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生活在一個展覽功能超越了作為觀眾與藝術品相遇之難得場合的時代。現今的博物館展覽在各個層面看來，皆可視為是一個EVENT（沒有錯，是大寫字母！），儘管有如鑽石桌面般顯而易見，但藝術品的展示只是其中一個層面。展示之外，還包括了品牌營造活動、展覽圖錄、學術研討會、行銷規劃、展覽相關演講，以及教育性、社會性或其他圍繞此一事件所生發出之各種各樣的功能。研究策展人受到其他專家的支援，這些專家包括像是負責展覽實體面向的修復師、設計師、建築師，還有為了主辦機構、城市、甚至國家更大利益之負責架構該事件之行銷和訊息團隊經理們，以及處理贊助、資金和參觀交通方式的負責人等。到底這些中間媒介的過程，將展覽從其最初研究策劃的傾向帶離到多遠及如何影響觀眾？近期英國兩場明代展覽的呈現，在這些議題上提供了有利的比對。
不過在我們開始之前，或許非常適合先提問「為何是明朝？」「為何在所有朝代裡，獨獨這個朝代抓住了西方的想像力？」學者畢宗陶（Stacey Pierson）在《From Object to Concept》（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將之歸因於全世界對於明朝瓷器的消費，而改變「Ming Vase」、「Chinese Vase」的字義，使之於文學及口語皆等同於珍貴價值的概念。現今中國藝術於全球市場的興起，導致人們尋找「Ming Vase」以爭奪「閣樓裡有錢（Cash in the Attic）」（譯者按，「Cash in the Attic」為英國BBC所製播之節目，由製作單位自需要錢的人家中找出值錢物品好加以變現）。例如2010年拍出5300萬英鎊的清代套瓶，卻於拍後發生買家無法付款的遺憾故事。而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一位20世紀最重要的古董商，儘管其經營項目超越中國和明代藝術，還包含了印度、喜馬拉雅以及東南亞藝術，但他仍舊長期被稱作為「明朝之王」，這個簡潔有力的綽號出於其視明代家具為經典標準；安思遠為中國家具所做的，就如數個世紀以來歐洲古董商和消費者為瓷器所做的事：即啟發了一個眼中只有明代藝術的熱情收藏世代。著名的藝術記者Jonathan Jones評論大英博物館明代展覽時，下了一個嚴厲的標題〈明朝狂熱在大英─是時候從我們的著魔中恢復正常了嗎？〉，文章中他質問道：「為什麼我們認為在近現代之前、所有製作於中國的藝術可以濃縮成『Ming Vase』兩個字？」（2014年9月10日《衛報》）Jonathan Jones將之歸因於「明朝」，猶如一種容易辨識之品牌代名詞，此一作法已成為今日為展覽命名的必需品。儘管他提出唐代和宋代是中國文明真正的黃金年代，但他的評論並沒有從任何角度著墨展覽本身，這或許表示他自己也還沒有結束對「明朝」的著魔。
將偏見擱置一旁，讓我們回到展覽本身。愛丁堡國立蘇格蘭博物館「明朝：黃金帝國（Ming：The Golden Empire）」（2014年6月27日至10月19日）和大英博物館「明朝：皇朝盛世50年（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1月5日），兩個展覽展出時間重疊一個月，二者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比較。觀眾會發現，這兩個展皆以由新落成紫禁城為主題、宛若地形學的畫作為開場，建築由前景延伸至不同宮殿庭院。除了由位於英國乘客交通樞紐的兩個博物館所主辦之外（國立蘇格蘭博物館2012年189萬3521人次的參觀人數為倫敦之外最高者；同年大英博物館參觀人數則有670萬1036人次），兩主辦博物館的展示皆強調歷史與脈絡，故事軸線沿著近現代早期全球化本質鋪陳；儘管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但在研究策展所做的選擇和觀看的脈絡於展覽所顯示的情況並無不同。
「黃金帝國」是由南京博物院與獨立策展公司Nomad Exhibitions共同組織140組件展品的巡迴展。荷蘭阿姆斯特丹是首站，國立蘇格蘭博物館則為在地觀眾量身訂製自己的展覽圖錄。南京博物院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它同時座落於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於1403年所建之宮殿，為明朝的另一個首都。目前博物館收藏因為鄰近地區考古發掘而持續增添當中，明朝的藝術總是博物館的收藏力量之一。
由中國機構所規劃的巡迴展覽如「黃金帝國」並非新鮮事。紫禁城自1970年代起便已經以文化訂交與外交形式於海外展出。近年來，「軟實力」成為在全球舞台上提昇國家影響力和能見度的流行方式，期間證明了中國工藝品和文化珍寶的無上價值。2005年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搭配當時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拜訪英國的時間舉辦「盛清三帝，1662～1795（China：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特展。更近期可見到三星堆文物、青州佛像以及兵馬俑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展覽，並因此打造許多成功的展出。
