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13）底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A）曾舉辦「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展」，其影響頗大，讓西方觀眾一飽眼福。今年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圖1）接續於4月隆重推出「中國繪畫集萃：長江行旅」特展（Gems of Chinese Painting：A Voyage along the Yangzi River，圖2）。不同於V&A的展作是向外商借，此次展品皆是來自於大英館方自身的典藏，顯示出博物館內中國繪畫收藏的百年歷史軌跡。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主題在館方策展人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的主導規劃下，聚焦於自然景觀優美、且人文薈萃風物繁華的江南地區，其涵蓋有南京、杭州、寧波、蘇州、揚州、常州、上海和龍泉等地。繪畫展品數量共有30餘件，歷時從宋至清四朝，內容包括人物、花鳥和山水。另外，亦展出數件陶瓷器物，以凸顯不同媒材間的美學聯繫（圖3）。
故實．釋道．人物
公元1138年，宋高宗（1107～1187）已準備從建康（南京）撤遷，並正式定都臨安（杭州）。此舉不僅大力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更掀起一波波文藝創作的高潮。當時任職於宮廷的畫家馬和之（約活動於1131～1162），其作〈詩經．陳風〉一圖便在內容和形式上，展現出個人獨特風格而又富皇家美感。此作乃是採用圖文並置的古風手法，以《詩經》內容為描繪主題，試圖傳達政治道德寓意。此畫共有十幅段落，皆由馬氏繪製並附有帝王書寫的文句；尤其畫家「螞蝗描」的筆墨表現，用筆起伏不相連屬，有如柳葉般地將人物與風景造型，賦予靈活生動的韻味，極具高古樸拙的趣味。
除了杭州之外，在宋、元兩朝之際，寧波亦是當時著名的通商口岸，眾多海內外遊客商販雲集此處，逐漸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重鎮之一。其中尤以日、韓兩地宗教藝文人士的行旅往來最受到世人的關注。展作之一，題識於元至正五年（1345）、卻無作者款的〈第十三羅漢因揭陀〉（圖4），便可說明中國與東亞各國之間密切的宗教藝術聯繫。此作應屬十八羅漢系列畫裡的其中一幅，畫內羅漢人物濃眉大眼、高鼻蓄鬍，貌若印度高僧。其衣紋線條流暢，敷色重彩妍麗，皆臻絕妙，實屬名品。然而，這些主題多樣且製作精美的佛畫，因不受到中國傳統繪畫品評的青睞，而少於本土存留下來，反倒是在日本當地藏有許多佳作，成為其「中世」時期佛畫製作上的典範。
此外，在展作中的道家人物畫方面，可以尤求（活動於1553～1583）的〈葛洪移居〉為代表。尤氏生活於明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19）的蘇州地區，善畫白描人物，畫風受到明四大家之一仇英（約1494～1552）的影響甚大。此作主題是敘述晉代道士葛洪（283～343）攜家帶眷移居至廣東羅浮山修道成仙一事。不同於過往畫家多以立軸表現出崇山峻嶺的隱居避世之景，尤求此畫卻以手卷形式，擷取葛洪一行人在路途上的某段情景，並專注於各個角色和物品的細部描繪。觀者可見主角手持藤鞭、騎坐驢上，頭戴紗帽，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數名僮僕卻背負著多種家具生活用品，前仆後繼地緊緊跟隨。儘管尤求以白描手法繪製宗教人物故實，但整幅圖畫卻隱約傳達出一股世俗趣味，印證當時蘇州畫壇上雅俗雜合的藝文美學。
