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出廣受好評的宋元繪畫之後，位於美國華府的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於6月20日至明年的1月3日，再次推出眾人睽違已久的八大山人（1626～1705）書畫精品展「幽微─八大山人的藝術（Enigmas：The Art of Bada Shanren，1626～1705）」。本檔展覽是由館方中國美術部安明遠（Stephen D. Allee）領導籌辦。安明遠為美國國立亞洲美術館之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中國書畫策展人，先後參與及策劃近 30 場展覽，他對中國藝術的學術研究和翻譯作品，出現在眾多展覽出版品中，此外他還是博物館近期宋元書畫展覽網頁的主要作者。
安明遠闡述策展概念
安明遠表示，展出的51件作品包括各類畫題之手卷、掛軸與冊頁，皆來自弗利爾美術館自身的館藏。該館的八大山人書畫收藏量多質精，可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的同類收藏相互比擬。主辦單位還特別指出，這次的八大山人藝術展，也是該機構於明年封館整修前的最後一檔中國書畫展，可謂機會難得，特別值得讀者前往參觀。
問及此次展覽的取名緣由時，安明遠指出：「其實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中，策展人無權決定展覽名稱。這項決策通常是由館長和公共事務部門的顧問所完成，但他們之前都會參閱策展人所提出的計畫書和展品解說來獲得資訊。」然而，對他來說，「八大山人在繪畫作品中發展出一套充滿個人象徵的獨特視覺語彙，並且經常融合非凡的元素，創發細微的衝突性與晦澀感。八大的自由筆法運用、奇特墨色渲染和自發生動的姿態，都在本質上有意顛覆當時的主流規範。許多作品包含強而有力的造型衝擊，但在背後的畫意卻是隱晦難解，留給觀者不少謎團與困惑。另外，八大山人採用隱微的文本與書法變化，無不符合他創作的獨特性質。這些如謎一般的特質，一再地在八大山人的藝術中重複出現，讓人不禁想要參透其書畫裡的某些曖昧存在。當然，沒有人可以確切地找到解答，但是不管某人說他真的理解八大山人與否，這分追求嘗試總是有益的。因為在每一次的仔細觀看後，都會不約而同地產生出新的樂趣和發現。當然，還有新的問題。」
安明遠接著詳述展品內容，「這次在展覽中共有51件作品，其中44件為八大山人之作，加上七件由一位當時的僧侶所作的書法冊頁，有可能名為『法翊』。在八大山人的展品裡，有31件是繪畫 （七幅掛軸和24件冊頁），13件為書法（一件手卷、七張掛軸、兩套冊頁和三開單頁）。」關於場地陳設方面，他指出「本次展場包括一間大型廳室與四道入口，以及一個鄰近走廊。觀眾可以使用這四道入口自由進出，但場地卻也造成展品排序上的某些困難。取而代之地，作品的陳列大致是以內容來進行分組，兼有參雜。書法與小型作品（主要是描繪花草蟲魚的冊頁）擺放於主廳南側；部分書法也出示於鄰近走廊中。山水與大幅作品（多數為自然景觀中的畜獸畫題）則是出現於主廳北側。在每組區分的作品裡，再以製作年代為基礎安排，但為了顧及整體布置，仍舊會考慮到內容、風格和構圖布局等因素。」
