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盛大舉辦的特展「明：皇朝盛世五十年（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以聚焦明代初年（1400～1450）物質文化為主軸，展品多達280件，包括器物、書畫、典籍和各類出土文物，分別由中國和歐美30餘間文博單位借展而來。此展乃是一項長達五年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團隊主要成員包括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大英博物館策展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以及計畫策展人陸於平。展覽範圍是以惠帝建文（1399～1402）為始、接續著成祖永樂（1403～1424）、仁宗洪熙（1425）、宣宗宣德（1426～1435）和英宗正統（1436～1449）為經，並就當時的宮廷生活、軍事武力、藝術文化、宗教信仰和貿易外交為緯，探討這段影響中國日後深遠發展的關鍵年代。
明代開國之際，原本定都於經貿興盛而繁華的南京，但永樂皇帝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和對外戰略考量，便在任內下令遷都至北京。此舉不但讓帝國重心北移，更影響了後世的區域發展。尤其是北京紫禁城的建立，更使它成為往後中國數百年來的政治、經濟、藝文中心。為了呈現這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館方乃以〈送朝天客歸國詩章圖〉和〈北京宮城圖〉兩幅畫作揭開本展序幕。〈送朝天客歸國詩章圖〉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Korea），是已知現存最早的明代南京城圖，圖中具體描繪當時京城建築群體的面貌，不但於宮殿屋社上標有名稱，韓籍畫家還將四周的山川地景呈現出來。這是此畫首次展示於英倫公眾面前，為本展覽籌畫過程中的新發現之一。另一幅〈北京宮城圖〉則為大英博物館藏品，畫作原本受損嚴重，後經館方文物人員的精心修復，才使之恢復原貌；此作則展現紫禁城恢弘壯闊的建築群，官員百姓臣服立足於宮殿之前，彰顯大明王朝雄偉的帝都。
│宮廷生活│
作為本次展覽的明星展品，宣德朝〈掐絲琺瑯雲龍紋蓋罐〉（圖1）最能表現明初宮廷生活的繁華氣象。明代帝王經常下令訂製此類色彩豐富的作品用來裝飾宮殿廳堂。此罐器身繪製著五爪金龍，翱翔於五色雲彩中，具體突顯皇權的存在。其上還有「御用監」題識，清楚說明乃專為皇室訂製使用。與此作相似的掐絲琺瑯蓋罐，據傳目前世間僅存兩件，至於其器形則常見於景德鎮生產的瓷器作品。製作掐絲琺瑯的過程、所需技術和手續相當繁複，一般製法乃是先將銅絲盤出紋路，再黏固於胎體之上，而後於框格內外填施各色琺瑯釉料，最後才入窯烘燒。之後反覆進行這道程序，直到器表覆蓋的釉層達到適當厚度時，再經磨整或鑲鍍始成。這件工藝極度精細的蓋罐，呈現明代初年製作掐絲琺瑯的高超水準。
對多數的西方觀眾來說，每當提及中國明代，心中都不免會浮起青花瓷器的景象，青花瓷進而成為大明王朝的象徵符號，如永樂朝〈青花花鳥紋玉壺春瓶〉（圖2）。在明初時期，區域性的瓷器製作大多還是由中央派遣官員監督進行。若與元代比較起來，此時的青花陶瓷圖繪略顯制式化，特別在永樂朝時，瓷器的圖案設計與當時的宮廷繪畫風格有著緊密關係，多是表達吉祥寓意的花鳥主題。此外，這時在景德鎮官窯的製瓷技術也大有發展，例如在製作瓷器胎體方面，工匠使用高含鋁的瓷土材料，使之能在高溫烘燒之下製造出比往昔還要精良的瓷胎。在釉料方面，他們亦結合進口鈷藍和當地原料，使作品達到更為明亮且具光澤的品質，讓豔藍與純白形成強烈的視覺效果。這些瓷器上的圖繪色料與渲染手法，也多與宮廷扇面或冊頁上的花鳥繪畫相似，可見明初時代的美學特徵和帝王品味。
