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唐代詩人張籍在〈涼州詞〉中刻劃了商隊西行的情景。駱駝商隊是唐人生活的一部分，透過博物館裡的駱駝俑和其上的器物模型，我們也得以一窺當時盛況。究竟駱駝俑馱載了哪些物品？它們的真實面貌是什麼呢？對當時人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絲路上的駱駝及駱駝俑
今天地圖上關於絲路的標示多以西安為起點，向西經過蘭州、武威、張掖、酒泉後在敦煌分為數條：南道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邊由新疆境內的尼雅遺址、和闐、莎車到喀什；中道則由天山南麓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的綠洲串起，經今日新疆的哈密、吐魯番、庫車之後會南道於喀什。北道則在哈密向北走天山北麓，經碎葉（今吉爾吉斯境內）、今烏茲別克的塔什干、撒瑪爾干、布哈拉。之後向西可以經由西亞到黑海邊，向南可以到印度。這些路線上的交流歷史悠久，甚至早於張騫通西域，然而「絲路」這個詞卻到19世紀才由德國的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
絲路地圖幫助我們掌握絲路位置，在此同時也必須了解到絲路並非單一通道，而是個集合體，囊括從西安以西串連各綠洲城市的通道，有的是東西向，有的成南北向。隨著綠洲的移位、生滅，路線不斷改變。此外，絕大多數的商旅只會來往於其中一小段，長程貿易少之又少。
在這段艱辛的旅途中，最重要的幫手就是駱駝了。駱駝在文獻裡又稱為「封牛」、「橐駝」、「橐它」、「駱」等。中國出土的駱駝形象多為雙峰駱駝。漢代便能在畫像磚和漆器紋飾上見到駱駝身影，北朝時駱駝圖像大量出現，山西太原的北齊東安王婁叡墓（570）壁畫就有駱駝商旅，可惜保存狀況不甚理想。幸好同地有座唐墓的壁畫狀況良好（圖1），畫面中的駱駝尾巴上揚，鬃毛上翹，眼睛圓睜，張口做嘶吼狀，有段棒狀物穿過鼻子。背上馱著一個白色貨囊，旁邊掛著一個扁壺，可能盛裝水或其他飲料。駱駝的前方站了一個人，拱手持鞭，屈身向前。
除了平面媒材，駱駝也以立體塑像的方式表現。北朝到唐時，人們經常將駱駝形象做成俑，放在墓葬中陪葬。四足踏地、昂首平視、張口嘶吼是北朝到唐駱駝俑最常呈現的姿態。內蒙古出土的駝俑四肢粗大、駝峰過小，整體比例掌握略遜，卻透出一股平易近人的質樸感。北魏首都平城（山西大同）的作品則相當精細，雁北師院北魏墓的駝俑（圖2），不僅確實掌握駱駝的大眼睛和寬腳掌，整體比例勻稱，就連關節和牙齒等小細節也仔細刻劃。同墓的另一隻駱駝蹲臥在地，兩個駝峰分別向左右傾，這種設計一直延續到唐代（圖3）。遷都洛陽之後駱駝俑背上的珍寶更加豐厚。偃師一座北魏墓出土的駱駝背著前所未見的貨架，上頭疊滿貨物。無獨有偶，河北邯鄲東魏茹茹公主墓和灣漳壁畫墓（有學者認為這是北齊文宣帝的陵墓）均出土相似作品。灣漳墓裡的駱駝俑馱著一個橫掛的長貨囊，其下墊著一匹織品，前方掛著一個帶足的扁壺（圖4）。
唐代延續北朝傳統，但對駱駝肌理的掌握更上一層樓，對器物的刻劃也更細緻。西安南郊唐墓出土了一件伏臥在地的駱駝，四肢屈跪，尾巴上翹，昂首嘶鳴。背上墊了一張帶花邊的圓毯子，雙峰穿過毯子，分別向左右微傾，駝峰間有貨架。除了常見的貨囊、捲成麻花狀的絲綢，還有罕見的象牙。駱駝背上掛有花口盤、皮囊式壺跟胡瓶（圖5）。這些器物乘著駱駝在絲路上旅行。藉由考古發現，我們得以見到器物模型的真實樣貌，以下就北朝到唐駱駝俑背上的最常見的兩種器形：胡瓶、扁壺加以介紹。
胡瓶：物與圖像的旅行
胡瓶有許多不同樣式，共同特徵為鴨嘴式流、細長頸，腹部為梨形或球形，單側有長曲柄，有些底部有高足。我們由日本《東大寺獻物帳》（756）上載的「漆胡瓶一口」對照正倉院藏品，得知這種器形應該就是古籍中的「胡瓶」。這種器形起源早、分布廣，在地中海到中西亞相當普及，直到今天都還能在博物館內看到千餘年前的金屬和玻璃製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文化交流帶來生活習慣的轉變，胡瓶這種域外器形遂成為中土重要的生活用器。目前發現於中國境內的胡瓶中，最為人知的要屬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569）出土的鎏金銀瓶了（圖6）。此墓曾遭嚴重盜擾，幾乎被洗劫一空。幸運的是，在盜墓賊動手前，這座墓局部坍塌，胡瓶正巧被落下的大量泥土蓋住，得以逃過一劫。
