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在2013年4月13日，歷經了十年，耗資3億7500萬歐元的修復整建而重新開幕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圖1）的收藏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廣為人知的林布蘭特（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夜警〉、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倒牛奶的女僕〉、〈讀信的藍衣少婦〉等17世紀荷蘭黃金年代（Golden Age）的繪畫作品，連日前抵荷參加核子安全高峰會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也特地前往朝聖一番。但鮮為人知的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收藏中，也有一批極為精彩的亞洲藝術收藏。
荷蘭收藏亞洲藝術的歷史
H. F. E. Visser與亞洲藝術之友協會
說到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收藏，就不得不談荷蘭對亞洲藝術收藏的歷史。17世紀以來，因為荷蘭海外貿易的興盛，經由東印度公司的轉運，從亞洲帶回了不少的藝術品，其中包括中國以及日本的外銷瓷和漆器、印尼的巴達維亞銀器和家具、印度的象牙工藝等等。然而，這些工藝品在17、18世紀僅僅被視為帶有異國風味的珍稀物或是奢侈品。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藏品，主要來自三個部分。1883年，由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 der Nederlanden，1772～1843）於1816年在海牙（Den Haag）建立的皇家珍寶收藏室（Koninklijk Kabinet van Zeldzaamheden）關閉後，其收藏被分配到尼德蘭歷史與藝術博物館（Nederland Museum voor Geschiedenis en Kunst），即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之前身，以及萊登國家人類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lkenkunde）。在此次的藏品分配中，尼德蘭歷史與藝術博物館獲得了超過1000件的中國和日本陶瓷（註1）。這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亞洲藏品的第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來自於18世紀後半葉海牙的漢學家 Jean Theodore Royer（1737～1807）的收藏。其所收藏的大量中國工藝品、古董和雜項，現分存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以及萊登國家人類學博物館中。他的收藏不但構成了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基礎，且反映了18世紀荷蘭對於亞洲藝術的品味。不過，Royer的收藏主要仍是基於其對漢學的興趣（註2），真正從藝術品的角度來看待並收藏亞洲工藝品以及藝術品則要到19世紀末。當時因為一波反對工業化的浪潮，興起了對於手工製品的追求與愛好，從而帶動了對於中國和日本瓷器，乃至於亞洲藝術的鑑賞。
第三部分來自亞洲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成立則是H. F. E. Visser（1890～1965，圖2）的功勞。在他的推動之下，1918年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由一群荷蘭收藏家為中心的「亞洲藝術之友協會（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該協會的成員深知「手工」與「藝術」之間的區別，以藝術鑑賞的角度收藏亞洲藝術品，揭開荷蘭對於亞洲藝術的鑑賞和收藏的序幕（註3）。
1919年9月，「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收藏經由Visser 和 T. B. Roorda策劃，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舉辦了「遠東藝術（Tentoonstelling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展並出版圖錄（圖3，註4），次年T. B. Roorda 撰寫了《荷蘭收藏的東亞藝術精選（Keur van werken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 in Nederlandsch bezit / Choix d'objects d'arts d'extrême orient conservés dans les Pays Bas）》一書，並出版了「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收藏圖錄（註5）。
1921年Visser開啟了他的世界之旅，他乘船抵達美國，參觀了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費城大學考古學及人類學博物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以及紐約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亞洲藝術收藏，然後抵達日本，又到了韓國和中國，再經由上海到新加坡、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再取道至爪哇和峇里島，最後到了柬埔寨、印度以及斯里蘭卡。在這趟旅途中，Visser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但在美國結識了當時大都會博物館遠東部的主任S. C. Bosch Reitz，在日本結識了收藏家稻田賀太郎，也增長了對亞洲藝術的知識和眼界，為「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圖書館添購藏書，並和印度的加爾各答博物館建立關係，借出其館藏。次年（1922）於海牙舉辦了「印度雕塑（Indische Beeldhouwkunst）」展（圖4），除了展出協會成員的收藏外，還有比利時私人收藏家A. Stocletu以及印度的加爾各答博物館借展的藏品（註6）。
