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首都博物館「直掛雲帆濟滄海—海上絲綢之路展」，到中國國家博物館「絲綢之路文物展」，中外交流似乎成為近來北京展覽的熱點，近日「越洋遺珍—上海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藏明清貿易瓷展」在北京故宮開幕，將明清時期中國瓷器行銷世界各地的盛況呈現給觀眾。展覽中有不少新的材料和視角，對當時瓷器流通網路、貿易變遷等相關問題提供不一樣的思考。
明中晚期貿易瓷：市場拓展＋多樣風貌
長久以來，中國學界針對明代陶瓷貿易的研究和展示，大多集中於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賞賜品與晚明運往歐洲的瓷器上，鮮少涉及明代中期的情形。但近十數年來，海外積累的實物材料愈來愈清晰地揭示出明中期陶瓷貿易的重要性。
事實上，明初海禁嚴厲，通過「朝貢貿易」輸出海外的瓷器數量有限，而鄭和船隊攜帶的所謂「賜賚瓷」，其性質與一般意義上的貿易瓷亦不完全相同。但從明代中期開始海禁日漸鬆弛，至成化、弘治之際東南沿海私人貿易已經十分發達，不僅「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註1）小商人也「湊銀六百兩，買得青白花碗、碟、盆、盞等項磁器共二千八百個……將本舡磁器並布貨兌換得胡椒二百一十二包」，（註2）加入陶瓷貿易的行列。明代陶瓷真正大規模的外銷，正始於這一時期。
東南亞海域發現的明中期沉船，如麗娜號（Lena）、聖克魯茲號（Santa Cruz）與汶萊號（Brunei）打撈出水的瓷器（註3）均顯示，與早期相比此時中國瓷器的對外輸出增長迅猛，在品種和品質方面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海外的考古與收藏材料也同樣支持這一判斷。（註4）此次展覽的看點之一，便是一組來自東南亞和中東敘利亞的明代弘治〜正德青花新資料，展示了明中期貿易瓷器的面貌。
景德鎮窯〈青花纏枝花卉紋盤〉（圖1），滿繪纏枝花卉、花葉細小，釉面整體微蝕，帶有「海撈瓷」特徵，此類的大盤曾大量銷往東南亞一帶，菲律賓卡拉塔甘墓葬、麗娜號沉船都曾出土或出水過相似的大盤。〈青花輪花紋綬帶耳葫蘆扁瓶〉（圖2）樣式源自西亞，始見於明初官窯。弘治、正德年間，景德鎮民窯開始燒造這一器形，專供海外市場。目前明中期的存世品並不多見，大多來自東南亞與中東伊斯蘭地區。這種外銷訂製器形的出現，揭示了當時瓷器貿易的興盛，也說明明代瓷器的大規模外銷，至遲在弘治年間已經開始，遠早於隆慶開海之前。
弘治〜正德青花〈纏枝花卉紋大碗〉、〈玉壺春瓶〉和〈花石紋盤〉則來自中東敘利亞，是英國學者John Carswell於1960、70年代在當地搜集，2014年轉讓予上海博物館。這批器物主要來自大馬士革北部的小城哈馬，反映了中國器皿在中東一帶的使用與流通情形。纏枝花卉紋大碗一類在東南亞出土數量有限，但在中東地區的收藏中卻較為多見，僅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就藏有80多件明弘治、正德時期的青花纏枝花卉紋大碗，體現了中東地區對此類器皿的特殊偏好。玉壺春瓶也是頗受當地人喜愛的器皿，15、16世紀的波斯細密畫，如吉蘭所繪〈王書〉等描繪宮廷生活的畫作中，常見藍白相間的中國青花或伊斯蘭陶器玉壺春瓶，用來盛裝飲料在宴飲時使用。青花花石紋盤則是最為常見的外銷器皿之一，麗娜號與汶萊號沉船都曾出水了這類盤子，菲律賓八打雁省、印尼、泰國泰緬邊境、新加坡、埃及福斯塔特、香港竹篙灣、日本、韓國等地的考古發掘中，也均有出土；土耳其托普卡比宮與伊朗阿德比爾寺亦有不少收藏。明代中期，大量中國陶瓷經由私人貿易被運往東亞、東南亞一帶，再透過當地及阿拉伯商人的貿易網路轉運至南亞、中東等地區，其主要市場與流通範圍，經由前述〈花石紋盤〉的出土地點，可略見一斑。（註5）
