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配合北京故宮舉辦的《石渠寶笈》年度特展，故宮書畫部特地在9月17至18日舉辦一場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歐美和台灣等地共64位傑出的專家學者齊同參與。在會議舉行首日，北京故宮副院長婁瑋主持開幕儀式，並邀請院長單霽翔和研究館員肖燕翼致辭。本次討論分別在兩個場地發表，共列為四項主題，其下更組織13個分場，議題焦點豐富眾多，包括《石渠寶笈》編撰成書的內容與過程、典藏書畫的個案研究及海內外遺珍藏品等。主辦單位希望藉此研討會的開展，搭配展廳內作品，讓民眾更加認識《石渠寶笈》，也替學界開拓新穎的研究方向。
《石渠寶笈》與清宮書畫鑑藏
首位揭開序幕的是資深書畫鑑定學者傅申，他以《石渠寶笈》初編編者梁詩正和三編編者黃鉞為研究對象，從兩人流傳的書畫作品，討論其中的創作風格與當時為帝王代筆的現象。同樣也是以鑑定辨偽為討論主題的還有肖燕翼，他以元代倪瓚〈古木竹石圖〉（北京故宮藏）和〈汀樹遙岑圖〉（上海博物館藏）為案例，透過辨析畫作所鈐御璽、相關著錄和詩文題跋，懷疑兩作皆偽。陳韻如則是以《石渠寶笈》所見的宋徽宗為題，分析清宮所藏傳稱為徽宗的書畫作品，之後透過與著錄文字的比較，突顯清宮對徽宗技藝與畫道的看法；她認為《石渠》展現的徽宗形象，其實是與清高宗的態度與視點有著密切關係。
受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的啟發，張弘星從西方的博物館史學發展觀念，來探討《石渠寶笈》幾個重要特徵，包括重視藏品存放、展示地點及其與西式的空間定位象記術（Method of Loci）之關聯，企圖彰顯乾隆朝中西文化的互通與影響。胡素馨（Sarah Fraser）名為「鏡中窺我」的報告，則是探究乾隆時期視覺文化的「折射」概念：她以〈弘曆洗象圖〉（北京故宮藏）、〈是一是二圖〉（北京故宮藏）和玉粹軒的〈歲朝嬰戲圖〉貼落為例子，說明乾隆朝視覺文化在身分、形象和空間所顯現出來的折射現象。曹星原則討論《石渠寶笈》的法則建構方法，如鑑藏用璽、托古文獻、編撰體例和鑑定分類等編寫模式，是如何深深地影響後世相關著錄。
《石渠寶笈》現已成為書畫收藏的典範文獻，但其中把作品分列等次的方式，卻也引起不少問題。盧素芬便以「從《石渠寶笈》的次等躍升為國寶」為題，討論台北故宮收藏的17件作品如〈谿山行旅圖〉等，是如何從《石渠》次等成為國寶珍物。接著吳雪杉討論現存書畫鈐有乾隆「五璽」、而《石渠寶笈》卻未著錄的現象，例如金代李山〈風雪杉松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便是一例；她認為乾隆在重華宮賜宴群臣的頒賞賜畫，極可能就是作品流出宮外的原因。而張震以「畫禪室」為中心，探析乾隆內府的繪畫品賞趣味和模式，乾隆對明代董其昌所強調文人畫品味的崇拜亦反映於收藏上。邱士華則以 《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者如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和張若靄等為核心，討論他們的經歷背景和參與活動，並特別考察懋勤殿的組織功能。
吳敢指出儒家五經之首的《詩經》是乾隆極重視的經典，而南宋馬和之名下的〈詩經圖〉，更是清宮徵集蒐羅的主要目標。由於乾隆對此畫題十分喜愛，還特定修建名為「學詩堂」的廳室，以儲放相關作品，並在整理考訂〈詩經圖〉上花費不少時間與心血。關於學詩堂的功用，田藝珉更進一步加以探究，她認為乾隆首重鑑定，習慣以新證舊，其次則分門別類後加以儲藏，最後才是彰顯政績以明鑑誡。董建中則是從比較文本來檢視《石渠寶笈》書畫著錄的編撰過程和標準訂定，其採用的文獻包括《樂善堂全集》和《樂善堂全集定本》。最後楊小京借助《墨緣匯觀錄》與《石渠寶笈》，講述安岐與乾隆之間的潛在交流，記錄當時民間私人與宮廷內府收藏的互動往來。
《石渠寶笈》著錄繪畫個案