在這次展覽中，主辦單位不但陳列明初宮廷各類藝術珍品，還首次將觸角延伸至當時各區域藩王的墓室文物，帶領觀眾一覽中央與地方皇室生活的多元風貌，藉此探究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大英館方選擇的三個主要明初藩王墓室，分別是山東魯荒王朱檀（1370～1389）墓、四川蜀王朱悅（1388～1409）墓，以及湖北梁莊王朱瞻（1411～1441）與魏妃合葬墓。這些墓地遺址都是在近數十年間所發掘出土，其中許多作品還是首次離開中國到海外展出。透過欣賞這些考古文物，觀眾可以親眼見識明代藩王墓喪葬文物的豐富精彩，亦能體會當時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舉例來說，在山東出土的墓室棺槨內有陪葬品約兩千餘件，包含冠服、家具、器物以及書畫等，透露墓主具備的皇家身分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如此次的展品〈珠飾頂冠〉和〈織金盤龍錦袍〉便是其中精品，文物至今保存完整、實屬難得。
若與明代其他四川蜀王墓比較起來，朱悅墓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室整體是仿效木製結構建築，橫樑細節裝飾極為華麗與講究。墓室中還出土大量的石刻、陶製和木造作品等500餘件，皆反映明初雕塑工藝的進步發達。如一件〈四輪馬車模型〉（圖3），是由陶土與棕漆等多種原料製作，結構比例精準，特別是車柄龍頭雕刻極為細膩生動。而湖北梁莊王墓為夫妻合葬墓，所出土文物包含不少女性裝飾品，其中金、銀、玉器約有1400餘件，珠飾寶石則多達3400餘件，這個驚人的珍寶數量，在現今已發掘的明代藩王墓中名列第一：例如展品中〈金鑲寶石白玉鏤空龍穿牡丹帽頂〉、〈纏臂金飾〉和〈金鳳凰鏤雕髮飾〉（圖4）等，都是該墓主夫婦的陪葬精品。梁莊王與魏妃合葬墓於千禧年之際，才開始進行挖掘工作，因此這批出土文物，可說是研究明初珍寶與金製飾品工藝技術的第一手材料。
│軍事武力│
明代初期的國勢強盛，疆域北達草原地帶、南抵今日的越南北部。能夠有效控管這片廣大領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憑藉帝國的軍事武力。當時擁有全球最大的軍事隊伍，至少有百萬專職的軍人來為大明王朝服務；即便是分封各區的藩王，手下也有3000至1萬5000名的士兵為其效力，因此明初的軍武文化成為皇朝宮廷的主流，不僅永樂、宣德和正統等皇帝們，曾讓其私人軍隊加入國防戰鬥；就連分封各地的藩王，亦擔當地區軍事統領的角色。此外，為了加強自身武力技巧，皇族成員在日常生活中，亦進行騎馬、打獵、射弓等相關訓練，或是從事球類運動以鍛鍊體力與反應。而這些多樣的活動內容，都成為明初宮廷繪畫的主要題材。但是，後來尚武風潮趨於沒落，特別是在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1449）發生之後，便無「御駕親征」的案例存在。
展品之一的〈朱瞻基行樂圖〉，足以窺見明初皇族人士的習武傳統之一隅。此作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畫卷長達687公分，主要描繪皇帝和太監在宮廷園林中進行各項武力訓練和體能活動。畫面起始首個場景是描繪射弓練習，此時皇帝身著黃袍、端坐於華麗涼亭之中，觀看侍衛的射箭訓練。第二個場景是踢球活動，這可鍛鍊敏捷性和加強腿部肌肉；這時皇帝換了衣飾，並坐在棚中觀看比賽。第三場景則是騎馬擊鞠，藉以增進騎士控制馬匹的技巧。第四場景為捶丸，皇帝不在一旁觀看，而是親身下場實練。第五場景乃為投壺；或許已到訓練完結時刻，皇帝趁著在享用點心前，一時興起玩起投壺遊戲，這項運動不但能訓練瞄準技巧，又可增添趣味緩和嚴肅氣氛。最後場景則描述皇帝與隨員打道回宮，結束這一系列扎實的操練。其他諸如展品〈宣宗射獵圖〉、〈湖畔射獵圖〉和〈明宣宗馬上圖〉等，都突顯皇室對於軍武活動的強烈興趣。
