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奠基者：亨利．賽努斯奇
巴黎賽努斯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為法國首屈一指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其館藏主要由亨利．賽努斯奇（Henry Cernuschi，1821～1896，圖1）的個人收藏所組成，是聯繫巴黎、中國和亞洲文明的重要橋樑。賽努斯奇出生於義大利米蘭，原是位愛國人士，但在1848年的義大利革命發生之後，他便於1850年遠離家鄉到法國避難。日後他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然後再轉業成為銀行家。賽努斯奇在法國第二帝國（1852～1870）結束之時累積了不少財富，遂成為日後他收藏藝術品的資金來源。在第三共和興起之際，他是積極支持者；但不久因受到巴黎公社的打擊，便於1871年9月到1873年1月之間，進行環遊世界之旅。
在這趟行旅中，賽努斯奇的一位藝評家好友Théodre Duret（1852～1870）也隨之同行。稍後他們在日本與中國等地，購買了將近五千件工藝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青銅器物。在此次旅行回國之後，他的收藏品曾在工業宮（Palais de l'industrie）裡展示，以見證當時日本風（Japonism）的崛起。同時間，賽努斯奇亦委託建築師William Bouwens der Boijen（1834～1907）設計他的私人宅邸。在賽努斯奇過世之後，此棟建築與其亞洲藝術收藏，便被全數捐贈給巴黎市政府。兩年之後，1898年以賽努斯奇命名的亞洲藝術博物館，遂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
首次中國晚期青銅展
從中國的商周王朝起，青銅便是製作祭祀器物的首選材料。直到宋朝時，在位者為了加強皇權，一些涉及天地和祖先的祭祀活動得到新的發展。至此古代祭祀器具的收藏、歸類以及器具上銘文的解讀，遂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此後，青銅器成為繼書法和繪畫之後，收藏家最想獲得、也是最具價值的收藏品項之一。青銅器的修復、摹仿及贗品製作的工藝從宋代便開始蓬勃發展。青銅器的紋飾和仿古器形，亦迅速延伸到其他領域當中，並影響整個中國藝術發展。從日常生活用具到裝飾器皿，特別體現於文化和祭祀用品當中。
此次展品是從賽努斯奇多達1500件的中國晚期青銅藏品中精選出來的，經由策展人Michel Maucuer（圖2）長達數年的籌劃與研究，終於在2013年9月隆重開幕（圖3）。這次的展覽主題是首次在法國舉行，並向外界展示這個鮮為人知的藝術領域。展覽包括三個層面：帝國禮儀（展示各種儀式及其器皿，重現祭祀活動及還原其器皿原貌）；古色再現（透過文人角色的展示和古籍的編輯、歸類及命名，來說明怎樣從古代的摹仿和贗品製造技術中挑出真品）；從往昔到永恆（展示文房用品、香爐、投壺和宗教小型雕塑）。這次博物館的展品種類繁多，可以說是此類中國晚期青銅器的第一次大型展覽，其展出約百餘件作品，呈現出賽努斯奇個人豐富的收藏。
帝國禮儀
古代中國人民是處於一個崇尚祖先神祇的社會，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需遵循禮儀來舉辦相關的祭祀活動，從祭拜天地自然萬物到供奉宗廟祠堂列祖，無一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時刻。因此隨之產生的各類器具用品，便反映了這些風俗儀式的複雜文化。尤其到了漢代「三禮」（《周禮》、《禮記》和《儀禮》）的出現，更是把昔日的祭祀制度詳細地以文字記錄其內容和過程，以供後世參考。
稍後至宋代時，因為帝王對於古聖賢的嚮往，以及文士對於金石學的熱衷，在當時的社會文化上遂興起一股復古風潮。尤其是北宋徽宗不但極力收藏古代文物如青銅、書畫和版書等，更加以整理研究並出版相關著錄。另一方面，朝廷文士學者亦相繼出版金石著作，與官方相較下不遑多讓。這些書籍都為後世的青銅研究，奠定下深厚的基礎。
在祭祀儀式中經常出現的器物，如爵、豆、籩、鋪、登、尊、簠、簋等，在賽努斯奇的青銅收藏中，皆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展覽中的第一展區內，Maucuer主要匯聚這些祭祀器具，並詳加介紹給西方觀眾，希望他們能藉此理解這些中國古代文物的功能和意義，且透過文物的展示呈現中國皇朝時代的儀禮制度和物質文化。
