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於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公元1115年建立金國，後滅遼破宋，於天會五年（1127）金滅北宋，期間燕京成為金對宋作戰的基地。天德三年（1151），金人開始營造燕京宮殿城池。天德五年（1153）海陵王遷都燕京，定名中都。公元1206年大蒙古國成立，燕京成為其控制華北、中原的重要據點。公元1234年，金被蒙古所滅。金朝在一個世紀的生存與發展中，戰爭與動盪占去了許多歲月，他們先後與遼契丹、北宋和蒙古在戰爭與和平的交織中，其自身從游獵民族走向中原定居民族，其文化也具有多源性。
放慢腳步，從他們留給後人的遺產中可發現：女真人由於長期居於東北地區，獨具東北森林民族游牧狩獵特點，善於漁獵畜牧。出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新華鄉的〈雙魚紋銅鏡〉，年代在公元1115～1234年之間，其直徑為43公分，無論從重量還是尺寸均堪稱金代銅鏡之王，散發著濃厚的漁獵民族氣息。
隨著女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同漢族及周邊各民族的交往不斷深入，在日常生活及風俗習慣等多方面，漸漸地與漢族相去不遠。女真人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其文化心態也發生了急劇變化。金代社會出現女真人漢化的同時，也出現了漢人和其他民族女真化的現象，這種互相影響大大縮小了各民族之間的差距。尤其是海陵王本人比以往的皇帝漢化程度高，自幼「好讀書，學弈，象戲，點茶，延接儒生。」
談到女真族，從事北方民族史和北方文物研究的學者們都會首先想到一件代表性的器物：〈銅坐龍〉。出土於黑龍江省阿城金上京會寧府遺址的〈銅坐龍〉，是最具代表的一件坐龍。這件銅坐龍高19.6公分、寬16.5公分，是黑龍江省博物館的標誌性藏品。其重量為2100公克，形態生動、做工精巧，且充滿了霸氣。根據出土地點判斷，應是金代皇家御用之物。以龍作為皇家標誌性裝飾品，是女真人對中原文化在權力象徵物上的認同體現。
I 金人金夢
中國歷代的皇族，從宮廷權力象徵的物件到首飾及帶飾，歷來是身分地位、為官論品的重要佩飾。從各個時代出土的金銀飾品來看，無論是中原還是邊疆各族，使用金銀製品都作為權力和富貴的象徵。古代北方各少數民族以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等民族為代表，長期活動於北方廣闊草原，他們崇尚財富，以金銀為飾達到了無所不及的地步。女真族也同樣如此，他們對個人財富的追求，與北方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今生來世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與中原各族形成共同的心理狀態。女真族墓葬出土的金銀器便是很好的證明。金人的夢很美好，無論是今生還是來世。
以下所列從公元12至13世紀初在黑龍江省、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北京地區出土的各類金銀器，通過女真人留下的金飾藝術，遙想當年在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中，他們與外界的交流與進步，以及對美好未來的追求。也許這些器物所佐證的是女真人能夠在北京建都稱帝的一段輝煌歷史和文化。
II 女真人的金飾藝術
◆代表權力的金銀信牌