除了具體描繪有關軍事的訓練場景，時人對於武將身分和成就也大力讚揚褒獎，十分崇尚武風，展品〈穎國武襄公楊洪像〉（圖5）便為其中佳例。楊洪（1381～1451）為明初知名將軍，他一生固守邊疆不遺餘力，並長期在北方地區，如赤城、馬營和宣化等地進行征戰、鎮守、屯墾和開拓活動；他守邊撫民的積極作為，讓君臣百姓都對其讚譽有加。當時主持兵部的另一名將于謙（1398～1457），便在此幅楊洪的肖像作品之上，題識說道：「功在朝廷，威振邊疆；一騎前驅，萬夫莫當」。畫內楊洪身著紅袍頭戴武冠，端坐於精緻黑椅之上；他身旁還有兩位侍從，分別穿著藍衣和綠袍，手持笏板和典冊，象徵楊洪的高階官位。此外，圖中人物的衣紋圖飾和布景裝飾，皆為精細描繪之作，充分表達畫主武將的重要身分品第。最後在繪畫作品之外，此展區亦陳列不少戰事武器，例如〈鐵製鎏金頭盔〉、〈鐵製鎏金獅柄寶劍〉（圖6）與〈鑲金馬鞍〉等，這些武具的收藏向來在中國未受關注，但在西方文博機構卻被視為珍寶。透過這次展出機會，觀眾可以對明初的軍事文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藝術文化│
在明初時期，南京與北京相繼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吸引各地的文人才子前來。他們不但帶來個人和區域風格，亦創造引領全國的風潮，書法家官員沈度（1357～1434）便是一例。他的書法字體端正婉麗，受到永樂和宣德皇帝的喜愛且大力推行，進而成為官方文書的標準風格，並稱之為「館閣體」，影響後世深遠。然而，這種以藝文「標準化」為特色的重量級集大成活動，莫過於《永樂大典》（圖7）的出版。成書於1408年的《永樂大典》是永樂皇帝任內的最龐大的編撰計畫，他聘用2169位學者整理古籍圖冊，費時數年工作，完成全套書籍2萬2937卷，共1萬1095冊。可惜後來此套典籍遺失散亂，不僅正本已佚，甚至連副本至今亦只存留不到800卷，並分藏於世界各地。
在繪畫創作方面，明初帝王宗室的技藝出眾，頗具才情、值得重視。像此次展品中就包括朱有燉（1379～1439）的〈諸葛讀書圖〉；藝術家皇帝朱瞻基（1399～1435）的〈武侯高臥圖〉、〈壽星圖〉、〈蓮蒲松蔭圖〉和〈山水人物〉巨幅扇面等。這些作品都顯示當時宮廷皇族的畫藝修養深厚，也由於他們對繪畫的喜好興趣，亦引領一批著名的宮廷畫家在其身旁服務。這批畫家包括邊文進（約1354～1428）、李在（活動於1426～1435，宣德朝）和倪端（活動於1426～1435，宣德朝）等。此類宮廷繪畫作品的題材，多屬於具有吉祥富貴象徵意涵的花卉鳥蟲，或是有關歷史人物的故事傳說，其中都深富儒家的教化寓意。在皇室成員的大力支持之下、加上不少優秀畫家的參與，明初的宮廷繪畫發展可謂達到高峰。
除了宮廷的藝文風氣盛行，明初官員文人之間的書畫創作與互動往來也相當頻繁。這次展覽中就陳列不少當時書畫名家的作品，譬如謝縉（1369～1415）〈雲陽早行圖〉、戴進（1388～1462）〈金臺送別圖〉、夏昶（約1388～1470）〈湘江春雨圖〉以及陳錄（活動於1436～1449）〈梅花圖〉。其中一幅傳為謝環（1377～1452）的〈杏園雅集圖〉，可具體呈現文人雅士賞鑑活動的景況。此作現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畫中描繪永樂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1365～1444）、楊榮（1371～1440）和楊溥（1372～1446）多人的宴樂聚會。創作者的筆墨工細，不僅把主角人物面容與衣飾清楚表現，亦繪製杏園的環境風貌和家具擺飾，其間充滿著濃厚的文人品味。尤其眾人進行的琴棋書畫等藝文活動，再現了明初文士官員富涵文人素養的雅集生活。
