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位於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轄區內，曲陽縣宋屬定州，以州名窯，故稱定窯。定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是中國歷史上貢御時間最長、文獻記載最多的窯址。定窯產品上至宮廷貴胄，下至百姓戍卒都使用，宋金對峙時期還曾用於南宋和金代貿易的一類瓷器。其最重要的產品是精細不施化妝土的白瓷，成為宋、元時期士大夫清雅藝術取向的典型代表。其歷史地位因長期以來持續不斷的文獻記載，而備受人們的關注，又由於其廣泛的影響，被近代學者列為六大瓷系之一。
回顧定窯歷史文獻
定窯窯址集中分布於曲陽縣靈山鎮的澗磁、北鎮村和東、西燕川、野北村一帶（圖1），該區域盛產上好的製瓷原料──靈山白坩（瓷土），出產長石、石英、白雲石等製釉原料，有著埋藏較淺、易於開採，且豐富的煤炭資源，又有唐河支流通天河（古稱汨水）、三會河自北向南穿過，如此得天獨厚的製瓷條件成就了宋元時期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窯址──定窯。
定窯是歷史上文獻記載最多的窯址，尤其是北宋中後期其「胎薄釉白，典雅秀麗，印花精絕」的自身特徵形成後，與其相關的各類記載未有間斷。其中有關於定窯北宋貢御情況的，如《宋會要》：「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註1）宋代林禹《吳越備史》：「太平興國五年九月十一日，王進朝謝于崇敬殿，復上金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珊瑚樹一株。」（註2）宋代葉寘《坦齋筆衡》：「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註3）有關於定窯燒造工藝特徵的，如宋周密《志雅堂雜鈔》：「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註4）有關於定窯瓷器種類及胎釉器形特徵的，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論》：「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亦有繡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東坡詩曰：『定州花瓷琢紅玉。』凡窯器有茅蔑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蔑，無油水曰骨，此乃賣古董市語也。」（註5）清代佚名《南窯筆記》：「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淚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種，名定州花磁是也。尊、爵、盤、碟、佛像及各種玩器，雕琢精巧，靡不全具，間有花紋內填采綠色者。又有土定，一種霍窯，一種建窯，似乎定制；又有歐窯，多碎紋者，不堪賞鑑。今南昌仿者，滑石合泥作骨子，純用碪子釉。不減古釉，花樣精緻過之。」（註6）
20世紀的定窯考古
定窯雖屢見於文獻記載，但對其窯址位置的探索始於1920年代，伴隨著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中國陶瓷研究不再僅限於文獻記載的考證及傳世瓷器的斷代，對瓷窯遺址的調查與發掘工作亦隨之展開。
1920～1930年代，時任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的葉麟趾，根據實地調查的工作，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磁彙編》中首次報導定窯遺址在河北省曲陽縣的剪子村（實即澗磁村，概因當地村民方言中所致，下同）和仰泉村（燕川村）一帶。
1941年，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根據《古今中外陶磁彙編》的記載，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一次調查，獲取了一定數量的瓷片。同年他以〈關於定窯遺址的發現〉為題報告了窯址的情況。這批材料後來由東京根津美術館結集出版。
1951年、195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兩次派人對澗磁村窯址進行複查，從刻花、劃花、印花、裝飾、淚痕以及細膩潔白的瓷胎等方面，證實這裡是定窯窯址無疑。通過採集到的近2000件瓷片標本，初步判明定窯於唐代開始燒白瓷，五代時期有較大發展，宋代為極盛時期。（註7）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對曲陽澗磁村的地理位置、環境與自然條件，以及窯址的分布範圍和文化層的堆積情況等進行了調查，並試掘了420平方公尺。調查中獲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的遺物35件，發掘清理灰坑五處，殘窯一座，殘牆兩堵和瓷泥槽兩處，出土遺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與窯具26件，銅錢67枚。（註8）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定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在代表定窯遺址不同時期堆積的北鎮區、澗磁區、燕川區、野北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總面積1859平方公尺。