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簡史
柬埔寨昔稱高棉（Khmer），公元1～7世紀由許多的小國組成，中國的歷史記載為扶南，位於中南半島南端湄公河下游近海之處，與印度的貿易往來頻繁，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宗教信仰以印度教為主，因此早期的宗教造像多為印度教神祇。在當地佛教的興起約在5～6世紀，典藏於金邊國立博物館的6世紀〈茶膠省佛立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扶南時期佛教造像之一，從其身軀呈三折肢，著右袒式袈裟，薄如蟬翼，衣紋光素無紋等特徵，可知藝術風格與印度笈多時期的造像有許多類似之處（註3）。
扶南在公元630年為真臘所滅，於公元705年又分裂為水真臘與土真臘；公元802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802～835年在位）完成統一大業，建立高棉王國。王國首都因戰爭歷經多次遷徙，但大抵都在吳哥地區，約是現今的暹粒省周圍，由於位處內陸地區，且王國已是中央集權政體，印度化的影響已經式微。12世紀時以大乘佛教為國教，此時期有較多的佛教造像，其風格已呈現塌鼻、厚唇的高棉人特徵，發展出在地的高棉藝術典範，不見印度造像的遺緒。
11～13世紀是高棉王國發展的鼎盛時期，疆界超越現今的柬埔寨。15世紀暹羅勢力逐步壯大，泰族對於高棉的影響益趨明顯，上座部佛教蔚為主流，印度教與大乘佛教不復從前的光景。高棉王國此時已欲振乏力，雖在16世紀時出現短暫的繁盛光景，但最終被遺忘在叢林裡。直到19世紀來自歐洲的傳教士、探險家紛至沓來，西方人才再度揭開這個國度的神祕面紗。
發現叢林祕境
高棉再度為世人所認識、且引起歐洲的矚目，最先開始是傳教士赴此地宣教。最早至高棉並且留下文字記錄的人，據信是布意謀神父（Charles Emille Bouillevaux，1823～1913），他在1850～1856年間遊歷中國、印度及柬埔寨等各地，同時也廣泛地蒐集語言與風俗等相關資料。在1858年出版的《印度支那之旅》，算是早期的高棉文獻資料，對於高棉的建築與文化僅是粗淺地描述，較無參考性，主要還是在關心異教徒信仰的問題。
穆奧（Henri Muhot，1826～1861）是繼布意謀神父之後，書寫高棉的人。他是自然學家，受到英國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贊助，前往高棉進行湄公河探察任務。他的研究在1863年的法國《環遊世界》雜誌刊登（圖3），1868年則出版了他的遊記。吳哥遺址本身並非他研究的旨趣，主要在關注動物與植物的生態，全書寺廟與建築所占的篇幅並不多；然而由於其所描繪的精彩圖像，可讀性大為提升，在刊出後獲得廣大的迴響，高棉古蹟才漸受重視。
1878年布意謀神父將原先的著作重新增補再版，名為《中國與安南（Annam et le Cambodge）》，在書中意有所指的稱穆奧並非發現吳哥的第一人，並暗指自己才是吳哥探險的先驅；但在再版的書中，他提及宏偉的雕像與淺浮雕使他聯想起埃及，這顯然是剽竊穆奧的想法，誰是發現吳哥的第一人爭論未曾止歇。
探險的肇始
19世紀是帝國殖民的時代，同時亦是對於異文化研究的發軔期。法國的殖民勢力一直與英國處於競爭關係，當英國已經在印度、暹羅建立勢力時，法國卻毫無斬獲，因此法國積極地在中南半島擴張。因柬埔寨是進入中國的重要路徑，拿破崙三世於1863年啟動湄公河探勘計畫，原來的目的是了解湄公河的航行性，以便將法國的產品透過水路運抵中國；另一個任務則是與柬埔寨政府諾洛東國王簽訂保護國協議。
湄公河探勘計畫由達拉格黑（Ernest Douart de Lagrée，1823～1868）領軍，主要成員為海軍，共同組成一個研究團隊（圖4）。達拉格黑除探察河域的可航性，也學習當地語言，並廣泛地蒐集許多古代的史料，但可惜的是在任務尚未結束前，他已在中國雲南病逝。爾後的任務則由其大副加尼耶（Francis Garnier，1839～1873）接續，加尼耶於1873年出版《探察之旅（Le voyage d’exploration）》，此書鉅細靡遺地描述整個勘察的過程，除了有旅遊紀實外，同時輔以平面圖、建築的立面圖、地圖等作為說明。此外，此書最引人入勝處是刊登了精彩的彩色插圖，由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1842～1925）所繪製，他是使高棉藝術受法國政府重視的重要推手，也是首位將高棉藝術與埃及、希臘、亞述的藝術相比擬的人，此人終其一生都在推廣高棉藝術並闡揚其藝術價值。