│宗教信仰│
明初的宗教派別多元複雜，不但包括皇家認可的佛教與道教，其他諸如穆斯林和猶太等信仰，也都在民間流傳。在宮廷方面，帝王與后妃都對佛、道的傳布活動積極參與：他們除了出資刊行宗教經典圖書，還贊助製作大量的雕塑神像。特別是當時許多著名的廟宇寺院，都曾接受皇室成員的金錢與物資支持。例如永樂皇帝就親自出資興建宗教建築，其中包括武當山頂的道觀。這股崇尚宗教信仰的風潮亦在民間興起，隨之在中國各地建立更多的相關寺廟與釋道人物雕像；宗教信仰的傳統習俗也深深影響各階層人士的日常生活，就像喪禮便是如此。無論是佛教的超薦儀式或是佛教、道教的水陸法會，都是信徒們重要的實踐活動，與之附帶的宗教法器和祭祀物品，便成為此區的展示重點。
永樂十年（1412），皇帝為了紀念先人並彰顯孝道，而決定在南京城中興建大報恩寺。這座規模龐大的建築群，完全仿造宮廷建築，施工用料極為講究。尤其是大殿之後的九層琉璃塔，更高達近80公尺。塔身以白瓷貼面，拱門用琉璃砌成。四周裝飾著飛羊、祥獅與白象等佛教吉祥動物浮雕，皆是用五色琉璃瓦磚所製成（圖8）。據傳塔角還掛有日夜作響的百座風鈴與燈火通明的百盞燭檯。明代一些曾遊歷南京的外籍人士，見到此塔莫不嘆為觀止，便稱之為「南京瓷塔」。他們還將此塔描繪記錄下來，並把資料送往歐洲地區，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代表圖像。另外，由於受到明初皇室的支持，藏傳佛教也興盛廣布。許多特殊的密宗神祇與護法，都被引進中土而成為寺廟主要的崇拜對象。其製作風格深刻影響漢地的金銅造像與圖繪傳統，如展品〈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銅鎏金立姿菩薩像〉（圖9）和〈設色十六羅漢圖〉等。
關於道教方面，此次的展覽陳列為數不少的相關作品，如一組鎏金道教人物與龍泉窯燒製的祭祀神壇、《玉樞經》和《正統道藏》等。其中難得一見的作品，就是來自山西博物院珍藏一套多達139幅的寶寧寺水陸繪畫。這次展出的作品共有七幅，分別是〈往古九流百家諸士藝術眾〉（圖10）、〈九天后土聖母諸神眾〉、〈往古文武官僚宰輔眾〉、〈往古孝子順孫等眾〉、〈往古雇典婢奴棄離妻子孤魂眾〉、〈兵戈盜賊諸孤魂眾〉和〈一切巫師神女散樂伶官族橫亡魂諸鬼眾〉。水陸法會原為佛教、道教中隆重的宗教儀式，旨在為人消災祈福，祈求先人亡者脫拔地獄，使之歷劫怨親得以累積功德，共證道果。從這些圖畫掛軸中，觀眾可見到明初各類民間百姓的世俗生活百態，全然不同於宮廷皇室或是文人官紳藝術的特有風貌。
在明初時期，還有不少穆斯林信徒生活在中國的城市中。永樂五年（1407），成祖更以三種語言（中文、波斯文和蒙古文），下詔承諾保護在大明王朝內的穆斯林教士。朝廷也聘用許多信仰穆斯林的人士在宮中擔任翻譯、侍從，甚至於侍衛等職位。至此明代與中東地區的往來，遂變得密切頻繁，展品裡有件製作於1401年的《可蘭經》（圖11），即可證明穆斯林在明初中國發展的情況。此冊的抄寫作者為哈吉．拉沙德．本．阿里．斯尼（Hajji Rashad ibn 'Ali al-Sini），當時他正在北京最大的回教寺院──牛街寺中完成這部經典。本書的文字書寫風格，是以13世紀中東製作的《可蘭經》為範本，其間裝飾繁複精細，為少見的珍稀善本。
│貿易外交│
