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為宋代北方名窯，以燒製白瓷為主（圖1、2）。經過葉麟趾的提示、小山富士夫的窯址踏訪，加上近幾十年來的相關研究，定窯逐漸揭開其神祕面紗。在我們受惠於前輩學者考古研究之餘，還有一位200多年前的收藏者是絕不容忽視的，那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乾隆皇帝憑藉著文字閱讀及實物觀察經驗，創作達200多首歌詠歷代陶瓷的詩詞，或可堪稱陶瓷研究上的先行者。在這200多首的詩詞中，以定窯為對象者約莫近32首。在現代，我們透過考古挖掘、實物觀察等資訊，得以進一步了解定窯時，不禁讓人好奇，在窯址考古觀念、技術尚未發達的乾隆時代，僅有文字及實物，乾隆皇帝對於定窯又有什麼獨到的見解呢？
跨越千年辨疑，東坡詩引揣測
關於定窯，蘇東坡一首〈試院煎茶詩〉，開始一場跨越千年的辨疑，蘇東坡到底寫了些什麼、引發諸多揣測呢？詩中這麼說道：「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節錄蘇軾〈試院煎茶詩〉）
其中的一句「定州花瓷琢紅玉」，引起今日學者無限好奇，難道素來以白瓷聞名的定瓷，曾燒造過紅瓷？今日的普遍認知，定窯瓷器以白瓷居多外（圖3、4），根據明代高濂《遵生八牋》及考古資料可知，尚有施罩黑釉的「黑定」及芝麻醬色釉的「紫定」作品（圖5）。基於這樣的背景，不少人認為「定州花瓷琢紅玉」一句，為定窯同時也有燒造紅瓷或紅色釉彩瓷的證明。不過，謝明良曾仔細考究「定州花瓷琢紅玉」以及對仗諸句，認為蘇東坡「紅玉」指稱者可能為茶、茶色，或者是紅色玻璃茶盞。
對於「定州花瓷琢紅玉」之意義和疑問，其實早在乾隆朝時期，乾隆皇帝便有所注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宋定窯盤子〉一詩提到：「傳是定州造（《遵生八牋》云出宋時北定州），定州今實無，彭陶皿可比，蘇詠信非誣（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穆若精神足，郁然花葉扶，和闐玉易琢（反東坡詩意），獲此卻難乎。」（《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十）乾隆皇帝將「定州花瓷琢紅玉」中的「琢」看成「雕刻」之意，才有後面的「和闐玉易琢（反東坡詩意）」，認為雕刻一件美麗的和闐玉是容易的，但一件雕刻精緻的定窯作品可不常得。過了不久，乾隆皇帝對此有更多疑問，乾隆四十年（1775）〈詠定窯三羊方盂〉：「蘇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紅玉，今之定瓷皆白色無采，所謂粉定也。然率素質若此，隱起三羊紋者，即東坡所謂花瓷，亦無不可。」（《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30）（圖6）此時，顯然乾隆皇帝也將「定州花瓷琢紅玉」理解定窯紅瓷，但他特別聲明，當日可見定窯中並沒有紅瓷作品存在，以至讓乾隆皇帝甚至懷疑，難不成蘇東坡所處的宋朝時期，可以看到的定窯釉色比起清代還要多上許多？「定窯皆白，從無見他色者，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豈當時原有各色者乎？」（〈詠定窯素鍑〉，《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57）到了晚期，乾隆皇帝在〈詠定窯盌〉一詩中，更認為蘇東坡所看到的定窯紅瓷作品，可能是偶然出現的劣質品也說不定：「然何以今時白者不乏流傳，而紅者即髻墾薜暴之腳貨，亦絕不一見耶？豈當時不過偶一陶製，後遂禁止不作，而軾逞詞詡重耶？」（《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五集，卷86）
除了定窯是否存在有紅瓷的問題外，乾隆皇帝在詩詞之中同時也關注定窯「有芒」的議題。南宋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窯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窯有芒也！」另外在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及葉寘《坦齋筆衡》中也分別提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從以上的文獻可理解，定窯因為「有芒」，汝窯取而代之成為宮中用器。目前多數學者將定窯「有芒」解釋為，因為燒造時使用覆燒法，為避免瓷器和窯器相黏，瓷器口沿必須刮掉一層用，導致澀胎「芒口」的產生。在定窯瓷器口沿常見的金銀鑲邊，除凸顯瓷器的高貴價值外，也遮掩住「芒口」的缺點。
乾隆皇帝對於定窯「有芒」有不同的解釋方式，反而是將定窯「有芒」演繹為「光芒」之意。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詠定窯蓮葉椀〉詩中：「趙宋傳來白定名，爾時卻以有芒輕，即今火色全消盡，一朵玉蓮水面擎。」（《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82）首先，乾隆皇帝熟知定窯因「有芒」，在宋代遭受替換，但幾百年過去，定窯的「有芒」缺點，也就是火色，已全然不見。可見在乾隆皇帝的心中，定窯「有芒」代表著定窯瓷器光芒太過、火氣未消之意。同樣的解釋方式反覆出現，在〈詠定窯盌〉更加明確的解釋：「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蓋其時新陶初出火氣未除，是以不貴。今則以閱七、八百年，古澤幽光，且以罕觀□珍，自不同當日矣。」過了七八百年，定窯新器甫出窯時的火氣，早已成為古董文物所特有的黯黯葆光，對乾隆皇帝來說，可是彌足珍貴。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知道乾隆皇帝對於古瓷器的鑑賞能力，除了個人的觀賞經驗，多受惠於明代以來的文人筆記。但在博覽古書的同時，乾隆皇帝有一套自己的鑑賞研究，因而不停的與古人對話，對於文獻文字也經常反覆斟酌，進而在御製詩詞中進一步回應。雖然和現今理解不見得相符，但從乾隆皇帝對於定窯的歌詠來看，很明顯地得以知道，乾隆皇帝的陶瓷品評，經常是「發於古卻不囿於古」，這正是乾隆皇帝的特點。
