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敦煌盛況即將席捲而來！即日起至2016年1月10日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舉辦「絲路聖窟─認識與再創敦煌（Sacred Caves of the Silk Road：Ways of Knowing and Re-creating Dunhuang）」特展。本次展覽是由該館研究員劉怡瑋、經崇儀與郭爽怡精心策畫。展品從古代絲路文物（圖1）到1960年代的黑白照片（圖2），統整介紹敦煌藝術的發展歷史與現代的創新啟迪。該展內容共分為兩大類：首先從簡介敦煌建築開始，延續至繪畫和雕塑，最後以文書和印刷為終。次者則著重該機構珍藏的歷史檔案照片、藝術家的臨摹作品和當今的數位出版。以教學研究為宗旨的普大美術館希望透過本次特展，使得觀眾學子能夠對敦煌文化有全方位的認識與更深刻的體悟。
遺跡建築
位於古絲路上咽喉之地的敦煌，不僅立足東西方之間的交通要道，更具有深厚的多元種族文化基礎。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敦煌遂成為中古世紀中亞地區繁榮的商貿城市。但經過數百年來的風吹雨打，如今當地大部分的古蹟房舍和歷史屋宇早已坍毀，所保留的建築形式僅有洞窟石室。廣義來說，世人所稱的敦煌石窟群，是指以莫高窟為主體的古敦煌境內所有窟室，其中包括座落於今日甘肅敦煌市的莫高窟、敦煌縣西南的西千佛洞，以及安南縣南方的榆林窟、小千佛洞與東千佛洞等。從這些窟室中發現到的卷軸、壁畫、雕塑與文書，皆是成就敦煌藝術的重要文物。
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336）、俗稱千佛洞的莫高窟，處於敦煌城東南約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其窟群南北長約1600公尺，現保存約有735窟。北區洞窟為歷代僧侶和畫工雕匠的住所，整體建築矮小且室內裝飾簡素；大部分的壁畫及彩塑都存留於南區石窟裡。探究現存該地窟室的內容形制，略可分為洞窟前室和洞窟主室兩類；其中前室部分，又可區分為敞開式、封閉式和長甬道式。而主室方面則能歸納為六種建築構造：中心塔柱式窟、坐禪窟、佛殿窟、涅槃窟、大佛窟和背屏式窟。這些洞窟的形制極富變化，在不同時期各有獨自風格。即便在同一朝代中完成的建築及形制，也會因各自的使用功能和教義需求而有所改換。
若以涅槃窟為例，其窟型通常為橫長方狀，室內另建有長型高台。佛陀的涅槃臥像便直接橫放在觀者面前，雕像前方沒有任何遮擋物，以便供信眾頂禮膜拜。莫高窟群裡最著名的涅槃窟，即屬於在吐蕃統治時期所鑿建完工的第158窟（圖3）。該尊涅槃像為石胎泥塑，表現釋迦牟尼佛圓寂時的安然情境：佛陀左手貼放在身側，和身軀衣紋渾然為一，整體氣氛柔和平靜。尤其佛陀面容似睡非睡的形貌，更透露一股怡然恬淡的韻味，可以感受到涅槃與再生的潛在生命力。在主像南北兩旁還有迦葉佛和彌勒佛兩尊塑像，共同組成象徵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世佛。窟頂中央和東西披頂畫有十方淨土與赴會菩薩，而南北披頂則是繪製普賢變相和文殊變相圖。後方壁面更出現菩薩羅漢、梵釋天人、天龍八部與散花天女等人物，其神態各異、性格鮮明。
繪畫與雕塑
如前所述，敦煌壁繪的主要題材乃為主尊像、佛傳本生、經變、供養神祇與裝飾圖案（圖4）。儘管其中多數都是依據佛教經典繪製的宣教內容，但在造形藝術表現時，古代匠師卻是根據現實生活與自身經驗，來塑造這些人物形象與背景環境，因此也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發展與歷史文化。例如經常出現的舞樂圖，不但用來頌揚佛陀的崇高法教，更凸顯世俗舞樂的發展現況。樂工手持來自中原與西域的各式樂器如排簫、豎笛和腰鼓等，加上身穿錦衣石榴裙舞伎翩然起舞、旋轉騰踏，無非再現唐代白居易詩中「弦歌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的胡旋舞模樣。