中國的本土經濟和與外地的朝貢體系，到了明代初期時發展至新興階段。這時朝廷努力促進金融市場活絡，更與亞洲各國互相往來，不僅將貿易外交拓展到中東、甚至延伸至非洲東岸國度。此展區的眾多作品，都是中、外密切交流下的文化產品。在經濟金融措施方面，明初曾發行紙幣，稱為〈大明通行寶鈔〉（圖12），這款紙鈔攜帶方便，經常被中外商務人士所使用，以利於買賣中國貨物。對外來說，各國外交人員則攜帶不少奇珍藝品至中國，藉此進貢北京朝廷，希望能與明代締結友好關係，一幅〈瑞應麒麟圖〉便說明這種情況：此圖現藏於美國費城博物館，其上題款為「永樂十二年（1414）歲次甲午秋九月榜葛刺國進貢」。榜葛刺國乃是今日的孟加拉，當時的國王贈送一隻長頸鹿給明朝宮廷以示友好；殊不知長頸鹿在當時中國前所未見，官員只好以「麒麟」之名代稱，以藉此套用其祥瑞徵兆。在中外交流過程中，因環境差異與文化隔閡，而造成這種「誤讀」的案例，時有所聞。
若要說到明初的海外貿易成就，就不能不提到鄭和（1371～1433）的豐功偉業。在永樂年間，鄭和奉命率領240多艘船與2萬多名船員，浩浩蕩蕩地從中國沿海出發，前往南洋、中東與東非地區。他的這些海上航行，不僅向各國宣誓大明帝國的霸權威勢，更促進中、外彼此間的貿易往來，以及當時對世界知識的拓展，其影響深遠、至今猶存。雖然在典籍文書中，曾記錄下不少鄭和的生平事蹟，可是與其相關的史蹟實物卻難得一見，在這次展覽中就出現一件由鄭和所奉獻的〈雙龍紋銅鐘〉（圖13），值得觀眾細心注意。此鐘原出土於福建南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重達約77公斤。根據銅鐘上的銘文指出，此鐘製作於1431年，是由鄭和與王景和等同官軍人，一起發心鑄造並奉獻給寺院，希望眾人能「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這為鄭和的航海冒險事業，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見證。
其實明初時期的中外關係，並非僅限於朝貢和貿易。許多藝文和宗教方面的活動，大明王朝也與各國產生密切互動。就像中國歷史故實中的人物題材，便經常被東亞日、韓等國所挪用，例如展作〈渡唐天神〉所示。其他諸如中國絲綢、中亞玉器、東亞漆器、龍泉青瓷和珍稀珠寶，都是中外往來頻繁的文物種類，反映當時彼此豐富的物質交流文化。尤其明代青花在全球化發展的歷史脈絡下，更具有關鍵地位，因此，主辦單位便以一幅15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1431～1506）的〈三王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圖14），來作為展覽壓軸之作。畫中來自東方的賢士手拿一只青花瓷杯，正向基督耶穌禮敬。這時期西方出現中國青花瓷器實屬少見，但卻也代表著日後中西交流門戶大開的徵兆。
誠如策展小組所指出，明代國祚長達276年，其間社會文化變遷甚大。若要舉辦一個相關展覽並從中獲取新知，實在無法再用一個「大明」的單一概念來籠統視之，而必須以微觀角度來處理。因此，這次的展覽主題才會聚焦於明代初始50年間的發展。在展覽內容的敘事脈絡，則以宮廷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展至軍事武力、藝術文化、宗教信仰和貿易外交等面向。透過這種同心圓形的主題規劃，主辦單位希望藉此投射出明初藝品文物在各項領域中的細緻變化（圖15）。最重要的是，經由展覽中所呈現出中央／地方、本土／外境以及輸出／吸收等二元概念，觀眾更能理解明初中國的物質文化和與各國間的互動關係。
圖片提供｜大英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