在《探察之旅》出版後，受到法國官方公眾教育與美術部的重視，啟動國家典藏高棉藝術的計畫，1873年該部授權德拉波特為博物館徵集具藝術、考古價值的高棉文物，且可由法國國家船隊從柬埔寨運載回法國（圖5）。德拉波特對於高棉的藝術尚無深入的認識，也無法辨識各類的神祇；再則當時多數的古蹟狀況不佳，因此僅能選擇寺廟中的神像或是散落於地面的建築構件，單純就視覺的美感作為揀擇的標準，因此運回法國的文物多為神像、動物雕像與建築裝飾淺浮雕。
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此批「徵集」的文物，顯然是不符博物館倫理與國際公約，但德拉波特在當時殖民的背景下，是由國家提供法國藝術品與柬埔寨政府作為交換。對於當時身為法國殖民地的柬埔寨政府而言，似乎也無法抵抗這個為難的請求，因此某些高棉藝術的瑰寶，因緣際會之下就此展開壯遊，飄洋過海被運至法國，並且長駐於此。
由德拉波特所運回的雕像中，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從圖5可看見中間帶白帽身穿條紋T恤的德拉波特，指揮左方的運輸工人載運雕像，此雕像極有可能是目前藏於吉美博物館〈龍王護佛像〉（圖6），此座佛陀結跏趺座，雙手結禪定印，龍王盤繞三環作為龍座，並以其身繞佛七匝形成傘蓋護衛世尊。造像頂帶圓錐型寶冠，上身裸裎，身披瓔珞，手足各飾以手環與足環，下著山樸裙。從佩戴象徵王權的寶冠與珠寶裝飾，可知是12世紀吳哥寺風格。此時期的造像線條僵硬，較為形式化，但在衣袍與佩飾的裝飾手法細膩，展現出細緻華麗的風格。
拒於羅浮宮之外
德拉波特任所運回的物件，除雕像、淺浮雕原件，也包含翻模的作品、手繪稿、地圖等。初抵法國時，德拉波特滿懷雄心地想要將此批他視為人類珍寶的藝術作品，進入羅浮宮展出。但由於羅浮宮館員對於高棉藝術毫無所悉、再加上典藏空間不足，因此遭到拒絕，爾後在美術部的建議下，該批典藏進入貢比涅城堡（Château de Compiène，圖7），成立高棉藝術博物館。由於德拉波特並不熟稔高棉藝術，因此僅是將文物整齊地陳列，並沒有特定的策展理念；再加上博物館位處偏遠，因此參觀流量不佳，幾近邊緣化。但德拉波特仍不放棄將其於巴黎展示的願望。
幸而1878年的世界博覽會，給予德拉波特向世人展示高棉藝術的機會。德拉波特為引起民眾的興趣，選擇尺寸較大的作品，如聖劍寺的〈那伽欄杆〉（圖8）。「那伽」是梵文的Naga音譯，中文也譯為蛇怪或龍王，常出現於柬埔寨的宗教建築。據學者考證其與乳海翻騰的傳說有關，另有說法認為在寺廟入口設立〈那伽欄杆〉，象徵蛇是聯接人界（寺外）與神界（寺內）的橋樑，在印度神話中彩虹也具有同樣的功能，而蛇一般也象徵城市財產的守護者。此作品現典藏於法國吉美博物館，立於入口大廳處（圖9）。
世界博覽會除了展出文物原件、也有模塑複製品、圖畫手稿等，將文物原件與模塑複製品混雜展出，以現在展示策略看來，似乎不是這麼恰當。但在當時對於高棉藝術所知有限的法國人，不啻給予他們一個更具體的想像空間。
1882年德拉波特終於完成畢生的夢想，在巴黎向世人展示高棉藝術的收藏，法國政府於托卡德侯宮（Trocadéro）成立印度支那博物館（Musée Indochinois）（圖10），展出高棉藝術。同時他也接到國家所賦予的新任務，再度啟程至東南亞調查，並進行高棉藝術的徵集，但此次的旅行差點讓他客死他鄉，再也無法遠行至現地進行調查研究。1889年他被任命為印度支那博物館的研究員，其重心轉而在策劃此處的展覽，其展示策略仍是混雜著原件與翻模製品，尚未進入系統性且科學化的研究。
