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出自《詩經．小雅．鹿鳴》，意思是「一群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蒿草。我有一批好賓客，品德高尚又顯耀」。
寶雞古稱陳倉，巍巍秦嶺高聳於南，綿綿千山橫亙於北，濤濤渭水自西向東穿城而過。秦嶺在市區最高的雞峰山下，有一支餘脈猶如一條巨龍蜿蜒向北延伸到渭水，因唐初在此發現秦人先祖祭祀所留下的十面石鼓，故名石鼓山。
石鼓山是一塊風水寶地。2012～2013年，塵封3000多年的15座西周早期墓葬又被當地村民的鎬頭和考古工作者的手鏟一層層揭開，先後出土各類珍貴文物230餘件（組），當之無愧的列入201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形制獨特：墓葬習俗
姬姓周人？姜姓戎人？謎題待解
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地，南北長約800公尺，東西約300公尺。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按規模大小，可分為中型和小型兩類：小型墓十座，墓室面積不足3平方公尺；中型墓三座，墓室面積13平方公尺以上。另外，還有形制、規模不明者二座。墓向分南北向和東西向，多數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層台，個別為生土二層台；中型墓還有數量不等的壁龕。木質葬具，或一棺、或一槨一棺、或一槨兩棺。葬式可辨者均為仰身直肢，墓主頭朝地勢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於頭端二層台上，隨葬一、兩件陶器，或單鬲、單罐、或一鬲一罐，少見青銅器。隨葬陶鬲以高領袋足鬲為主。發掘的兩座中型墓M3、M4，隨葬品種類豐富，數量多，尤以銅禮器為最，多出於壁龕內。M3墓有六個壁龕，其中五個出土青銅禮器14類31件，計有鼎、簋、卣各六件，禁、斗各二件，甗、彝、罍、壺、尊、觶、盉、爵、盤各一件；M4墓壁龕八個，出土青銅禮器11類50件，包括簋16件、鼎15件、罍、甗各四件，壺、簠、盂、犧尊各二件，甑、尊、盤各一件。兩墓北壁西端壁龕各出一件高領袋足鬲。
M3、M4墓頭南腳北的下葬方式是姬姓周人的習俗，加之寶雞又是在3000年前周的都城附近，似乎都說明了這是一座基本吻合周人習俗的西周墓地。但以往考古發現壁龕多為劉家文化姜姓戎人墓葬的特點，高領袋足陶鬲也是其典型器物。姜姓戎人是羌人的一支，商周時期主要生活在關中西部，並與姬姓周人長期以婚姻為紐帶，結成政治聯盟。如寶雞高家村姜戎墓葬就有多種形式的頭龕，它的功能就是放置隨葬品。周人陪葬品多是環繞在墓主人的頭部，但石鼓山發現的墓葬中，墓主人的頭部上方卻沒有任何的隨葬品，相反，隨葬的青銅器多集中於腳部，而且存於罕見的眾多壁龕之內。兩墓的墓主人究竟是姬姓周人還是姜姓戎人，仍是一個待解之謎。
神韻昭彰：青銅食器
鳳鳥溝通天地，牛首象徵財富
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地共出土青銅禮器92件，其中食器占一半以上，並以鼎、簋為大宗。
