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舟（1791～1858），俗姓姚，名際仁，法號達受，六舟乃其字。六舟篤好金石之學，壯歲行腳所至，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於鑑賞之家得見鐘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管庭芬說他「性尤耽金石，凡商周秦漢之彝器，皆能考古以證其源」。尤其他的摹拓技藝聲名遐邇，能將器物全形拓於一紙，陰陽虛實無不逼真，成為當世絕技。阮元以「金石僧」稱之，聲名遠播。
〈芸窗清供圖〉為近代收藏家錢鏡塘捐贈。錢鏡塘（1908～1983），原名錢德鑫，字鏡塘，晚號菊隱老人，浙江海寧人。著名收藏家，一生累積收藏金石書畫不下五萬件。1956、1964、1965年，錢鏡塘先後分三次以捐贈和售讓的形式給浙江省博物館明清書畫及近代名家書畫、鄉賢文獻資料計1000餘件。此件圖軸便是錢鏡塘收藏並捐贈給浙江省博物館的鄉賢文物之一。圖後又有張克龢題簽。張克龢，即張石園（1898～1977），別署石園居士，武進（今江蘇常州）人，海上著名收藏家、書畫家。錢鏡塘收藏的書畫絕大部分都有張石園的題簽。
據款署，〈芸窗清供圖〉作於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時在孟夏四月。此圖是六舟為廬仙先生而作，廬仙其人於史無查，「先生」之謂當是套語，實則二人可能並非熟識。據六舟的《寶素齋金石書畫編年錄》記載，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六舟「抵袁江，車塵馬跡，勞頓不可言狀，憩譚桐舫寓中……凡旬日乃行，抵海昌已四月杪矣」。〈芸窗清供圖〉便當作於是月六舟回海寧途中，或為應付之作。然則具體之情由，因記載不詳，已不得而知。
〈芸窗清供圖〉中，鳳鳥紋簋為六舟手拓，菊花則為補繪。將摹拓與繪畫相結合，或點綴折枝，或鐘鼎插花，或自繪小像，此類圖軸在六舟的作品中尚有多件。道光甲辰（1844），六舟手拓彝器24種，屬諸名流補畫雜花於其間，並請友好題詩。管庭芬也在乞詩名單之中，曾作以〈六舟上人以所拓彝器凡二十四種，屬諸名流補雜花於器，名曰二十四氣百花卷乞詩題，因拈一絕〉詩為記。咸豐丁巳（1857），六舟拓磚並補四季花而成〈歲朝清供圖〉，並題詩其上，渾然天成。
2
六舟摹拓技藝精湛，能發前人所未發。如曾為阮元傳拓積古齋所藏歷代彝器，獲其盛讚：「宣和博古圖真退避三舍矣。」並將著名的竟寧雁足鐙銘文剔清精拓，軒豁紙上，纖毫畢現，一時傳為佳話。正如徐時棟云：「六舟拓金石文，能拓數尺高銅瓶內底字。凡彝鼎之屬，雖極凹凸欹側，或耳足奇古，或垂環累累，六舟手拓之，紙本與物不爽毫黍，真絕技也！」以下與讀者共賞〈芸窗清供圖〉中之鳳鳥紋簋的摹拓成形技藝。
該件簋侈口，束頸，二小耳，圓垂腹，圈足下尚有三柱形足。頸部飾鳳鳥紋一周，間有獸首紋，圈足部分飾重環紋帶。右下角置一圓形蓋，子母口，內有六字銘文：「中侯乍尊寶簋」。（圖2）鳳鳥紋簋的器身和紋飾的用墨風格明顯不一，當為分別製作而成。其中器身部分的墨色少變化，而紋飾部分有濃淡；另外頸部一周鳳鳥紋上下均有毛筆勾出的輪廓線痕。可知六舟在製作該件全形拓時，採用的方法是先拓出器物的框架，並預留出紋飾的空白部分，再用毛筆在留白處分別補繪以鳳鳥紋、環帶紋而成。再看簋的器蓋，其大小與器身的體量不符，相差懸殊，難以蓋合；並且在器蓋銘文帶左側隱約可見有其他字體的痕跡。據此，可以推測六舟在製作器蓋部分的拓片時採用了其他器物的蓋，甚或是在木板上刻銘後傳拓而成。
這麼說來，此件鳳鳥紋簋全形拓為整紙拓成，複雜的紋飾則用筆繪，器蓋和銘文可能運用了翻刻拓法。另外可注意到器體和器蓋並非一器，器蓋可能是借用或者杜撰的。六舟透過摹拓成形技術，將不同的兩個部件設計、拼湊成了一件完整器，這是一種基於視覺藝術的創造。而所謂的「鳳鳥紋簋」之實物，恐怕是不存在的。
