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江南一帶商業繁盛，過去只能隱居幕後、不為人知的工藝匠人們，一躍成為特別的行銷招牌。像是玉匠陸子剛，擅於陰雕、鏤雕等玉雕技法，甚至傳聞他能以刀雕玉，神乎其技也！此後「陸子剛」成了玉器界頂尖品牌，後來更有「子岡牌」這種以之命名的作品，至今仍相當流行。當時翻身的工藝品類，尚有竹雕一系。
清人金元鈺於《竹人錄》中開宗明義道：「雕竹有二派，一始於金陵濮仲謙，一始於吾邑朱松鄰。」點出了嘉定竹刻為竹雕界的流派之一。嘉定竹刻始於明晚期朱氏三代，朱鶴（朱松鄰）、朱纓、朱稚征（朱三松），之後代代有傳人，並延盛至清早中期，更有入宮廷行走者，如封氏一門及施天章等，也有人未服務於宮中卻名滿宮闈者，如吳之璠。出入宮門，皇帝加持，嘉定竹刻也因而能在竹雕界站穩一席之位。
嘉定竹人在宮廷──封氏一門、施天章
有清一朝為管理龐大且繁雜的宮廷各項事物，因而在創建之初設立了「內務府」，執掌「天子之家事」，之中又以「包衣」（家僕之意）負責處理宮廷中的大小事務。在此之中，執掌製作宮廷使用之物為「造辦處」。康熙十九年（1680）出現造辦處之名，為武英殿造辦處。後代所熟知的造辦處為養心殿造辦處，成立時間未有明確說明，但應早於康熙三十年（1691）。養心殿造辦處設立早期作坊約有14處，後曾達40多處，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經歷一次整併，往後作坊數量大多維持在15處左右。
為了要承辦皇帝及后妃各式各樣的要求，造辦處底下的各類工匠都要隨時待命，這些工匠除不定時調派的外雇工匠，大致上可以分為北匠（包衣匠及官匠）和南匠兩類，其中的南匠來源涵蓋江南、湖廣及閩粵一帶，各地地方官員可能為因應宮廷需要，引薦地方的好手匠人入宮，這些工匠有的只是入宮一年半載（傳差南匠），有人是會在老後返鄉（供奉南匠），有的可能因為手藝異常優異而被拔選成旗人（抬旗南匠）。嘉定竹人入宮供職多數就是南匠之列，得以北上一展長才。
根據學者分析，嘉定竹刻又可分為兩系統：封氏一門及施天章均屬同一系統，為利用竹子地下莖雕刻人物、山水、瓜果、花卉等。封氏一族早先是擅書畫，直至封錫爵一輩才開始經營竹雕事業。封錫爵（字晉侯）一輩有兄弟三人，弟弟封錫祿（字義侯）及封錫璋（字漢侯）二人竹雕手藝也不馬虎，後可能因地方官員推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皆得以入宮行走，任職於養心殿造辦處，但封錫祿不久便稱癲病返鄉，而封錫璋是否繼續在宮中生活則不得而知。
封錫祿、封錫璋二人又以封錫祿更加有名，手藝似乎也更加好，金元鈺是這麼說的：「吾竹根人物盛於封氏，而精於義侯。」其製作有各式人物像，有的是「奇蹤異狀，詭怪離奇」，有的又是「超然有出塵之想」，特色十足。此外說到封錫祿運刀「獨以銛刀，運腕如風，遂成絕技」，而其作品也的確出現在宮廷之中，金元鈺說他曾有朋友在內廷之中見到封錫祿之作，想必也頗受皇帝喜愛。雖曾短暫停留於宮廷，但現今少有確真的作品，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竹根雕羅漢〉，被王世襄譽為「義侯之作，今可信為必真者僅此一件，彌足珍貴」。此羅漢高15公分，坐於一石上，瞇著眼打著呵欠，雙手交握伸直，看似是在伸懶腰，神態愜意，王世襄更云：「傳神之妙，嘆為觀止」。此外刀工流暢，衣紋皺摺相當自然。在羅漢像石座背後不顯眼處有「封錫祿造像」五字陰刻款，然不確定此作是否為任職宮中時的作品。北京故宮另藏有「封錫祿製」款的〈竹根雕布袋根〉，而上博也還有一件「封錫祿」款的〈竹根雕戲球獅〉。