在明末清初之際，活動於南京附近的福建籍畫家曾鯨（1568～1650），以其精湛特殊的肖像繪畫風格，影響當時和後世的人物畫家甚鉅，遂有「波臣派」之稱。此畫派強調面像的深淺明暗，有著「如鏡取影，妙得神情」的特徵。這股風潮不僅受到民間大眾的喜愛，許多藝文宗教人士亦相繼跟從，紛紛想藉此繪畫表現手法來彰顯個人特有的形象，例如展作中一幅無款的〈高僧頂像〉便是如此。畫中一佛僧容貌莊嚴，身著袈裟外掛手握念珠，雙腳盤膝端坐於法座上，還有一支木杖豎立其後。整幅造像充滿著莊重肅穆之感，提供後代法裔和信徒們膜拜瞻仰。尤其祖師肖像面容逼真寫實，更容易讓後人緬懷其濟世度人的法教遺訓。
還有於清初揚州地區，此時也出現一位知名的人物畫家禹之鼎（1647～1716）。禹氏曾供奉任職宮廷，並以肖像繪製著稱，因此當時很多官場上的文人士大夫等名人畫像出自於其手。他的人物描繪手法多元，兼取白描、沒骨和波臣等風格，此展中便有件傳為其作的〈謝安弈棋〉。謝安（320～385）是東晉的良相，在與前秦的淝水之戰展開後，某日他正與客人下棋，部屬突然快馬送來捷報。當謝安看完書信之後，依然優閒地繼續下棋，反倒是旁人急問戰事如何。殊不知謝安只悠然說道：「小兒輩大破賊」，顯示其沉著冷靜的大將之風。畫中人物景觀敷色華麗，前景描繪著傳遞捷報之人，而謝安正在後方園邸內，處之泰然地與客弈棋。
至18世紀時「揚州八怪」崛起，再度引起藝壇創作的高峰。展品羅聘（1733～1799）的〈王士禎與朱彝尊合像〉（圖5），可屬其中的精品之一。公元1773年受到官員董元度（1712～1787）的委託，羅聘繪製了稍早文壇上兩位重量級人士王士禎（1634～1711）和朱彝尊（1629～1709）的合像。王氏出身官宦世家，擅長詩文，「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而朱氏則博通經史，尤專詞曲，是浙西詞派的創始者，時人皆稱王、朱兩人的詩作齊名。在畫面中羅聘以墨色描繪兩人的衣著容貌，表達人物才情雅致的形象。主角們身後兩株高聳的長青松柏，更凸顯他們身為文壇祭酒的崇高地位。而畫幅四周的書法詩詞，多是歷代著名文人的鑑藏題識，其文化象徵和歷史意義值得深究。
風景．書齋．山水
明代江南地區最負盛名的山水畫派，莫過於吳派和浙派。嘉靖二十二年（1543），吳派奠基者文徵明（1470～1559）曾為友人繪製一幅〈寒林圖〉。題識中畫家說明因其妻過世時，朋友曾不辭辛苦地來訪慰問，因此便繪製此畫以為答謝。當時文氏年紀已過七旬，但筆墨仍舊細緻老練，乾筆淡墨的枯枝和皴法，忠實地傳達冷峻的冬景時節。還有畫中的寒林主題，不但暗喻著文人凌寒獨秀、堅忍不拔的高潔身分，更彰顯彼此間真摯長存的友誼。此畫後來曾進入清宮內府收藏，其上有「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鑑璽」和「宜子孫」等皇家印璽，在《石渠寶笈》中亦有著錄。
另一位名列明四大家的人物──唐寅（1470～1523），展品中的〈西山草堂〉（圖6）一圖，便是其精心名作。此圖是唐寅為友人丁潛德所繪，主題是丁氏的簡雅書房──西山草堂。在依山傍水、群峰環伺之間，丁氏坐立於書齋中，旁邊有著童僕伺候，而屋外還有花卉盆景、樹叢籬笆和一隻野鶴，呈現出文人優遊雅緻的居家生活。唐寅不僅以其短筆側鋒的個性化筆觸表現岩石陽剛的立體造型，更採用淡藍色調渲染山嵐氣氳蘊，使得整幅作品充滿著浪漫的詩意情懷。畫面之後還有唐寅的親筆詩句和數十位當地文士與歷代藏家的題識，將此手卷提昇到「詩、書、畫」合一的境界，具體展現蘇州吳派的文人美感。