除了神采飛揚的生動壁畫，敦煌洞窟裡也出現不少卷軸作品。例如這次館方從大英博物館商借的〈熾盛光佛及五星圖〉（圖5），便是非常難得一見的珍品。作為圖面主尊的熾盛光佛正放大光明，象徵鎮懾不祥惑星的威猛神力。圍繞身旁七色雲彩上則乘載五星神眾，其中頭戴猿冠、手持紙筆，並以婦人之形出現的是木星（北辰星）；頭頂豬冠、身著青衣，並捧著花卉果物者為水星（歲星）；帶牛冠、持錫杖的土星（土宿星）；戴鳥冠、穿白衣的彈琴婦人為金星（太白星）和以外道之姿現身、戴驢馬冠、四隻手持四種武器的火星（熒惑星）。此畫中的供養題記清楚紀年為唐代乾寧四年（897），且畫作頂端留有紫色的絲綢寬帶，表明此幅作品應曾被當作掛軸使用。
敦煌石窟裡的彩塑形式，可略分為立體圓塑、貼壁半圓塑、浮塑和壁塑四大類（圖6）。內容題材大致有佛陀、菩薩、天王金剛、羽人飛天、神獸和禪僧等。在製作大型洞窟像時，通常會先預留塑像的大概石胎，之後細鑿製作完整石胎，再使用草泥、細土等材料裹覆外部，最後敷彩雕畫精細部位。在製作小型塑像方面，則是選用適中圓木，削刻人物的骨架結構後，再於外部纏繞草料或布料，最後敷裹細泥加以敷彩。從這些現存作品當中，可發現古代匠師在製作佛像時，除了採用雕、刻、塑、捏、貼、壓、削等技法建造本體，更以繪畫藝術中的點、染、刷、塗、描等手法來裝飾外觀，表現出高超質感而極富感染力（圖7）。
文書和印刷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千佛洞主持道士王圓籙（1850～1931）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甬道上的積沙塵土時，偶然發現室內北側別有洞天，於是加以開鑿發掘，赫然發現秘洞裡存有大批經書文物，即後世所稱敦煌寫本，此地也是學者口中常說的敦煌石室之所在。這批在19世紀末出土的敦煌遺書，由於其中典籍卷帙浩繁，內容包羅萬象，不但引起中國專家如葉昌熾（1849～1917）的研究注意，更震撼著國際考古探險家像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以致眾夥陸續聞風而至，親身前往敦煌探詢細況。之後敦煌遺書便與河南安陽殷墟甲骨、西陲漢晉簡冊與明清內閣大庫，共同並稱為中國清末四大發現。
藏經洞中多達萬卷的文獻資料，除了古物自身存在的歷史意義，文字內容更涉及歷朝以來當地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交流。這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學和宗教等各類領域，有著關鍵的參考價值。在這批敦煌遺書裡，大部分的卷子都是屬於佛教文書。其中不但有各朝將相貴族分送給寺院供養的佛經論典，亦包含著本地的譯經、疏釋、著錄、刻印和寫本。另外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其他宗教的文獻資料，也可從敦煌遺書裡發現不少蹤跡。其他諸如傳統中國典籍、敦煌詩歌變文、民間記錄契約、社邑田制文書以及少數民族的文字寫本等都保存其中，實屬不可多得的珍貴檔案。
這次在陳列展品裡，館方便與同校的普大圖書館合作，從各自館藏中精挑作品以饗大眾。例如舊傳三國索紞（約250～325）《道德經》、南北朝《楞伽經》、唐代《佛說佛名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圖8）、宋代《十業道物語》、元代《華嚴經》、《下元將軍所管四季月吉凶圖》和《中阿含經》等。這些文書字體皆透露出各自的時代風格，內容多元精彩豐富。另外，展場中還有幾件插圖殘本，如〈觀音〉（圖9） 和〈人物〉（圖10），其流利順暢的筆墨線條，代表著當時藝匠畫師的熟練手法與技藝成就。從這類的資料文獻中，亦能知悉不少佛教高僧的傳法動態、翻譯和寫經的中心地，甚至可以獲得紙張生產地的某些訊息，是研究古敦煌宗教信仰和物質文化的寶庫。
歷史照片