展覽中來自敘利亞的器物有18件之多，年代自明中期直至晚期，反映了中國瓷器在當地的持續輸入與流通狀況。以往對中東一帶使用華瓷的認識，大多來自托普卡比宮與阿德比爾寺的收藏，此展則補充了新的實物材料。明萬曆〈青花團花紋碗〉（圖3）此類器皿在東南亞與中東多有留存，紋樣在中東頗受歡迎，17世紀波斯陶工仿燒過這種團花紋碗，1985年芝加哥大學舉辦的青花展中，有一件外壁紋樣與此件非常相似的波斯陶器，18世紀屈塔希亞的亞美尼亞陶工也仿燒過類似紋樣。〈青花樓閣花鳥圖盤〉，體量碩大，畫法生動，盤心樓臺巍然、花開正妍、禽戲蝶舞，一派生機勃勃。這類盤心、口沿繪花鳥風景，內壁留白的兩層構圖方式，在16世紀的外銷器物上特別流行，嘉靖、萬曆朝尤多。
16世紀，伴隨著西方新航路的開闢，葡萄牙與西班牙人相繼到來，為中國瓷器開闢了新的市場，瓷器的對外輸出已不局限於亞洲區間及與中東的貿易。前述〈青花樓閣花鳥圖盤〉一類器皿，也被運往歐洲與南美，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就有類似收藏。〈青花山水圖碗〉（圖4）不僅在東南亞與中東地區較為多見，在葡萄牙等歐洲國家也有相當數量的留存，1590年，義大利的美第奇家族（Medici）贈送給薩克森選帝侯的禮物中，就有一件紋樣與此類似的山水紋碗。在美國海域的聖．奧古斯丁號以及德雷克斯灣沉船上，也出水了繪有此類山水紋的碗壁殘片，應該是由西班牙人運至美洲的。
景德鎮窯〈紅地描金青花纏枝蕃蓮紋碗〉（圖5），類似殘片不僅在埃及福斯塔特出土，16世紀這類瓷器也已進入歐洲。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有一件類似的紅地描金青花碗，是由德國的艾伯哈特．馮．曼德夏德－布蘭肯海姆伯爵（Count Eberhart von Mandesheidt of Blankenheim），於1583年從鄂圖曼土耳其帶回的。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類似紋樣的〈綠地金彩碗〉及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藍地金彩碗〉，還帶有16世紀後半德國的鑲嵌。此外，在南美秘魯和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考古發掘，以及北美下加利福尼亞附近海域發現的沉船上，也出土或出水過類似的金彩瓷器。
〈青花海水奔馬紋花口碗〉，哈徹號沉船曾出水過類似的奔馬紋碗，只是紋飾組合稍有變化。美國蓋堤中心（The Getty Center）收藏有一幅法國油畫家路易士．莫利隆（Louise Moillon）在1634年創作的靜物畫，畫中用來盛放柑橘的大碗口沿繪海水奔馬紋一圈，展示了此類器皿在西方的使用狀況。
明代晚期，荷蘭等國也相繼開展對華貿易，新興的歐美市場發展迅猛，對中國瓷器而言，開闢歐美市場不僅意味著銷售範圍的擴大，更重要的是，瓷器貿易的格局亦自此改變。歐美逐漸成為中國瓷器外銷最重要的市場，其龐大的需求不僅刺激了本國瓷業經濟的發展，也給古老的中國瓷器帶來了新鮮的變化，由此產生了許多符合西方審美趣味的器皿與紋樣，以大量開光紋樣裝飾的克拉克瓷就是其中的一種。
克拉克瓷在許多明代晚期的沉船上都有出水，「萬曆號」沉船便是其中之一。這艘沉船發現於馬來西亞東海岸登嘉樓州（Terengganu）附近海域，大約沉沒於明代萬曆〜天啟年間。從打撈出水的火炮及象牙雕耶穌像判斷，這是一艘葡萄牙或西班牙商船。展覽中的四件克拉克瓷、三件瓷盤、一件葫蘆瓶（圖6），即來自這艘沉船。
東南亞、中東與歐洲之外，日本也是中國瓷器的重要市場，明代外銷瓷中有許多迎合日本市場趣味的器物。展覽中的〈五彩人物圖盤〉（圖7），曾大量出口日本，通常五件一組，是茶道中的果子盤。而〈紅綠彩蓋盒〉內壁有日文字，更是專為日本市場訂製的器皿。
有明一代，通過中外海商構建的貿易網路，明代陶瓷行銷至東南亞、中東、日本和歐美各地。此次展出的明代貿易瓷，即來自上述不同區域，反映了銷往不同市場中國陶瓷面貌的異同，從中更可窺見明代中期至明末，陶瓷流通區域與貿易格局的發展與變遷。