3 那麼六舟設計此件鳳鳥紋簋是出於怎樣的考量呢？不妨仔細分析一下鳳鳥紋簋的銘文、形制與紋飾，或者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首先可注意到這是一件有銘文的青銅器。其六字銘文中，「中」字寫法不規範，其上下皆為草頭，商周銅器銘文中無此寫法，多作「中」或「」。反而與上下草頭中有「日」，成「暮」字的構圖相同。「尊寶簋」之辭例，也見於商周器銘文，但總體上較為少見，以，「寶尊彝」、「寶簋」、「尊簋」等辭例居多。而「尊」、「寶」兩字寫法也不規範，尊上部作兩足，中間「酉」字倒轉，寶字的寶頭內「王」與「貝」左右相錯，皆不見於商周器銘文中（圖3）。總之，短短六字中，錯字、別字占去了一半，應該是杜撰的。清代的銅器作偽盛行，仿製、改造、拼湊真器銘文盛極一時，同時整體鑄造偽器、偽銘之作偽行業也逐漸形成。清乾隆之後，金石學復興，學者們紛紛開始利用青銅器上的銘文考證經、史，有銘青銅器的價值要遠高於無銘器。這或者可以解釋六舟為廬仙先生設計這件有銘銅器的心理，哪怕銘文是杜撰出來的。
簋的形制特徵中，口沿外侈、垂腹、圈足的銅簋習見於商代晚期，又可分無耳（圖4）和半環獸首形耳兩種，其中半環獸首形耳下多有鉤狀小珥（圖5）。圈足下有三柱形足的簋，也叫柱足簋，形制特殊，流行於西周早中期，是在商代以來流行的圈足簋底部附加柱足而成。西周中期以後，柱足簋被一種基本形制為子母口、有蓋、附雙半環形大耳、圈足下有三小足的圈三足簋漸次取代（圖6）。因此清供圖鳳鳥紋柱足簋的形制，與考古或傳世的商周器皆不類。其上部作侈口、束頸、小耳的柱足簋在西周早期流行，如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M1206：1簋（圖7），深腹下垂、矮圈足下承接三條矮柱足的柱足簋，見於西周中期，如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簋〉（圖8）等。
紋飾方面，其頸部所飾之鳳鳥紋，鳳鳥短身，尾長卷，上一股尾羽細長，下股尾羽相對粗獷，且與身分離，冠羽下部後垂，尖喙。其特徵於西周中期青銅器上習見（圖9）。圈足上之重環紋，形近長方形，一端半圓，一端內凹出兩角，等距離重複出現組成環帶狀。此類紋飾多作為主紋施於口沿、腹部及蓋、圈足等部位，並常常與其他紋飾共施於一器。而其盛行時間，則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如陝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簋等器上的重環紋飾。
綜上所述，〈芸窗清供圖〉中之鳳鳥紋簋，形制上兼有西周早、中期器的特點，紋飾上分別有西周中期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的風格。分割開來看，其形制、紋飾的各個單元皆可與商周器比較，尤其是紋飾，鳳鳥紋、重環紋的細節部分完全經得起推敲。可以推測六舟在設計、製作時很可能參考了有關青銅器的圖錄，並且對古銅器的知識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六舟善於摹拓金石，同時精於金石、古物鑑賞，與之時相交遊的同好中，也多有富於收藏者，阮元、何紹基等人於經史、輿地、金石、校勘等均有極高造詣，吳式芬、許瀚等皆為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和古物鑑賞家。不過清代的金石學家往往更多的注重於對古器物銘文的研究，但對於器物形制、紋飾的時代特徵與演變關係可能並非十分明瞭。因此六舟創作的鳳鳥紋簋出現形制、紋飾的各個部分年代特徵相異，甚至於銘文也不太合規範等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葛金根〈奇僧六舟〉，《東方博物》第27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六舟：一個金石僧的藝術世界
展覽地點：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區）
展覽時間：9月下旬～10月底
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幅清代六舟的〈芸窗清供圖〉。圖中有一六舟手拓彝器鳳鳥紋簋，上插設色菊花。款署：「芸窗清供。道光丁未孟夏即奉廬仙先生正賞，六舟達受並畫。」鈐「六舟墨戲」白文方印、「天平玉佛庵」朱文方印、「六舟手拓彝器」白文方印。邊題「海寧六舟上人芸窗清供圖手拓彝器補菊。錢氏數青草堂珍藏鄉賢文物之一。武進張克龢題。」鈐「張石園」白文方印、「克和」朱文方印。其後尚有錢鏡塘題錄的六舟生平事蹟。紙本，縱130.3公分、橫30.8公分（圖1）。
圖片提供｜俞珊瑛（浙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