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於香港的蘇富比拍賣會上，出現一件原屬日本私人所藏的〈青瓷八方瓶〉。此品被認為來自南宋官窯，最終以高達1億1390萬港幣成交而蔚為話題。（註1）
在南宋官窯的考察方面，迄今為止已發掘出原為杭州郊壇下官窯的烏龜山窯址，以及被視為修內司窯的老虎洞窯址，可說是已經得到了豐碩的成果。然而，仍有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亦是事實。再加上近年在龍泉窯也發現了數個曾經生產黑胎青瓷的窯址，使得圍繞著南宋官窯的問題，顯得更加錯綜複雜。
雖然筆者曾在2010年負責企劃老虎洞窯址於日本首次的發掘成果展，但是老實說，對於所謂「南宋官窯」的實際樣貌，仍未能有十足的把握。所幸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安宅藏品中，有一件〈青瓷八角瓶〉，其端整的器形與幽玄的釉色，有著不愧南宋官窯之名的氣質與格調；當筆者遇到和南宋官窯相關的問題，這只〈青瓷八角瓶〉就是最好的「沈默的諮詢顧問」。圍繞著宋代官窯青瓷的各種議題，都與這件〈青瓷八角瓶〉的定位問題密切相關。因此，這次將向各位介紹這只〈青瓷八角瓶〉（圖1、2、3）。（編按：中文慣稱此類作品為「八方瓶」，然本文仍依照日本的正式品名直譯為「八角瓶」。）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青瓷八角瓶〉
本作是一件造型可能仿效自古代銅器的八角長頸瓶，頸部與肩部可見突帶狀的弦紋。縱向的八角稜角線和橫向的弦紋突帶線形成對比，有效地襯托出此瓶美麗的外觀造型。口部為盤口，稍微偏厚。八角形的長頸部分向上漸漸收窄，弦紋的間隔同樣也是下方比上方寬，往上延伸的直線型輪廓十分優美。渾圓飽滿如蕪菁般的腹部和直線狀的長頸部形成對比。腹部亦呈現悠緩的八角，上端與長頸部交接處以及肩部皆飾有弦紋，特別是後者因為有高低差而積了厚厚的釉，看上去宛如戴著八角形的斗笠。底部接著稍大的圈足，為整體造型帶來安定感。
長頸部分的稜角微微向順時鐘方向扭曲（圖4），應是以順時鐘方向旋轉的轆轤成形所致。實際上，從瓶內可以看到殘留的轆轤痕跡，因此可以確定本作是使用轆轤成形。但是除此之外，應該還使用了陶範塑形及削切修整等手法。瓶身及圈足很可能使用了削切的方式修整，成品應該相當薄（薄胎），推測施釉前的器胎造型應當如古銅器一般鮮明銳利。然而，在覆上厚厚的釉藥之後，整體造型就變得溫和柔潤，其中尤以弦紋的部分，給人格外柔和的印象。
肥厚的釉層呈乳濁失透狀，釉色呈淡青綠色系的粉青色。從圈足釉際的一些部分可以觀察到呈現層狀構造的釉藥，由此可知這是經多次上釉而形成的厚釉（註2）。頸部到腹部之間可以看到右上往左下、較大的斜開片，幾乎沒有細小的開片，看不到所謂「冰裂紋」。口沿有數處剝釉（小缺口）。圈足著地處是唯一露出胎體的部分（圖5、6），露胎處因為胎土富含鐵的成分而呈現茶褐色，即為所謂「鐵足」。圈足有數處缺角，露出稍呈黑色的胎土，也就是所謂的「黑胎」。圈足配合器形呈八角形，一部分些微地外擴，圈足內側則是往內削的斜面。圈足的高度約為1.4公分，單邊長約為3.5公分，被削切修整得相當薄，圈足著地處厚度僅約0.2公分，幾乎被削為平面。另外，此八角瓶的圈足雖說並非工整的八角形，但是卻也不會讓人覺得形狀「歪斜了」，保持著絕妙的平衡，這巧奪天工的「自然感」，可說是南宋官窯青瓷的特徵之一。
流傳史
該件圈足內底共貼了四種貼紙（標籤），每張都是讓我們推知其歷代收藏者和展覽經歷的重要線索（圖7）。這件作品至今為止曾現於以下的三次拍賣會：
（1）蘇富比（倫敦）1943年7月1日，編號70
（2）蘇富比（倫敦）1953年5月12日，編號60
（3）佳士得（倫敦）1970年10月12日，編號77
1943年的蘇富比拍賣目錄中，記載了和底部標籤對應的收藏者和展覽經歷，之後的目錄幾乎也都承襲其內容。