金朝是繼遼和北宋之後，在中國北方統治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民族。在這個時期裡，中國北方、特別是東北地區的開發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東北地區自古以來與中原王朝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王朝設置地方行政機構實行管轄。到了遼金時期，東北是這兩個王朝統治的重心所在，得到了更為迅速的開發。金朝在制度和文化受唐朝和遼宋影響很深，同時在13世紀初，在與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蒙古族交往中，彼此文化也互相影響。尤其是海陵王完顏亮奪取帝位之後，為擺脫女真保守勢力的羈絆，統治重心南移，於貞元元年（1153）從上京（今黑龍江阿城縣）遷往原遼契丹的南京（燕京），改稱中都，史稱金中都。海陵王遷都燕京，不但加強了金朝中央集權的統治，並對後來產生了重大影響，元明清三朝都以此為都城，形成了北京「帝王之都」的格局。
「敕宜速」金牌，是金代用於傳遞軍政要務的信牌，同類器物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及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河北省等地已發現多件，其形狀和文字內容基本相同，應當具有同一功能。黑龍江省博物館藏的金代契丹文「敕宜速」金牌，長24.4公分、寬6.8公分。1973年出土於黑龍江省伊春市大豐區橫山屯，其上鏨刻契丹文「敕宜速」及阿骨打花押。
金上京博物館收藏的「銀牌天使」之「銀牌」，讓我們了解到遼朝派遣到女真部落的使者，因佩有象徵遼朝皇室的銀牌，所以號稱「銀牌天使」。它的背後有一段女真族與契丹族相關的故事，史稱契丹人酷愛海東青，對女真人「責貢尤苛」，「銀牌天使」無惡不作，激起了女真各階層的反抗，遂捕殺索鷹使者，開始與遼決裂。女真人原本無文字，使用契丹字和漢字。金朝建國後，首先由完顏希尹仿效漢字楷體，又參照契丹字的制度，創制了能表達女真語的本民族文字，於天鋪三年（1119）頒行，史稱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又創制了另一種女真文字，後稱女真小字。金代經過多次南遷北移，原有的女真人都與其他民族雜居。女真文字創制後，主要在官方文書中以及學校中正式使用，在民間並沒有得到推廣，漢字仍然是金代社會普遍通用的文字。由此可見女真文化與契丹和漢族文化相互影響之深。
由黑龍江省博物館藏、哈爾濱市新香坊金墓出土的金代〈銀骨朵〉，為我們研究金朝儀仗提供了實物資料。銀骨朵在金代是王公貴族們出行時儀衛用具，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金史．卷42儀衛志下》中有「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鐵甲、皁帽、紅錦團花戰袍、弓矢，執銀骨朵，馬甲全。長行一百二十人，鐵笠、紅錦團花戰袍、鐵甲、弓矢、骨朵。」關於骨朵的來源和作用已有學者進行考證，可能是從新石器時代的棍棒頭發展而來，後來逐漸發展為兵器，到了五代和遼代用於儀仗。在儀仗中，侍衛手執骨朵和杖骨朵既有給人警示的作用，又可作為兵器保護主人。與宋、遼同時期的女真人，在禮儀風俗方面傳承了宋、遼的制度，這是目前中國出土的唯一一件銀骨朵。同樣的儀仗在契丹時期就非常盛行，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出土的遼代庫倫壁畫墓、赤峰市元寶山區砂子山及赤峰市敖漢旗遼壁畫墓都出土有持骨朵的侍衛形象（圖1），敖漢旗薩力巴鄉水泉村出土的瑪瑙骨朵頭也是非常難得一見的實物。
◆金銀貨幣
貨幣，是一個王朝政治、統治發展的重要標誌和交易手段。女真族最初的貿易是「以物易物」，沒有貨幣交易。史稱上京初建之時，會寧府還是「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但隨著漢族人口的北移及「金源內地」逐步商業化，商品經濟很快發展起來。上京城北城專門設置了商業區，商業組織亦隨之出現，如糧行、油行、布行、金銀行等。隨著貧富分化和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統治者開始推行中原流行的貨幣制度。如出土的銀錠上刻有「行人張德溫」字樣，印證了上京城內已經有了商人的同業組織──「行」的史實，商業經濟非常活躍。
