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已逾十數載，中國20世紀藝術史的研究已儼然成為當代的顯學之一。在此領域當中，邁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標竿人物。他不僅出版大量的中國藝術史通識和學術書籍，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上提出具體貢獻；還曾任職於亞、歐、美三大洲各地傑出的學院機構，培育出無數優秀的英才；更重要的是，他和其妻吳寶環（後以吳環為名）與中國近現代藝術家們密切交往，兩人在藝壇廣結善緣，獲得許多藝術家的作品，包括繪畫、版畫、素描和雕塑等，皆進入到收藏當中。正如蘇立文說到：「中國傳統不僅珍視藝術品本身的價值，也著重作品背後所承載的深厚友誼。」如今蘇立文伉儷的藝術藏品，正代表著近百年來中國藝壇畫友情誼的寶貴記錄。
蘇立文以其深刻的思維模式和廣泛的學術視野，不僅穿梭於數千年來中國藝術的歷史軌跡，更將觸角擴展至日本和東南亞的藝術範疇。身為一位西方人，他更努力以敏銳的眼光和中肯的態度，實事求是地進行東西方藝術的比較研究。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了解到，蘇立文抱持著全球化的觀察角度，這種審視方式不單體現於其研究，更是貫穿於學術體系。特別是當他處理中國近現代藝術史種種特殊的議題時，總是能提出精闢的見解。加上旺盛的精力與豐富的收藏品，使得他能得天獨厚地在此領域進行探究與開拓。以下就以蘇立文的生平事蹟為經、藝術活動為緯，略說他的學術記事與藝術收藏。
1916～1940
家庭背景、學生時代和中國藝術啟蒙
1916年，蘇立文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其父親為加籍工程師兼作家，而母親來自美國。雙親考慮到子女們的教育環境，在1920年便下定決心舉家遷往歐洲，所以蘇立文從小接受英式傳統教育長大。當時蘇立文對中國所知不多，他第一個與中國相關的經驗，竟是母親曾與清末著名大臣李鴻章（1823～1901）會面。原來1898年李鴻章曾訪問紐約，在當地的一場迎賓酒會中，蘇立文的母親也曾親臨現場，席間李氏甚至邀請她會晤面談。講到這裡，蘇立文微笑說道：「每次當他對人說起這件軼事時，在場聽到的華人們都會大吃一驚、訝異不已。」
1936年，蘇立文進入劍橋大學建築系就讀，當時與他同班的還有現居台灣的知名建築師王大閎（1917～）。這是蘇立文第一個認識的華人，至今兩人仍保持聯繫。次年暑假，蘇立文與四位同學駕著一輛福特卡車，進行了一趟精彩的南歐與中東之旅。在這趟旅程中，他們首先去了巴爾幹半島，然後前往土耳其，接著是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亞，然後再轉回地中海區域的西西里島與義大利。在這段漫長的旅行裡，蘇立文不僅大量學習到當地的建築歷史，路途上的艱辛生活與困難遭遇更讓他在往後的日子裡獲益無窮，這場歷練使得他能夠在任何環境中，皆處之泰然、安怡自得。
蘇立文中國藝術的啟蒙，應該可以回溯到1935到1936年間。因為倫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正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隆重舉行，他那時躬逢其盛。這是蘇立文接觸中國藝術品的首次展會，他對於展出的歷代書畫與各朝器物，產生極大的興趣與喜愛，種下往後畢其一生研究中國藝術的種子。1939年大學畢業之後，蘇立文曾短暫於倫敦工作，加入製作紀錄片的團隊，並參與國際紅十字會英國分隊。後來因為亞洲地區軍事衝突日益嚴重，加上日軍開始在中國進行戰事，紅十字會便廣邀義工參與救援工作。熱心助人的蘇立文二話不說，馬上報名參加。1940年蘇立文由英國搭船至中國，首先在香港上岸，後至西南大後方的紅十字會服務，開啟他與中國至今綿延超過一甲子的不解之緣。
1940～1946
中國西南．抗戰大後方
初次來到中國西南邊區的蘇立文，頭一年主要的工作地點就是於貴陽、昆明、重慶與成都之間，在崎嶇顛簸難行的山路上，開著卡車辛苦運送民生物資。後來他在1942年之後，便寓居在重慶的加拿大傳教中心。也因為透過中心人員的介紹，與其妻吳環首次相遇。吳氏祖籍廈門，畢業於馬尼拉的基督教大學，專攻護理醫療，那時她也在西南地區參與救災的工作。蘇立文回憶到，當他初次見到吳環時，對她一見鍾情，因其丰姿綽約而為之傾倒。直到70年後的今日，每當蘇立文談及與吳環初識相會的時刻，眼中依然會散發出濃深的愛意。