歷來各地敦煌藝展之多不勝枚舉，而普大美術館的這場特展，不但提供觀眾認識莫高窟文物的機會，更凸顯現代人士對於敦煌「再創作」的經歷過程。其中展品的亮點之一，就是館藏羅寄梅（1902～1987）伉儷的敦煌照片檔案（James and Lucy Lo Achieve，圖11）。羅氏出身湖南長沙，並在1930年代於南京成立中國文藝社，因此機緣而認識許多著名的藝文人士，如張大千（1899～1983）、徐悲鴻（1895～1953）和齊白石（1864～1957）等人。1943年羅寄梅偕夫人劉先來到敦煌，其主要目的即為拍攝敦煌石窟。之後的兩年間他們在莫高窟和榆林兩地，總共拍攝了數百個窟室及其周邊外景，是至今存留較完整的敦煌照片資料之一。
後來因為時局動盪，這批照片檔案便隨著羅家的搬遷而四處輾轉。從敦煌、重慶、南京至台北，最後於1968年在學者方聞的籌畫之下，入藏到普大的美術資料室中。據悉近日校方即將出版《羅寄梅夫婦檔案之敦煌照片圖冊》一書，當中不但收羅了圖檔照片，更包括羅氏當年採用的拍攝裝備、遊記史料和石窟報告等文字資料。這批影像文獻之所以特別重要，即在於它是20世紀敦煌藝術研究裡，規模最大且品質最精的視覺史料紀錄。其實當時除了羅寄梅，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險隊、鄂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和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等人都曾拍攝過敦煌石窟場景。但後者都無法像羅氏一般，有系統地擇要攝影。
舉例來說，羅寄梅根據張大千的石窟編號，使用各類大小不一的相機拍攝，拍攝內容包括整體窟形、室內壁面和局部細圖。他所選擇的目標對象，至今看來都是屬於藝術成就較高的洞窟壁室，表現出個人獨到的審美眼光。照片裡的部分取景角度，更是顯示羅氏精準的視覺敏銳和空間感受。更重要的是今日許多的洞窟、壁畫和塑像，都受到時間自然風化的影響而逐漸傾毀剝落。然而透過這批照片的留影紀錄，得使我們現在能夠重新探訪作品原本的細節風貌，並在相互參閱之下來進行文物修護的復原工作。相信在羅氏照片檔案悉數公布後，敦煌研究勢必會產生新的學術效應與豐碩成果。
藝術家臨摹
當年羅寄梅夫婦在敦煌拍攝洞窟壁室時，也曾聘請數位畫師來臨摹壁畫。展場中陳列的兩件相關作品，分別是〈張議潮統軍出行圖〉與〈宋國夫人出行圖〉。兩圖內容皆出自莫高窟第156窟，前者是繪於該窟南壁及東壁門南底層，與位於北壁及東壁北底層的後者兩相對稱。〈張議潮統軍出行圖〉描繪的是晚唐統治敦煌的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799～872）出行之軍隊場面，共分為前、中、後三部分。前段以軍樂儀仗為引導，兩側士兵身穿甲冑並手持武器，席間有樂隊十人在演奏行進。中段是以張議潮為主角，他衣著紅袍騎坐白馬，威風凜凜地正要過橋。後段則是大批侍從追隨並以軍需糧隊為終。整體構圖生動活潑，呈現出統領出行的威武場面。
而〈宋國夫人出行圖〉榜題中的「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指的便是張議潮夫人。這幅長卷式的構圖是以百戲歌舞為前導，其次為舞伎四人，皆身著長袍表演舞蹈。隨後則有豪華儀仗禮車，大批的侍從眷屬分列兩旁。中間衫裙高履的宋國夫人，身姿雍容華貴地騎於馬上。畫作後方描繪一批馱運隊伍，正穿梭行進於野外山丘之間。不同於其夫出巡行軍的雄壯場景，夫人的華麗現身與熱鬧群眾，更彰顯慶祝的歡樂氣氛。這兩幅臨摹壁畫的繪畫作品，深刻抓住原作的人物精神，而宏大的敘事場景亦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成為重現歷史的繪卷佳例。
現在由於石窟內的文物無法搬動，因此從敦煌借展到各地參展的作品多屬洞窟模型、壁畫臨本和彩塑摹作。它們不僅為敦煌石窟藝術的菁華代表，更是今日藝術家心血的結晶與成果。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便有無數的藝術家前往敦煌臨摹習作而獲取創作靈感，這些人物包括張大千、常書鴻（1904～1994）、謝稚柳（1910～1997）、董希文（1914～1973）、段文杰（1917～2011）和史葦湘（1924～2000）等。他們都曾在幽暗陰冷的石窟密室中，細心觀察原作面貌，並加以揣摩探索，後以精練嫻熟的摹繪技術，準確忠實地再現敦煌的藝術光輝。這些臨本摹作除了具有強烈的紀錄性質，更帶給後世學人豐厚的學習典範，無論在保存歷史價值或是藝術審美教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地位。