浙派畫家方面，館方這次亦展出不少佳作，例如朱邦（活動於1522～1566）的〈溪谷漁父〉（圖7）。朱邦，字號為九龍山人，擅長山水人物。此作描繪溪谷內漁父們熱鬧繁忙的工作景象，是浙派流行的畫題之一。其山水樹石筆墨淋漓酣暢，人物造型生動活潑，充分表現市井民眾的日常作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現今存留於世的浙派作品，多數畫家款識不是被割裂刪除、就是被改名換姓，造成原創作者的真實身分撲朔迷離、難辨真假。但是近年來透過各方學者的努力，多位浙派畫家的身分逐漸現形，值得慶喜。這次館方也展出幾件無款浙派作品，希望藉由此次展覽，廣邀各界來找尋作者與真相。
到了16世紀晚期，儘管浙、吳兩派的高峰創發期已過，但其後代的畫藝成就亦不可小覷。像在此次展作中，文徵明學生侯懋功（活動於1540～1580）的〈清蔭閣〉便是一例。此作是侯氏為其友人孫岐山所繪，雖然孫氏出身軍事世家，但他喜好文藝、頗有才學，往來交友皆一時名彥。在孫氏家中還築有「清蔭閣」一處，曾招待當時許多的藝文人士。為了紀念在此地所舉辦的雅集聚會，侯氏便繪製本圖以贈孫氏。侯氏採用吳派風格來描繪山水景物，其筆墨溫文雅逸，且此卷小巧玲瓏，易於攜帶賞玩，透露出文人愜意怡然的讀書賞鑑生活。卷後題跋的蘇州文士包括文彭（1498～1573）、文嘉（1500～1582）、彭年（1505～1566）、黃姬水（1509～1574）和周天球（1514～1595）等人，都是藝文界內的吳派中堅分子。
在明末清初政治紛亂、社會動盪不安的日子裡，江南畫壇上掀起了一場鉅變。不管是遵循古法向前人學習，或是獨創新論以自我為中心，山水畫的發展始終處於創作高峰，其成果令人嘆為觀止。譬如身為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後代的項聖謨（1597～1658），自幼便接觸到豐厚的書畫藏品，使得他的畫藝師法宋、元，高人一等。但後來明朝步上衰亡，家道中落、生活不順的他，心境亦有著巨大的轉變。明天啟三年（1623）他曾繪製〈秋林讀書〉軸（圖8），以小青綠的筆墨設色手法，描繪他在山林裡隱居避世的情景。題跋中提及：「閱圖史以閑情，據琴書而興感。援毫作此，聊以適宜。得如此一室讀書於中，吾願足矣。」就在這山川自然間，項氏以琴棋書畫為伴，試圖在亂世中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處。
髡殘（1612～1673）則是另一位晚明個性派畫家，他自幼學習書畫，明末時曾入伍從軍起義抗清。明亡後便出家為僧，游居江南各地，後定居南京。後人曾把他與弘仁（1610～1664）、八大（約1626～1705）和石濤（1630～1724）合稱為「明末清初四畫僧」。髡殘喜用乾筆皴擦淡墨渲染，易造成山水物象的騷動感覺，反映出混亂時局與不安的心境。康熙五年（1666），髡殘說到自己因為「嚮嘗宿黃山，見朝夕雲煙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所以特地為友人繪製〈山水〉四幅冊頁，想藉由山水繪畫來脫離紛亂的人世。此時畫家的自然山川創作，已非全然對景寫生，更多的是追尋自我內心盼望的理想境界。
蟲魚．禽獸．花鳥
在南宋鄧椿的《畫繼》中曾細分繪畫主題為八類，即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車、蔬果藥草和小景雜畫等，而這些分類亦深刻影響後世的創作題材選擇。例如展品中有件定年為元代的〈乾坤生意〉卷（圖9），便可說明這種狀況。此作描繪多種昆蟲動物和花卉草蔬，像螞蟻在地面上拖拾食物、花叢間蝴蝶曼妙飛舞、蜻蜓展翅飛翔等，皆傳遞出萬物生意盎然的氣息，但躲在花葉後等待出擊掠食的蟾蜍和螳螂捕蟬等景象，卻也訴說著自然界的殘酷無情。畫作署名為謝楚芳（約14世紀），其詳細生平不為人所知，推估應是毗陵（常州）地區的畫家。此畫設色鮮豔奪目，筆觸精工講究，配合著畫家贈詞和卷尾題跋，將宋畫的宮廷畫院風格和文人意趣加以融合，達到一種美感平衡的效果。
