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研究員）
翻譯︱林容伊
圖︱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主要以精絕的法蘭德斯繪畫收藏著稱於世，作為一座荷蘭的國家博物館，這點似乎是在情理之中。不過，該館也典藏了一批規模不大卻水準極高的南亞藝術品，多數來自印度，也包括一些巴基斯坦、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的文物。自從2013年4月重新開館後，大部分的南亞收藏都陳列在新建成的亞洲藝術館二樓，其充滿現代感的展間設計出自西班牙建築師歐提茲（Cruz Y. Ortiz）之手。塞維爾地區出身的他，也負責正館建築的重建工程。
作為佛教與印度教的濫觴，印度以擁有為數眾多的古剎而聞名，也因此，不太出人意料的是，這批藏品大多具有屬於印度教與佛教傳統的宗教功能或意涵，若非寺廟或家中神壇的單尊禮拜像（圖1），便是用於組成更大的宗教紀念物的建築構件（圖2）。這些文物的年代跨越公元1世紀至17世紀，然而陳列的方式並非依照時代序列，而是將注意力導向每一件作品本身，以及它們的美學特質。值得一提的是，亞洲館在這一層樓設置了許多窗戶引入自然光（圖3），這種展示空間或許較為少見，卻是刻意為之：自然光有助於彰顯雕塑展示品的立體特質。環繞二樓的淺水池映射出的粼粼波光也提升了美感體驗。
印度與荷蘭之間的往來歷史悠久，1602年成立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透過航海貿易，在拓展兩者間的交流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不過，當前在阿姆斯特丹國博展示的印度藝術文物，絕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初經由亞洲藝術之友會的貢獻而入藏。該會是由學者與收藏家組成的獨立團體，創立於1918年的阿姆斯特丹。自1952年起，該會的藏品便在阿姆斯特丹國博存放與展示，兩者合力擴展它們的收藏。亞洲館展出的許多石質與青銅雕像，都是亞洲藝術之友會在創會初期的20年間蒐羅而來，當中不乏真正的經典傑作。其中，可謂為「印度藝術中的林布蘭」的最重要作品，是公元1100年製作的青銅造像──舞王濕婆（圖4）。
這件濕婆像於1935年購自著名的華裔巴黎古董商盧芹齋，當時盧芹齋為歐美許多博物館提供重要藝術品。這位神祇正跳著一種特殊的舞蹈，梵文稱之為ananda-tandava，大致可翻譯成「極樂之舞」。祂抬起左腿，左後手與右後手分持雙面鼓、火焰等象徵物，這種形象的濕婆有個專門用語稱作「舞王」（Nataraja），與一則古代印度教神話有關，講述濕婆以暴力的舞蹈擊敗住在松樹林裡的異教苦行僧。舞王形象具有深刻的宗教象徵意涵，每個手勢與象徵物都有特定的意義，例如最前面的右手施無畏印（abhayamudra），為印度文化中最常見的手勢之一，佛教與印度教造像都會使用；其腳下的侏儒則象徵人類的無知。約從10世紀起，這種濕婆形象開始出現於印度東南部，即現今的坦米爾納德邦。最早的造像尺寸較小，隨著時間逐漸放大，約莫12世紀時終於達到巨像的規模。阿姆斯特丹國博的舞王像有153公分高，是該時期巨大的青銅像之一。注輦時期（Cola Period）的青銅像都以失蠟法鑄成，為了取出裡頭的金屬成品，必須將陶範毀棄，換言之所有的青銅作品都是獨一無二。此外，針對技術方面的研究顯示，亞洲館的濕婆像為完全實心。為了檢驗研究是否屬實，濕婆像被帶到鹿特丹港的海關，與運送的卡車一起通過能量最強（9.3焦耳）、通常用來掃描貨櫃的X光檢查儀（圖5）。由於從造像的重量已能窺知一二（約300公斤），這項發現也不算完全出乎意料，不過本來關於造像身周的火焰背光與侏儒底座仍有疑問，一些二手資料認為其為空心；另一方面，X光檢驗也可用於檢查造像是否存在任何鑄造缺陷。結果，濕婆像不僅完全實心，也完美無瑕。以失蠟法製作如此大型、複雜而毫無缺陷的造像需要非常精湛的技術，顯示注輦時期的青銅鑄造技藝已臻純熟。也因此，這件濕婆像落座在亞洲館中央最首要的位置可謂當之無愧。