清代貿易瓷：東印度公司的時代
明末清初，歐美地區已成為中國陶瓷外銷的主要市場，這一貿易格局在清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強化，當然，貿易的主導權隨時間推移，在不同國家之間轉換。17世紀中國和葡萄牙之間的貿易衰落，荷蘭後來居上，在中、西陶瓷貿易中獨占鰲頭。18世紀荷蘭的優勢地位又逐漸被英國取代，19世紀以後，美國市場開始迅速崛起。除此之外，法國、瑞典、丹麥、奧地利等國，也都曾來華參與陶瓷貿易。
將清代的瓷器貿易概括為「東印度公司的時代」似乎並不為過，西方的需求與審美為中國陶瓷注入了新的內容，產生了許多新的造型和紋樣。本次展覽的清代部分，主要以外銷歐美的器物為主，展現其風格特徵與時代變遷。
〈醬色釉青花如意花卉紋葫蘆瓶〉（圖8）是典型的康熙外銷瓷樣式，下部的醬色釉被稱為「巴達維亞棕」，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此一品種似乎特別偏愛，在公司檔案中可以找到不少訂購記錄。〈青花紅彩描金蓋缸〉（圖9），則是仿照日本伊萬里瓷器風格燒製的。明清易代，中國瓷器出口不暢，以釉下青花、釉上紅彩與金彩裝飾的日本伊萬里風格瓷器頗受歐洲市場青睞。景德鎮窯業復甦之後，也開始仿燒這種風格的器物，價格低於日本瓷器，迅速奪回了歐洲市場。
清代外銷瓷中，有大量根據歐洲需求製作的器皿，比如康熙〈青花果樹紋雙管瓶〉（圖10）器形仿自歐洲玻璃器，是餐桌上盛放油醋的調料瓶，而〈青花人物圖果籃、托盤〉（圖11）通體鏤空，方便透氣通風，歐洲人多用來盛裝莓類水果。〈青花如意花卉紋壁瓶〉，在西方被稱作Water Fountain，底部安裝金屬龍頭，配有盛盤，可以貯水供宴會中淨手使用，也可以盛放酒水飲料。〈廣彩人物圖大碗〉（圖12）則是專門盛裝潘趣酒的容器。嘉慶、道光時期，儘管瓷器貿易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但仍有不少新創的器形，比如〈青花山水樓閣圖暖盤〉，可以在夾層中注入熱水，保持食物的溫度，同樣的器皿在1816年沉沒的戴安娜號沉船曾出水。有清一代，這種依據西方需求製作的器形層出不窮，每種器形都有其特定流行時段，確如《景德鎮陶錄》所言：「洋器，專售外洋者……式樣奇巧，歲無定樣。」
當然，最有特色的清代外銷瓷品種應該是那些帶有獨特印記的紋章瓷，以及各種製作精美、繪有西方紋飾的器物了，它們被稱作「訂製瓷」。但實際上，在東印度公司的訂單中，很少有這樣的器物。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僅有少量公司訂購特殊紋樣的記載，常見的訂購指示都是餐具一類的普通日用品。這可由現在留存的多艘東印度公司沉船材料得到印證。無論是1745年沉沒的瑞典哥德堡號商船、1752年沉沒的荷蘭哥德瑪律森號、還是1761年英國格里芬號，船載瓷器都以青花為主，器形紋樣多為大規模生產，供日常使用的普通產品。（註6）
展覽特別挑選了四件來自哥德瑪律森號沉船的瓷器（圖13），碗兩件，盤、碟各一。哥德瑪律森號是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1751年12月從廣州返航，1752年1月在印尼附近海域沉沒，船上裝載有203箱瓷器。這些器物代表了18世紀東印度公司進口瓷器的主流面貌，以往卻不為人所注意，此次展覽則特別予以展示。
精美的「訂製瓷」也同樣是觀賞的重點，展覽設置了「紋章瓷」單元，集中展示這些特殊訂製的器皿。這些紋章瓷，當時大多是通過「私人貿易」管道進入歐洲。東印度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優惠噸位」，允許職員私下貿易，而這些私人購買的瓷器，一般都是高級的訂製貨品。一封1779年荷蘭大班的信件可以說明私人貿易瓷器與公司訂購品之間的區別：「那些西式的圖案或人物，價格是中式的兩倍……這樣的瓷器是稀罕貨色，通常由私人購買，他們會買來做禮物，這可不是二三兩銀子的事。」（註7）
