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顏色光譜內，藍色可說是十分受人喜愛的種類之一。古往今來，無論是東亞傳統、中東社會或是西方環境，藍色一直出現於各地的視覺藝術裡、成為創作者主要的設計元素。位於澳洲墨爾本的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舉辦一場名為「藍─奇色幻化（Blue：Alchemy of a Colour）」特展（展期至4月3日），透過展示來自不同國度的文物，試圖討論「藍」這一色彩的物質文化與美學特色。館長Tony Ellwood表示，在東、西方藝術史裡，藍色總帶著一股令人著迷的神奇魔力。因此本展將以館藏東方文物為主、西方文物為輔，經由陶瓷、織品和圖繪等多種媒材，來探究變化多端的藍色世界（圖1）。
大抵說來，傳統藍料的成分可分成兩類：一是金屬類的鈷藍（Cobalt blue），另一種則為植物性的靛藍（Indigo blue）。兩種原料都必須經過化學處理，才能顯現不同層次的彩度。其他諸如近代出現的普魯士藍（Prussian blue）或是群青藍（Ultramarine blue），也經常被藝匠們使用。由於藍色出現頻繁、受人青睞，遂在達官貴族與平民百姓的生活之間，成為不可或缺的顏料款式。從日常用品、宗教儀式到文化表徵，無不具有關鍵地位（圖2）。尤其在中國文化裡，經常以「青」字描述科學光譜上從藍色到綠色之間的各類彩度，因此增添不少複雜意涵。到了16世紀後，亞歐兩地之間藝文交流盛行，藍色更以文化仲介者之姿，出現於不同設計、材料之中（圖3）。
鈷藍陶瓷：發展與貿易
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地中海地區便出現以鈷藍為原料製作的彩色玻璃器和施釉陶器。在中國方面，唐代（618～907）也已採用鈷藍繪製陶器。到了13世紀早期，為了迎合波斯市場的顧客需求，中國瓷業便進口波斯鈷藍色料製作器物。此種情況至元代（1278～1368）時蔚為風潮，其外銷產品遍及東亞和中東國度。16世紀葡萄牙人建立起亞洲貿易海路，之後中國的青花瓷便大量傾銷歐洲，影響當地的社會生活甚鉅；甚至還出現不少仿製品。即使到了18世紀歐洲製瓷工業興起後，仍舊對來自東方的青花瓷念念不忘。
說到中國青花瓷的發展，就必須提及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曾為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舊藏的一對元代〈青花雲龍紋象耳廟供大瓶〉，其上銘文提到「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良辰謹記」，不僅是迄今所知最早帶有紀年款的元青花作品，其採用來自伊朗、俗稱「回回青」的鈷藍顏料，也代表著當時製瓷業高度的發展。本次展品裡一件14世紀中國〈青花匜器〉（圖4），外壁有八片開光，內壁周圍為纏枝花紋。底部描繪著一對鴛鴦優遊於荷塘間，傳遞著吉祥喜慶的寓意。其鈷藍發色濃郁，可與青白底色相互對映。
約在14世紀後半葉時，中國青花逐漸揚名國際，東亞國家的陶瓷製作無不受其影響。以18世紀朝鮮〈青花龍紋瓷罐〉（圖5）為例，此種在瓷器上用鈷藍繪製龍紋圖案的手法，在當時頗為流行；尤其是宮廷舉行的各類祭祀和典禮場合，經常都可見到用這種瓶器來插花。但由於當地的鈷藍色料進口不易、且所費不貲，因此燒製後的色澤，在水準上總有參差不齊的狀況發生。另一只同屬18世紀的日本伊萬里〈青花瓷壺〉（圖6），外觀繪製著通俗的鳳凰呈祥圖案，明顯可見中國元素；但隨後日本製陶業便很快地發展出獨自的風格特徵，並在明代（1368～1644）衰敗後取代中國的貿易地位，開始大量銷售製品至歐洲地區。
在東方陶瓷遍布流行於西方市場時，歐洲各國的製瓷工坊也看準商機，希望能從這股潮流中抓住豐富客源，且準備一展身手：例如展品裡出產於18世紀英國沃徹斯特（Worcester）的〈藍釉龍紋瓷盤〉（圖7）便是一例。該盤中心繪製著一條青龍，但不同於中國出品的細緻，其模樣簡約、造型粗糙，尤其龍頭更是難以辨認，證明製作者應是本地工匠。此現象源於進口陶瓷貿易盛行，讓青龍圖騰迅速成為西方顧客眼中的東方皇權象徵，並廣泛受到喜愛，因而出現大批次級的模仿品。此外，當時英國的鈷藍原料是從德國薩克森（Saxony）一地所進口，也可說明近代鈷藍瓷的全球發展景況。
陶瓷與織品：紋飾交流
當中國的青花瓷於16世紀大舉進入歐洲市場時，印度所出產的藍染原料與技術，也同樣被介紹到西方世界，並雙雙成為當地民眾重要的日常所需。對於這種來自東方的神祕藍彩色調，歐洲人很快地為之瘋狂，頓時興起一股美學風尚。他們不僅擺放青花器皿以裝飾居家廳堂，更用藍染織品和布料做為裝潢壁紙和室內擺飾。此時的亞洲藍色遂成為歐洲傳統調色盤中的新興元素，塑造出一種嶄新的視覺語彙；並從瓷器和紡織等跨媒材物件中，衍生各類形形色色的圖飾與主題，使得東、西兩方藝術表現充分發揮，相互交流影響（圖8）。