之後兩人因緣際會、又再次回到貴陽一地，恰巧那時吳環收到其故交知名考古學者鄭德坤（1907～2001）的來信邀請，希望她能到成都的華西聯大博物館任職。吳環考慮到所學有別，便予以婉拒。但她在回信中卻推薦蘇立文，向鄭氏表明他是位適合的人選。經過一陣思慮後，蘇立文欣然地接下這份工作。不久，吳環也在成都的西北防疫局找到新職，於是兩人便攜手前往成都，並於1943年完成婚姻大事。在戰爭紛擾的影響之下，儘管婚後的生活並不富裕，但二人仍甘之如飴。後來一些旅居當地的外籍人士和避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陸續加入他們的社交圈，例如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翻譯學者楊憲益（1905～2009）等人。就在這些雅集聚會中，蘇立文從友人身上學習到更深一層的中國文化內涵。
在成都工作的這段期間內，蘇立文主要的任務有二：第一是將博物館所收藏的西藏作品，予以分類編目；第二則是參與西南地區內漢唐古墓的發掘。就館藏而論，當時因為國民黨駐紮於藏區東部的不肖士兵，從寺廟中大肆掠奪不少藝品，加以變賣，這遂成為博物館收藏的主要來源。於是蘇立文將這些藏品分門別類並加以研究，後來出版《西藏文化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Culture）》。在考古方面，蘇立文不僅協助鄭德坤參加數個漢墓遺址的發掘計劃，也整理前蜀王建墓所出土的器物配件。之後他還在《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發表有關王建墓址的考古報告，這是蘇立文第一篇關於中國藝術與考古的文章。
現在受到世人矚目的蘇立文伉儷之中國近現代藝術收藏，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開始發展。蘇立文曾明白表示，一開始他與吳環並不把自己當作是收藏家，所謂的藏家之名都是後來外界賦予他們的。其實夫妻倆能獲得這些藝術家的作品，都是因為彼此的友誼交往之故。此時與蘇立文夫妻結緣的藝術家們，在成都有龐薰（1906～1985）、吳作人（1908～1997）、丁聰（1916～2009）、葉淺予（1907～1995）、關山月（1912～2000）、張大千（1899～1983）、張光宇（1900～1965）、劉開渠（1904～1993）、雷圭元（1906～1988）與郁風（1916～2007）等人。而在重慶一地，透過當時英國協會（British Council）代表賀德立（Geoffrey Hedley，1960年卒）的引介，傅抱石（1904～1965）、張安治（1911～1990）、林風眠（1900～1991）、徐悲鴻（1895～1953）、劉海粟（1896～1994）、黃永玉（1924～）和趙無極（1921～2013）等畫家，也都與蘇立文和吳環保持密切往來。尤其在成都的部分藝術家們，後來成立了「中國現代美術會」，而蘇立文也參與其中，並發表文章〈中國現代美術會第二次展覽（Second Exhibition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以支持協會的各項藝術展示活動。
根據蘇立文指出，若不是其妻吳環從中介紹和熱切接待，當年以他一個外國人的身分，是不太可能與這些藝術家們打上交道。舉例來說，龐薰當時曾送給他們夫婦一張描繪西北邊疆市集的油畫寫稿，和多幅以西南少數民族為題材的風俗畫作，並且在其油畫顏料用盡難尋之際，還特地為吳環畫了一幅迷人的肖像。除了丁聰（夫妻倆暱稱他為小丁）贈給他們一批線描作品之外，那時在印度旅行的葉淺予，也從遠方捎來素描佳作。另有廣東畫家關山月還跟蘇立文進行交換課程，由蘇立文教授他英語，而關氏則以《芥子園畫傳》為教材，指導他學習國畫技巧。蘇立文笑談間提到自己並非是個好學生，尤其當吳環看到竟然是由老師關氏親自來磨墨時，她著實狠罵了蘇立文一頓。
在當時戰火紛亂的日子裡，藝術家們的生活並不好過。即便他們有著教職身分，例如像龐薰等人，也經常都要與貧窮掙扎和饑餓對抗。後來因為英國皇家空軍（RAF）和美國第14航空隊（American 14th Air Force）來華駐紮與訓練支援，使得當地出現不少的外籍人士，吳環就以此機緣來幫助藝術家們出售畫作，藉以換取到珍貴的外匯。然後藝術家們再用這些錢去購買畫具材料，或是為家中孩子添購補品藥劑。蘇立文感嘆說到：「在中國20世紀40年代裡，許多的藝術家們都流亡於西部諸省，他們皆夢想著戰爭趕快結束，希望能重返家園過著和平的日子。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我與他們建立起真摯深厚的友誼。」
1946～1954
英、美兩地的學習歷程