展出的紋章瓷，包括英國帕爾默家族與德韋爾家族紋章瓷盤、英國克拉克家族紋章瓷盤、荷蘭范．斯賓家族與范．霍根多普家族紋章瓷盤、瑞典安娜．伊莉莎白．皮克與雅克布．馮厄特夫爾夫婦姓名縮寫瓷盤、印度巴哈杜爾紋章瓷盤，以及瑞典愛麗絲與詹姆斯．凱勒夫婦紋章瓷盤，另有一件極為少見的東印度公司紋章瓷盤。這批作品年代自清雍正直至宣統，涵蓋了英、荷、印、瑞等國，頗具代表性，從中可以一窺紋章瓷的風貌。
清代的瓷器貿易，由西方各國的東印度公司所主導，展覽中的清代貿易瓷年代自清初至清末，既有傳統的中式風格，也包括典型的西洋式樣；有普通餐具和陳設用器，也有特殊訂製的「紋章瓷」，觀眾可以從中一窺清代銷往歐、美市場瓷器的基本特色和大致面貌。
越洋遺珍—上海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藏明清貿易瓷展
展覽地點：北京故宮博物院
展覽時間：即日起〜3/15
註釋：
註1：（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七〈稅餉考〉，中華書局，1981，頁131。
註2：（明）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20〈接買番貨〉，收於《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四冊，科學出版社，頁902〜903。
註3：Franck Goddio，Stacey Pierson，Monique Crick《Sunken Treasures：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2000；Franck Goddio，Monique Crick，Peter Lam，Stacey Pierson，Rosemarry Scott，《Lost at Sea：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London，2002；Allison Diem，New Wreck Site《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Bulletin》，Sept., 2001，頁3〜4；Michel L'Hour《La Memoire engloutie de Brunei, une aventure archeologique sous-marine》，Paris，2001。
註4：詳見陳潔〈明代早中期瓷器外銷相關問題研究—以琉球與東南亞地區為中心〉，《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2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註5：當然，也有部分器物再次經由中東流通到非洲及歐洲等地，但數量不多，此時中國瓷器的主要市場仍然是傳統的亞洲內部區域及中東一帶。
註6：Berit Wästfelt，Bo Gyllensvärd，Jörgen Weibull《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ötheborg》，Wiken，1991；C. J. A. Jörg 《The Geldermalsen：History and Porcelain》，Kemper Pub., 1986；Franck Goddio，Evelyn Jay《Griffin：On the Route of an Indiaman》，Periplus Publishing London，2002。
註7：C. J. A. Jö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M. Nijhoff，1982，頁128。
圖片提供｜陳潔（上海博物館陶瓷研究部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