黑龍江省博物館藏、哈爾濱市道外區巨源鄉出土的金代翟家記真花銀，長14公分、寬6公分。銀器上的「翟家記」的戳記，反映出上京手工業作坊已經出現，作坊的經營者為中原地區的漢族工匠。說明上京一帶安置了許多被掠俘的漢族人，女真人稱作「實內地」。中原的人、財、物聚於上京，使之驟然繁華。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徵集的金代「承安寶貨」銀幣，則證實了一段金統治者鑄造貨幣的史實。金章宗承安二年至五年（1197～1120）鑄造的貨幣，為銀鋌改鑄而成，後因發生摻雜銅錫，私鑄氾濫，造成銀錠成色降低，致使「京師閉肆，寢不能行」，金政府被迫停鑄承安寶貨。銀幣弧首束腰扁平狀，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第一次以白銀為幣材正式頒行的法定貨幣，是直接投入流通領域的白銀。出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雙豐鄉和阿城區巨源鄉的銀錠，是金人貨幣流通情況的實物史證。
到金中都之後，由於與原遼、宋地各族雜居，加速漢化。這種改變，使其原本的經濟模式發生了澈底改變。金中都的商業規模比遼南京更大。在金中都，金、銀鋌都出現在市面上。出土於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的金鋌（圖2），長10.6公分、寬6.5公分、厚1.8公分，重1834公克；銀鋌長15.7公分，重2014公克，銀鋌正面鏨刻銘文三行37字，大意為：正隆二年邠州節度使完顏宗進貢給海陵王完顏亮；正隆二年為公元1157年。此外在北京市房山區岳各莊出土了兩件銀錠，重量都在1950～1955公克之間。
◆金銀首飾及佩飾
以龍鳳作為首飾，是古代皇家貴族的傳統。北方各民族在與漢族文化的交流中，也同樣學習了這種尊嚴與富貴的象徵。黑龍江省博物館藏有〈金鳳凰〉飾件（圖3），長5公分、寬3.5公分，是金代貴族所用物件，出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半拉城子。此外黑龍江省博物館藏不少在省境內不同的金代墓葬中所出現不同造型的金首飾。包括：金帽頂飾、環形金圈飾、桃形金圈飾、花形金耳環、金耳環等金首飾，皆於哈爾濱市新香坊金墓出土。其作工簡約而大氣，代表了金代女真人的審美情趣。
哈爾濱市阿城區金上京會寧府遺址出土的一批金飾，包括掐絲金釵和纏絲金手鐲等，在工藝上帶著中原工匠的手工藝特點，反映出當時在金銀器製作方面女真人與中原工匠的交流。其中纏絲金手鐲，直徑7公分。形制簡樸但造型非常美觀，兩邊的螺絲扣搭得恰到好處，顯然是技術嫺熟工匠的作品。女真人不但喜歡戴手鐲，還喜歡戴腳鐲。收藏於黑龍江省綏濱縣高力城子的銀腳鐲便是最好的實物證明。
海陵王遷都到金中都之後，女真人喜歡將金飾與玉佩相結合作為裝飾物。出土於北京市房山區金陵遺址的〈金絲冠〉（圖4），附鳳鳥紋玉飾，一套三件。高9公分、底直徑17.1公分、長5公分，重117公克。金絲冠頂部編海棠花飾，四周編成網絡形，是皇后冠飾中起支撐定型的骨架部分，或可稱為用金絲編織的帽盛子，有的文獻稱其為「金絲結網子」、「金絲結籠子」，用來縫製在絲織品內，輪廓成冠狀。鳳鳥紋玉飾件（三件），通高6公分、長10公分。此鳳鳥紋玉飾件為皇后冠上的重要佩飾，原本連綴於冠上，冠中多數部件因朽亂而散離。從造型上看，與宋、金時期流行的一種「練鵲」紋飾十分相近，關於金代這種連綴於冠後的玉佩飾，專家學者有「玉納言」、「玉逍遙」、「玉屏花」等幾種不同的名稱。「練鵲」，因其尾部較長，又有「綬帶鳥」之稱，綬帶鳥用於玉佩的圖案，寓意長壽、平和、祥瑞！金陵作為金朝皇家陵墓區，歷經金帝完顏亮、後經世宗、章宗、衛紹王、宣宗等朝代，皇家飾物由此可見一斑。
除首飾之外，北方草原民族以游獵為生，崇尚帶飾裝具，無論在東北地區還是遷都燕京，都無一例外地喜歡在帶飾上顯示富貴與等級。他們也知道中原文化以此作為朝堂官位品級的重要規制。出土於吉林省扶餘縣更新公社西山屯的〈金扣白玉帶〉，通長138公分、鉈尾長8.4公分、寬2.4公分。這件收藏於吉林省博物館的精美帶飾，金工之美讓人難以置信是出自女真人之手。其上金飾所鏨刻的卷草紋一絲不苟地盤在細緻整齊的魚子地上，從工藝上看絕非普通工匠所為。生動的金鑲螺飾垂掛更是巧奪天工。所用白玉玉質溫潤、體量均勻，在選取玉材上下了一番工夫。這樣的一套金代帶飾，在女真人的文物中不多見。