1946年蘇立文夫妻由中國返回英國。因蘇立文對藝術史興趣日益加深，便在1947就讀倫敦大學科陶爾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雖然在校期間，他主要學習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藝術，但在課餘，他也私下跟隨著當時知名的漢學家葉慈（Walter Percival Yetts，1878～1958）學習中國藝術史。同年7月，他有幸得到國民黨提供的一筆獎學金，便轉學至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之後他花了三年的時間專注學習中文，並獲得了大學文憑。另外蘇立文還在英國雜誌《畫室（The Studio）》上發表〈在中國學畫（Learning to paint in China）〉，敘述他當年在成都向關山月學習中國畫的經歷，讓許多西方讀者認識到學習中國繪畫的過程。1949年間，更協助數位漢學家籌組一次關於中國藝術的展覽，並出版《中國藝術圖錄（Chinese Art Catalogue）》（London：Dartington Hall）。
蘇立文於1950年再次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前往哈佛大學攻讀中國藝術史博士學位。次年他與吳環兩人有機會駕車環美旅行，並沿途參觀各地博物館的中國藝術藏品，因而讓眼界大開、獲益不少。1952年他順利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中國山水畫中象徵語言的最初起源（The Early Origins of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這本論文後來也被他重新改寫，並在1962年由加州大學出版成書，名為《中國山水畫的起源（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年蘇立文再接續出版其山水畫史的系列研究《中國山水畫的起源：隋唐時代（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這些著作都表明當時他站在學術前沿，以專書來討論中國山水畫的起源和發展。
在這段期間內，儘管蘇立文夫妻倆離開中國，但他們與藝術家的往來聯繫，卻從未中斷。藉由信件往返，蘇立文仍從世界各地接獲好友藝術家們的親筆來信與惠贈作品。例如在中國有龐薰琹、丘堤（1906～1958）、黃賓虹（1865～1955）、徐悲鴻和丁聰等。在法國巴黎則有趙無極、潘玉良（1895～1977）、常玉（1901～1966）。特別是在美國就學期間，蘇立文和吳環兩人省吃儉用，利用剩餘的少許生活費，有幸地在藝廊中獲得了陳其寬（1921～2007）、曾佑和（1925～）等人的繪畫作品。另外，此時蘇立文一心想撰寫一本關於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專著，但遺憾的是，他在英格蘭的某次火車旅行中，所攜帶在中國收集到相關資料與筆記，全都意外失竊了。後來他還是靠著這些與藝術家往來的信件，特別是龐薰的大力協助下，再一點一滴地重新收集寫作材料，完成往後他對於20世紀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巨著。
在這些往來信件之中，最令蘇立文伉儷驚訝的，莫過於是來自黃賓虹的一封回郵。那時蘇立文伉儷和黃氏皆素未謀面，而黃賓虹卻把其一幅細緻的畫作折疊，通過航空郵件從上海郵寄至英國給他們。當時夫妻倆都不知道為何黃賓虹會捎來他的親筆作品，而感到疑惑萬分。後來經過多年的探尋追究才得知，原來當年在上海的著名藝術評論家傅雷（1908～1966）從龐薰處得知蘇立文正有志於寫作中國現代藝術史，便在1946年的4月寫信給黃氏，請他務必寄給蘇立文一幅冊頁作品，後來黃賓虹還在給友人的信件裡主動提及蘇立文。不久之後，當蘇立文夫婦移居美國時，也購藏了黃氏早期的六幅水墨冊頁。
1954～1960
南洋之行
在哈佛大學完成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之後，蘇立文在1954年擔任新加坡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的藝術史講師。當時許多友人，一聽到蘇立文要接受這份職位時，都不免替他擔心。因為在他們的刻板印象中，總是認為當地屬於文化沙漠，又談何藝術史教學與研究？但蘇立文仍然歡欣赴職，並隨後與妻子合力創建大學藝術博物館。他們兩人辛勤地在東南亞地區廣泛考察，最後為館方建立一批以中國外銷瓷為主的陶瓷破片收藏。1956到1957年間，蘇立文的研究蹤跡還至馬來西亞西北部吉打州（Kedah），以印度殖民時期遺址為發掘考察重點。在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建國之後，當年蘇立文夫妻為博物館所收集的作品，也半數被運往吉隆坡。剩下的部分多成為現今新加坡國立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的珍貴典藏，或是在重新創立的大學藝術博物館裡，找到其新的安居之所。