鼎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代表，自從有了禹鑄九鼎的傳說，鼎就從一般的炊器而發展為傳國重器，成為社稷的象徵和權威的體現。石鼓山墓地出土〈「父甲」鼎〉、〈「正」鼎〉等各式銅鼎十餘件。其中，M3、M4墓分別出土的兩件形制、大小和紋飾均相同的〈夔龍三角紋扉棱鼎〉（圖1），以其造型莊重、紋飾精美特別引人矚目。該鼎口微斂，斜折窄沿，附耳，鼎腹微鼓，圜底，三蹄足。腹部鑄六道鏤雕扉棱，其中三道扉棱與三足上的扉棱相對應。內底接三足處圓柱形凹陷。鼎沿下以扉棱為界，飾兩兩相對的卷尾夔龍六個。腹中部飾直棱紋，下部飾蕉葉紋。足根部飾獸面紋，獸面下有弦紋兩道。除直棱紋外，其餘紋飾均以雲雷紋作地紋。鼎通高44公分，口徑34公分，腹深22.2公分。
扉棱是商周青銅器紋飾中較為常見的裝飾手法，多用在三個地方：一是獸面紋的「鼻樑」中間，後來演變為兩個相對的動物之間。商代青銅器最主要的紋飾是獸面紋，殷墟獸面紋中多數帶有扉棱，起中軸對稱的作用。二是器物的其他中軸線。如爵的流與尾的下沿，動物形器物的背部、尾部、下頜、脖子等處。其作用與前者相同。三是方形器的四個角。殷墟中後期至西周前期的方形器多數都在角上裝飾有突出的扉棱，使四角顯得更加端莊。一般商周之際的圓鼎很少有扉棱，而此鼎的扉棱卻是整器的亮點，從器腹到器足遍布六條十分寬厚的扉棱，扉棱上鉤形突起的彎角近乎直角，給人勁厲之感，可謂點睛之筆。類似的鼎於1920年代，軍閥党玉琨在寶雞戴家灣盜掘的青銅器群中也有發現。
此外，M3、M4墓也各發現一件〈象首鳳體紋方座簋〉（圖2），通高23.8公分、口徑19.6公分，方座長17.8公分。重4.73公斤，形制、大小和紋飾均相同。簋厚唇口沿稍外侈，頸部微束，雙耳下垂珥較長。鼓腹，圜底，方座。頸部飾獸首，間以夔龍紋和圓渦紋。腹飾直棱紋。圈足飾圓渦紋和四瓣渦紋。方座四面紋飾相同，各飾一對相背站立的鳳鳥，鳳鳥飾象鼻狀的喙，高翅，長羽翼。每個鳳鳥的胸下，各站立一隻抬頭勾喙的小鳳鳥。這種勾喙象鼻鳥紋將商式鳥上喙的方折變為渾圓勾，頭上的凸齒冠變成波曲冠，少了凶悍的感覺，多了溫婉之情趣，給觀者耳目一新之感。說明了商末周初，獰厲恐怖的藝術崇尚有被富麗祥和的美學取向所更替的跡象。在中國古代，鳥一直被視為吉祥的化身，它肩負著人類的美好希望，成為溝通天地間的使者。西周早期所見鳥身象首的形象並不多見，芝加哥美術館藏有西周早期〈仲方座簋〉，內底鑄造有二行11字「仲作父寶彝，用饗王逆衍」。簋腹飾蝸身獸紋，其方座四面也飾有類似象首鳳體的圖案。
在M4墓還出土一件〈球形鳳鳥紋簋〉（圖3），高22公分、口徑15.6公分。簋腹近似球形，兩側飾獸首環狀耳，小垂珥捲曲。圓形蓋隆起，頂端有圈狀捉手。簋為子母口，頸部飾一周兩組相向而望的卷尾凸目長龍紋，間以浮雕犧首。蓋、器前後兩面主體圖案均為以細扉棱為界兩兩相對的鳳鳥。鳳鳥體較短，圓睛尖喙，羽冠較長，狀如飄帶，尾羽長而尾尖下垂分叉。圈足較矮，飾一周兩組相向而立的長卷尾鳳鳥紋。通體以雲雷紋為底紋。此簋渾圓精美，裝飾華麗精緻，是青銅器中難得的精品。簋體裝飾的鳳鳥圖案，多見於寶雞地區的青銅器和玉器之上。
M4墓出土的〈牛首乳釘紋四耳簋〉（圖4），通高29.7公分、口徑35公分。牛首四耳簋造型莊重，裝飾典雅，鑄造精良，是西周青銅器中出類拔萃的藝術珍品。該簋侈口，深腹直壁，體有四獸耳帶小珥，高圈足，足下有厚邊條。器頸、腹部飾有四道高扉棱，圈足及足的外緣各飾八道扉棱。在器腹上、下方各裝飾三排排列規整的長乳釘紋，腹中間飾一周直棱紋。圈足飾夔紋。四獸耳的上方為立片狀銅牌式。在牌的正面有兩道凸出的扉棱，扉棱之間飾有一凸出的小牛首，在牌的背面也飾有一小牛首，又正好與對面的牛首隔沿相望。四耳的牌式下方為牛首浮雕裝飾，在牛首浮雕的下面有一小些的牛首浮雕，在下垂的小珥的兩側面也各飾有一小牛首的造型，使每個耳上共有六個牛首。頸部四道高扉棱頂部各浮雕牛首一個，整器共有28個牛首，是目前所見此類器中牛首最多的一件。在耳的兩側上下方用陰線各雕飾著夔紋，兩夔紋間雕飾鳥紋。簋鑄造精緻，端莊大氣，造型與工藝都達到了極高水平。