但德拉波特的貢獻不容忽視，法國吉美博物館甫於今年1月剛結束的「神話的誕生—路易．德拉波特與柬埔寨展」，就是以德拉波特為主題而策劃的展覽（圖11）。此展覽與過去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藉由德拉波特的手稿、水彩畫、地圖、石膏模複製模型和石雕原件共計250件，以說明其對於高棉藝術的貢獻。其中翻製的模型是此次的重點，自1927年以來它們被儲存於庫房，未受到重視。由於高棉的古蹟在戰爭遭到摧毀及隨著時間的風化，某些建築構件已經不復存在，甚至影像資料也未見保留。過往由德拉波特在任務中所作的翻模製品，在今日可能已經取代原件的地位；不管在古蹟修復或是藝術史的風格研究，都成為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邁入科學性研究的里程碑
在19世紀末，除印度支那博物館，吉美宗教博物館是另一個典藏高棉藝術的重要據點。它具有不一樣的展示策略，在研究員魯米埃（Léon de Milloué，1842～192？）的規劃下，依年代順序呈現各宗教出現的時間，再依不同風格進行分類。同時也考慮將相同的神祇並列，呈現隨時間推移，在型式與風格上的變遷。
但吉美博物館的東南亞典藏與亞洲其他區域相較下明顯不足，1889年艾莫尼耶（Étienne Aymonier，1844～1929）於世界博覽會展出其高棉藝術典藏，並於同年加入吉美博物館。爾後便將自己擁有的高棉藝術藏品轉贈予吉美博物館，充實了東南亞宗教的典藏。
艾莫尼耶與德拉波特不同，他是地質學家，對於高棉有較深入的研究，也很早就意識到碑銘對於古柬埔寨的歷史與藝術的重要性，於1882～1885年至柬埔寨蒐集拓印、碑銘、及一些具研究價值的文物。德拉波特的活動範圍尚局限於大吳哥城，但艾莫尼耶的行旅足跡則擴大至吳哥城外圍，現在藏於吉美博物館的前吳哥時期〈訶梨訶羅像〉（圖12）就是由其在柬埔寨進行任務時所蒐集。訶梨訶羅（Harihara）是濕婆（Shiva）與毗濕奴（Vishnu）的合體雕像，造像的右半側，從其手持三叉戟及第三隻眼可判斷其為濕婆，左半側帶圓筒形高帽，手持輪寶則為毗濕奴。該造像是前吳哥時期的經典之作，雕像寫實自然，身形雕塑十分接近人體。此時期的圓雕造像尺度頗大，為了支撐多臂的造型，會於後方以馬蹄形支柱加固，是辨認前吳哥時期達山（Phnom Da）風格造像的重要特徵。
史坦（Phillipe Stern，1895～1979）是首位致力於高棉藝術史研究的學者，原為德拉波特的助理，繼其之後負責管理印度支那博物館的典藏。1929年史坦與吉美博物館的研究員哈金（Joseph Hackin，1886～1941）決定將兩館的高棉藝術典藏匯集在一起，將印度支那博物館的文物轉移至吉美博物館，從1927年起至1931年完成此項任務，吉美博物館此刻起已是柬埔寨以外典藏高棉文物最豐富的博物館。
法國遠東學院與高棉研究
吉美博物館的高棉藝術另一個重要來源是法國遠東學院。法國政府對於高棉的探索一直展現高度的興趣，1898年便在越南西貢成立印度支那考古團，1900年更名為法國遠東學院，執掌吳哥相關的管理維護任務。法國遠東學院的高棉寺廟修復案例中，最有名莫過於女神廟（Banteay Srei），此廟在20世紀初期，一直處於荒廢狀態，直到馬樂侯（André Malraux，1901～1976）事件才引起眾人的矚目。馬樂侯是法國著名的作家，後來也成為法國的文化部長。他在年輕時遊歷吳哥，1923年時經查證女神廟未受法律保護逕而前往勘察，並帶走建築物的構件而引起軒然大波。最後經過訴訟程序，此批文物返還柬埔寨政府，女神廟也因此受到關注。
自1930年起，法國學院考古部門主任瑪夏（Henri Marchal，1876～1970）（圖13）首次以「原物歸位技術」修復女神廟，並獲致不錯的佳績。現存於吉美博物館的女神廟山形牆由法國遠東學院進行考古任務時所獲得，法國遠東學院的資料顯示，女神廟在修復過程中，某些建築構件因無法歸回原位，因此進入博物館典藏保存。其中一件山形牆目前被收藏於金邊國立博物館，另一個則典藏在吉美博物館（註4）。這件山形牆（圖14）描繪了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場景：左右兩側為阿修羅孫陀（Sunda）和烏普孫陀（Upasunda），兩兄弟手持武器相互爭吵，為爭奪場景中間的仙女提絡塔瑪（Tilottama）而鬩牆。女神廟由於非皇家出資所設立，因此在形式與風格上更為自由，創造出獨特的藝術特質。