爵可以說是最早出現的青銅禮器之一，它們屬於祭酒器皿並用來保存發酵酒精之用。在2世紀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裡，曾解釋「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在10世紀的木版雕刻書籍《三禮圖》中，亦出現一只酒杯，中間部分呈現鳥禽形狀。另外最近從西安出土的唐墓中，也發掘出相同鳥類形狀的陶製酒器。但是直到公元1092年在呂大臨的《考古圖》書中，才將有三角足、杯嘴流槽和雙把的酒杯命名為「爵」器，於是此名稱遂沿用至今。
此展區中還有件元代的〈爵器〉，高23公分、長18.5公分。不像其他仿古青銅般的依樣臨摹，此爵的裝飾在母題運用上相當地自由。且外觀金屬上的略黃棕色，可以在此時期的其他青銅物件上看到，因此能推想原製作者可能本來就無意要在顏色上仿古作舊。但此作的外型卻類似於古代的爵器，其上還刻有銘文曰：「至元三十年癸巳李淦銘吳郡學祭器」，應是作為當時鄉里郡學的文教禮器之一。
另外，在展區內有只訂年為公元1536年的明代〈簋器〉，高11.5公分、長30公分，外型如同《博古圖》所述的簋器一般，是為圓身帶把附蓋之造型。但自宋代以來，又曾將「」稱為「簋」，造成器物外型與名稱的混淆。此作上有兩條銘文，各為：「通判陳岱訓（？）祝澍／張價改革許崇治／推官毛宋楫／知縣劉天授仝造」和「嘉靖丙申正月吉日／漳州府知府孫浴置」。據Maucuer推斷，這當初應該是件禮品。
正如前文所提及，在宋朝曾出現不少的出土古物，因皇室對於青銅器物的熱衷和文士對於金石學的風靡，使得這些作品都進入宮廷內府、或是私人收藏當中。在這時期也出現不少的青銅著錄書籍，例如呂大臨的《考古圖》一書。此書卷首有元祐七年（1092）的自序，是第一部有關青銅器的學術著作。所收的224件器物皆選自祕閣、太常、內藏和私人共37家，書中按器物用途分類，還附有摹刻圖像以及銘文記載。作者對於每件器物都有說明文字，記錄器物各部分的尺寸、重量和容量等。
之後約在公元1125年時，王黼等人曾編輯《宣和博古圖》，書中內載839件器物。每件有圖像，並摹寫銘文，亦記錄尺寸、容量、重量和銘文考釋，可說是當時出土和傳世青銅器的集大成者。以上論及的目錄著作都對於當代和日後的青銅器研究，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尤其是透過木版印刷發行，讓更多人士得以從中研究。雖然部分版本內容並非精良、也有錯誤，但仍瑕不掩瑜，極具參考價值。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賽努斯奇本人雖然不識中文，但他仍收藏許多知名的歷代青銅著錄，如《三禮圖》、《考古圖》、《博古圖》和乾隆時期編撰《西清古鑑》等書籍，成為其個人青銅文物收藏的一部分。
古色再現
中國的復古風潮不斷地在歷史中反覆出現，例如北宋徽宗年間、晚明時期和乾隆朝等時代。在這些復古高峰期間，不但收藏名家大肆徵集古物，藝術工匠亦承古汲新，創作出豐富精采的作品。學術界相關的研究著作不斷地出版於世，甚至還有大眾讀物教育民眾如何賞鑑古董器物。但社會上對於古風的熱烈追求，卻也讓許多作偽者趁隙可得，仿造許多高古傳世的青銅器物，並流傳於市場之中。
從宋代開始，斷定器物顏色便是評估青銅優劣的要素之一。此法不但可以檢驗作品的年代和真偽，更可看出質量高低。因此為了要通過賞鑑者的銳利眼光，這些作偽者就必須做出全然「古色」的作品。Maucuer在此第二展區內，便籌組館藏中深具「古色」的作品。不僅探討晚期青銅器物的作舊技巧和手法，更分析銅鏽的色澤組織成分。另外，為了迎合西方觀眾的藝術品味，物件造型的裝飾紋樣和特殊外觀，例如各類的動物器形，亦是此區展覽的重點之一。
舉例來說，有著四肢獸腳狀的器皿，通常被稱為「犧尊」。其中「犧」乃是代表犧牲的祭品，通常是以牛形為主，但不總是如此。這類型的獸尊按照具體形狀，又可分為牛尊、象尊、羊尊等，同樣用途的還有各種鳥禽形尊。此類鳥禽獸尊器造型，極具雕塑特點，即使是同屬一類，其形狀外觀也差異頗大。譬如展區中一只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的〈羊尊〉（圖4），其站立於車輪平板之上，可以與乾隆收藏的〈漢鳩車尊〉相互比擬。但因為此羊尊底座比起主體看來似乎年代比較新近，因此館方推測，這部分可能是在18世紀或是19世紀時後補增添而成。