圈足內側的貼紙之中，最為重要的是貼在底部中央、寫著「七百五十一號」的標籤。上半部有一部分缺損，現今已經無法確認，但是在以1943年蘇富比拍賣為首的圖錄中，本作品被標示成編號開頭為「Yü」的故宮舊藏。我們尚未能究明這個屬於威妥馬拼音的「Yü」究竟是指哪個漢字（註3），假設是「雨」、「余」或「玉」，在故宮博物院的整理編號中，「雨」代表「重華宮」；「余」代表「惇本殿」和「統慶宮」；「玉」代表「雨宿閣」，分別表示此件文物原本在故宮中的位置。這些從千字文中選出的一字整理編號，是由成立於1924年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用於清宮文物的整理清點作業；後由1925年10月設立的故宮博物院繼續使用。底部最大的一張五角形標籤，是英國收藏家F. C. Harrison於1903年12月將收藏品出借給倫敦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美術館時貼上的。由此可知，這件作品早在1903年就已經被帶到英國，因此，前述的「七百五十一號」不可能是1924年才出現的千字文整理編號（註4）。目前我們沒有方法可以確認，究竟此件是否曾經有「Yü」字的標記；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個「七百五十一號」的標籤是來自1903年以前。至於曾屬於故宮（清宮）所藏一事，應該是無庸置疑的（註5）。1856年，藉由亞羅號事件為導火線，英法聯軍破壞了圓明園；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更導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這些事件造成了一連串宮廷文物的流失；以年代來說，本作品極有可能是在此時期流出傳至英國（註6）。
本作原為清宮所藏，之後陸續經歷了英國的F. C. Harrison、Sir Alfred Daniel Hall、K. C. B、F. R. S、LL. D.（1864～1942）以及Robert C. Bruce （1898～1953）的收藏。圈足內側「七百五十一號」標籤的右側有一張畫了獅子剪影的方形標籤，其上可以看到手寫的「75」號碼，此為Robert C. Bruce的收藏標籤。從其下方的橢圓形出品標籤可以得知，本作於1952年仍屬Robert C. Bruce所藏時，曾在倫敦東方陶瓷學會舉辦的展覽「Exhibition of Ju and Kuan Wares」（11月12日～12月13日）展出（註7）。
1970年10月12日於倫敦舉辦的佳士得拍賣會上（註8），受安宅產業股分有限公司的安宅英一委託，仇焱之（Edward T. Chow）以9萬畿尼（約等同當時的8000萬日元）買下本作品。這個成交價在當時創下了東洋陶瓷器的最高紀錄，掀起一陣話題（註9）。其後，安宅產業陷入事實性破產，本作品由住友集團旗下21間公司捐贈給大阪市，之後成為1982年開館的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所藏，直至今日。
年代的釐清
與此瓶相類的作例，除了開頭介紹過今春的蘇富比拍賣品之外，國立故宮博物院也藏有兩只類似的八角瓶，圈足內底刻有乾隆皇帝御製詩，推測應屬於南宋至元代時期的作品（註10）。
另一方面，根據目前正式提出的出土資料，烏龜山郊壇下官窯窯址出土了釉色為米色（米黃色）的〈八角弦紋瓶〉破片（圖8）。腹部的一部分和頸部以上全是復原而成，粗大的頸部使整體器形失衡，因而顯得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八角瓶的形象大不相同。但是，單就腹部和圈足的造型來說，兩瓶可說是較為相近的。同址也出土了另一件被視為八角瓶的圈足破片（T2①A：50），但是其圈足呈圓形，而非八角形，應該視為不同的類型。而在老虎洞窯址雖然出土了〈弦紋瓶〉（圖9），但是其中並未發現八角瓶。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八角瓶的釉色是帶點綠色的粉青色，在傳世的南宋官窯作品中沒有同類品，兩個窯址的出土品裡也幾乎找不到相似的釉色，因此有些人開始質疑它的年代。筆者相當有幸曾獲得幾次機會，上手目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的明清仿官窯青瓷，從結論來說，我認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八角瓶為明清仿官窯製品的可能性極低。我將來會更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不過在此先提出重點：黑胎以及多層施釉。