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日本．約公元前5000年
〈繩紋甕〉
陶器耐高溫、加溫與保溫性佳，是重要的烹飪器具。以陶器盛裝熱氣蒸騰的食物，既是當代人們共通的溫暖飲食記憶，也是史前時代人類改變飲食習慣的證明。目前所發現最早用來烹調食物的陶罐出現在日本，日本北方的繩紋人擅長利用搓扭過的植物纖維或絞扭過的繩子，將紋路印上陶器表面，並以此得名。本次展出的繩紋陶罐，大約製作於7000年前，由灰褐色黏土製作而成，約15公分高，在這件繩紋陶罐的表面上，可見一圈一圈的陶土條堆疊痕跡，還有像是被某種纖維密密綑綁過的細小紋路。以往大家認為製陶應該是當人類開始定居不再遷徙後才會發展的技術，但後來發現，陶器在人類還在到處遷徙移動、獵捕大型動物的舊石器時代就被製造出來了。日本繩紋人住在海邊，過著漁獵生活，隨時都可取得海鮮，也能採集到各種果實；日本的農耕出現時間晚於世界其他地區，但他們製作的陶罐卻領先全世界。因為有了陶罐，可以密不透風地貯存食物，免於日曬雨淋和被其他動物偷吃，也能由烹調過程中理解、掌握生熟食的變化特性，飲食方式與習慣大大改變。與文字發展相當類似的是，製陶技術在不同時間由住在不同地方的人發明，多源頭發展。例如在日本繩紋陶器出現後的幾千年，住在中東和北非、美洲的人們也製作出他們的陶器，即使彼此的技術並沒有交流，但都不約而同地反映了人類史上飲食經驗相似的變革。
II 中國．周代
〈邢侯簋〉
在中國，為祖先準備飯菜祭祀，並且祈禱祖先能夠保佑後嗣的古老傳統，可以追溯到商朝（前1500年〜前1050年）。在商朝立國約500年後，就被來自西邊的周推翻，周也沿用了商的歷史、圖像與儀式。雖然周的軍隊一開始比較弱小，但最終卻成功打敗了對手，他們以「天命」信念詮釋了侵略和改朝換代的內涵，並且繼續採用商朝彰顯政治權威的儀式，使用青銅器祭拜天地鬼神。這件〈邢侯簋〉高約20公分，是周朝邢侯姬苴為了祭祀父親周公姬旦以及表達對周王效忠之心所鑄造。周公輔佐其兄武王建立周朝，又輔佐侄子成王穩固統治，因此成王在周公死後為感念他，將周公之子姬苴封為邢侯。這件青銅簋就是姬苴在成為邢侯以後所鑄造出的多件青銅器之一。
〈邢侯簋〉首次於1935年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所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公開亮相，令當時從未見過這件器物的學者驚豔不已；簋內刻著68字銘文，大意是：「三月的時候，周王命人來向邢侯傳達賞賜，其中包括了朝服與三種奴隸，邢侯感念周王厚愛封賞，於是鑄造了這件青銅器以誓願為周王奔走上下、效命於周。同時追念先父，不敢墮落懈怠，永遠忠心侍奉周王，以周王的命令為典。」青銅器的銘文，展現了簋不只是一種食器或祭禮器，而更是表徵政治權力的工具。類似的周朝青銅器歷代相繼出土，遍及廣大地區，顯示周的領土已經超越了商。即使西周分封的統治方式帶給東周極不穩定的政治發展，但周朝在中國歷史上卻是最長的朝代，也是最令後人仰之彌高的典範時代。
III 巴基斯坦．公元100〜300年
犍陀羅〈坐佛〉
大約在2000年前，人類開始試圖以形象來表示各種神明。不管是哪種宗教，從傳教者的角度而言，要如何讓人親近神、崇信神，是一大課題，因此幾個偉大的宗教都發展出具體的神像崇拜。公元紀元後約100年，佛法已從印度傳到了喜瑪拉雅山下的犍陀羅（現巴基斯坦東北部）地區，1850年代在此便出土了大量的佛寺和雕像，這尊〈坐佛〉就是其中之一，時代約為公元3世紀；在這之前，形而上的佛陀常以足印化現或是用悟道的菩提樹作為象徵。
當時犍陀羅由位處絲路上的貴霜帝國統治，這條連結中國、印度、中亞、近東、地中海的絲路貿易通道，也為帝國帶來了經濟繁榮。雖然佛教傳達的是拋棄物質世界的罣礙、看透如夢幻泡影的世間以尋求超脫，但這樣出世的教義與理念，卻有些矛盾地透過滿載奢侈品的貿易通道以及政治權力的變化消長，傳播到全世界。
一般所見佛像有著臥、坐、行、立四種經典姿勢，坐佛代表了佛陀得道的形象，這件犍陀羅〈坐佛〉呈現了佛陀成佛的理想樣貌，祂的體態、面容所流露的情感，以及手勢的象徵，提供觀者透過凝視，將佛的形象內化己身；想起佛陀的修行事蹟，進而開悟。佛像的衣著雕刻風格，有著彷彿希臘化藝術般薄衣貼體的立體效果，也令人想到宋代繪畫評論家郭若虛所說，那衣紋彷如出水般緊貼身體的北齊畫家曹仲達風格。犍陀羅地方風格的雕刻後來傳入並影響了中國，例如在北魏的敦煌石窟造像與梵畫上，都可以看到佛教東傳帶來的深厚影響。
IV 中國．唐代約公元728年
〈三彩文官俑〉