這件胡瓶器身以錘鍱成形並裝飾，之後鎏金。手把兩端連接器身的地方各飾有一個駱駝頭，把手上端有一顆胡人頭像。器身與足有三圈浮雕聯珠紋，一圈在頸部，其他兩圈在足部，上中兩圈框出一個範圍，當中描繪的三組著希臘服飾的男女。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這描繪的是〈帕里斯的判決〉。握住壺柄將壺身依順時鐘方向旋轉，依序看到的是墨涅拉俄斯和其妻海倫、愛神維納斯和帕里斯、帕里斯和海倫。中間正是帕里斯接受賄賂後，將金蘋果頒給愛神維納斯的場景（圖7）。然而，神話中只有一個金蘋果，圖中男子卻雙手各持一物；因此有學者持保留態度，認為三個場景只是單純描繪丈夫出征前和妻子的訣別；贊成為〈帕里斯的判決〉的學者，則解釋這個「錯誤」出於工匠對此神話不熟悉，這些工匠活動的範圍可能在這個神話傳播圈範圍之外，偶然見到流傳到當地的〈帕里斯的判決〉圖像就仿效，卻因為不瞭解圖像背後的故事內涵而在關鍵的地方犯錯。然而，仔細觀察會發現男子手中的兩個球上均有鱗狀紋飾，因此這兩個球形物是否為蘋果？如果不是蘋果，那圖像是否出自〈帕里斯的判決〉也就需要重新思考了。
由於外觀和薩珊胡瓶相似，這件作品一度被認為這來自公元5到6世紀的薩珊地區。學者吳焯認為出於噠人治下，約今天中亞到阿富汗一帶的在地工匠或流寓至此的羅馬匠人之手。學者孫機比對噠金屬器後贊成此說。學者羅丰則將可能範圍縮小至巴克特里亞地區（Bactria）。目前產地問題依舊成謎。我們也許終究無法得知它的確切產地為何，也無法得知這件胡瓶在旅行過程中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只能猜想，也許這件來自異域的胡瓶就像駱駝俑上的模型一樣，乘著駱駝跋山涉水而來，最終伴著最後一任主人長眠地下。
另一件值得介紹的胡瓶出土自內蒙敖漢旗的李家營子（圖8），墓葬年代為遼，但作品本身可能完成於7世紀，和李賢墓胡瓶一樣，是錘鍱成形後接上足部與把手上的人頭。除了足部一串不甚明顯的聯珠紋，全器光素無紋。除了銀瓶，出土的還有帶把折肩杯、長杯、盤、勺。學者齊東方認為這批銀器出自粟特地區或薩珊東北部，又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
這批銀餐具是如何旅行到中土來的呢？根據當地人的說法，發現銀器伴隨人骨出土，但沒有其他隨葬品，也不見磚、石等建築材料。能出土這樣精美且多件銀器的墓葬，顯然等級不低，而目前當地發現的大批唐代與遼代高級墓葬都有堅實的磚石結構。種種跡象顯示此墓過去曾遭盜毀的可能性極低，如果曾經被盜，這樣一大批的銀器應該無法倖存，因此這應該是呈現埋葬時的原貌。此外，這批銀器也和一般隨葬銀器不同，不是單件、而是成套出現。因此，學者齊東方推論這可能是旅行者隨身攜帶的食具組，在主人遭遇不測後，隨遺體匆匆埋下。
文獻和壁畫都顯示胡瓶傳入後，被唐代上層階級廣為接受。《舊唐書．列傳》記載唐太宗為嘉獎李大亮而賜「胡瓶一枚」，並附書「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許多高級墓葬，如唐高祖的女兒房陵公主、太宗幼女新城公主、高宗與武則天之子章懷太子等皇室成員的墓葬壁畫中，也都描繪了手持胡瓶的侍女。由於大受歡迎，胡瓶成為陶匠的模仿對象。唐虢王李鳳墓（675）就出土一件白瓷胡瓶。各大博物館中的陶瓷胡瓶更是不勝枚舉，有些甚至在把手上端加上龍柄，生產出具有中國本土風味的胡瓶。
扁壺：異域風情畫
扁壺也是駱駝俑背上的常客，出現在駱駝俑上的機率甚至高於胡瓶。除了前述出土自灣漳北齊壁畫墓的駱駝俑（圖4），還有遼寧朝陽唐代孫則墓（655，圖9）、河南洛陽安菩夫婦墓（709）等，出土自非紀年墓的作品更是不勝枚舉。之所以稱為「扁壺」是因為其扁平的壺身。其上經常裝飾莨苕葉、棕櫚葉、葡萄紋、聯珠紋等地中海到中亞的常見紋飾，也常出現胡人圖像，展現濃厚的異域風情。