提到本次展件的主要來源時，安明遠回答：「弗利爾美術館館方的規定，是不出借、亦不借入作品。歷來弗利爾所有的展覽作品，皆是出自於館方自身收藏。在中國地區之外，本館擁有數量最多、最多元和極重要的八大山人藏品，只有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可堪比擬。除了先前館方所購藏的冊頁之外，這批典藏品大部分都是由學者王方宇經過多年來的徵集而聚成，之後並於1998年透過家族捐贈和基金會售予的方式進入弗利爾美術館，是美術館過去30年來最重要的購藏品。除了現在展出的44件作品之外，弗利爾美術館還另外擁有不在此次展出的28件八大山人作品，其中包括16件書法與12件繪畫，除了一件掛軸之外，其餘皆為冊頁形式。因此，弗利爾美術館典藏的八大山人作品共有72件，內含43件繪畫與29件書法。」
對於一般華人觀眾來說，八大山人的書畫藝術並非易解。問及館方要如何向西方觀眾介紹這位獨特的藝術家時，安明遠表示：「就多方觀點看來，八大山人可說是一個現代藝術家。抽象表現、筆法放蕩、圖像與視點的失真、脫節，或是零碎的構圖組織和獨特的圖畫元素並置，這些都是八大山人創作手法的標誌與特色。而這些特質亦是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西方藝術發展的重點，從梵谷、高更、畢卡索到馬諦斯，從達達、抽象表現主義到許多藝術家和流派皆是如此。如同八大山人，這批藝術家發展出一套極具特色又富個性的視覺語彙，深刻影響並引發挑戰當時的傳統與期待。不少現代藝術家也孕育出某種強烈個性，進而展示心理衝突、個人生活經歷或是政治傾向，這些因素都牽動著他們藝術表現的主題與風格選擇，並且直接影響當時以及後世對其藝術的觀感。因此，與其企圖去解釋八大山人藝術的內在意義，我則傾向鼓勵美國觀者去關注他藝術中的美學抉擇與特質──描繪主題與模式、筆墨的變化使用、形式與空間的互動──換句話說，也就是以他們注視現代西方藝術家的同樣方式，而去觀看八大山人的藝術。」
其實在2003年弗利爾和賽克勒美術館就曾分別舉辦過八大山人書畫展，若以策展角度來看，安明遠認為本次展覽與12年前展覽的不同地方在於，「當時弗利爾美術館的展覽『追尋天倪：王方宇、沈慧伉儷遺贈八大山人書畫（In Pursuit of Heavenly Harmony：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by Bada Shanren from the Estate of Wang Fangyu and Sum Wai）』，主要是要讓大眾知曉館藏王方宇伉儷的舊藏，並且藉此答謝捐贈者與贊助家對此批作品購藏的貢獻。而賽克勒美術館的部分，『癲狂之後：八大山人的世俗生活、藝術和仿作（After the Madness：The Secular Life，Art and Imitation of Bada Shanren）』展覽則是將王方宇伉儷舊藏中幾件未經館方購藏的作品展示出來，其中也包括部分的私人與弗利爾收藏。結合真蹟與偽作（主要是由張大千仿作），後者這檔小型展覽強調的是作偽與摹本議題。無涉王方宇對於摹本與偽作議題的特別參照，此次本展稍微檢視八大山人藝術中某些隱晦難解的特質。」
據悉在1998年之前，弗利爾美術館就有八大山人的藏品，對於這部分安明遠補充道：「在1998年王方宇伉儷舊藏進入弗利爾美術館前，館方僅有一件八大山人的真蹟冊頁（館藏編號F1955.21a-n）。此作是館方於1955年從紐約The Fan Company所購買而來，該店家位於第五大道上的225號。該幅冊頁包括八大山人的一頁書法與十開繪畫，以及加上法翊的十開對頁書法。這次從這套冊頁作品裡，本展陳列出七開的八大山人繪畫與對頁七開的法翊書蹟。」最後，在請安明遠可否挑選展覽中他個人最喜歡或最想跟觀眾推薦的展品時，他表示：「藉此研究我擁有難得的機會接觸這些書畫，我對於全部作品都有個人深厚的喜愛，實在不易從中加以抉擇。但以下幾件作品，可以視為八大山人現存作品裡的代表：例如1665年〈荷花圖〉冊頁是館藏中最早的作品、1684年〈行楷書節錄《黃庭內景經》〉是目前已知最早署名『八大山人』的書蹟、1690年〈丁香花圖并行草題跋〉冊頁中的圖畫特色極具現代感，而1699年〈草書耿湋《題清源寺詩》〉則是八大作品裡難得一見的大幅作品，實屬珍貴。」