唐代（618〜906）是中世紀時期舉世聞名的大帝國，不但國力強盛，也有效創建了一個西至非洲摩洛哥、東至日本的奢侈品大市場。唐代的藝術品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唐三彩。一般認為唐三彩的出現，是為了因應唐代厚葬習俗，加之目前很多唐三彩製品多是墓葬出土，因此很容易認為唐三彩主要用於喪葬場合，且僅限皇家權貴才有能力與條件取得並置入墓中，以彰顯墓主的社會地位。不過，最新的研究已修正了若干推測，按目前考古報告所見初唐剛出現的三彩製品，並未見到可確認是明器專用的證據，而可能原本是具有實用性的器皿；再者，陸續出現的無官職庶民墓（如公元703年張思忠墓）還有尚未清理的小規格土洞墓中，都出土了品質精良不輸官營作坊的唐三彩製品，表明了中低階層喪家也可自由購置三彩器類陪葬；此外，長安城址、洛陽城址與一些寺院遺址也出土了唐三彩。由此觀之，唐三彩器皿不只實用、受宮廷官署青睞，也是佛門寺院愛用之物，經常被應用於官方場域。因此唐三彩誕生的背景，和我們後來所見盛唐三彩進入幽冥世界熱鬧的發展，其實未必就一定得是前因後果的關係。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7世紀末至9世紀中的盛唐時期，確是三彩陪葬陶俑生產的興盛期，這尊出自一位唐代將軍河南劉廷荀之墓、約公元728年的唐三彩墓葬文官俑，正是這個時期的流行產物，而這樣大量地以三彩陶俑陪葬的風潮，卻在中晚唐轉趨消亡。
V 中國．明代公元1375〜1425年
〈紙鈔〉
當今之世使用紙鈔已是習以為常，想想如果出一趟遠門，隨身攜帶的貨幣只能是硬幣，想必苦不堪言。目前所知最早的紙幣是唐代的「飛錢」，但用法比較像是匯票，商人把錢交給京城放貸的富家取得「飛錢」，再攜券到其它地區的指定地方取錢，由此減輕攜帶金屬貨幣的重量，增加行商便利性。但也因為私人匯兌容易產生混亂與訴訟，爾後官方開始介入整頓，發行紙質的債權憑證，宋代的交子即是一例。中國歷史上首度廣泛流通的官方紙幣，出現在元朝，不過因為朝廷濫印鈔票，造成了通貨膨脹。到了明代，開國皇帝明太祖頗有雄心壯志要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制，於是在戶部下成立「寶鈔提舉司」發行與監督「大明寶鈔」。
如本次展出的明朝〈紙鈔〉，約發行於公元1375〜1425年間，為洪武年間木板印製，幣值「壹貫錢」。明代的壹貫等於十串銅錢，每一串又有100枚銅錢，所以幣值下方印了十串銅錢的圖樣。跟十串銅錢比起來，攜帶等值的一張輕飄飄的紙，當然是輕鬆多了。但實質上，因為明朝不像現代有中央銀行管制，所以難以真正嚴守以同等黃銅支付等值紙鈔的規則，後期也因官方大量印鈔，使得紙鈔幣值大跌。這樣略大於A4尺寸、以單色印刷的壹貫錢紙鈔，以正楷字標明金額與宣示不容冒犯及偽造的權威，並以古篆書和龍紋加強王權象徵與防偽效果，卻仍在發行半世紀後因喪失信賴基礎而被官方中止，由後起的銀錠取而代之。眼下現代化國家紙幣卻仍受眾人青睞，人們也很難放棄紙幣作為貨幣所帶來的種種便利。
VI 中國．約公元前1200年
〈玉璧〉
許多人對不少古代文物上所見乾隆皇帝的印章、題字，第一時間常感到負面與悲觀，例如大家總會驚愕乾隆皇帝將元代〈富春山居圖〉晚期摹本題滿了跋文，蓋了一個又一個的印章，而同時慶幸被晾在一邊的真跡倖免於難。不過，就在普羅大眾面對乾隆皇帝「如何破壞文物」的感嘆中，是否也能從這位皇帝的所作所為，嗅到一些不同於文物破壞者的意義？
乾隆皇帝出身滿洲，對滿洲人與蒙古人來說，他是統御部落的最高領袖「大汗」，臣民都必須絕對效忠；但對漢人而言，乾隆皇帝積極表現出的是，自己是從三皇五帝以來至高無上的天命正統所歸。相較於元朝統治者，乾隆皇帝更樂於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明以前官書上的王朝史，還有漢臣們珍視的古典學術傳統。乾隆皇帝寫了很多詩文，一再表達滿清取代明朝如何具有歷史正統性。展品中的這件〈玉璧〉就是一個顯著例子，乾隆皇帝面對令他欣賞但未知淵源的古物時，他會以臣子們精心整理的豐富漢學資料庫考證研究，接著作詩表達意見與結論，同時抒發心得，最後彷彿在古物身上再創作了新的藝術品。從保護文物的眼光來說，這是自大的破壞行為；但當乾隆皇帝將思索軌跡，於1790年命人用工整楷書陰刻在〈玉璧〉的圓環板面上、說明他如何理解這個古老的器物時，我們看見的另一面向是：一個滿洲皇帝，為了參與他希望共享燦爛而偉大的過往，所做的歷史對話與沉思。
圖片提供｜林容伊、廖堯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