本單元討論重點放在繪畫，王連起以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李唐〈晉文公復國圖〉為中心，分別從文獻記載、題跋印鑑和筆墨風格，推斷該畫創作時代不會晚於南宋，應是出自宋高宗朝院畫家之手，風格略近李唐並參雜他人筆法。余輝則選擇本次明星展品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但把焦點放在畫卷後的歷代跋文考釋與圖文遺缺，他強調從前代觀畫人士的詩詞文句裡，可以體認到他們面對此幅繪畫不同的態度和解釋，而這些詮釋亦影響當今看待這件名作的創作動機與功能意圖。針對〈清明上河圖〉的另一篇報告，是章宏偉對畫後題跋裡出現的《向氏評論圖畫記》所做的一番文獻考證。黃小峰的研究則轉移至另一幅名蹟北宋李公麟〈五馬圖〉（藏地不詳，一說已毀於二戰戰火），他嘗試追蹤該畫的創作原貌，並試圖將之放在歷史脈絡中觀察，最後並期待該圖能早日現身。
凌利中考鑑《石渠》著錄的李升〈澱湖送別圖〉（上海博物館藏）和王淵〈木芙蓉圖〉（弗利爾美術館藏）真蹟為案例，來探究書畫鑑定時研究歷代書畫割配現象的重要性。衣若芬則重新檢視清宮舊藏的明代〈北京八景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並討論該圖與明初畫家王紱的關係；她從中國不存的朝鮮復刻本《北京八景詩集》中，還原了永樂朝13家詞臣的賦詠詩文共112首。除了前代的山水花鳥，《石渠》文獻中還出現不少當朝的動物走獸繪畫，王廉明便探討清代艾啟蒙〈十駿犬圖〉（北京故宮藏）及清宮動物畫的幾個面向，例如多樣版本、可複製性和協力合作；他認為這些動物畫還具有展示與紀念功能，與乾隆朝的都會視覺文化（cosmopolitan visual culture）有著密切關係。同樣提及此類作品的還有郁文韜，他把清宮動物圖譜視為是中國格物、博物傳統與西洋寫實畫法的發展與交融，進而產生不同的創作意圖和文化意涵。
另外，這次會議亦出現幾篇對古畫作者歸屬的翻案文章，像板倉聖哲對元代夏永創作之重新考訂與探究便是一例：往昔許多夏永的界畫都被歸為王振鵬之作，但他收集現存八件〈岳陽樓圖〉畫作，深究其筆墨風格和畫面表現，重新歸屬而再發現夏永的存在。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汪亓對禹之鼎山水創作的研究上，禹氏的山水畫藝向來被其人物肖像的成就所遮掩，這次透過兩幅《石渠》著錄的山水畫〈摹王蒙筆意山水〉和〈擬趙千里山水〉（皆為台北故宮藏）為起點，重新展現畫家的另一風貌。陶喻之對倪瓚畫像流變的研究也頗具新意，他以現存的幾幅倪瓚畫像，加上從上海嘉定孔廟壁上所發現的石刻像排列對比，進行風格分析。朱萬章則是關注清宮舊藏明代吳偉的〈洗兵圖〉，從現存兩幅殘卷（分藏於北京故宮和廣東省博物館）的鑑藏印章上，重新補證該畫的流傳經過。
本場討論最後再回到《石渠寶笈》著作身上。單國強以諸本《石渠寶笈》目錄索引，包括《石渠寶笈》的原著目錄、馮華編輯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索引》以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等比較分析優劣，並呼籲故宮未來應該要建立電子版的匯編原文和索引目錄，方便研究者使用。戴立強則以兩套散佚不全的作品〈唐宋元名畫大觀〉和〈名畫薈珍〉（皆為遼寧省博物館藏）為討論對象，重塑其收藏來源與流散過程，此外他還在吉林省博物院中找到佚失的圖畫篇章，令人感嘆古物有靈。朱賽虹對《石渠寶笈》的探究另闢新徑，她整理歸納文獻中出現的古代紙品樣式，建立起完整的檔案資料，是研究物質文化的重要材料。
博物館藏《石渠寶笈》著錄繪畫
除了兩岸故宮自身的典藏，許多海內外的知名博物館，也都保存不少曾被《石渠》著錄的經典佳作。因此大會另設專場，邀請八位來自博物館界的研究員，各自對其清宮舊藏作簡介。首先來自美國檀香山藝術館的艾德玄（Shawn Eichman），以館藏夏昶、項聖謨和陸治的作品為重心，討論其鑑定真偽和入藏過程。弗利爾美術館的安明遠（Stephen Allee）以「石渠美華雙墨梅」為題，探究館藏元代鄒復雷〈春消息圖〉和巖叟〈墨梅圖〉。納爾遜博物館的馬麟（Colin Mackenzie）以館藏來自清宮舊藏的15件古畫為主，分述其購藏始末與經過。來自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則檢視館藏〈女史箴圖〉、馬和之〈陳風圖〉、唐寅〈西山草堂圖〉和文徵明〈寒林圖〉等七件畫作。