除了教學、博物館和考古活動，蘇立文還在1956年策劃「星嘉坡（新加坡）十年來的藝術（Ten Years of Art in Singapore，1946～1956）」展覽，這可說是他對於新加坡當代藝術的第一手研究與觀察。另一方面，趁著地利之便，蘇立文此時也與台灣、香港和南洋藝術家進行密切的訪問交流。例如他與台灣的五月畫會和香港的中元畫會成員相識。期間他也拜訪私立南洋美術專科學校，且接受當地畫家的贈畫。1959年蘇立文出版其首刷的《20世紀中國藝術（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Faber and Faber），終於一償其多年心願；這本書不僅是蘇立文夫妻與藝術家們交往的畫友錄，更是開創中國近現代藝術研究的新興領域。
在旅居南洋期間，與蘇立文夫妻成為好友的四位華人藝術家分別是鍾泗濱（1917～1983）、劉抗（1911～2004）、陳文希（1906～1992）和陳宗瑞（1910～1985）。其中鍾泗濱曾送給蘇立文和吳環一批畫作，他還為吳環畫了一幅漂亮的肖像畫。此外曾經擔任老師和製傘藝匠的蔡天定（1914～2008），也曾以馬來風光為主題，並利用當地傳統的蠟染技術，將之應用在繪畫創作之上。他的作品深受蘇立文的注意，因而也進入到夫妻倆的收藏當中。還有最令蘇立文遺憾的，就是未能與張荔英（1906～1993）結識。她是一位傑出的油畫畫家，曾在巴黎學習繪畫訓練，那時她正隱居在新加坡，可惜他們失之交臂。最後蘇立文提到，他們在新加坡的這段日子裡，整個東南亞的現代藝術運動仍處於萌芽階段，但隨著時光進展逐漸地蓬勃生長，而今可說是充滿著馥郁成熟的果實，令人滿心期待。
1960～1966
重返英倫時期
1960年蘇立文接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之邀，重返英國擔任教職。在往後的六年間，幾乎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不少的東亞藝術史著述。除了在先前提及的《中國山水畫的起源》，他還在1961年出版《中國藝術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rt）》（London：Faber and Faber）、1963年的《阿倫．巴樓爵士夫妻收藏的中國陶瓷器、青銅器與玉器（Chinese Ceramics，Bronzes and Jad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London：Faber and Faber）、1965年的《中國與日本藝術（Chinese and Japanese Art）》（New York：Grolier）和1966年的《早期中國屏風畫之註釋（Notes on Early Chinese Screen Painting）》（Switzerland：Artibus Asiae）。綜觀這些著作，讀者可以了解到蘇立文不僅對於中國藝術史學有專精，對於日本美術也頗有涉獵。誠如蘇立文所言，他從不局限於某一狹窄的研究領域，也不做沒興趣的題目，而是順性而為，且關注於藝術的總體歷史發展與文化詮釋。
1960年代是中國相對封閉的時期，蘇立文和吳環幾乎沒有新添藏品。但是一件意外，卻讓蘇立文伉儷的收藏突然有了重大的轉變。原因是當年在中國服務的英國協會代表、同時也是他們的親密好友賀德立，不幸在1960年於倫敦過世。在其遺囑中表示，除了大英博物館可從現存遺產挑選五件作品，其餘所有的中國繪畫和木刻版畫作品，皆歸屬於蘇立文夫妻所有。當時任職於大英博物館的中國部門策展員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1904～1976），因為對於20世紀的中國藝術並不感興趣，所以只從中挑選較為可靠的19世紀繪畫作品。因此剩下的賀德立眾多舊藏，包括任伯年（1840～1896）、夏翬（19世紀）、慈禧太后的代筆畫家繆嘉蕙（1842～1918）、傅抱石、林風眠、溥心畬（1896～1964）、齊白石（1864～1957）、程訟萬（1864～1932）、丁雄泉（1929～2010）、傅叔達（？～1960）、唐雲（1910～1993）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加上黃永玉和同代人在二戰後創作的木刻作品，皆成為蘇立文夫妻的藏品，大大豐富了其藝術收藏內容。