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景德鎮成為青花外銷產地的重鎮。其中專為歐洲市場製作的日常器物，在西方被稱為「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一般說來克拉克瓷的胎體薄細、瓷釉光亮，尤其在盤邊周圍繪有藍框開光，上面有各類花卉與幾何圖案，是其特有的型式與標誌。「Kraak」一詞是指大型的貿易船隻，後來相繼被葡萄牙和荷蘭等海上經貿強國用於指稱這款陶瓷而流傳。目前可以確認，此詞最早出現於163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某位官員在印尼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達）所寫的信件之中。其實克拉克瓷不僅遍布歐、美兩大洲，在江西出土的墓葬裡也曾發現蹤跡，顯示這類瓷器有著廣泛的使用者。
東西瓷器交流的情況，也可在一套18世紀印度的細密畫中觀察到：主題是描述烏代浦（Udaipur）皇家苑內的一場宴會，於王公背後可見到牆上的青花壁磚。根據館方研究指出，這些壁磚是在荷蘭著名的製瓷產地代爾夫特（Delft）所出產的。陶磚上的紋飾結合了不同的異國主題，例如印度宗教神祇、南亞地理景觀與荷蘭傳統母題，可謂多元文化互動之明證。這批壁磚極有可能是跟隨荷蘭外交或貿易使臣，於18世紀早期遠渡重洋，最終來到烏代浦的蒙兀兒宮廷（Mughal court）；亦或者是從1744年前隸屬於荷蘭的貿易根據地印度港口蘇拉特（Surat）運送過來。在宮廷建築其他的細微處，同樣可見到中、荷兩地的傳統紋飾。
在展場裡，還陳列著一批18世紀中晚期的荷蘭代爾夫特壁磚，種類繁多，皆屬館方收藏。這類壁磚胎體厚實，鈷藍釉色淺薄，是當地最富盛名的產品。17～18世紀，該類壁磚在社會民間隨處可見。它們經常被用來裝飾家居壁爐和四周牆面，尤其是安置在廚房一處，又因為壁磚容易清除油汙、便於整理而大受歡迎。不久後，該類壁磚即隨著荷蘭帝國海權的擴大，成為全球各地貿易的主流商品。另外，表面的圖繪多是以人物風景為主，無論是手持號角的牧童、或是炊煙裊裊的屋舍，都透露著一股濃郁的荷蘭風味。四個角邊加以似蝶、似花的紋飾，更增添些許典雅的裝飾性。
靛青：藍染布料的裝飾技巧
藍染植物遍布全球，並且藍色深受大眾喜愛，因此在各地區形成特殊的產業技術和藝術美學。例如在公元前2000年時，印度人已從一種學名叫做Indigofera tinctoria的植物中提煉出靛青原料當作染布的染料，當地至今仍然使用古法製作。此外，透過精心熟練的控制手法，可讓藍染顏料展現出不可思議的色澤，一如戰國時期荀子見到染匠從綠色藍草中，萃取出動人的清麗色彩時，發出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讚美。製作藍染的技巧龐雜，包括夾染、紮染、縫染、絞染和蠟染等技法；近年來，在台灣原住民部落、或客家村莊中，亦出現不少藍染工坊，有興趣的讀者亦可親身前往、參與體驗。
展品裡還有一組來自公元前5～7世紀的埃及衣物是展場中吸睛的焦點。該布料是由亞麻製成，並在袖口配以織錦圖飾。據了解，靛青原料從古代開始便透過海陸貿易網絡從印度進入地中海國度。埃及當時作為東羅馬帝國的省區，出現了許多大型的布料工廠，其工匠模仿昂貴織品，製作出較為便宜的成品運銷他處。在裝飾圖案方面，這些產品也類似帝國建築中的拼貼馬賽克，分享著相同的設計風格。在當地民間習俗影響下，某些衣物的領口、肩膀和膝部等，還會特別顯示圓形飾條，相傳具有抵禦邪魔的保護力量，可庇佑穿著者。
回到東亞地區，最出名的藍染衣飾非和服莫屬（圖9），如同展場裡陳列的數件日本明治時期夏日浴衣（Yukata）。浴衣不同於繁複厚重的正式和服，通常是以較為輕薄的棉布製成，之後再加上染色裝飾。展覽中這件傳統浴衣（圖10）是採用17世紀江戶時代於京都出現的友禪染（yuzen）技法製作；使用的染劑多是植物萃取物，色彩上較為柔和穩定，又被稱為「草木染」。另外，「友禪染」也可分為數種地域風格，例如京友禪的典雅清新、加賀友禪的華麗貴氣，以及名古屋友禪的樸實醇厚。還有各類的藍染色澤與圖飾，也因不同人物而彼此相異：像年輕女孩搭配著大型花紋，而年老婦人便適合深藍底色。
藍色的象徵與功能