針對釉色的問題，目前我們確實幾乎找不到和本作品有著相同釉色的南宋官窯作品，但是，從汝窯和南宋官窯兩處窯址的發掘成果可以得知，青瓷的釉色發色原本就是很多樣的，因此，釉色的不同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既然本作並非明清的作品，那麼剩下的問題就在於釐清是屬於南宋或是屬於元代了。雖然從杭州老虎洞窯址的元代層，出土了類似南宋官窯風和傳世哥窯的製品，但是由於正式報告尚未刊行，因此不便在此做出過於詳細的評論。不過，將本作和前述的烏龜山郊壇下官窯窯址出土的八角瓶作比較，從黑胎和多層施釉兩項特徵，以及造型特點等等看來，先不論本作是否為來自郊壇下官窯的作品，至少年代不會更晚。不管怎麼說，除了期待今後更進一步的發現和發掘之外，還必須採用科學分析等等新的研究方法（註11），繼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相信當這只美麗的青瓷八角瓶定位更清晰的時候，南宋官窯的問題必定也會隨之變得更加明朗。
註釋：
註1：《Guan：from a Japanese Collection》，Sotheby’s，Hong Kong，7 April，2015。
註2：亦稱為「多層施釉法」，關於其施釉方式有許多假說。森達也介紹了兩種理論，一為「胎體以1000度以下的低溫素燒，每上一層釉就進行一次低溫燒成以固定釉藥，重複數次之後，施掛最後的釉藥，再以高溫燒成」；一為「在經過素燒的器坯上施掛數層成分相異的釉藥，之後才一口氣以高溫燒成」的說法。參閱森達也〈杭州．老虎洞窯出土青瓷の編年について〉，《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研究紀要》第15號，2010，頁81～82。
註3：1970年的佳士得拍賣圖錄中刊載了圈足的照片，但是從照片中無法清楚辨識「Yü」。
註4：若說「七百五十一號」前面有一字，那麼最有可能的應當是「第」。
註5：1979年3月22日馮先銘訪日之際，已確認過此標籤來自故宮（據已故前大阪市東洋陶磁美術館學藝課長肥塚良三之筆記所述）。並且，根據台北故宮器物處副處長余佩瑾所述，同院收藏品中也有和「七百五十一號」相似的貼紙。北京故宮王光堯亦稱清宮文物中有類似的貼紙。
註6：據前述佳士得拍賣圖錄記載，本作品在1903年阿什莫林美術館的展覽目錄裡，被介紹為1896年自北京「Summer Palace」流出的文物。遺憾的是，筆者尚未見過此目錄。《Catalogue of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s，Archaic Bronzes and Sculpture》，London：Christie，Manson & Woods，1970，p.32。
註7：《Ju and Kuan Wares：Imperial Wares of the Sung Dynasty，Related Wares and Derivatives of Later Date》， London：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1952，plate 3，no. 33。根據此展覽圖錄，當時的收藏者為「Mr. and the Hon Mrs. R. C. Bruce」。
註8：《Catalogue of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ndon：Christie，Manson & Woods，1970，no.77，pp.31～32。
註9：伊藤郁太郎「作品85解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7，頁104。《時代雜誌》也大幅地報導了這則新聞，參閱〈90,000 gns for Sung dynasty bottle〉，《The Times》，Tuesday，October 13，1970。
註10：編號「故瓷16924」及「故瓷17701」，前者的乾隆御製詩以「詠官窯八方瓶」為題，可知當時被稱為「八方瓶」。參閱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圖版31、32。
註11：關於南宋官窯的最新科學研究，最近受到矚目的有李合、王軼凌、唐俊傑、鄧禾穎〈南宋官窯瓷片胎體元素組成的科技研究〉，《東南文化》第51輯，2014，頁93～99。
圖片提供｜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