其實創作花鳥畫並非民間職業畫家的專利，歷代的文人也多以繪製花鳥圖像，來抒發心中的感受，譬如展作之一陳繼儒（1558～1639）的〈梅花〉即是如此。陳氏是晚明著名的文士，與董其昌（1555～1636）相交甚密，專擅書法繪畫。在本圖中他以淡墨渲染樹枝，細筆描繪花瓣。整體構圖層層有序，加上畫家親自題詩落款云：「連林新果熟，古井幽花香；谷口君歸得，終朝閉草堂。」可謂清新脫俗意態自足。畫下旁的題跋是清初六大家之一，並以繪製花卉著稱的惲壽平（1633～1690）所作。此圖流傳至清中葉時，還被當時文壇要人翁方綱（1733～1818）親自鑑定欣賞。
若說到能將專業筆墨形式和文人審美內容等要素善加融合為一者，莫過於展品內陳洪綬（1598～1652）的作品〈瓶花〉。此圖是畫家為其友人八十大壽的祝賀之作，畫中描繪著大小兩只瓶花：大瓶乃是透明的玻璃製品，表面附有絲巾包裹，由外觀可清楚看到瓶中內含清水的插枝景象；而小瓶是由陶瓷製作，外表繪製著古風人物造型，可與其〈列仙酒牌〉相互對應。兩瓶內皆插滿菊花和紅葉，表示秋節祝壽的喜慶意涵。左側畫家寫有題記，說明作畫緣由與祝福詞語。陳氏此作有著民間吉祥裝飾的趣味，但又不失文人高雅莊重的情調，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另一幅擄獲眾人目光的，應該就是袁世經（約17世紀）的〈游魚〉圖（圖10）。此冊共有11幅，分別展現不同種類的水生魚蝦生態。畫家以工筆描繪精美動人，頗有記錄寫生的性質。創作者袁氏的生平事蹟不詳，推斷應來自浙江一地，善繪花鳥蟲魚等類。此作原舊藏於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1660～1753），在他過世之後，這件作品就跟著他另外數千件的藏品，依據其遺囑指示而全數捐贈給政府，也就是今日大英博物館的發端，因此他可說是館方典藏建立的奠基者。斯隆爵士是在倫敦著名的古董商布特勒（Butler）處購得此畫冊。由此推斷，袁氏在完成這套作品不久之後，此作便被攜至英國，一直流傳於當地人士手中，至今觀眾都還能見到其以書本形式裝訂的收藏外觀。
至18世紀末時，揚州八怪已相繼離世，但他們在繪畫上的筆墨創新和構圖奇趣，皆深深影響著下一代的弟子。像是展品之一王素（1794～1877）的〈家禽走獸〉冊頁便是如此。此作繪製於道光十三年（1833），王素採用華喦（1682～1756）的手法，以天然機趣的構思和筆法，描寫各類家禽走獸，包括駱駝、獵狗、狐狸、豬豚、水牛和梅花鹿等。另外他亦描繪泛舟、騎馬、讀書、觀瀑和小兒玩耍等人物的遊憩百態。這些不管是動物題材或是世俗活動，都十分貼近市井民眾的日常生活，由此可推想其購畫顧客，極可能是居住於城市之中，突顯出個人的都會懷舊品味與格調。
清末時，長江流域內的幾個重要城市相繼成為通商口岸，匯聚海內外經濟資源，其中尤以上海為最。而這種商業氣息，亦影響至繪畫市場上的購藏品味。此次展出的任薰（1835～1893）〈四季花卉〉屏條，便展現此時期的特殊繪畫美學。任薰以細長條幅為畫心，分別繪製牡丹、紅花、菊花和松樹等植物來代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變化運行。此四幅屏條若展掛於居家廳堂壁上，不僅富涵吉祥寓意，更顯得主人非凡的藝術涵養。也因為精於製作此類的藝匠巧思和討喜主題，使得任薰在上海名噪當時，尤其受到富商巨賈的青睞，成為海上畫派的代表畫家之一。
圖片提供｜大英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