亞洲館另一件重要藏品是印度教女神的石像──難近母（Durga，又譯杜爾伽）降魔像（圖6）。這位十臂女神挺身站立，一足踏在牛魔王（變形為水牛的摩醯濕）的身體上，被砍斷的牛首橫陳地面，魔王又化為侏儒從牛的頸部重新現身。女神一手抓住侏儒的頭髮，以三叉戟刺穿他的身體，美麗而寧靜的臉龐與暴力的場景形成對比。許多梵文典籍都描述了難近母與牛魔王的戰役，每位印度教徒都知道這個故事。有趣的是，此處的女神站姿以及在戰鬥中使用的武器數量和性質，完全吻合古代梵文典籍的形容，如《魚龜往世書》（Matsyapurana）和未經編纂的Devyamata（編按：Devyamata又稱the Nisvase Mahatantre Pratisthatantra，是濕婆教派的一支濕婆經典派〔Shaiva Siddhanta〕未刊行的早期經典，目前覓無合適的中譯，因此以原文呈現）。這件碑像的形狀與平滑的黑色石質常見於孟加拉作品，頂部的花形裝飾更進一步顯示其出自現今孟加拉的拉杰沙西市。
在亞洲館中，印度藝術是與東南亞藝術一同展示的，兩者並陳的目的是讓觀者體會最初起源於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教與佛教，向東傳播到亞洲各地的發展及轉型過程，許多母題、神祇與神話故事都有印度和東南亞版本。水中精怪摩羯魚可見於前述青銅舞王濕婆的腰帶和背光底端的裝飾，也出現在爪哇中部一座寺廟入口的建築殘件上。神話東傳的另一著例還有難近母斬殺牛魔王的故事，除了前述的孟加拉作品，亞洲館也藏有一件來自爪哇東部的文物（藏品編號AK-RAK-1997-1，1300〜1500，滿者伯夷王朝）。
除了印度教雕刻，亞洲館的典藏品還包含一批精美的佛教造像，例如一些犍陀羅作品（圖7）和幾件罕見的秣菟羅文物。當中兩件描繪佛傳故事的門框殘件頗值得一探，其中一件的正面刻劃了踰城出家，側面則描繪割草人送吉祥草給悉達多作為坐墊的故事（圖8、9）。這兩件殘片都以帶有斑點的紅色砂岩製成，立刻就能斷定是出自秣菟羅地區，這類石材俗稱希克利（Sikri）砂岩，以當地最著名的採石場為名。秣菟羅位於朱木拿（又名亞穆納河）河畔，為貴霜王朝（公元1〜3世紀）的東部都邸，也是一座文化與宗教重鎮。
在大型的石質與青銅雕塑之外，亞洲館的二樓還陳列著兩座展示小型印度教和佛教青銅雕像的展櫃。其中一件上師小雕像非常值得留意（圖10），由於目前所知、可用做比對的同類雕像相當罕見，我們很難推斷出他的身分，不過他極為專注的姿態顯示出對身心的通盤掌握，或許是坦米爾納德邦（位於今印度東南部）毗濕奴派詩聖的一員。公元6至9世紀間，這些詩聖從一座寺廟旅行到另一座，吟唱頌讚印度教神祇毗濕奴的詩歌。南瑪爾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時常被描繪成坐姿，右手結安慰印（vitarkamudra），和本件作品相同。然而，亞洲館上師像左手的位置不同於常見的南瑪爾瓦像，因此仍不能完全確定這位上師是否就是南瑪爾瓦。雕像的五官有些模糊，可能是在儀式中多次塗施油膏及其他物質的緣故──這樣的造像很可能用於家中神壇，或是作為虔誠信眾發願捐給寺廟供養的奉獻物。