整器以疊床架屋的手法將牛首的浮雕層層飾出，這種裝飾的手法是極為少見的，再加上尖而耀眼的棘刺狀乳釘紋的裝飾，更顯示出了此簋的美觀大方。劉敦願認為牛形紋飾象徵著財富，主人在此簋上鑄造如此多的牛首紋飾，其用意不言而喻。類似的簋過去僅存世二件，一件現收藏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一件存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但石鼓山出土的這件〈牛首乳釘紋四耳簋〉，器形更大、乳釘更長、牛首更多、鑄造更精美。
在石鼓山M4出土的食器中，還有一大一小兩件〈龍紋簠〉（圖5），較大者高35公分、口橫51.5公分、口縱36公分。簠近長方形，侈口，斜壁，長方形圈足。壁飾直棱紋及夔龍紋。短邊兩端有附耳，長邊一側繫鈴。蓋身形態近同。器形莊重大氣，有極強的肅穆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西周早期〈龍紋簠〉，與此簠形制、大小相似。這是目前考古發現此類器中時代最早的一件。
精美詭異：青銅酒器
龍角、利爪、鳥翼，神祕的犧尊
西周王朝建立後，儘管頒布酒誥，禁止周人酗酒。但周初承商制，貴族大量陪葬酒器之風依然大行其道。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酒器，不僅數量多，種類豐富，而且鑄工精湛，裝飾綺麗，也不乏形制新穎之器。
石鼓山出土〈父癸尊〉、〈亞共尊〉（圖6）等多件，但以M4墓出土的〈象生形犧尊〉（圖7）最為精美。犧尊共發現兩件，形制相同，大小各異。通高分別為42公分、32.5公分，體長分別為44公分、31公分。犧尊造型是綜合多種動物形象的瑞獸，頭部似草食動物，頭上兩柱形龍角之間有一對尖狀鹿角相互交錯。尊身似鹿，兩耳細長豎起，四肢剛健，但四足卻長著肉食動物的利爪。臀、腹滾圓，小尾巴豎起。一對似鳥翼、又似魚鰭或鬃毛，從下腹部和兩腿彎處伸出。前腿直立、後腿蹬地做彎曲狀，看姿勢似乎要撒腿狂奔，又好像在祥和地俯視著什麼。犧尊除腿部無紋飾外，其他部位布滿夔龍紋、鳳鳥紋、獸面紋、雙身共首的蛇紋和竊曲紋等精美紋飾。整件器物形體厚重精緻，紋飾風格詭異奇特。
象生形青銅器在內涵上，是受「製器尚象」觀念的影響，而賦予象生形器特定的象徵意蘊。在形式上，具象而富有個性的自然形態，顯然比抽象的幾何形態更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能給人更深刻的直觀印象。由於蒙上了神奇的色彩，也就更加符合祭祀功能和祭祀環境的要求。據《莊子》記載，莊子拒絕楚國使者讓他當官時曾言：「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大意是「你沒有看見在諸侯祭祀時用的牛嗎？養了很多年，穿著華麗的衣服，最後牽入太廟等待宰殺。」由此可見，古人用以祭祀神靈的物品，必然多要裝扮的豔麗、華美、奪目，以示虔誠。犧尊作為古人用於祭祀神靈的重器，周身布滿華麗的紋飾，也在情理之中。
彝為方形或長方形，有蓋，有的有耳。《說文》：「彝，宗廟常器也。」其實彝與尊同類，鄭玄《周禮．司尊彝》注：「彝亦尊也。」但因為它是「常器」，所以彝即代表宗廟祭祀時所用的各種禮器。金文中稱禮器為尊彝。「尊」字象雙手奉酒形，「彝」字象雙手獻瀝血的雞，也就是捧著酒，拿著雞牲祭祀祖先神廟的意思。方彝始於商代晚期，西周的方彝出土數量不多，在寶雞曾出土西周早期的〈折方彝〉和中期的〈「日己」方彝〉、〈方彝〉等。