1966～1984
執教並旅居美國加州
1966年蘇立文與吳環再次輾轉回到美國，這次是因為他擔任加州史丹佛大學的中國藝術史教授，直到1984年退休為止。在此近20年的輝煌時光當中，蘇立文不但出版眾多的通識與專業書籍，也積極參與各地的研究活動，這使得他的學術成就達到另一高峰。例如1967年《中國藝術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London：Faber and Faber）；1968年法語版《中國藝術導論》；1969年《麥積山石窟寺（The Cave Temples of Maichishan）》（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年《中國藝術史（The Arts of China）》（London：Thames and Hudson）、《東西方藝術的交流（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London：Thames and Hudson）、日語版《中國藝術史》和《中國藝術：近期出土品（Chinese Art：Recent Discoveries）》（London：Thames and Hudson）。其中《中國藝術史》至今已是第五版，不僅內容依照現有的研究成果翻新擴增，更是被翻譯為多國語言，成為各地學子想要了解中國藝術史的首要入門書籍。而《東西方藝術的交流》，亦是開拓中西藝術比較研究的先鋒，為後學奠定深厚的研究討論基礎。
此外，蘇立文還在1974年為《大英百科全書：視覺藝術卷（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isual Arts）》撰寫東亞藝術的部分，並出版《詩書畫三絕（The Three Perfections：Chinese Painting，Poetry，and Calligraphy）》（London：Thames and Hudson），將這項在中國歷史悠久的藝術傳統文化，首次介紹給西方讀者知曉。1975年荷語版《東西方藝術的交流》發布。1980年蘇立文榮獲牛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特選院士（Fellowship by Special Election at St Catherine's College Oxford），同年出版《山川悠遠：中國山水畫藝術（Symbols of Eternity：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這是他改寫幾年前在牛津大學斯萊德藝術教授講座（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文稿，再次表達他對中國山水畫的喜愛與研究的熱情。1981年《中國美術史》發行韓語版。1984年蘇立文的首篇中文版文章〈中國山水畫的欣賞〉刊行，同年並從史丹佛大學退休。
這段時期蘇立文除了振筆疾書，也成為史丹佛大學博物館中國藝術部門的負責人。那時他們的老友張大千正居住在加州的卡梅爾地區（Carmel），於是蘇立文便在1967年於館內籌辦「張大千作品展」，其參觀人數非常踴躍。後來張大千特別與吳環相談甚歡，接二連三的贈與她數件精巧的繪畫作品，包括小幅手卷的青綠潑墨山水和荷花圖，這些都讓夫妻倆驚訝且讚嘆不已。兩年之後，1969年史丹佛大學舉辦首次蘇立文伉儷收藏展，定名為「20世紀中國繪畫的潮流（Trend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有系統地將藏品展現給世人觀賞，這也是大眾初次了解到他們夫妻倆的中國近現代藝術收藏，是如此地豐富多元。
然而蘇立文伉儷的收藏並未在此畫上句點，他們與藝術家們的聯繫也尚未完全斷絕。在台灣方面，蘇立文指出：「在那裡我們遇到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反正統美術革命，即便在官方的反對之下，劉國松（1932～）、莊喆（1934～）以及五月畫會的創作者們，仍舊熱烈地展開其藝術運動。」同時間在香港地區，一場類似的反國畫正統運動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其領軍者為呂壽琨（1919～1975）和中元與元道兩畫會的成員。蘇立文認為，這些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紐約學派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其反映了自1930年代後中國現代美術的第一次主要突破。