1925年9月，協會於阿姆斯特丹舉辦「中國藝術（Chineesche Kunst）」展 （圖5），該展共展出212件歐洲各地包括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的博物館以及英國私人收藏的中國藝術精品（註7）。該展覽次年並出版大型珂羅版印刷圖錄，限量發行，共只有250冊（圖6，註8）。其規模雖不及柏林於1929年的「中國藝術」大展和倫敦於1935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但在時間上卻是早於德、英兩地，其所出版的大型圖錄，更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研究中國藝術史最重要的一本參考書。
1929年協會舉辦了以印尼織品為主題的展覽。1932年4月16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荷蘭第一座亞洲藝術博物館正式於阿姆斯特丹成立，座落於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內，Visser 也成為荷蘭第一位亞洲藝術策展人，「協會」成員的收藏也成為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收藏。1934年亞洲藝術博物館與荷蘭中國協會共同舉辦了「中國繪畫展覽（Moderne Chineesche Schilderkunst）」，於阿姆斯特丹與海牙兩地展出20世紀中國繪畫（圖7，註9）。1936年舉辦「亞洲藝術（Aziatische Kunst）」展並出版小型圖錄（圖8，註10）。1938年舉辦「古董珍寶」展（Uit de Schatkamers der Oudheid），發展日漸活躍！但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使得荷蘭的亞洲藝術收藏和展覽受到極大的衝擊，因為戰爭的關係，協會的成員銳減，亞洲藝術館亦被迫關閉。
二次大戰後，雖然亞洲藝術博物館於1945年12月22日重新開幕，但戰爭對荷蘭帶來的衝擊實在不小。1947年Visser在其所撰寫出版的《荷蘭與比利時私人收藏的亞洲藝術（Asiatic Art in Private Collection of Holland and Belgium）》一書中，即道出歐洲的亞洲藝術收藏活動轉移到美國的感慨（註11）！儘管如此，Visser仍然致力於推動亞洲藝術的收藏與鑑賞，於1948年為慶祝協會30週年舉辦了「日本版畫（Japanse houtsneden）」展（圖9，註12）。
在此之前，於荷蘭有關「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會訊、亞洲藝術展覽的訊息或是亞洲藝術相關的研究論文，皆發表在《美術月刊（Maandblad voor Beeldende Kunst）》，二次戰後於1946至1949年間則發表在《鳳凰（Phoenix）》月刊上。《亞洲藝術之友學報（Bulletin 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於1950年正式創刊，成為荷蘭第一個致力於推廣亞洲藝術鑑賞和研究的期刊（圖10）。
1952年，歷經五年的溝通與協商，亞洲藝術博物館正式遷移進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圖11、12），而協會的收藏也正式成為該館的藏品，構成藏品的另外一個重要部分。與荷蘭皇室所收藏的中國、日本外銷貿易瓷器、漆器以及漢學家Royer的收藏不同的是，這一部分的收藏完完全全是出自一群精於鑑賞的收藏家贊助，透過Visser獨到的藝術鑑賞眼光，為協會收藏了中國青銅器、雕刻、古代陶瓷、繪畫、日本繪畫、古陶瓷、漆器、韓國青瓷、印度以及東南亞的雕塑作品等等，如今這些藏品不但構成且豐富了阿姆斯特丹亞洲藝術收藏的全體。直到今天，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仍致力收藏亞洲藝術，不斷豐富其館藏。
嶄新的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從荷蘭出發的亞洲藝術鑑賞
沉寂了十年而重新開幕的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於去年（2013）一開幕，便成為矚目的焦點。除了以全新的面貌面對觀眾之外，其展覽的陳設也一改過去保守的方式，而是以荷蘭為中心，以全球藝術的角度向外輻射，向觀眾述說荷蘭的歷史，故正館的陳列以荷蘭為主軸，結合各種不同的藝術媒材，呈現完整的編年史。亞洲藝術當然也在正館的陳列之內，例如二樓展廳1600～1700年代的荷蘭黃金年代，為了展現荷蘭人的海外貿易便展出了來自中國的貿易瓷、廣琺瑯以及外銷畫與日本貿易瓷和漆器（圖13）。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於1976年在南大西洋聖赫勒拿島（St. Helena）附近打撈的1613年白獅號（De Witte Leeuw）沉船出土的克拉克瓷陳設（圖14）。一樓展廳1700～1800年代的歐洲宮廷藝術，也可見到加裝歐洲金屬工藝鑲嵌的中國瓷器和日本漆器，配合洛可可藝術（Rococo）風格的室內陳設，呈現對歐洲中國風（Chinoiserie）藝術的影響（圖15）。地面層的特別陳列（Special Collection）中，中國以及日本陶瓷與歐洲陶瓷如德國邁森（Meissen）和荷蘭德爾夫特（Delft）的並列陳設，除了給觀眾目不暇給的視覺效果之外，更凸顯了東亞陶瓷在歐洲陶瓷史上的重要性。
當然，除了散落在正館各處的亞洲藝術品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嶄新的亞洲館（Aziatisch Paviljoen） 陳列室（圖16）。維修重建正館的西班牙建築師 Cruz Y. Ortiz 在其建築計畫中，特別設計了這座嶄新的建築空間來展示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收藏。為了與正館的陳列區別，亞洲館的建築空間也採取不同的風格，以明亮簡潔的設計作為主要概念（註13）。
與正館將亞洲藝術置入以荷蘭為中心的全球藝術脈絡的概念不同，亞洲館的陳列與荷蘭對亞洲藝術的收藏歷史息息相關，最重要的是以鑑賞的角度作為其陳列方式，除了反映荷蘭對於亞洲藝術的濃厚興趣之外，也展現對亞洲藝術的鑑賞品味。
亞洲館的地面樓陳列的是南亞以及東南亞的青銅與石造雕刻藝術，不同一般博物館在幽暗的展示空間中以強烈的投射燈照明，在此透過由外引入的自然光線，這些造型優美的雕塑作品彷彿在陽光下佇立（圖17）。地面一樓則主要陳列中國和日本以及若干韓國的藝術作品（圖18、19），展出來自東亞各種藝術類別中的傑作精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亞洲藝術在歐洲仍然被視為人類學的範疇，除了德國柏林於1906年建立的公家博物館「東亞藝術收藏（Ostasiatische Sammlung）」，以鑑賞的角度看待亞洲藝術外，在整個歐洲大陸僅有荷蘭阿姆斯特丹同樣將之視為真正的藝術（註14）。但與德國柏林不同的是，在荷蘭海洋殖民貿易的特殊歷史背景之下，比之德國柏林於20世紀初只側重東亞藝術的鑑賞，荷蘭的視野顯然更為寬廣，其收藏的範圍是真正涵蓋了整個亞洲！