石鼓山M3墓出土的〈戶彝〉（圖8），通高63.7公分，口徑長35.4公分、寬23.5公分，圈足長24.5公分、寬21.5公分。重35.55公斤。彝為廡殿式屋頂蓋，長方形斂口，寬平沿，直腹平底，高圈足。彝體四角及中線皆有鏤雕扉棱，蓋、頸、腹及圈足飾四層紋飾，均以雲雷紋作地紋。蓋頂四角向上伸出的扉棱將蓋面分成兩組梯形和兩組三角形斜面，每面均飾倒置的獸面紋，四組扉棱中上部伸出折角扉棱。蓋頂正中高起的方柱上接硬山屋頂形蓋鈕，兩屋面亦飾倒置的獸面紋，兩側飾三角變體夔紋。彝頸部向下弧形內收，四面正中伸出圓柱接圓雕獸首耳，獸頭上飾一對掌形角。而兩側飾頭部相對的夔龍紋。腹部四側面均飾大獸面紋，獸面為雙層高眉，扁圓目，中間扉棱作鼻，鼻樑隆起，闊嘴獠牙。圈足四側面以中間扉棱為界，兩邊飾頭部相對的夔龍紋，扉棱下有豎直缺口。戶彝邊角、四面中心線，均置扉棱，既掩蓋合範的痕跡，又可改善器物邊角的平面單調感，增強了造型氣勢。由於大量採用了高浮雕的裝飾手法，既棱角分明，簡樸粗放，又威嚴壯美，不失神祕莊重之感。蓋頂及器底均鑄有銘文「戶」字。
〈戶彝〉是目前發現商周方彝中體型最大的一件，與〈戶彝〉造型和紋飾相似的是軍閥党玉琨早年在寶雞戴家灣盜掘的一件〈方彝〉，現藏美國哈佛大學沙克樂博物館。說明這種造型誇張的方彝，是關中西部極具地方特色的器形。商周之際極為推崇方形器，一般只有高級貴族才能擁有，所以這類器物多出土於高級貴族墓。而〈戶彝〉的扉棱有意識的增大，並多置勾叉，呈現出奢華、豪放、張揚的色彩。反映了周人在滅商之後，獲取了充足的青銅原料，利用殷墟工匠的技藝，彰顯勝利者神采飛揚的時代風貌。另外，商代建築採用的是木骨泥牆、茅茨土階的建造方式，地面建築極難保存至今，但這件青銅方彝能讓我們一睹3000多年前宮殿建築的大致風采。
卣是盛酒器。《詩經．大雅．江漢》有「秬鬯一卣」的記載。「秬鬯」是古代以黑黍和香草釀造的酒，色黃而芳香，一般只在祭祀或賞賜功臣時才用。從出土的商代實物看，其形狀有長頸圓體壺形卣、扁體卣、橢方體卣、簡形卣、方形卣、鳥獸形卣等等。西周卣承商代形制而有所變化，但橢圓體卣是它的主體。石鼓山墓地共出土卣七件，並多為一大一小成對出土的列卣。如M3墓出土的兩件〈戶卣〉（圖9），形制相同，大小各異，通高分別為50公分、36公分。卣體為橢圓形，有提樑，帶蓋。扁腹下垂微外鼓圜底、圈足。頸部前後有對稱環耳套接的帶狀提樑。四道高扉棱將器蓋和器身均分蓋頂正中為六瓣蟬紋蕾狀鈕，蓋頂從外向裡分別飾八隻兩兩相對的鳳鳥紋、直棱紋、渦紋共三組帶狀紋飾，鳳鳥為伏臥狀，圓目、曲喙、彎冠、長羽，尾下折。蓋側壁飾四隻兩兩相對的大花冠鳳鳥。蓋兩側有對稱的牛角狀雙耳，耳外飾浮雕牛首紋、蟬紋，耳上部飾牛首紋鋸齒紋，華麗又富有變化。卣身從上至下依次飾鳳鳥紋、直棱紋和大鳳鳥紋。特別是兩兩相對的大鳳鳥紋呈伏臥狀，圓目高凸，曲喙，齒狀大花冠，長羽毛，下折的尾下各有小鳳鳥一隻，生動活潑，別有情趣。圈足飾四組八隻鳳鳥紋。周人喜愛鳳鳥，認為它的形象和叫聲是吉祥的象徵。提樑兩端為圓雕獸首，獸首圓目尖耳，鼻樑隆起，寬平嘴，頭頂有兩掌形角。提樑外飾四組回首夔龍紋，提樑內陰刻變體夔龍紋、蟬紋、牛首紋、渦紋、鳳鳥紋等，並以雷紋襯底。蓋、器內鑄有銘文「戶」字。
〈戶卣〉造型厚重大氣，裝飾華麗典雅，屬卣中精品。類似的卣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波士頓美術館、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均有收藏。其中，美國兩卣是早年出自與寶雞石鼓山隔渭河相望的戴家灣。有專家根據安陽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出土的殷墟四期晚段至周初的出戟掌形角和大鳳鳥紋陶範，認為這些器物是從殷地鑄造完成後遷入宗周西土的。