在女真人主要生活區域的黑龍江省，也先後出土了一些金代金帶飾和鎏金銅帶飾。黑龍江省博物館藏、哈爾濱市阿城區半拉城子出土的盤花金帶銙，一套15件，總長55公分。雙城市金城鄉出土的鎏金銅帶銙，一套兩件，長6公分、寬4公分。哈爾濱市新香坊金墓出土的金佩鈴，全長39公分。這些帶飾的出現，從製作工藝及紋飾等方面，都反映了女真人與中原各族的交流。但比之契丹族所用的帶飾顯然有一定的差距。出土於遼契丹陳國公主墓的帶飾，無論從製作工藝還是所用材料都顯示出雄厚的經濟實力。契丹在北方長達二個多世紀的統治，使得女真族受契丹文化影響很深，但在工藝方面卻始終未能超越契丹族。這與他們統治時社會穩定時期不夠長有很大關係。加之12世紀末13世紀初蒙古族的崛起，極大地衝擊了金朝政治經濟的穩固性，使其輝煌顯得短暫了許多。成吉思汗少年時代曾經在金朝為人質，他羡慕繁榮昌盛的金王朝，使他立志讓蒙古族過上像金人一樣的富裕生活。後來成吉思汗的勢力不斷壯大，宏偉的金長城終究沒有阻擋住蒙古族的騎軍，金朝的偉業轉眼之間被成吉思汗的鐵蹄踏得粉碎，蒙古族在13世紀橫掃北方草原，也結束了金朝的美夢。
◆日常生活中的金銀用具
（i）飲食器具
除了飾品外，女真人在飲食器具上也追求奢華，打造金銀用具在經濟上的花費也不少。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新香坊金墓出土一批飲食器具，如銀缽、銀藥壺、鎏金邊荷花盞等金銀器，都具有北方草原的氣息。如鎏金邊荷花盞，盞心為六個花瓣形成的花心，從正面和側面看都似一朵盛開的荷花。質地精良、製作技術精湛，這種形制的銀器皿，頗具游牧民族風情，應是受契丹文化和佛教文化影響所致。
出土於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的一批金代金銀器，如〈纏枝牡丹花葵瓣金盤〉、〈素面金盤〉、〈鏨花壽桃紋金盞托〉（圖5）等金器，其作工和鏨花風格受唐宋風格影響很深。體現了海陵王為代表的女真貴族，建金中都後在燕京的生活。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新香坊金墓出土的〈扳耳銀缽〉，是公元1115～1234年間的器皿。這與同時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所使用的酒器如出一轍。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13世紀蒙古族用過的〈扳耳金杯〉（圖6），與女真人所用的銀缽從造型到用途都非常相似。它的器形方便於北方游牧人隨身攜帶，這種扳耳杯後來在元朝出現了瓷質品。高足金杯也如此。北方草原在13世紀流行這種高足金杯，有的素面、有的鏨花，但器形都大同小異。不同的是器形的高度和花紋的繁簡程度，在紋飾裝飾上一脈相承地使用了卷草紋。在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院收藏有多個〈高足金杯〉（圖7），與女真族所出土的高足金杯屬同一類型。出土於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的〈鏨花高足金杯〉（圖8），高15.5公分、口徑9.3公分、足徑6.2公分，重240公克，是海陵王定都中都後女真貴族所用的酒具。同一個地點出土的金銀器，包括鏨花葵瓣形金盤、鏨花金托盤、金盤等飲食器具，製作精美，反映了金朝貴族在日用品使用上的奢華和品味。
（ii）金銀馬具
就馬具而言，中國古代北方草原貴族的馬具是最講究的。不但生前講究，死後陪葬也同樣不能簡陋。北方草原各民族的馬具各不相同，但又有緊密的傳承關係。馬具最奢華的當屬契丹和蒙古兩個民族。收藏於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院的遼契丹陳國公主墓〈鎏金銀馬鞍飾〉（圖9）、13世紀蒙古少女用過的〈臥鹿紋金馬鞍飾〉（圖10），都是世間少有的精美馬具。女真族同樣是騎獵民族，他們游獵於白山黑水間，缺不了馬具。馬具的裝飾也同樣講究。現藏於黑龍江省博物館、哈爾濱新香坊金墓出土的銀馬鞍一套六件，各長4公分、寬3公分。同進出土的銀質馬鐙，都佐證了與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樣，善騎射多游獵的特點。