展覽作品擷英
本次館方陳列的八大山人作品，正如前述，許多原舊藏於美籍華人收藏家暨知名學者王方宇（1913～1997）與其妻沈慧（1918～1996）之處。1998年透過王方宇後裔的無私捐獻，以及羅蘭德和黎歐娜．卡本特基金會（E. Rhodes and Leona B. Carpenter Foundation）的資助購買，弗利爾美術館共徵集到30餘件的八大山人書畫佳作。關於這批作品的學術研究與相關出版頗為眾多，其中要以1990年由王方宇和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編著的《荷園主人：八大山人的生平與藝術（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The Life and Art of Bada Shanren）》和2003年由張子寧、白謙慎與安明遠合著編寫的《追尋天倪：王方宇、沈慧伉儷遺贈八大山人書畫（In Pursuit of Heavenly Harmony：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by Bada Shanren from the Estate of Wang Fangyu and Sum Wai）》最為重要。以下便以八大山人生平為經，本展作品為緯，述說這位特立獨行又極具魅力之創作者的傑出藝術成就。
◆家學：1626～1644
八大山人出身於明代皇室後裔，屬於江西南昌寧王一系。該家族自朱權（1378～1448）以次，文風鼎盛人文薈萃，許多子孫成員都擅長詩詞、書法、繪畫和刻印等藝術創作。生活在如此學養豐厚的藝文世家中，使得八大山人自幼就深受薰陶，特別是來自於祖父朱多炡（1541～1589）和父親朱謀（卒於1644年）的影響甚巨。據傳兩人皆工書畫，是當時出眾的翰墨名家。儘管與祖父從未碰面，加上父親患有喑啞之疾而溝通不易，但八大山人仍舊透過他們的作品來學習書藝繪事。一如往昔般踏上父執輩的受業步履，少年八大開始熟讀四書五經等傳統經典，並且通過科舉考試，為他日後的文史學識，奠定下深厚的扎實基礎。1644年當滿族清軍入主中原時，大明王朝隨即陷落兵荒馬亂之際，亦打亂八大山人平靜的學習生活。
◆逃禪：1645～1680
清軍於1645年進入江西南昌，導致當地朱氏皇族人士紛紛逃逸避難，八大山人也因此躲入山中寺廟以避禍患。三年之後（1648），時年22歲的他眼見大勢已去復明無望，便決意剃度出家削髮為僧。這段期間他經常使用的法號為「雪个」、「傳綮」、「忍菴」、「法堀」和「个山」，並維持僧侶身分長達30年，最後還擔任住持接掌佛院。在1660年代期間，八大山人的事蹟與活動並不為人所知，但是到了1670年代初期，史料記載他的社交圈對象，開始從佛門同修轉移到官員學者。在與這批文人雅士的往來交流中，八大山人不僅參加他們的雅集聚會，亦彼此吟詩作對相贈書畫，重新打開他對俗世生活的嚮往門窗，可謂是「浮沉世事滄桑裡，盡在枯僧不語禪。」
在這次展品當中，時代最早的作品是一套〈荷花圖〉冊頁，共有八開，訂年為1665年（圖1）。荷花是八大山人繪畫中經常出現的創作主題，他也曾多次使用「在芙」與「何園」等與荷花相關的字詞為私章，透露出他對該花卉的偏愛。自幼熟讀古典經書與長期作為僧侶的八大，勢必熟悉荷花在儒家與佛門當中的文學寓意與宗教意涵，並使之成為他個人內在精神與哲思的隱喻象徵。若細觀這套作品，畫面上的中心部分多屬留白，反倒是四周描繪著景物不全的花瓣、荷葉與樹枝，彷彿是攝影取景失焦般，捕捉到一幕幕的殘影碎像（圖2）。或許這也暗示八大山人此刻心境，已從佛教的空無修行過程，逐漸體認到周遭自然萬物的存在，而開始遠離清淨禪門轉入世俗生活。