出版物與數位化
儘管「敦煌學」一詞，是由民初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所提出，但是研究敦煌地區的歷史文物，卻早在清代末年就已開始，例如道光元年（1821）學者徐松（1781～1848）便在其著作《西域水道記》中，記錄他個人親至敦煌的實地考察。經過百年來的學術進展，現在關於敦煌藝術的工具書亦有眾多出版品。在1993至1998年間由敦煌研究院所編著的《敦煌石窟藝術》和自2000年起發行的《中國石窟》系列，多聚焦於莫高窟和榆林窟兩處。另一套是商務印書館於2000年起刊行的《敦煌石窟全集》，採用壁畫內容區分成冊，加上數位照相和科學測繪的新技術，讓該書的學術價值大增。這些大型圖錄的出版，無論從藝術鑑賞或是教學研究等角度來看，都是屬於優秀的參考讀物。
除了中文發行的圖籍，海外也有不少的相關著作。例如2012年《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藏敦煌繪畫（Buddhist Paintings of Tun-Huang in the National Museum，New Delhi）》一書，便是探究當年斯坦因所帶回的敦煌絹畫之另一批存於印度的藏品。2015年蓋蒂保存中心更重新推出英國學者韋陀（Roderick Whitfield）的著作《敦煌莫高窟：絲路上的藝術與歷史（Cave Temples of Mogao at Dunhuang：Art and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第二版，再次將此經典介紹給新一輩的讀者。此外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員趙丰，近十幾年來遊學歐美地區，將英、法和俄等國所收藏的敦煌絲織作品加以研究並發表於世，持續出版《敦煌絲綢藝術全集》系列，讓學界更加認識敦煌織品的高度技術與藝術成就。
進入數位化時代後，為了整合流散於世界各地的敦煌遺蹟與文物，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IDP）遂於1994年成立，並將秘書處設立在大英圖書館。該組織早期工作集中於修復與編目，近期則是專注在數位化、教育和研究範疇。由於參與本計畫的國家機構眾多、工作人員素質優秀，早已成為當今敦煌學的重要單位。其他諸如美國西北大學和台灣大學等學院機構，近年來也相繼進行莫高窟的數位復原計畫，希望透過最新科技展示，加強敦煌藝術的教育推廣。2014年在敦煌研究院的籌組下，敦煌莫高窟數位展示中心正式對外開放。這項創舉不僅打造全新的參觀體驗，更能善加保護洞窟與古物，降低人為的外部破壞因素。
敦煌潮的來臨
從2013年開始，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合作概念後，其效應影響也迅速擴及人文學科。在歷史和藝術領域裡，有關歷代中國的對外交流活動，突然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其中絲路研究更是熱門話題。因此除了這次普大美術館的敦煌特展，美國著名的藝術收藏和展覽機構蓋蒂中心（The Getty Center），也於日前宣布將於明年（2016）5月舉辦為期一季的盛大展覽，名為「敦煌莫高窟：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Cave Temples of Dunhuang：Buddhist Art on China’s Silk Road）」。此大型展覽旨在透過精美絕倫的展品，向世人展現古代絲路上各類民族間貿易、宗教、藝術和文化的頻繁往來情景。本次的普大展覽可說是場極佳的暖身展示，讓觀眾準備好迎向來年的敦煌熱潮。
圖片提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