在愛丁堡，這樣的展出對主辦城市所帶來的利益是很明顯的。「黃金帝國」不僅是有名望的愛丁堡藝術節的明星，也和2014年9月18日獨立公投的時間一致，此獨立公投將決定蘇格蘭人是否能脫離參與超過300年時間的大英國協與將近20年的自治，而以獨立國家的身分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像大部分的展覽僅在機構的層次協商，「黃金帝國」則是於2011年在國對國的基礎下、由當時蘇格蘭首席部長Alex Salmond與中國文化部長所簽訂之文化諒解備忘錄的受益者。2013年Alex Salmond在蘇格蘭主保聖人聖安德魯日（11月30日）於北京發布了關於展覽的官方宣言。他以其所領導的國家主義言論形容明朝是「中國歷史上非凡的時代，以其社會、經濟及文化上的影響形塑今日中國的國家身分。」這樣的比較十分機敏，因為蘇格蘭在1707年《聯合條約（Treaty of Union）》與英格蘭結合成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之前、以及明朝為滿族所推翻之前，皆存在著其他獨立的王國。展覽常規般地以比較性年表貫穿整個展覽，年表強調身為獨立王國的蘇格蘭早期歷史，並依照時間順序比對同時期明帝國、英格蘭與歐洲其他王國的發展。
該展並未偏離常見為大眾訴說的明朝歷史太遠，展覽及圖錄皆以系統的、線性的以及從容不迫的方式加以安排，提供非專家讀者豐富的機會去欣賞每件文物的美。然而揭開展覽序幕的展品中一定有一件「Ming Vase」──1957年明永樂皇帝之女、安成公主墓出土的〈釉裡紅歲寒三友圖梅瓶〉。展出中很突出的是明代期間文人身分認同和文官的力量，不只是文人繪畫而已，還包括萬曆朝身著紅色官服的浙江重要人物肖像畫冊頁以及科舉考試的手跡。
代表晚明奢華消費主義和物質文化的例子，從平常的青花瓷器、掐絲琺瑯到顧繡、文房四寶、家具到以鍛鐵製成罕見的工藝品。最後展示耶穌會士利瑪竇詳細繪製的世界地圖，是以歐洲製圖技巧描繪中國內容，並將經緯度的觀念介紹給中國的製圖者。「黃金帝國」不僅沒有隨著朝代悲劇性的衰落而結束，反而是隨著中國以一個國家的身分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認知，傳遞了訊息給蘇格蘭人。
雖然這是貫穿「明朝：皇朝盛世50年」展覽的主題之一，但在這裡是反映問題遠勝於陳述聲明。此一展覽是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和大英博物館策展研究員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共同的創作，目的是為了在近代全世界轉變的前端為明朝早期皇帝們尋求定位。雖然僅涵蓋半世紀的明朝歷史，此展覽前期規畫的時間卻長達數年之久，且展品數量較「黃金帝國」多逾兩倍，這些展品來自超過30個機構，其中包括十個中國機構。
縱然此時期涵蓋的年代，或許並沒有如同後來的革命般改變整個中國，但對尋求支撐統治正統性的皇帝而言是多事的年代，這些皇帝分封親族後代到帝國各處設立衛星朝廷，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和領土。北京獲選為首都、如我們今日所知成為建造紫禁城的基礎。中國的航海發現發生在1405至1433年之間，龐大的艦隊被派往印度洋去確立中國存在並拓展納貢系統，艦隊乃由傳奇般的船艦司令鄭和所掌舵。從展覽中所匯聚的文物以及創造這些文物所運用的材料和技巧，見證了明朝早期皇室家族這些非凡的倡議。
由於該計畫自國立藝術與人文研究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獲得資金，故而必能獲得學術上強大的支援。這個展覽在某些方面是柯律格最近新出版書籍《Screen of Kings：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Reaktion，2013）的具體發聲，也反映最近關於明朝研究著重於軍事與全球議題的走向。如此多樣性的展示考驗著研究策展人的組織能力，所以在處理方式上較「黃金帝國」少一些敘事性，而多一些主題性和分類性，將展覽分成宮廷、軍事、藝術、信仰、貿易與外交等類別。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反映在展覽圖錄，圖錄並不僅包含慣見的條目，同時在各具主題特色的論文中還將展品與其他並未展出的圖片整合呈現，猶如研究策展人以紙上策展來實踐其理想。
以明朝早期震撼觀眾的企圖，展現在展品規模以及群組展示的視覺衝擊上，特別是宮廷和軍事部分。觀眾因此不只從如絕大部分風靡一時展覽的故事軸線中獲得滿足，同時也藉由仔細觀賞展品裝飾以及為皇帝或王侯宮廷所作日用器具的製作工藝與所使用材質而獲得報償。畫作中正在狩獵的皇帝、佩戴並穿著裝飾華麗的寶劍與盔甲，顯露出統治者在軍武上的高超技藝，而這點通常與隨後的清朝相關。考古挽救出的文物如從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的王冠、迷你小車與家具，以及從梁莊王朱瞻墓出土的鎏金珠寶，在中國境外知之者甚少。原始材料及視覺參照的多元性，揭露明朝早期皇帝與外在世界接觸的程度。
簡而言之，此展覽不應該被理解為只是關於藝術、而非關於歷史與物質文化的展覽，以符合大英博物館作為世界文化寶庫的使命。然而博物館公司化已經導致執行過程的標準化。為了打造主辦機構之品牌的目的，展覽獨一無二的特色往往為統一的公司身分所遮蔽。「明朝：皇朝盛世50年」與稍早展出的「維京人：生活與傳奇（Vikings：Life and Legend）」及同時間展出的「德國：一個國家的記憶（Germany：Memories of a Nation）」等其他引人注目的展覽名稱顯得一致，如此將落入運用「明朝」與「中國」為展覽命名的因襲陷阱之中。諷刺的是，反而是慣見的展覽如「黃金帝國」能夠為當代觀眾提供有意義的社會脈絡，而大英博物館具備深度、企圖心與開創性本質的展覽，卻因其制度的要求而令人感到失望。
圖片提供｜黃韻（Yin H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