◆還俗：1680～1684
八大山人約在1680年間焚浮屠服重返世俗社會，在此之前他的心理狀態已發狂疾並不穩定。還俗之後的他，也隨即成親步入婚姻生活，但是這段姻緣並沒有維持很久便以分離告終。八大山人曾在畫作上題詩云：「西滸海棠棠棣華，垂絲海棠唐若邪。若邪四海皆兄弟，琴瑟東施未有家。」並附上一方「何負」私印，暗指他的婚姻破裂而心有不甘，有抱怨其妻他「何負於汝」之意。這些突發急劇的人生無常，卻讓八大山人的藝術創作產生重大的改變，正所謂「山人舊事緇袍客，忽到人間弄筆墨。」在這數年之間，八大山人的題款署名都有「驢」字或是與「驢」字有關的字號，無不顯示他此時內心的低潮與困頓。
完成於 1684年的〈行楷書節錄《黃庭內景經》〉展品，或許就是八大山人為了撫平過往傷痛而追求心靈安寧的創作。本冊共有12開，每開六行，全文連跋合計1250餘字。全篇筆墨通暢秀潤，採用二王風格書寫，顯露晉人氣度而自然風雅。在跋文中八大山人自述：「昔有問『老莊、聖教同異？』；答『將無同』。」顯示他對於釋道思想相互通融的個人見解，也為自身生活的不順與糾結情緒找到一個抒發管道。另外，這段時期他也開始繪製山水作品，其筆法多用側鋒，畫面意境蒼遠，多半透露著一股悲悵之感。
◆安老：1684～1705
從1684年起，「八大山人」的四字落款開始出現在畫家作品當中，也讓其藝術名聲更為響亮、流傳後世。在生涯最後的22年裡，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詩詞書畫為主，往來人士包括僧侶、商賈、官吏與文士，生命呈現出豐富精采的創作高峰。尤其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八大山人作品，大多都是他此時的精品佳作。對於認識八大藝術的傑出成就，這批藏品的關鍵性可說是無庸置疑。根據張子寧對八大山人創作的風格研究，可粗略將八大生涯之安老階段分為三期，分別是「涉事」（1684～1693）、「趨古」（1693～1700）與「天倪」（1701～1705）。以下便以此分期為敘述概要並擇選部分展品，來說明八大山人書畫的主題內容與形式意義。
在「涉事」時期，八大山人除了接觸世俗萬象，亦勤奮於藝事創作。因此他的繪畫題材漸趨多元，不但各類花卉紛紛出現，其他像鳥禽魚獸也成為畫家的招牌圖像，如同在1688年至1689年間，他繪製的一套11開〈花鳥蟲魚圖〉冊頁所示（圖3）。在該作品中八大山人用大膽粗獷的筆法，以淋漓盡致的墨色描繪景物。其精煉新穎的構圖模式，加上一旁的草書詩作，讓這套書畫冊頁達到傳統文人詩書畫三絕的頂峰成就。尤其該圖的平面性表現、生拙嶙峋的線條與特殊的主題內容，皆是八大日後創作的主要元素，更成為眾所周知的風格特色。八大山人繪製此類圖畫之因，在初始時有可能只是為了自娛消遣或是贈與友人。但是稍後為了應付生活開支，他亦須面對現實生存環境，而開始過著賣字鬻畫維生的日子。
另一套兩開的〈丁香花圖并行草題跋〉冊頁，根據王方宇的考證，可訂年為1690年作品（圖4）。在八大山人的繪畫作品中，這件小品的特殊之處，除了他本人極少繪製的丁香花畫題，全枝花葉淡彩敷色的描繪手法也頗不尋常。對開上的題款為「庚午春，倣包山畫法。八大山人」，另鈐印一枚獨特的朱色山形花押。此處所指的「包山」，應為明代蘇州畫家陸治（1496～1574），其擅長山水與花卉，畫風清雅頗具己意，亦是八大祖父之友。在這多層隱喻聯繫下，八大山人描繪丁香花之姿，或在歌詠春天浪漫情懷，或是感嘆故時舊人往事，到底他實際的作畫意圖為何？無人能確定知曉，只能留待觀者自行體悟其箇中三昧。