藍色於各類文化裡衍生出林林總總的象徵與功能。若以中國傳統為例，在五行理論當中，青╱綠色即代表東方、木性與春季，具有欣欣向榮的能動特性，並化現為四靈之一的龍。此外，藍色也包含著「天」的意涵，所以古代宮廷或宗教建築，便經常以藍色磚瓦來裝飾屋簷，其中尤以北京天壇最為出名。而在印度教裡，主管「保護」的重要神祇毗濕奴（Vishnu）和其十種化身，也都與藍色息息相關，體現出與天空和海洋的緊密聯繫。佛教信仰裡的阿佛（Akshobhya）與藥師佛（Bhaiṣajyaguru），因處於東方淨土，亦顯現為藍身形相。這種藍色具有保護作用的概念，在日本和南亞等地都被做成衣物織品，擁有防止疾病或加速癒合的療效。
一件19世紀中期的清代宮廷朝服（圖11、12），頗能說明藍色在中國皇家服飾的重要性。其為深藍底色、上繡五爪金龍，飛騰於五色彩雲間，應是官方祭祀上天時所使用的正式典禮服飾。朝服上的圖樣除了中間前、後與肩口龍紋，還有其他傳統章紋，例如日月、星辰、山、火、藻和黻之類。在朝服正面的下襬處，還有斜向排列著彎曲線條，名謂「水腳」；在水腳之上呈現出翻滾的江浪波濤，其間安插各類山石寶物，亦名為「海水江涯」。這些藍色圖飾不但有著吉祥福祿、綿延不斷的寓意象徵，更富含著皇權帝國一統江山和萬世昇平的政治意義。
展品中一條20世紀印尼男性使用的日常披巾（Hinggi），可看出藍色在當地民間的普及。作品上的圖案由數種動物組成，例如橫行的加冕獅子紋飾，形象應該是從歐洲硬幣或紋章上流傳而來。不過披巾上的蝦子和雄鹿圖騰，卻又是源於印尼本土的習俗，可以看見相異文化的融合形態。印尼的文化當中，每種動物圖樣都具有不同意義，並且成為表彰社會地位明顯的指標：像蝦子脫殼即是宣示統治權力、雄鹿頭角是貴族象徵，而公雞則是用來祭祀的專屬牲畜。印尼人相信若穿著特殊圖樣的顏色和服飾，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多種福利，衣物便成為最佳的幸運符。
藍染織品：日常穿著、身分與名聲
現在一般人所稱的「藍領階級（blue collar）」，通常指的是從事體力活和技術勞動的工作雇員，由此可理解藍色衣物與社會階級的關聯性。其實不僅是西方社會，在東方傳統裡藍染織品也經常成為勞工的主要衣著。這是因為色料獲取方便、染製過程簡捷快速，加上製作費用便宜，藍染布料遂普及於大眾。而且從同一個染缸裡，只要經過幾項簡單步驟，便可製作出深淺不一的陰影色澤，讓穿者擁有外觀截然不同的服飾。不過，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藍色有時亦成為反映名望和禮儀的代表標誌：歷來匠師利用昂貴的藍色綢緞，以金絲銀線配上多種珍貴飾品，為王公貴族裁縫出華服。足見同為藍色的布料衣飾，僅是製作流程繁瑣與否的差別，卻能體現出不同的身分表徵。
在印尼的恩加達區（Ngada），藍染是當地棉紡布料中常用的顏色。像一件稱為Lawo butu的20世紀女性祭典裙裝，其上具有名為ikat的圖飾，即為社會地位的象徵；與此款祭典裙裝搭配的飾品，通常是有色閃亮的串珠。而且，只有年長婦女才有資格在節慶典禮時穿著這類服飾，之後並當作傳家寶，在近親族人中流傳下去。在製作過程方面，一般是由女性從事編織和染色過程，而由男性製作珠飾，充分說明社群織品分工的性別差異。其實不只印尼，在整個東南亞地區，藍染製品是大部分居民的重要衣著；各種深淺色澤的藍色不只代表著不同意義，工匠所採取如紡、織、繡、編等製作技術，更展現出多采多姿的裝飾圖紋。
藝文史中的顏色研究
透過澳洲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的特展，除了認識藍色在亞洲視覺呈現與物質製作的關鍵地位，更促使大眾思考日後研究顏色文化史的可能性。其實，近年來藝文史已有多本關於探討顏色的中、英文書籍，包括黃仁達編撰的寫真書《中國顏色》（聯經，2011）與《台灣顏色》（聯經，2014）、芝加哥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汪濤從學位論文改寫的《顏色與祭祀：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義探幽》（上海古籍，2013）、Mary Dusenbury編輯的學術報告合集《古代及中世東亞中的顏色（Color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ast Asia）》（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以及約翰．哈維（John Harvey）的《黑色的故事：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史的顏色（The Story of Black）》（時報，2016）等書。由此可見，顏色不只是純粹擔當設計元素而已，而富含著文化意義與社會風情，值得學者大眾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