定窯明星！娃娃枕
還記得國立故宮博物院製作的《國寶總動員》中，那個為了尋找出逃的螽斯而四處奔波的小嬰孩嗎？這位活潑逗趣的小孩，正是台北故宮院藏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的化身，而類似造型的嬰兒枕除台北故宮二件藏品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北宋〈定窯白釉嬰兒枕〉（圖7）。三件嬰兒枕造型相似，皆呈現雙臂交叉環抱、頭枕其上、雙腳相疊微翹的可愛姿勢，而嬰兒的背部正是枕頭的枕面。這類定窯嬰兒枕作品，在今日博物館中深受觀者的喜愛外，其實，乾隆皇帝也相當喜愛這類的作品，相關的御製詩就有11首，是詠定窯瓷枕詩詞中，最常見的一類題材。上述三件娃娃枕作品中，僅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定窯白釉嬰兒枕〉刻有御製詩〈詠定窯睡孩兒枕〉（《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關於娃娃枕的詩詞中，乾隆皇帝經常描述嬰兒可愛的姿態，如〈詠定窯娃娃〉詩中：「粉定寫娃娃，曲肱雙手叉，半暝態如活，一睡樂無加。藏照意堪寓，忘懷道豈賒，蘧蘧與栩栩，饒語笑南華。」（《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34，乾隆四十一年），開頭便是描寫娃娃枕的姿態表情，活靈活現猶如真人。又如〈詠定窯娃娃枕〉寫道：「荷花荷葉貼腰馣，跪股曲肱睡正酣。」（《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81，乾隆四十七年），描寫娃娃枕上小男嬰的衣著、睡姿。關於娃娃枕的相關詩詞，據研究多是集中於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四十一年之間，這段時間內，透過自己收藏與進貢，乾隆皇帝共獲得了11件定窯娃娃枕。這些娃娃枕對於乾隆皇帝來說，除具有宜子孫的意涵外，如「曲肱卻復待人枕，樂在其中意豈忘」（〈詠定窯娃娃枕〉，《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37，乾隆四十年）、「夢羲皇者將誰待，開眼看他熟寐人」（〈詠定窯娃娃枕〉，《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四集，卷27，乾隆三十九年）等敘述，可能也暗示了乾隆皇帝從娃娃枕聯想到居安思危、長治久安等為君之道。
古玉、古瓷配成雙
乾隆皇帝與定窯之間，除了考證過去的文獻、熱愛娃娃枕外，尚有一特別舉動，便是將不同作品配成對。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古玉碗托子配以定瓷碗適然成詠〉談到，乾隆皇帝將一件古玉茶托配上一件定窯瓷碗：「謂碗古所無，托子何從來，謂托後世器，古玉非今材。又謂碗即盂，大小異等儕，說文及方言，初無一定哉。然而內府中，四五見其佳，玉胥三代上，承碗實所諧。茲托子古玉，玉碗別久乖，不可無碗置，定窯選一枚，碗足托子孔，圜枘合以皆，有如離而聚，是理難窮推。五字記顛未，豐城別寄杯。」（《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五集，卷58）乾隆皇帝在詩中說道，感嘆原本的玉碗已經不見，但玉托子不可不配碗，所以選了一件定窯瓷碗，放上後發現完全吻合，彷彿兩者原本就是一對，離別多時方聚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北宋〈定窯白釉刻乾隆御製詩碗〉（圖8），其上便刻有此詩，說明詩中的定窯瓷碗可能為這一件作品。此件定窯白瓷碗，敞口、深弧腹，在口沿和圈足的部分皆鑲有金扣，御製詩刻於器外壁，且在詩末刻有「會心不遠」和「德充符」兩枚印章。
以陶瓷碗搭配玉製托子，在乾隆朝經常可見。謝明良曾在文章中提及台北故宮藏刻有御製詩〈詠玉托子永樂脫胎茗盂〉的越南白瓷和玉托子之外，御製詩中尚有其他類似的詩詞，如〈詠官窯椀托子宣窯茗碗〉等，想見乾隆皇帝相當熱衷將兩種不同材質的作品搭配一起，但原因為何，大概只有乾隆皇帝自己知道了。
處於18世紀的乾隆皇帝，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文獻以及實物上手經驗，建立起屬於乾隆皇帝的陶瓷研究學問。就今日的觀點來看，雖然不全然正確，在當時確屬難能可貴了，如同對於定窯紅瓷及芒口等議題的探查。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對於陶瓷的鑑賞，會進一步賦予作品更深層的意涵，如定窯娃娃枕與為君之道的連結。最後，乾隆皇甚至會玩心大起，來個不同材質搭配樂，賦予古瓷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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