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575）的扁壺是其中的名品（圖10）。從口到足施褐色鉛釉。梨形的扁平囊狀器身，上接略向外翻的口頸、下接低矮的餅足。兩側的器肩各有一個圓孔，可能用來穿繩子。器身和頸部相連的地方有一道聯珠紋，其下飾有莨苕葉。畫面中央有一位身著窄袖的舞者在花形臺座上跳著胡旋舞。兩側各站兩名樂師，以絲路傳來的樂器，如琵琶、橫笛等伴奏。胡旋舞出自康居，在唐代大盛，其特點是旋律節奏均快、轉圈多而輕巧。《新唐書．禮樂志》載：「胡旋舞者立毯上，旋轉如風。」白居易也描寫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舞者旋轉速度之快就連旋風也為之失色，卻又如行雲流水，無半點凝滯，難怪此舞風靡唐代，連楊貴妃和安祿山也深諳此道。
另一件作品年代晚了約100年，是件出於河南省洛陽市唐墓的三彩器（圖11）。和范粹墓扁壺的梨形身不同，這件作品器身接近圓形，直筒口上端做出反摺的效果，足部較高，器肩上的兩耳做成羽翼形象。器身中央是一名短髮、身披披肩的人手中拉著繩子，繩子另一端栓在其後的野獸頸上。這隻野獸豎著耳朵，凸眼圓睜，張著嘴。由頸後的鬃毛和尾巴尾端蓬鬆的毛髮，可以看出這應該是頭獅子，前方的人則是馴獸師。這頭獅子四肢離地，尾巴上翹，展現出一股速度感；馴獅人則單腳高抬，回首顧盼。根據《舊唐書》，康國、吐火羅和波斯都曾向朝廷進獻獅子。馴獅舞也隨之傳入。但其描繪手法與和中西亞大相逕庭，獅子的形象和中西亞獅子的威猛形象不同，反倒有點像狗。
扁壺的形制、描繪主題，都暗示著它和西域的連結，淺浮雕母題和細密的魚子地紋更是西域金銀器上常見的裝飾，這些特色讓人不禁好奇扁壺在西域的原型長什麼樣子。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域外原型至今不見，反倒在中土找到扁壺的可能源頭。日本學者龜井明德根據出土實物，判定南北朝的扁壺源流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的青銅壺；到了漢代除了青銅、也發現綠色鉛釉陶扁壺，江蘇吳縣西晉墓（295）則出土一只青瓷扁壺，上飾有鋪首。這種獸首銜環在中土的建築、銅器和鉛釉陶器上有相當悠久的歷史，這在南北朝人的眼裡應該算得上是「傳統」紋飾。然而，北朝時扁壺風格一轉，器形更為扁平，帶有西域風情的紋飾成為主流。這當中是否結合其他傳統？或者結合其他材質的器物（如皮囊水壺等）的特徵？值得思考。有趣的是，不論是范粹墓的扁壺上的胡人樂舞，還是洛陽唐墓的胡人馴獅，這些紋飾幾乎不見於中西亞的器皿。卷草紋在中西亞雖然常見，與動物紋飾搭配使用卻是唐人創發。工匠顯然有意結合各種元素，展現當代人心目中的異域風格。這種流行在歷史上層出不窮，最為人知的就是於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這些器皿出現在駱駝俑上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早年學者視之為當代商隊旅行裝備的寫實呈現，因此仔細考訂駱駝俑上的器皿形制，希望藉此認識西域胡商的來向。近年學界則認為駱駝俑作為明器，其馱載物雖然在某程度上反映歷史事實，但象徵成分更高，不能視為現實寫照。如Elfriede Regina Knauer有系統地比對駱駝俑上的器物後率先持此看法。由於珍寶多來自西域，與西域的連結遂成為象徵社會地位與無盡財富。作為往來絲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唐人以滿載貨物的駱駝俑隨葬，祈願墓主死後仍能和西域聯繫。陶瓷胡瓶和扁壺等隨葬物或許也具備此功能。除了作為貴金屬原型的廉價替代品以隨葬，Jessica Rawson也認為唐代陶匠以當地材質創造帶異國情調的作品，藉此維繫和西域的連結，希望確保墓主身後之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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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林郡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暨考古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