具體情況如下：北鎮區在北鎮村內及村東兩處地點布方，發掘面積385平方公尺，清理窯爐七座、作坊三座、水井一眼、碾臼一座、灶12座、灰坑70個、墓葬一座，出土器物4513件，陶瓷殘片7萬7967片，器物種類以白釉瓷器為主，另有陶器、窯具、銅器、鐵器、石器、骨器和錢幣等。澗磁區在澗磁村北進行了布方，發掘面積1024平方公尺，清理遺跡有窯爐、碾槽、料場、料池、水井、溝、牆及灰坑等，出土標本主要為瓷器和窯具，另有銅器、鐵器、石器、骨器和錢幣等。燕川區在西燕川村西南、大寺舊址、保定三礦儲煤場三處地點布方，發掘總面積250平方公尺，清理窯爐一座，出土「尚食局」款瓷片25件，瓷塑300件，另有大量的陶瓷器殘片及窯具。野北區在野北村西北發掘200平方公尺，清理了窯爐和作坊遺跡，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窯具。（註9）
2009年來發掘的新收獲
2009年9月～2010年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保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定窯遺址進行了第三次主動性考古發掘，共分JCA（澗磁嶺A區）、JCB（澗磁嶺B區）、JCC（澗磁嶺C區）、JX（澗磁嶺西區）、BZ（北鎮區）、YC（燕川區）六個社區進行考古工作（圖2、3），發掘總面積776平方公尺，清理各類遺跡94處，其中窯爐11座、作坊12座、房基三座，灰坑45個、灶七座、墓葬兩座、溝六條、界牆八道，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復原標本數千件。發現帶有「官」、「尚藥局」、「尚食局」、「東宮」和「喬位」等款識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殘片數十件；地層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紀年材料。（註10）
此次發掘的資料整理工作正在進行，通過田野發掘過程中的觀察和初步整理，可將本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歸納為以下四項。
◆發現&清理中晚唐～元代地層
其中清理以往其他考古材料並不十分瞭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層，為瞭解定窯的生產歷史和工藝發展的全過程提供了詳實的資料。比如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定窯的裝燒方法從三葉形、三叉形支釘疊燒，漏斗形匣缽單燒、碗形支圈支燒和環形支圈覆燒的工藝發展過程。又比如，在此次發掘的澗磁、北鎮區的五個社區及燕川區的各個探方內均發現了金代地層及各類遺跡，文化層普遍豐厚（圖4），出土物豐富，說明金代是定窯瓷器燒造歷史生產規模最大的時期之一。
◆大致判定始燒、終燒時間
在不同發掘地點的八、九個探方中，發現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層，其下即為生土，並出土有中唐時期特徵的碗、執壺等，這種反覆出現的事實基本可以確定定窯的創燒時代為中晚唐時期，不早過中唐。在燕川發掘區清理了定窯元代的地層及遺跡，清理出大量元代的遺物（圖5、6），為瞭解定窯元代的生產情況提供了材料。又透過對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溝地區的地面調查，發現了大量的元代遺物，可知定窯在元代燒造規模仍非常大，但產品品質下降，與宋金時期的精美定瓷相差甚遠，已成為提供民眾日用器物的窯場。元代後期開始成規模的瓷器生產即告結束。
◆清理重要窯址遺跡
此次發掘中，發現包括兩座保存較完好的五代窯爐（圖7）、一座宋代窯爐（圖8）、三座金代窯爐（圖9、10、11），這些窯爐大都具有大而深的火膛，發達的通風道和寬大的煙囪，十分適合燒製燒成溫度高的定窯瓷器，並具有不同於北方其他地區饅頭窯的獨特特點。如在北鎮區T2內清理出的金代窯爐，是迄今所清理出保存最完整的定窯窯爐，由通風道，風道門、窯門、火膛，窯床，煙道牆，煙囪和護牆等部分組成，其3.18公尺長的通風道、2公尺深的火膛、前寬後窄的窯床、有隔牆但又相通的煙囪，為全面瞭解金代定窯的窯爐結構，進而探討定窯的燒成工藝提供了重要實例。在澗磁B區清理的一處作坊，其中有六口盛放原料的大缸、大陶盆及相關的池子，規模巨大（圖12、13）；還清理了一處烘坯作坊（圖14、15），也頗具規模。定窯薄俏的胎體、發達的印花裝飾，恰巧與成形和烘乾有密切關係，這些遺跡的清理，對瞭解當時的成形工藝和研究生產管理等相關問題都十分有價值。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在燕川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處大型冶煉遺址（圖16、17），堆積層厚達1公尺多；出土了大批坩鍋、煉渣等遺物。透過地面調查，發現其面積可達10萬平方公尺左右。透過初步的科技檢測，證明這是一處鉛的冶煉作坊。這處冶煉遺址的時代為金元時期，這應該是依託定窯的高溫熔煉技術而進行的冶金生產，推測與文獻記載的金代曲陽設有錢監有關。
◆各時期貢御重要遺物出土
發掘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窯各個時期貢御情況的重要遺物，如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層中的帶「尚食局」、「尚藥局」（圖18、19）、「喬位」款，裝飾龍紋的器物（圖20），金代地層中的「尚食局」、「東宮」款（圖21）碗盤等，都為研究定窯貢御瓷器的特徵及歷史提供了實物資料。如果認為這些帶款識的器物是用於貢御器物，我們可以看到，生產這類器物的地點在定窯遺址中分布不是十分集中，其中以澗磁嶺地區產品品質最高，器物種類最豐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這些官用器物的地點，也還同時生產胎釉粗劣，製作草率的另一類產品，其比例可達三分之一左右。由此推測這種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許多窯戶承造官用的精緻產品，同時他們還從事商品生產的體制，與考古發現的汝窯的貢御體制似有一定的差別。