另一件有趣的小型青銅像是一尊文殊菩薩小像（圖11），與「上師」像相反，很容易就能從象徵物辨識其身分：身側兩株青蓮，其中一朵上方放置貝葉經。蓮瓣細窄的青蓮通常以半開的樣貌呈現，很容易和盛開的蓮花做區別，在印度藝術中，後者是觀世音菩薩的象徵物。此處的經文很可能代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naparamita，意為無上妙智慧）──對於象徵無礙智慧的文殊菩薩來說相當合適。菩薩在扁平蓮座上採遊戲坐姿態，蓮座本身也是獅子座騎的鞍套，這種呈現方式於當時的孟加拉非常流行。其中如雙層蓮花基座邊緣鑲珠、特殊的髮型等元素，被西藏工匠所吸收，常見於彼時仿效孟加拉風格的青銅作品；此外，東南亞工匠也從中汲取了其他元素。儘管如此，關於這件文殊像的產地一點疑慮也沒有：渾圓美麗的形體，處理細膩的頭冠與其他飾物，在在顯示這尊菩薩來自孟加拉，且很可能出自北部。
如同前述，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印度藝術以宗教造像為大宗，不過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黃金首飾、牙雕、玻璃與武器陳列於亞洲館地下樓層的較小展間，也就是所謂的「寶藏廳」。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有來自17〜18世紀南印和斯里蘭卡的象牙雕刻，錫蘭康提王朝製作的儀式用匕首，一些蒙兀兒王朝的玻璃（圖12），以及一幅推測由歐洲藝術家製作的沙賈汗雪花石膏肖像（圖13）。寶藏廳也展示了18世紀中期古吉拉特邦（印度西北部）蘇拉特地區所製作的首飾（圖14），總共由33組件構成，分為三個區塊：穆斯林女性的配飾、印度教女性的配飾和兩方通用的配飾。這些收藏是由一位供職於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收集而來，很可能也得到一位當地人的協助。接著，這批首飾到了Julius Valentijn Stein van Gollenesse手中，他從1750年起直到去世，擔任公司在巴達維亞（今加爾各答）的總督。1754年，van Gollenesse將這批收藏贈送給安妮公主，也就是未來執政威廉五世之母和其攝政。在此之後，這些作品就入藏阿姆斯特丹國博。幸運的是，1760年製作的物品清冊流傳至今，似乎是根據從蘇拉特蒐集到並附在藏品當中的資料所整理而成，內含每一件作品的確切形容、功用和古吉拉特語（發音）的名稱，非常獨特。此外在印度，黃金首飾會定期被熔融，重新製作符合流行的新款式，換言之，19世紀以前的傳世作品非常罕見，這也使得阿姆斯特丹國博的藏品更為特別。
雖然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時代，許多印度奢侈品經由阿姆斯特丹進入歐洲（公司成立兩年後的1604年，第一艘荷蘭籍船隻已經航抵印度），荷蘭境內保存到今日的印度文物非常之少，這批珠寶收藏屬於特例而非常態。除了這些作品之外，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口的印度文物，只有兩種類型還能見諸私人與博物館收藏：印花和手繪的棉織品（Chintzes），還有以統治者肖像為主的細密畫。前者的進口在歐洲織品市場掀起一場變革，而後者則啟發了許多荷蘭藝術家，包括林布蘭也曾參考細密畫創作了不少素描作品。這兩類文物都能在阿姆斯特丹國博見到，不過由於材質本身較為脆弱之故，並不屬於永久陳列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