本次展覽的明星展品也出現在此區當中，這是一件乾隆朝的〈天雞尊〉（圖5），其高（含柄）38公分、長31.5公分，刻有「乾隆年製」。此作造型精美，雞首處上有雲冠下有羽飾，中間部分鑄工細膩圖案繁複，尾部則線條動感流暢。色調金銅相映古色古香，可謂館藏晚期青銅器的精品之一。據Maucuer的說法，在北京故宮內也有相同造型的器物，可以初步推斷這件文物應是屬於群組作品之一，可能舊藏於宮廷內府。
在此展區內還有數件〈貘尊〉，但在《博古圖》和《西清古鑑》中都被舊稱為「犧尊」。此類貘獸器形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代，而且通常在獸體上還鑲嵌珍稀珠寶。在12世紀出版的《博古圖》書中，是最早出現此類文物的記載。因為其記錄詳細又附有圖像，所以後世往往藉此仿造。就今日的動物學看來，貘類共有四種，其原屬生長於南美洲和馬來西亞等地。在中國的東周時代，貘獸似乎被視為是一種當地的野生動物，亦或許是從異地運來而被當成是珍獸而豢養。宋元時期時，此類貘尊亦出現於世，但是皆未有鑲嵌部分。在今日賽努斯奇的青銅收藏中，至少有五到六件的貘尊藏品，最早定年可達到晚明或是清代。
從往昔到永恆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各個物質媒材皆有其重要的意義，例如玉器即代表君子的內涵與身分。然而就青銅來說，因為其性質屬金，所以一般人皆視青銅為吉金，象徵著富貴、耐用、長命和永恆。中國人崇古的風尚，並非只存在於代代相傳的技術知識而已，特別是文人社群對於古代文物的造型形式和內容裝飾等，更是帶著珍視心情來予以使用和欣賞。例如文房用具中的筆、墨、紙、硯、印盒、水盂、筆架，或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如花瓶、香爐、盆景等，處處皆可玩賞跟古人交遊。就在與各類古玩接觸的當下，剎那間可與往昔心靈相通，以達到永恆的愉悅境界。
在此展區內有件明代香爐（圖6），高9.5公分、長14公分，其製作精良造型典雅。尤其是作品的爐足設計，可以看得出來其鑄造技術高超。在宋代青銅器物中，也可見到相似的造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作品金屬顏色，在清洗足下表面之後，出現的金屬顏色竟是橘紅色調，可以證實此部分含有高度的紅銅。此外爐身四周還飾有西藏拉薩字體的觀音六字大明咒「oṃ maṇi padme hūṃ」和「雜寶」。此作底部另刻有「大明成化年萬家造」，因此就各方判斷來說，此件香爐應屬於15世紀的作品。
在中國傳統文人的桌案上，除了香爐擺設之外，用於書寫繪畫的水盂亦不可少。館藏有件傳宋代的蛙形水盂，高6公分、長11公分，小巧精製造型極富趣味。水盂，又被稱為水注、水丞、硯滴或水滴，是文房器具中的必備物品。尤其在明代，此類文物以各式媒材被製作出來，包括陶瓷、金屬、石頭和玉器等等。傳說中，書聖王羲之曾使用蟾蜍造型的水盂，因而使得此類形式的作品在後世蔚為風潮。
在此區中還有件引人注目的盛器，其外型是一位濃眉大眼蓄鬍的胡人模樣，揮舞著寬長衣袖、單腳提高，正笑容滿面地跳舞作樂。在人物腳邊，還有一隻張著大口的玲瓏獅子。整體造型線條流暢，物像靈活生動，是館藏的佳作之一。館方指出，往昔此類的人物塑像，通常作為燈座使用，特別是以侍女舞袖的造型最為常見。但是今日展品主體之中，卻有數個空孔存在，其用途實屬不明。亦有可能是後世重新回收物品，而拿來作為他用，例如箭架或是鏢筒等等。此外在對比內蒙包頭當地的雕塑為例，此塑像極有可能是元代的作品。
中國古代的盤器功能極廣，可以盛裝清水或是食物。尤其在仕女閨房中，盤器經常與鏡面放置一起，成為梳妝打扮的必備用品。在賽努斯奇的青銅藏品中，有好幾件盤形作品，其外觀裝飾富麗堂皇，極有可能是屬於貴族或世家之個人盥洗器皿。此外有的則因為內沿造型圖案精美，猜想其用途應是擺放食物並放置在廳堂，以利供奉先祖神佛，而非個人日常所用。例如一件中古時期的銅盤（圖7），高9.5公分、直徑49.5公分，內部飾有雙魚蓮葉，外沿刻有八卦吉祥圖騰，表明此作具有宗教祈福的功能意涵存在。
總而言之，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中上古青銅器一直是個熱門議題，相對而言晚期青銅就顯得冷門許多。會造成這樣的原因，莫過於一般認為中國晚期青銅器不是仿作就是贗品，因缺乏藝術獨創性而不值得研究。但是透過此次展覽的呈現，我們不僅看到大批存世的晚期青銅，其質量亦相當出色（圖8～12）。特別是當我們回到這些晚期青銅的製作與使用脈絡時，會發現有許多議題例如當朝祭祀儀式的程序、典章制度的內容、文人的復古品味、仿古作舊的技巧等，都值得加以探究。期冀學界能透過此次展覽的舉辦，重新省思中國晚期青銅器的價值與地位。
圖片提供｜巴黎賽努斯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