改變羅森對西周青銅器的認識方式。
最初的研究工作是由深入瞭解西周青銅器的器形及紋飾變化開始的。這是美術史研究所採取的基本研究方法。在這樣的觀察中，羅森意識到公元前9世紀前後的青銅器有顯著的改變。西周早期承繼商傳統而來的以獸面紋及雲雷紋為主的細密青銅裝飾，在這一時間點上風格丕變，轉向以粗放的寬帶、幾何化的紋飾裝飾青銅器，似乎是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宣告與過去由商繼承而來的傳統的決裂。意識到這一轉變，羅森將目光轉向當時最重要的一個考古發現——陝西扶風縣莊白村的青銅窖藏。
莊白青銅窖藏應為西周重要家族所有，在西周末年時為了逃離犬戎之禍，而暫將家族四代人所傳下的家廟重器埋於地下，等待復還時再起出供奉。因此，窖藏裡的四組青銅器清楚展現了西周青銅文化從早期到晚期的明確風格變化。更重要的是，它們展現了不同時期禮器使用上的成套關係。在這樣的觀察中，羅森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西周「禮制改革（Ritual Reform）」學說。她指出，雖然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公元前9世紀左右青銅器在形制上的變化，「但這一顯著的變化伴隨著禮儀的變革。」如莊白窖藏四組青銅器中最晚的組銅器所示，相對於前三組少而精細的組合方式，組銅器除了帶有全新的裝飾紋樣，新的器形也開始流行，並以多件重覆的「列器」方式構成更大的器物組群。她指出，「這些新型的青銅器可能對應著禮儀活動的新變化。」大量的青銅器搭配著更加粗放的紋飾設計，暗示著參加禮儀活動的人數較過去增加。祭祀活動的參與者不再只有那些可以看清楚少量青銅器上繁複細密紋飾的人，而是更多站在遠處也能一眼明白大套青銅器上紋飾意義的觀眾。而這樣顯著的變化所指示的，「不單是禮儀上出現了重大變革，貴族階層的社會結構也可能發生了變化。」
為了探尋這一禮儀重大變革的來源，羅森進一步將目光投入到周人更早的青銅器上。1988年在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阿伯特．列克特（Albert Reckitt）講座中發表的學術演說「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為認識西周時期帶來了許多新穎的觀點。她由對比的角度出發，指出從傳統文獻的角度來看，周人被描述成繼承天命的偉大政治家；但從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看來，富有侵略性的突出附加物以及古怪造型，與文字中文質彬彬的周人形象大異奇趣。這一矛盾的現象，引領她由青銅器器形裝飾的角度出發，指出周人相對於商文化來說是「外來者」，甚至是「野蠻人」的角色。周人與生俱來的戎狄性，也在西周的整個歷程中，持續為周人的統治策略，包括「禮制改革」在內，提供重要的養分及參考。
墓葬，墓主人思想宇宙的縮影
從大英博物館到牛津大學，一個研究上的重要轉換，即是羅森對漢代墓葬空間及宗教世界的研究。
她認為，「如果我們想更加深入地探討如何通過早期器物來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情况及意識形態，我們可以通過各個時期的主要墓葬來尋找答案。中國具有悠久的墓葬傳統。墓葬為其墓主提供一個完備的死後世界。早期的豎穴土坑墓是古代青銅器和玉器的寶庫。這些寶藏不但為它們的所有者提供了禮儀及身分所需的物品，也配備了戰爭所需的兵器和馬車。秦代（公元前221～210年）以來的墓葬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其中以兵馬俑的出現最為突出。墓葬不僅僅提供了軍隊武裝。墓中的車馬廄、朝臣、百戲、官員、嬪妃，以及天地星辰的圖像，都是為了秦始皇的死後世界而創造的。如同隨葬的青銅器一般，這些為冥世所準備的事物，是古代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觀念及信仰的必要的組成部分。」
在這一思考下，她認為秦以後的墓葬可視為墓主的微縮宇宙。與之前的墓葬對比，青銅禮器的地位不再顯著。漢代的墓葬表現出許多楚地習俗，如使用許多漆器以及僕從俑隨葬。高級貴族喜歡以大量玉器隨葬，甚至是以玉衣護體。這些隨葬品上的變化，都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死亡的認知及信仰上的轉變。更晚的墓葬裡所展現的大量宴飲、建築及風景的描繪，都是為墓主提供其生活所需的真實物質環境，而非僅是美麗的裝飾。而墓葬天頂上日月星辰的描繪，以及墓室四周用來配天的山岳，則為居於其中的墓主提供完整的宇宙格局。
秦漢時期墓葬另一重要的改變則是來自遙遠西方、中亞地區的刺激。這一部份的論述主要體現在1999年發表的〈The Eternal Palaces of the Western Han：A New View of the Universe（西漢的永恆宮殿：新宇宙觀的發展）〉（收於《Artibus Asiae》，vol. LIX，1/2，1999，pp.5～58）及一系列相關論文。域外刺激中最顯著的，即是寫實的動物石雕及鑿山為藏的石室墓。這些對石材的運用方式，表現了漢代與中亞及伊朗地區的聯繫。對這種聯繫關係的探索，將我們的眼界拉出了中國之外，更重要的是瞭解到秦漢時期的中國已經作為世界的一部分，進入了全球化的早期階段。
圖片提供｜施靜菲（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