禁是中國古代貴族祭祀、宴饗時擺放酒器的几案，目前存世的銅禁非常稀少，但古文獻卻不乏記載。《儀禮．士冠禮》：「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棜和禁都是承放酒器的几案，二者區別是形制上棜無足，禁有足。棜多在大夫和士祭祀時使用，其他時候則稱禁。在中國古代，放置酒器的几案為什麼被稱作禁呢？鄭玄：「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文獻記載，西周王朝吸取商人嗜酒亡國的經驗教訓，禁止周人酗酒。所以，就把這種盛放酒器的案子稱為「禁」。
寶雞是西周方座簋的發源地，而方座簋實際上是簋和禁的連體。目前所知存世的銅禁只有二件，均出土於寶雞，時代為西周初期。一件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由寶雞戴家灣一農民挖出，先被陝西巡撫端方收藏，後流入美國，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圖10）。長87.6公分，寬46公分，高18.7公分。前後各有長孔八個，左右各有長孔二個，器上尚存置尊卣三器的痕跡。腹四旁飾夔及蟬紋。另一件為〈夔紋禁〉（圖11），現藏於天津博物館，為軍閥党玉琨於1926年在寶雞戴家灣盜掘的。呈長方體，中空無底。通高23公分，長126公分，寬46.6公分。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上面所放置的器物，使之不致移動。銅禁的前後兩面各有兩排長方形孔16個，左右兩面各有兩排長方形四個。禁面四周飾夔紋一道，前後左右四面均飾夔紋。禁面三個子口處中間放置卣，右邊放置觥，左邊放的一器殘甚不明。應為卣、壺、觥等橢圓形圈足的器物。這一件也是體形最大的一件。
石鼓山M3出土的〈禁〉（圖12），長方體，底空，四側面和頂面四周均飾夔龍紋，四周中部飾直棱紋，頂面中部素面。長94.6公分，寬45公分，高21公分。出土時，〈銅禁〉處於墓室北壁正中位置的3號龕內，〈銅禁〉之上放置〈戶彝〉、二件〈戶卣〉（其中一件〈小卣〉下有〈小方禁〉）、〈觶〉和〈銅斗〉一套共七件，組合完整。這是至今唯一經過考古工作者科學發掘出土的銅禁。
寒光凝厲：青銅兵器
眾說紛紜的「毀兵」現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王朝遞嬗的漫長歲月中，戰爭是亙古不變的主題。軍事上的迫切要求帶動了兵器製作的長足發展，這充分體現在寶雞石鼓山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兵器中。
3000年前征戰沙場的將軍們穿沒穿護甲？石鼓山西周墓地為我們揭開了這一謎底，因為石鼓山M1墓就出土了一組銅甲殘片。整體為鍛打而成，一件殘長29公分的銅甲整體呈捲筒狀，猶如人的腿部形狀，應是包裹腿部的護甲。在其接口處兩邊沿上，有卯孔三組，每組六個，其作用應是繫住護甲防止脫落。除了護腿甲衣保存較好，另兩件弧形薄片狀的護甲保存情況較差。如一件殘長23.5公分、殘寬10公分的銅甲，其短邊沿有一排卯孔，長邊沿則有兩排卯孔；另一件殘長40公分、殘寬21公分的銅甲，邊沿弧形上翹，外邊沿有連續的單排卯孔。從兩件銅甲的大致形狀和邊沿都飾有勾連雲紋推測，二者可能是護胸或護肩甲衣的一部分（圖13）。石鼓山西周墓地出土的這件甲衣，是現存時代最早的青銅護甲。石鼓山M1墓出土的銅甲，薄厚均勻規整，紋飾精細美觀，製作工藝精湛，為早期青銅工藝和古代戰爭裝備史研究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戈是商周青銅兵器中最常見的長兵器，古稱勾兵，是用以鉤殺和啄擊的兵器。商周時期凡與戰爭有關的象形文字，經常有戈的形象，至今漢字中「武」、「戰」等字還從戈，即淵源於此。