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翰〈勘書圖〉（圖1）是美籍中國藝術收藏家福開森於1934年捐贈予南京大學近千件收藏中，最著名的一件國寶級畫作，向為博物館界和藝術史學界所重視。究竟其在研究上有何重要性？畫中又隱藏哪些不為人知的祕密呢？
〈勘書圖〉，又名〈挑耳圖〉；顧名思義，其主題乃是描繪一名高士於勘書閒暇之際挑耳自娛的情景。畫面右下角的主人翁，身著白色長袍，面蓄長鬚，袒胸赤足，悠閒坐於扶椅上。只見他左手扶椅，右手持耳匙挑耳，左眼微閉，腳趾微翹，一派輕鬆愜意模樣。在他身後，有一座大型三折屏風，其上繪著色山水，表現湖上數峰，岸邊垂柳，及在雲霧中若隱若現的一抹遠山；而他身旁右側則擺有一張堆放書籍、卷軸和樂器的長條矮几；再觀其前方堆滿書籍、毛筆和展開紙卷的桌案，似乎暗示了他本來正在寫字或勘書，卻突然停了下來，專心於挑耳大業（圖2）。
在這類描繪高士的古代繪畫中，倘若出現山水屏風，往往象徵文人所嚮往之林泉高致或歸隱田園的生活，而書籍、卷軸和樂器，則代表他自身高雅的嗜好和情趣；因此〈挑耳圖〉表面看起來，似是一幅沉浸於古雅藝事的高士生活寫照。不過現代藝術史學者的研究卻向我們揭露：這件作品並非只是單純地呈現高士挑耳或勘書的主題，當中實蘊藏了深刻的政治寓意；而這一整組解讀畫意的密碼，竟然就藏在畫卷後的題跋之中。
美國學者石慢（Peter Sturman）對〈挑耳圖〉卷後現存最早的北宋文人蘇轍（子由）、蘇軾（東坡）及王詵（晉卿）之三則題跋（圖3）進行了充分的考證，揭開了這幅畫與題跋的內在意義。從題跋的內容可知，〈挑耳圖〉乃由王詵轉贈王鞏收藏，後又輾轉經蘇轍、蘇軾、王詵三人觀賞題跋。其中，蘇轍的題跋書於元祐六年（1091）正月，他在文中寄望好友王鞏能像畫中高士一樣超脫曠達，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只可惜王鞏無法應他的期許，即將為繁忙的政治俗務所羈絆。第二則蘇軾的題跋題於五個月後，只見他話鋒一轉，聊到王詵數年前曾突然患有耳疾，向他尋求痊癒之方；而蘇軾則告訴王詵，三日內若耳聾沒好，便要將自己的耳朵割給他。這個戲謔的玩笑，果然讓王詵因焦慮而引發的耳疾不藥而癒。第三則題跋，則是王詵先向王鞏恭賀他手中這幅〈挑耳圖〉不但繪有江南彩屏，現在還加上了蘇軾墨寶及自己的題詩，足可譽為「三絕圖」；再者，王詵也感謝蘇軾的開導，讓他得以結束耳疾，並領悟人生的哲理。
以上三則題跋的內容，看似好友間不時的關愛或相互解嘲，但若我們將其與三人的生平及仕宦經歷相互對照，便會發現原來自元豐二年（1079）「烏台詩案」致使蘇軾不斷遭受貶謫流放以來，他的兩位至交好友──王詵與王鞏也因之遭到牽連：王詵雖貴為駙馬，卻因贊助印行蘇軾詩文，先被罰款、後貶至均州，歷經五年始回朝；而出身官宦世家的王鞏，亦因協助詩集的流通，加上批評新政，被處以三人之中最重的處罰，貶謫到最南方的賓州（廣西省）。在蘇轍、蘇軾於〈挑耳圖〉上題跋的元祐六年（1091），王鞏恰恰因其「跌蕩傲世，好臧否人物」的個性，成為改革派攻擊的目標，將再次被貶黜。由此觀之，蘇轍、蘇軾、王詵三人題跋中所提到的「耳疾」，未必為身體上真正的疾病，而很可能是在黨爭劇烈、政治詭譎的氣氛下，彼此相互溝通感情和傳達訊息的重要密碼：一方面具有撫慰友朋心靈和宣洩胸中積怨及不滿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提醒對方，或許佯裝耳聾、關耳閉目，才能躲避政治禍害，超然處世。
藉由創作、或觀賞繪畫作品，以及題跋詩文，來溝通情感或傳遞政治訊息，這種「以書、畫抒怨」的方式，是北宋文人發展出來的一種藝術表達方式，學者稱之為「通訊性」繪畫。這類畫作除〈挑耳圖〉之外另一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王詵的〈煙江疊嶂圖〉，這是他在結束貶謫生活、回到朝廷的第五年（元祐三年，1089），為王鞏所畫的一幅「貶謫」山水。畫卷之後同樣有蘇軾、王詵的長篇題跋，運用杜甫詩的典故，藉以批評時政，並表達對自身遭受政治迫害的不滿。而此一類似手法，乃經學者姜斐德（Alfreda Murck）之解密，才讓真相大白。這或許是王詵當初在〈挑耳圖〉題跋末尾說到「妙語本無跡，百年誰復識」，得意於應該沒有人能破解他與蘇軾、王鞏之間的通訊密碼之際，所未曾料想得到的吧！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石慢〈通訊性繪畫—解讀蘇軾、王鞏與王詵〉，《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故宮博物院，2008，頁583～601。
Alfreda Murck《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2000。
圖片提供｜廖堯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