III生死與共
在對待生命的態度上，女真人和之前的突厥、契丹、党項等北方少數民族一樣，隨著民族融合的不斷深入，繼承了中原民族的生死觀。在葬俗上，生前的夢想與追求也同樣要帶到來世。出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巨源鄉金齊國主墓的「太尉開府儀同三省事齊國王」銀質銘牌（圖11），代表著墓主人的生前身分，出土時放置在墓主人棺蓋上。此牌呈近似扁平的幢形，由三部分組成：頂部呈荷葉形，兩端翹起，葉中央連著一朵盛開的仰蓮花；中部為長方形牌身，自上而下地壓印有「太尉開府儀同三省事齊國王」的陽文，共12字；底部為一仰蓮形銀托，上飾蓮蓬。銀銘牌的銘文作墓誌之用，這種以地契形式置於墓內的物品，又稱「墓別」或「地券」，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埋葬習俗。
出土於哈爾濱新香坊金墓的金握，發現於男墓主人左右手中，背刻有「八十」兩字。「八十」是完顏晏小兒子崇道的本名，因其祖父80歲得此孫而得名。此金握當為崇道所獻，以盡孝道。這個墓葬群位於哈爾濱市區東南郊阿什河左岸，發現墓葬13座，面積約4000多平方公尺，墓葬出土珍貴文物200多件，為黑龍江省乃至東北地區最大的金代墓群，為金代前期女真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遼金時期，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進入了繼魏晉南北朝之後的又一高潮。在文化方面，女真人在保持自身風格的同時，也繼承遼和北宋的一些傳統，其發展水準總體上雖不及南宋，但是在某些方面已經接近或超過南宋。元人修《金史》說：「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世也。」金代文化的繁榮，不僅僅表現在文學上，而且表現在醫學、天文、數學、工程建築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矚目的建樹。
女真語「金」為「按出虎」，認為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源於此，所以稱「金源」。金源文化是女真和漢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成果，是女真急劇融入漢文化的複合文化。金朝統治者反對各民族之間分「貴彼賤我」，強調女真、漢人「今皆一家，皆是國人」，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正統觀念的理解。這一事實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金代文物和史料記載中也得到了充分證實。同時，從出土的金銀器也可以看出，以金朝貴族為代表的女真人，無論是生前還是後世，都認同中原文化，視自己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這種善於學習，勇於衝破舊觀念束縛的精神，是成就金朝統治達一個多世紀的原因。縱觀古代能夠建立北方政權、並統治中原的幾個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女真以及蒙古民族，都具有開放的胸懷和融合的理念，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是促進中華民族大發展的強大動力。
圖片提供｜黃雪寅（首都博物館副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