戈共出土六件（圖14）。M3墓出土的〈虎紋戈〉，長19.7公分。無胡，長援較寬，圓鋒，橢圓形銎口，口沿處接短小內。援本部飾浮雕全形虎，虎直立昂首，頭部較大，體軀瘦小，尾巴上卷。唇口擴張，圓目利齒，作咆哮狀。〈獸面紋戈〉，長27.1公分，寬8公分。出土時斷成四節。無胡，直內，長援。內上有一圓孔，直闌，闌側上下各有一長方形穿孔。援本部雙面飾浮雕獸面紋。矛共出土二件。M3墓出土的〈銅矛〉（圖15），殘長22.5公分。尖鋒，中脊凸起呈三角尖棱狀，兩葉狹長形似柳葉，弧形刃。長圓形骹，近銎口處有兩半圓形鈕。銎口內還殘留有木柲。M1墓出土的矛鋒稍長殘其它相近。戟是戈和矛的合成體，具有鉤、啄、刺、割等多種用途，其殺傷能力勝過戈和矛。石鼓山M3墓共出土23件〈戟〉（圖16），是出土數量最多的兵器。戟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異。均為戈矛合體，刃部大多卷起。僅一件完整，其餘多殘斷或殘缺。長方形直內，短胡，長闌起脊直通毛尖，有兩穿。戈體援部有一圓形穿孔，戈體中起脊，刃部斜直內收至圓鋒。毛長23公分、戈長18.5公分。
這些飽含滄桑的利器雖然經過了數千年的埋藏，但卻依然鋒刃尖利，閃爍著歷史的寒光。考古發現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銅兵器，大都經人為殘損。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山西天馬—曲村晉國墓地等就出土了大量有意折彎的戈、矛等兵器。這種現象在關中地區周人墓地更為普遍，如長安、扶風、岐山、寶雞等地都發現有意損壞後隨葬的兵器，石鼓山西周墓地也不例外。學術界對這種「毀兵」現象的解說有三：一是驅鬼辟邪所致。郭寶鈞認為「古人畏忌甚多，新墓作成，恐有厲鬼作祟，必先行厭勝之術，葬者始敢入。」《周禮．夏官．方相氏》也有「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的記載。但根據西周墓葬出土的大量兵器創傷程度看，絕非因方相氏在墓中驅逐魔鬼所致；二是周人毀兵的目的是顯示戰功和富有；三是毀兵以示「禁暴」，是西周統治者禮治思想的反映。武王克商後，鑑於商人亡國的教訓，統治者認識到血腥的政治已無法解決令其頭痛的社會問題，試圖啟用「禮治」，憑藉道德的力量，依靠「禮」的實踐來維繫新建立的統治秩序。《荀子．儒效篇》：「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五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偃五兵」體現在喪葬禮儀上，就是在死者下葬前要將隨葬的兵器加以毀壞，消除它們被重新掘出作為武裝的隱患。雖然上述說法各異，但他們都承認這種毀兵現象是周人的習俗。寶雞石鼓山、岐山賀家等西周初期墓葬大量殘損兵器的出土，證明周人這種「毀兵」葬俗的出現或許更早一些。
載馳載驅：青銅車馬器
鑾鈴揭開弓形器祕密
在周代，車輿不僅是炫耀身分的政治工具，還是戰爭的「攻守之具」，是時有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之說。先秦時期，為贏得戰爭，各國都把最先進的技術運用到戰車製造上。石鼓山西周墓地以M1墓為代表，出土了節約、銅泡、當盧、牛首紋車、龍首紋衡末飾、馬鑣等大量車馬器。