封錫祿之子封始鎬及封始岐也擅於刻竹，後也進宮行走，學者認為文獻中指稱「封鎬」、「封岐」即此二人。根據《活計檔》的記載可知，封始鎬、封始岐至少在雍正五年（1727）時已入宮中，但確切的進宮時間不明，是否是與父親一同進宮，或者是父親返鄉才接替其職，則不得而知。雍正五年十一月《活計檔》〈記事錄〉載封岐（封始岐）申請返鄉成親，這段期間由封鎬（封始鎬）代班，代封始岐返京復職為止，此時封岐的職稱為「雕竹匠」。
《活計檔》中並不是時常可以見到工匠的蹤影，下一次再看到關於封氏兄弟的記錄，則是在雍正九年（1731）一次的領賞記錄。這一次封岐是以「牙匠」之職領了六兩銀。但這次的賞銀記錄中就沒有見到封鎬的蹤跡，學者推斷封鎬可能是封岐的助手，所以早前才有辦法接替封岐的工作，等到封岐回宮，封鎬又退回助手之位，至於之後封鎬工匠職等上的變化，也無從得知。
但關於封岐的記錄還不只這些，等到了乾隆朝，封岐更受到了皇帝的賞識，原本身為牙匠的五兩薪水，在一次機會下跟皇帝抱怨「不敷用度」後，就一次漲了三兩銀，漲幅之大可令現代上班族心生羨慕。而「雕竹匠」到「牙匠」的職位轉變，或也意味著工作範圍的擴大及身分上的提升。雕竹之外，封岐也需要製作漆器、牙雕等，現存在台北故宮的清乾隆三年〈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正是封岐所雕之象牙作品。這作品體積甚小，以象牙雕刻成山石峻嶺為基底，並在此上雕有亭台樓閣、挺拔松枝、蜿蜒小徑等，點景人物兩三人，或坐或站，有的正在船邊話別，有的則是獨立山崖邊遠眺，皆顯示封岐刀工之精細。此件作品在器背山壁上有「乾隆三年歲次戊午冬日 小臣封岐恭製」款，從款的內容確知此作為其任職宮中時作品。牙匠在乾隆朝屬如意館的管轄，如意館又是造辦處底下級別較高的作坊，因而至少在乾隆朝初年如意館成立之後，封岐的牙匠地位應是有所提昇。
然身為雕竹一家封氏之人，現存幾不見封岐雕竹之作，僅見有嵇若昕在其研究論文中反覆提及的現藏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博物館〈雕竹伏虎羅漢〉（鄭葉崇范寄存）。此件〈雕竹伏虎羅漢〉有「封始岐」款，一羅漢坐於一虎之上，雙眼圓睜，雙眉緊蹙，凝視著遠方。衣袍自然披掛，刀法皆與上海博物館藏封錫祿〈竹根雕羅漢〉相似。乾隆三年，封岐逢母喪，告假返鄉，念隆恩浩蕩，攜眷回京，永為報效朝廷，最終可能就老死於宮中。封氏一族在乾嘉年間，尚有封鼎等人擅於刻竹。
人常說伴君如伴虎，封家人是安全度過了宮牆內的人生，但封家弟子之一的施天章似乎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施天章，字煥文，據悉可能生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是封錫祿的弟子，金元鈺說他「工繪事，以竹刻名，巧若神工」，評價甚高。根據《竹人錄》所載，雍正初年，施天章也因為工藝精巧而受舉入京，任職於造辦處如意館（當時如意館應為圓明園內的一處建築名稱，後在乾隆朝初年才成為造辦處作坊之一）。雍正年間的施天章風光無限好，名列前述雍正九年的賞賜記錄中，更是獲得了第一等的賞銀十兩。在《活計檔》的記錄中，也可見其在雍正朝的活動狀況，可說是相當活躍。