這種以極簡筆調為主的詩意作品，還有一套〈花果鳥禽圖〉冊頁，現分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與弗利爾美術館兩處。前者擁有八開，內容描繪花枝、鳥禽與枯石；後者則存有四頁，對象主題為落花、佛手、芙蓉與蓮蓬。其中在落花圖頁上，八大山人在右方以行草書寫「涉事」二字，左方的一片花瓣正緩緩飄落，彼此建構出一種強烈的視覺對比（圖5）。特別是在濃墨書法與輕盈花朵兩者間，八大山人的署款出現其中，之下還有一枚朱色屐形有框扁方花押。整體構圖充斥著一股無形張力，似乎陳述畫家在面對現實與理想間的內心衝突與外在平衡。
約在1690年代初期，八大山人的書畫名聲已眾所周知。至1693年時，他的創作理念與美學態度遂進入「趨古」階段（1693～1700）。也就是說這時期的八大山人，體悟到書畫同源、強調創作者的文采學識、重視個人的情感表現以及師法古人的重要性。在他1693年至1696年間繪製的一套書畫合冊中，便明白表現其個人的學習心得（圖6）。這件作品包含四頁山水主題，儘管沒有題款說明，但觀者依舊可以從圖像造型中，察覺到八大山人向元四大家汲取的筆墨皴法，這也是之前董其昌（1555～1636）所極力推廣的南宗典範。在畫幅之後，還包括吳昌碩（1844～1927）的行書跋文與內藤虎次郎（1866～1934）的行楷書題字，極具鑑藏史料價值。
吳昌碩對於八大山人書畫的心儀評賞，亦同時出現於 1696年的〈荷花雙鳧圖〉上（圖7）。在此吳氏賦詩三首，其中一段指出：「禽言嘲哳石相癯，功德水現荷夫渠；隱者漚鷺沉者魚，誰其畫此雪个驢。」畫面除了右方五株荷花并葉高昂矗立，左方岩石上立有黑鳧之外，底部突出的枯石上則站著另一隻黑鳧。構圖造型獨具一格，尤其是黑鳧的眼光神情極具性格，最受觀者的注目討論。與此幅設計相類似的還有1700年的〈雙雁圖〉（圖8），其描繪著一雙蘆雁棲居於岩石之上。畫家把各個自然物象，安排至某種平衡點，使畫面呈現出安逸寧靜的氛圍。
在八大山人藝術的「趨古」時期，他也創作了不少書法作品。例如展品1698年的〈行楷書孫逖《奉和李右相中書壁畫山水詩》〉（圖9）以及1699年的〈草書耿湋《題清源寺詩》〉（圖10）。這兩幅作品皆為掛軸形式，內容是以抄寫前人詩作為主，表現出八大對於古典文學的熟識與熱衷。像孫逖（約699～761）詩中所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真情；欲寫高深處，還因藻繪成。……」或是耿湋（活躍於8世紀中晚期）文內之言：「儒墨兼宗道，雲泉結舊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徐。……」這些描述山水景觀的自然詩作，無不受到其個人的喜愛而被重複地書寫出來。
八大山人最後晚年（1701～1705）的藝術成就，可謂已達到「天倪」境界。「天倪」一詞原出自於《莊子》中的〈齊物論〉篇章，表示自然天地已無分際，達到萬物合一的絕對理想。根據友人的記載，此時年邁的八大山人已極少與親友會面，呈現隱居遺世的狀態。在展作中一件繪製於1703年至1705年的〈倣倪迂山水并楷書題跋〉冊頁，由其上的題跋便可略知一二。其云：「倪迂作畫如天駿騰空，白雲出岫，無半點塵俗氣。余以暇日寫此。」如同倪瓚（1306～1374）的絕世獨立，沒多久八大山人肉身便棄離塵世羽化而去，只留下精湛動人但又幽澀難解的詩詞書畫，以留待後世觀者釋讀注譯，來解開其中的層層謎團。
圖片提供｜華府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