這些港、台兩地的新興美術運動，也對往後的中國大陸藝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後來蘇立文與吳環分別在1973和1975年相偕重返中國。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博物館幾乎都關閉歇業，唯獨對某些特定外賓開放。蘇立文記得當他步行穿梭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時，偌大空曠的冷清展廳，著實讓人有著詭異的感覺。後來當蘇立文向有關當局提出，想要見見他們之前在成都的藝術家好友時，所得到的回應不是「他們病了」、就是「下鄉去啦」的託詞藉口。殊不知，原來這些藝術家們正在勞改場或是在監獄裡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改造。其實有好幾位畫家當時都待在北京，也知道蘇立文夫婦的到訪，但是礙於政治考量，而被上層長官下達會面禁令。
1979年蘇立文與吳環再次回到中國，然而當時的政治情況已大為改變。透過美術家協會官員的晚宴安排，蘇立文夫婦重新見到睽違30多年不見的藝術家好友，包括龐薰、吳作人、丁聰和郁風等人。蘇立文回憶當晚的情形說到：「那時龐薰坐在我的旁邊，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握著我的手。酒過三巡之後，他的法語又回來了，於是我們再次重續起自1945年以來一直被打斷關於藝術的交談討論。」席間蘇立文還將一本龐氏所作的現代工藝設計集稿交還給他，令他感動不已。原來這本手稿在30多年前曾由龐氏交付到蘇立文的手上，並希望他能在西方出版，但是最終事與願違。如今再次有機會物歸原主，並有幸在稍後正式刊行。當晚宴結束前，龐氏向蘇立文說：「別以我們現在所做的來評斷我們，這只不過是個開始。」
1984～至今
牛津的退休歲月
蘇立文於1984年從史丹佛大學退休之後，夫妻倆再次回到英國且定居於牛津，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這段時期蘇立文的著作有1989年再版的《東西方藝術的交流》、1991年《中國與東南亞藝術（Studies in the Art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London：Pindar）、1992年《中國藝術史》在台灣由南天書局發行中文繁體版、1996年出版《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年出刊第四版的《中國藝術史》並再版《詩書畫三絕》、2006年出版《中國現代藝術家辭典（Modern Chinese Artist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且中文簡體版《中國藝術史》出刊（重新譯名為《藝術中國》，並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發行），以及2008年的第五版《中國藝術史》和《顧閎中之韓熙載夜宴圖（The Night Entertainments of Han Xizai：A Scroll by Gu Hongzho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透過在牛津大學學習中國考古與藝術史學生的協助幫忙，這些新版的書籍蘇立文都予以更新並擴增內容，希望帶給讀者最新的研究資訊與廣泛的學術議題。
另外，在吳環持家有道下，蘇立文與她兩人開始適度地購買一些繪畫，但面對新生代如此龐大且令人激賞的作品，該如何從中選擇便是首要任務。礙於有限的資源和儲藏空間，蘇立文夫妻倆不得不制訂共同的收藏計畫。蘇立文曾提及他們不指望能建立起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只希望如果往後一切進展順利，很有可能夫妻兩人藏品的最終歸屬將會是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The Ashmolean Museum）。也因此蘇立文和吳環決定收藏那些能與館藏相輔相成的作品。那時博物館在歷任中國部門主管如彼得．斯旺（Peter Swann，1921～1998）和瑪麗．崔吉爾（Mary Tregear，1924～2010），加上現任主管馬熙樂（Shelagh Vainker）之共同努力之下，其典藏作品幾乎都是以傳統水墨畫為主。為了增補館藏不足，加上夫妻倆的嗜好品味，蘇立文伉儷開始購藏較為晚期的作品。蘇立文對此說道：「這其中也包括抽象畫，但並不是那些稀奇古怪或是追趕時髦的作品。我們希望我們的藏品，就算再過一、兩百年，也仍然會像今日這樣，讓我們有著觸動與滿足的感覺。」