法國遠東學院後續在高棉進行考古調查任務所獲得的許多雕像，也陸續地運回巴黎，移轉至法國吉美博物館。雖然此時法國吉美博物館似乎已經開始思考文物來源合法性的問題，也考慮到在典藏政策上，儘量將較具藝術價值的文物留於柬埔寨當地，並且選擇類型重覆、但具典型且可同時補足吉美博物館的典藏。但不可諱言的是，吉美博物館現在典藏的高棉藝術絲毫不比金邊國立博物館遜色，高棉藝術在20世紀初某個程度上被殖民地母國「掠奪」至法國，卻也因此幸運地躲過戰爭的摧殘。
綜而觀之，法國從19世紀末起為取得由柬埔寨進入中國的要道，在柬埔寨進行殖民，從而開始對於異文化的好奇與窺探，進而從事系統化的研究。在歷經長達90多年的殖民統治，高棉藝術從中南半島飄洋過海落地於法蘭西的土地，也深受巴黎的藝文人士喜愛。時至今日，吳哥仍是世界文化遺產旅遊的寵兒，絡繹不絕的遊客至此朝聖那曾經強大、卻已經失落的王國。
註釋：
註1：典藏高棉藝術的博物館主要為柬埔寨金邊國立博物館、暹粒吳哥保護委員會（Cosnervation d’Angkor）、泰國曼谷國家博物館等三個博物館。
註2：參考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3978（更新日期2014/6/24 10:24:37）網站。
註3：圖版參見Dalsheimer Nadine《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national de Phnom Penh》，Paris：Magellan & Cie，2001，p.64～65。
註4：參考Baptiste, Pierre，Zéphir, Thierry《L’art Khmer dans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Guimet》，Paris：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2008，p.8。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Dagens, Bruno《Angkor la forêt de pierre》，Paris：Découvert Gallimard，1999。
Baptiste, Pierre，Zéphir, Thierry《L’art Khmer dans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Guimet》，Paris：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2008。
Baptiste, Pierre，Zéphir, Thierry《Naissance d’un Mythe Louis Delaporte et le Cambodge》，Paris：Gallimard，2014。
Jessup Helen，Zéphir, Thierry《Angkor et dix siècles d’art khmer》，Paris：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1997。
Musée Cernuschi et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Archeologist in Angkor》，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2010。
Delaporte Louis《Voyage au Cambodge L’architecture Khmer》，Paris，Riveneuve Éditions，2013。
Henri Mouhot《Voayage dans les royaumes de Siam, de Cambodge, de Laos et autres parties centrales de l’indochine》，Paris：arléa，2010。
圖片提供｜楊芳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