乾隆年間，皇帝念在施天章入宮多年、手藝又巧，所以授官鴻臚寺序班，雖然只是個九品小官，但一介工匠能獲得官職，極為難得。但施天章的命運卻在一夕間跌落谷底，乾隆五年從如意館調出、工作銳減、錢餉調降，一次次打擊下施天章選擇出逃，最後卻被天羅地網式的追捕行動抓回了宮中。膽大包天私自離宮的結果就是甕山養馬去吧！幸虧貴人求情，施天章得以返鄉終老。
今日施天章傳世作品亦不多見，除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一件「天章」款〈雕竹佛手柑〉外，台北故宮藏清〈雕竹伏虎羅漢〉因造型風格與上博藏〈竹根雕羅漢〉相似，也被懷疑可能是封氏傳人封岐，或者施天章的作品。另外，身為牙匠的施天章也曾經雕刻過其它材質的作品，如台北故宮藏有乾隆二年〈雞血石「赤壁圖」未刻印〉，選自歷史題材，構圖精細，層層堆疊，並配合雞血石材的呈色變化，帶有「乾隆丁巳孟冬月 小臣施天章恭鐫」款，和日後乾隆朝玉雕作品風格近似。
大家或許會問，是什麼事讓皇帝說變就變？有學者推測主因是雍、乾時期品味轉變，兩朝皇帝對於工藝品風格的喜好開始從蘇州地區的文雅作風，走向廣東一系繁瑣、精巧之流，而施天章就是風向改變下的犧牲者，但這樣說法在施天章作品保存不多的情況下，很難獲得驗證。但從金元鈺說他：「被酒獲譴，養馬翁山」，說明施天章可能是因為飲酒誤事而遭受譴責，皇帝一連串的大動作可能因此而來外，施天章本身性格孤僻、行事作風詭異，也有可能是他不適於宮中，進而出逃的因素吧。
只見風格不見人──吳之璠
吳之璠字魯珍，號東海道人，大致活動於康熙年間，早年居於嘉定，後遷居天津，至老未曾返鄉。吳之璠和前面幾位竹人不一樣，他沒有進宮當過差，卻在意外的狀況下受到乾隆皇帝的讚揚，一首〈詠吳之璠刻賭墅筆筒〉御製詩打響了他的名號。詩是這麼寫的：「賭墅已因勝謝元，即臨大事祗夷然，淮淝捷報傳飛騎，屐齒何妨折不全。魯珍絕技繼朱松，逸品流傳頗寡逢，對弈人間若無事，傳神是謂善形容。」原來，一天乾隆皇帝見一筆筒，驚為天人、愛不釋手，但「槎溪吳之璠」到底是誰？叫來身邊的人一問，嘿！還都沒人知道，下令去查才知道原來是位嘉定竹人，師承三朱。
學者們相信當時乾隆所見之作品，即今日北京故宮所藏〈黃楊木東山捷報圖筆筒〉。雖不是竹雕作品，此作確切表現了三朱一派以來嘉定地區的高浮雕技巧，圓形筆筒器壁一邊是古松垂蔭，松下二老怡然自得地下著棋，三仕女立於側，往遠方一看，另一邊二位騎兵手拿小旗，快馬加鞭疾駛於山壁小徑間，正往這邊過來，內容正是乾隆皇帝所描述的淝水之戰一景。工匠擅於利用圓形器壁的環狀觀看方式，設計了動態性十足的場景，並且利用一空白山壁便解決環形紋飾需頭尾相連、難以連貫的缺點。整體紋飾使用層次堆疊的方式來表現各單元間的前後關係，如山壁為一層，二騎為一層，而一旁參天古松自成一層。空白山壁上刻有「槎溪吳之璠」楷書款及御製詩。吳之璠身前身後在家鄉嘉定都鮮為人知，然彼時定居天津時曾被一位馬姓縣令延為上客，這件作品或有可能是透過馬縣令進貢才得以進入宮廷。
吳之璠這類繼承嘉定傳統的高浮雕作品，上海博物館另藏有一件〈竹雕二喬並讀圖筆筒〉，器外壁雕有二女，一女坐於榻旁凳上，聚精會神地讀著手上的書，另一女則斜側在踏上，右手持紈扇，身體略傾向看書女子，低頭凝視看書女子手上的書。榻的另一端則擺放有青銅尊、硯台等文房用品，營造出明代晚期以降文人書房的氣息。這件作品與〈黃楊木東山捷報圖筆筒〉一比，紋飾明顯簡單許多，存在有較多留白，甚至是沒有背景，且紋飾的層次較為單一，反而愈發像是吳之璠的另一種風格――「薄地陽文」。