最新研究、展覽與展望
2009～2010年定窯遺址的考古發掘，因對於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踐行，透過應用各類新考古手段，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新成果，對窯址類遺址考古資訊提取方法的創新，以及在公眾考古活動上的探索，而榮獲「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9年度全省文物資訊工作先進集體特別獎」等獎項。目前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工作正在緊張有序的進行中，《定窯（2009～2010年度考古發掘報告）》有望在今年年底完成組稿工作，一個建立在定窯窯址考古發掘資料基礎上的科學分期斷代尺規即將誕生，這對定窯的研究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國陶瓷史的研究亦有重要意義。
2012年9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北京藝術博物館相繼推出了「潔白恬淨—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瓷器展」、「中和之美—定窯瓷器藝術展」，並召開了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中國定窯》兩部文集。2013年5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出版了《發微求真走進定窯—定窯考古發掘記錄（2009－2011）》，對2009年起定窯窯址考古工作從田野考古到後期整理進行了完整記錄。這一系列的活動及論文集的出版，在向學術界及觀眾展示定窯最新考古成果的同時，有力地推動與加深了定瓷的研究工作。同時還透過拍攝專題片《定窯考工記》、安排定窯專家講座、組織在定窯官方博客上討論焦點問題等形式，推進定窯公眾考古專案的可持續發展，實現考古成果社會共用，讓考古成果惠及民眾，帶動更多人關注考古，關注中華文明，促使公眾自覺地去保護好文化遺產。
目前對於定窯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收穫，但仍有一系列問題尚需進一步探討，如關於定窯的貢御體制問題、關於覆燒工藝在定窯的創燒及發展問題、關於定窯明代瓷器的燒造情況（據《大明會典》載，明宣德、嘉靖年間，真定府曲陽縣仍向光祿寺提供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壇等），關於晚唐五代定窯與邢窯的關係及產品界定、關於金代定窯與井陘窯的關係及產品異同等，有待後人的共同努力，把祖先遺留下來中華民族獨有的窯址資源妥善地整理、研究、保存，在定窯研究和保護的道路上書寫濃墨重彩的一筆。
註釋：
註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瓷器庫，中華書局，1957。
註2：（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補遺》，中華書局，1991。
註3：（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華書局排印本，1959。
註4：（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續集上卷〈治物各有法〉條，中華書局，1988。
註5：（明）曹昭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中華書局，1985。
註6：（清）佚名《南窯筆記》，收於黃賓虹、鄧實輯《美術叢書》第1輯，神州國光社，1947。
註7：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1959年第7期。
註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第8期。
註9：劉世樞〈曲陽縣唐、宋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86》。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發掘〉，《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88》。
註10：韓立森、秦大樹、黃信〈定窯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0年1月22日，總1796期。
圖2、3 2009年9月～2010年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保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定窯遺址進行了第三次主動性考古發掘，共分JCA（澗磁嶺A區）、JCB（澗磁嶺B區）、JCC（澗磁嶺C區）、JX（澗磁嶺西區）、BZ（北鎮區）、YC（燕川區）六個社區進行考古工作。
圖片提供｜韓立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