來自弗利爾美術館的另一名研究員司美茵（Jan Stuart），把焦點從繪畫轉移至陶瓷：她觀察到乾隆朝宮廷書畫與瓷器裝飾之間的交融，皇帝把瓷與畫的結合發展到極致，一方面珍視卷軸畫作的價值並維護其核心審美地位，同時也讓琺瑯瓷發展出自身的獨特之處。香港藝術館司徒元傑則是鉅細靡遺地講述在香江的《石渠》散佚書畫作品，他特別取館方虛白齋舊藏的馬和之〈齊風圖〉為個案，探究這些清宮藏品是如何流入香港及其歷史意義。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劉晞儀則概述館藏24件《石渠》著錄的書畫，再以乾隆〈鹿角圖〉為討論個案：她認為該圖卷結合書畫和滿漢價值觀，並包容西畫元素，反映出乾隆的國際視野與征服西洋的野心。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不少《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著錄的書畫，共計有161件（組）；在郭丹的報告裡，她不但詳列藏品清單，更是說明其多方入藏來源，包括調撥、捐贈和購買等。
《石渠寶笈》著錄書法、碑帖個案及其他
本次會議最後的討論主題，則涉及書法、印鑑和碑帖，具體呈現當今學界的最新研究。例如王耀庭以南宋帝后鑑藏用印為對象，透過文獻著錄、存世書畫的水準風格，加上印文風格、鈐印位置與印泥色澤等角度，重構南宋皇室與帝后的用印模式。牛克誠則是聚焦於「紹興御府印」的形態學研究，該印組本是南宋高宗的內府收藏印鑑，其中包括「紹興」、「希世藏」、「內府書印」、「御書之印」和「睿思東閣」等；然而每一種印文，又有多種不同樣式，增加後世鑑定書畫的困難度，因此他便以整理和對比方式，配合文獻史料證據，釐清該印組的真偽問題。趙晶考證「司印」是明代司禮監前身紀察司的勘合印，使用年代約為洪武七年至十七年間 （1374～1384）。
故宮收藏的清宮遺存拓本約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舊藏的前朝拓本、另一些則是清代內府鐫刻的當朝作品。尹一梅這次以《石渠寶笈》著錄的康熙皇帝御書拓本〈玄燁賜蔣廷錫臨黃庭堅行書步虛詞十首之一冊〉（北京故宮藏）為題詳加分析：該作刻工精湛又用宮廷御製墨拓製，實屬難得一見的佳品。何碧琪以《石渠》所載的〈麻姑仙壇記〉拓本探索其真偽和版本問題，她強調法帖、碑版、拓片等版本之於書法史研究，猶如文獻版本學之於歷史研究一樣重要，不宜因其可疑或是偽蹟，便一概地抹煞其影響力。許國平則考究北京故宮所藏肅府本〈淳化閣帖〉拓本的版本問題，他以同一館藏的懋勤殿本為比較對象，探討肅府本舊傳七種拓本的製作時序。王禕則從《石渠》著錄了解清宮碑帖的收藏狀況，並指明至乾嘉時期已達鼎盛，完善了內府的法書典藏。
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曾專列〈石鼓文〉相關部分的篇章長達57頁，可見乾隆對於該作品的珍賞重視。施安昌此次在其報告裡，針對北京故宮所藏一件元拓〈石鼓文〉，說明內容與賦予評價。杜娟則以〈書蘭亭詩並後序卷〉（北京故宮藏）為例，探討明清時期法書鑑藏的錯判與書史想像，她認為前朝鑑藏家的誤判錯論，是提供當代的寶貴經驗；而從其過往的鑑定方式、認識和觀念，奠定今日研究成果的關鍵基礎，不可輕視。盧慧紋從《石渠》著錄裡，再次重探元代書家康里子山的作品：她試圖對其作品進行全面性的考證、編年、風格分析與溯源，期待能藉此對書家行草作品有較完整的了解。本場最後是由秦明所發表，他以北京故宮舊藏的明拓〈孔穎達碑〉為對象，詳列該作品的歷代著錄與各方考證，並指出當時清宮內府對於考據學與帖學的偏好與延續性。
未來展望
大會閉幕式由北京故宮書畫部主任曾君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婁瑋做學術總結，向所有參加的學者、聽眾與工作人員致謝。綜觀此次研討會的報告內容，可發現以《石渠寶笈》為中心的學術議題與範疇隱然成形，其輻射出的相關重要議題，包括傳統鑑定方法、編目形式與著錄分類、清宮收藏模式與展示地點，以至書畫作品物質型態的記錄資料，都為日後的研究領域打開關鍵窗口。尤其在同一時間，北京故宮亦出版大型叢書《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共40卷，把文獻與圖像合一匯集，發揮「以文釋圖，以圖佐文」的雙效功能，書中還附註專家鑑定意見與最新學界成果，為當前書畫圖錄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正如許多與會者提出的意見，希望兩岸故宮能盡快合作建立起圖文並茂的電子資料庫，提供更為便利的研究工具，吸引更多有心人士來參與其中。
圖片提供｜林逸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