圖13、14、15（本頁）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正館陳列室。
註釋：
註1：A. L. den Blaauwen〈The Porcelain Collection in the Rijksmuseum〉，in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ed.,《Asiatic Art in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Amsterdam：Meulenhoff / Landshoff & Rijksmuseum，1985，p.28。
註2：有關Jean Theodore Royer的收藏，Jan van Campen著有完整的研究，參見Jan van Campen「De Haagse jurist Jean Theodore Royer (1737-1807) en zijn verzameling Chinese voorwerpen」，Hilversum：Vierloren，2000以及展覽圖錄：Jan van Campen《Royers Chinese kabinet：Voorwerpen uit China verzameld door Jean Theodore Royer（1737-1807）》，Amsterdam：Waanders Uitgevers & Rijksmuseum，2001。
註3：Maartje Draak〈Chronicle of th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in《Asiatic Art in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p.9。
註4：H. F. E. Visser〈The exhibition of Far Eastern art at Amsterdam〉，in《The Burlington Magazine》35（1919），nr. 199，pp.143～150；T. B. Roorda《Catalogus der tentoonstelling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 =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art d'extrême orient》，Amsterdam：Stedelijk Museum，1919。
註5：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Keur van werken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 in Nederlandsch bezit/Choix d'objects d'arts d'extrême orient conservés dans les Pays Bas》，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20。
註6：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Catalogues der tentoonstelling van indische beedhouwkunst》，Den Haag：N.V. Drukkerij ten Hagen，1922。
註7：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Tentoonstelling van Chineesche kunst/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Amsterdam：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1925。
註8：H. F. E. Visser《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Asiatic Art：Amsterdam 1925》，Amsterdam：Martinus Nijhoff，1926；該展覽圖錄於1927年再度發行修訂版，參見H.F.E. Visser《Chineesche kunst/Chinese Art》，'s Gravenhage：Martinus Nijhoff，1927。
註9：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Moderne Chineesche Schilderkunst》，Amsterdam：Stedelijk Museum te Amsterdam，1934。
註10：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Catalogus der tentoonstelling van aziatische kunst in particuliere en openbare collecties in Nederland》，Amsterdam：Druk de Bussy，1936。
註11：H. F. E. Visser《Asiatic Art in Private Collection of Holland and Belgium》，Amsterdam：Spieghel，1948，p.10。
註12：Vere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Tentoonstelling van Japanse houtsneden》，Amsterdam：Stedelijk Museum，1948。
註13：Menno Fitski & Anna A. Ślączka〈A New Pavilion for Asian Art at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in《Arts of Asia》43：3（2013），p.134。
註14：有關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參見筆者拙著〈柏林收藏的中國繪畫：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刊於《典藏．古美術》243期（2012：12），頁186～195。
圖片提供｜王靜靈（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中國藝術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