《竹人錄》記吳之璠為「所製薄地陽文最為工絕，今流傳人物花鳥筆筒，及行草秘閣，秀媚遒勁，為識者所珍」，「薄地陽文」其實正是淺浮雕，製作時於竹子外壁剔掉薄薄一層，僅保留紋樣凸起部分，吳之璠過人之處在於能夠在這樣細薄浮雕上進一步施加陰刻，讓紋飾愈發立體。台北故宮現藏一件〈竹雕牧馬筆筒〉是公認吳之璠薄地陽文精品，其上所刻臥地翻滾之馬匹，形象之生動，王世襄稱之「形神兼備」。而這樣的精品不外乎也出現了仿品，王世襄便說他曾於1980年代的北京見過一件幾乎一模一樣的作品，但因刀工仍有些笨拙，可能出自其傳人。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吳之璠〈松蔭迎鴻圖筆筒〉，一老者解衣斜臥在古松樹蔭下，赤足交疊，抬頭仰望著上空飛鳥，是「王喬鳧舄」的故事，刻有「槎溪吳之璠」楷書款。此件作品王世襄認為是「為魯珍真而且精之作」，然嵇若昕以松針、松枝略顯板滯，及款識上的刀法與基準品有所不同，而持保留態度。
對於吳之璠生平，歷史上沒有更多的描述，但這位不曾出現於宮廷的嘉定竹人，因一首御製詩而聲名大噪，到了金元鈺寫成《竹人錄》（1807）間不過30餘年耳，便從默默無名到「為識者所珍」，並備受後世追捧，也算是皇帝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吧！
皇帝過眼錄──御製詩中的嘉定竹人
錢詠《履園叢話》中說到嘉定竹雕是「與古銅、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可見其能被選上送入宮中，價值甚至與宋代瓷器一樣，評價甚高。但送入宮中並不代表皇帝喜歡，有時看了沒特別感覺，也就默默收下放一邊去；但從《清高宗御製詩文集》中尚存對嘉定竹雕讚詠，可見皇帝對此品類有所關注。
現今留存詠竹雕詩不多，其中又以嘉定竹雕占多數，此中除詠吳之璠的作品，其餘都是對於明代三朱的讚賞，且吟詠對象多為筆筒。「不期精細期蒼古，以樸因之歷久存」（〈詠三松竹刻筆筒〉），皇帝反覆強調竹器「樸」、「蒼古」的特色，顯然是喜愛竹器這種天然材質表現出來的古樸無華氣質，且順帶批評了過於花俏的紋樣設計。這些竹刻作品因與文人書齋息息相關，雖是閒暇時餘興之物，對皇帝來說仍格外富有文化氣息，才會反覆吟詠作詩，成為皇室收藏品之一。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嵇若昕〈明代雕刻家「嘉定三朱」〉，《故宮學術季刊》，第5卷第4期，1988年夏季號，頁1～56。
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吳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8卷第3期，1991年春季號，頁59～103。
嵇若昕〈從嘉定朱氏論明末清初工匠地位的提昇〉，《故宮學術季刊》，第9卷第3期，1992年春季號，頁19～44。
嵇若昕〈清代前期竹刻藝術初探〉，《故宮學術季刊》，第13卷第2期，1995年冬季號，頁49～91。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1期，1996年冬季號，頁87～116。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