除了繪畫之外，雕塑也成為蘇立文夫妻的少數藏品項目之一。1980年代當他們到北京參觀第二屆星星美展時，有幸遇見了團體裡數位具代表性的指標人物，包括王克平（1949～）、馬德升（1952～）、黃銳（1952～）和邵飛（1954～）等人。他們的作品極具諷喻與爭議，曾引起有關當局的警告與注意。後來雕塑家王克平挑選他的兩件作品，餽贈給蘇立文和吳環。另外台灣知名的雕塑家朱銘（1938～），也受到蘇立文夫妻的青睞。在1990年代，當朱銘的大型「太極系列」雕塑於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節日大廳外展出時，蘇立文和吳環皆蒞臨參觀。後來朱銘兩件太極系列的微縮版雕塑，以及其他相贈的作品，都進入蘇立文伉儷的收藏裡。
此外蘇立文還提到，因為他和吳環深深覺得，藝術作品的品質必須是高於一切的評鑑標準，所以他們還是忍不住購藏了部分屬於傳統風格的畫作。例如袁松年（1895～1966）一幅精心描繪長江兩岸的風景圖畫和兩件朱屺瞻（1892～1996）所作的靜物和山水作品。多年來由於蘇立文夫妻倆的熱情好客，使得他們不斷結交新的藝術家朋友，其中包括王懷慶（1944～）、王迦南（1955～）、蔡小麗（1956～）、谷文達（1955～）、蔡國強（1957～）、徐冰（1955～）、高行健（1940～）和古干（1942～）等等，人數之多而無法在此一一列舉。透過這些藝術家的慷慨贈與，讓蘇立文伉儷的收藏品源源不斷。新世紀之初，阿什莫林博物館的中國繪畫藝術展廳落成開放，其與早期藝術展廳一起由蘇立文伉儷榮譽冠名。特別是中國繪畫展廳部分，其室內設計是歐洲首次專門為展示中國繪畫藝術作品而營造建構的常設館。
2001年由阿什莫林博物館策劃的「現代中國藝術：吳環與蘇立文收藏品（Modern Chinese Art：the Khoan and Michael Sullivan Collection）」展覽正式開幕，並稍後於英美等地舉行巡迴展。其中包括杜倫大學東方藝術博物館（The Oriental Museum at Durham University）、諾丁漢大學博物館（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useum）、倫敦亞洲之家（Asia House London）和美國西雅圖美術館（The Seattle Art Museum）。透過這個展覽，西方觀眾得以見識到中國近現代藝術的精彩風貌。2003年吳環不幸撒手人寰，蘇立文強忍悲傷持續整理他們過往共同的珍藏作品。自那時候起，在牛津大學學生的協助之下，蘇立文又曾多次重返亞洲與美國，不僅與各地的藝術家好友碰面，也認識許多傑出的藝壇新星。2012年中國國家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心特地為蘇立文籌畫其個人學術研究展，名為「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Michael Sullivan and Twentieth-Century Art）」，藉以表彰他對於這個領域的卓越貢獻與展現他與吳環的豐富藏品。
反思與展望
中國近現代藝術
蘇立文曾指出，在他對於中國近現代藝術超過一甲子的研究中，每次寫到那些他個人欣賞的畫家時，總是會充滿熱情。這些藝術家包括張大千、林風眠、朱德群（1920～）、劉國松、陳其寬、龐薰、王無邪（1936～）、吳冠中（1919～2010）、邵飛、李華生（1944～）、朱銘、宋雨桂（1940～）、黃仲方（1943～）、余承堯（1898～1993）、萬青力（1945～）、王懷慶和高行健等等。他說到：「當在全心全力投入這些藝術家研究的時候，我也逐漸懂得他們對待藝術的態度與追求。」因此蘇立文含蓄地表示，「比起他們所得到的，我的收穫更多。」
因為各方時空因緣的聚合，使得蘇立文有幸親眼目睹中國近現代的重要美術發展。在親身體驗之後，儘管他「必須承認，某種程度的純粹商業化氣息，已經影響到部分甚至於知名的藝術家身上，然而我們卻不可忽略中國當前美術活動的興盛、形式內容的多元變化，以及國際藝術界對於這些藝術家的認可。」其中最觸動蘇立文的現象，年近百歲的他神采奕奕地說道：「中國的傳統文化正在重新復興，而這就是成為當今中國藝術的核心要素。」最後，一部迎向百年的中國藝壇畫友錄，正透過蘇立文的敏銳眼光與勤奮書寫，深刻有力地持續記錄下這段精彩萬分的歷史場景。
圖片提供｜林逸欣（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