「車衡」是接在車轅前端的橫木，裝上車軛用以套馬駕車，橫木兩端的銅質裝飾就是車衡末飾。在M3墓的填土中發現了二件〈龍紋車衡飾〉（圖17），長20.5公分，體呈橢圓形管狀，一端較粗齊平有開口，一端較細封閉。車衡兩側陰刻曲體卷尾的龍身，龍身下刻有龍爪，兩龍身在車衡的較細的封閉端共首。龍首鼻樑凸起成棱狀，圓目，三角耳，卷鼻，闊嘴露齒。衡飾製作精美，十分少見。在M3墓填土中還發現了一組二件形制、大小相同的〈鳥形銅泡飾〉（圖18）。高3.4公分、長6.7公分。鳥為俯臥狀，昂首，尖喙，圓目，雙翅微張，作躍躍欲飛狀，背脊微凸，燕尾。鳥身羽毛呈鱗片狀有規律排列，燕尾上飾六道陰刻線紋。腹內中空，設有一橫樑。〈鳥形銅泡飾〉與車器同出，顯然是車上裝飾物件。「當盧」是馬面上的裝飾物，石鼓山M3墓發現的〈當盧〉（圖19）長約20公分、寬約8公分。〈當盧〉為薄片狀，頂部上端兩歧角向上直出，下端呈弧形銳角，中部為橢圓或圓形泡狀，其下接一梯形柄，背面兩歧角尖及梯形柄端各有一橋形鈕。在歧角下、橢圓泡和梯形柄上各飾一浮雕牛首。寶雞市區渭水兩岸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青銅器中，大量裝飾牛首紋飾，這在以往戴家灣和國墓地青銅器中都有發現，反映了這一時期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徵。
「鑾鈴」是安裝在車衡之上或馬軛頂端，其功能如《禮記．經解》所言：「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M1墓出土的〈鑾鈴〉（圖20），形制多樣，大小各異。如圓形鈴體，下連鑄方銎。鈴身中部呈車輻狀，內含彈丸。外接圓形扁扉棱，間有鏤空。銎座較長，四壁略微弧曲，底端有卯孔。出土的燈籠形鈴體，下連圓柱狀銎，鈴身扁圓，上下有圓形凸棱，中部鏤空。銎座近底處有對稱的卯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M1墓出土的兩件〈曲柄鑾鈴〉（圖21）為首次發現，如果把兩件組合在一起極似一件弓形器。
弓形器多發現在商代後期至西周早期墓葬或車馬坑中，因其形狀如弓形，且用途不明，故以弓形器相稱。關於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有多種說法：唐蘭認為它是「弓柲」，附於弓的裡側，以保持弓的弧度，增加發射時的力量；秦建明依據古代文獻記載與古文字字形字義研究，比照弓形器器形特徵，推定弓形器為古代旂旗上之張縿之「弧」的銅質部分，宋人稱為「旂鈴」；唐嘉弘認為弓形器乃衣服上的掛鉤，用以懸掛裝飾物品；林沄則認為是車馬器，是御者用來繫轡，駕車者用來絆掛馬韁而解放雙手的工具，定名為「掛韁鉤」。石鼓山M1墓出土的兩件〈曲柄鑾鈴〉形制相同，二者組合一起，極似無中部扁平微弧的弓體，而僅存兩側反向彎曲，首端各有鏤孔球形鈴的弓形器。並且每件球形鈴上細下粗的曲柄底端有條形扁平狀凹槽底座，每件座兩邊有用於鉚接的兩個小孔。根據對這組〈曲柄鑾鈴〉形制分析，應是分別鉚接在車或馬具某部位兩端的裝飾品，可以起到鑾鈴的功用。這無疑為解開弓形器的用途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參照過去弓形器多與鑾鈴同出的實際情況，筆者推測，弓形器或許就是兩個連在一起的「聯體鑾鈴」，具有裝飾和響鈴的作用。
寶雞是周、秦王朝的發祥地，也是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碰撞和融合的重要地帶。得天獨厚、得史獨厚的地理人文優勢，成就了商周時期采邑輻輳、貴族雲集的繁華景象。而青銅器作為這一時期貴族祭祀和宴饗的專屬品，更讓我們領略了3000多年前貴族們的精緻生活。
圖片提供｜陳亮（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