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皇家的文物收藏，最廣為人知的，當屬清宮乾隆皇帝的龐大書畫珍藏吧！尤其眾多作品上歷歷可數的御題詩和收藏印章等，著實使人印象深刻。但事實上，早從西漢武帝起，便已開始設置秘閣，匯聚天下圖書；及至南朝宋、齊、梁、陳諸帝，無不肆意搜求，務使天下名蹟歸己；稍晚的隋代帝王，亦特設東妙楷、西寶蹟二臺庋藏自古法書名畫；更不用說嗜好丹青的宋代徽宗皇帝對於書畫幾近狂熱的搜羅，使其收藏之富遠勝於前此各朝。然而，令人既意外又感到好奇的是，蒙元雖以外族之姿入主中原，但短短百年內，竟也出現像大長公主及元文宗般罕與倫比的收藏家，為皇家書畫收藏史開啟了另一精彩新頁。以下便聚焦於這些元代皇室搜羅的藏品，一方面窺探歷代珍寶轉移流散的情況，另一方面綜觀當時帝后醉心於何種藝術品味，及他們所坐擁的皇家收藏在其生活或藝術贊助中究竟又扮演了何種角色。
百年難得一遇，王惲&元世祖內府收藏
大致說來，蒙元建立之初，皇室書畫收藏除了一部分搜羅自民間、或由當代書畫家製作，絕大多數都是滅金時（1234）接收金章宗的內府舊藏，或於舉兵南下之際以征服者姿態將南宋朝廷百餘年之收藏悉數收歸己有。其中，繼承自金朝的書畫文物，數量或許相當可觀，卻因缺乏文獻記錄，目前已不可考；至於得自南宋內府的部分，則幸運地因王惲這位文人百年難得一遇之見聞，意外將元代皇家書畫珍藏曝了光，而讓後世有機會一窺堂奧。
1276年，當伯顏將軍即將舉兵攻陷南宋首都臨安之際，任職元代秘書監的焦友直，毅然上奏元世祖忽必烈（圖1），陳述「臨安祕書監內，有乾坤寶典，並陰陽一切禁書，及本監應收經籍、圖書、書畫等物，不教失落。」在元軍氣勢如虹的攻勢下，臨安內府的這些「經史子集，禁書典故、文字及書畫、紙筆墨硯」等重要文物幸運地未經兵火，於伯顏將軍入城後即封藏府庫，繼而再分裝為11車，於歲末運回大都（北京），交由祕書監掌理。
忽必烈得到此一數量龐大的珍貴文物後，一方面為了炫示攻克宋都臨安的武功，一方面則欲慶祝早先因政治因素分散南北的文化藝術寶藏得以在此時重新匯聚，於是大開府庫，准許朝官進入祕書監觀看其收藏。王惲（1227～1304）此時剛好調職到大都，「日飽食無事」，又與祕書監的監事張易為舊識，故而得以受邀「叩閣披閱竟日」（圖2）。他在這一天怎麼懷著如入寶山的興奮心情？又如何手不停歇、目不暇給地展閱一幅又一幅的畫卷？此般光景著實不難想像。據王惲回憶，他在當天總共流覽了法書147幅，名畫81幅，一共是228幅！事後，他將此次所見諸藏品的品名、流傳情況及觀後心得等詳細記錄於《書畫目錄》，成為最佳歷史見證。
王惲這份鑑賞元內府書畫名蹟的文字，如今已成為研究元代美術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有助於釐清宋、金至元內府書畫收藏遞傳的情況。例如，在法書部分，元內府收藏以晉、唐及北宋諸大家，如顏真卿、懷素、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作品居多；其中，孫過庭〈書譜〉、虞世南〈行書摹蘭亭序〉、懷素〈自敘帖〉、黃庭堅〈張大同卷〉（圖3）與〈書廉頗藺相如傳〉等，都是流傳有緒而至今尚存的名蹟。至於名畫部分，則自東晉顧愷之以降，以唐、宋諸家為主，尤其李公麟的作品最多；至今確知尚存於世的，包括顧愷之〈洛神賦〉、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圖4）、宋代〈帝王后妃像〉、崔白〈梅花寒雀卷〉等赫赫有名之瑰寶。唯獨相當可惜的是，王惲僅有一天的時間觀賞名作，肯定無法完整記錄元初內府收藏的書畫細目。倘若根據元《秘書監志》之資料，即可得知光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和大德六年（1302）委請裱匠重裝的畫畫，就各有1009與646件（組）；此外，至正二年（1342）時，祕書監亦趁著將內府庋藏歷代書畫分科之際，對其進行統計，得出單單書畫便有2008軸之多！元內府藏品之豐厚可見一斑。
與子昂共賞快雪時晴，仁宗治下的宮廷藝術
蒙元一統中國後，宮廷所用語言以蒙古語為主，包括官員上呈奏章或與君王應對等多用蒙古文。然而，世祖忽必烈深知漢文對於治理中國極為重要，故其本人雖未習漢文，卻命皇太子及宗室成員開始學習漢文，延請學士擔任經筵官，為其講授儒學經典並教授書法，遂使皇室的漢學素養自元初起就急遽提升。
元初諸帝中，元仁宗（1285～1320）堪稱是最能親儒重道、敬禮文士的一位皇帝。他不僅愛好古人法書，雅興一來即以宸翰賞賜群臣，亦經常邀集當朝文士或院畫家為宮廷作畫：如在至大三年（1310）即皇位前，曾詔王振鵬作〈龍池競渡圖〉進呈；同年，又因河間諸路獻「異畝同穎及一莖數穗」此帶有祥兆之嘉禾，再命集賢士趙孟頫繪〈嘉禾圖〉，藏於秘閣；延祐元年（1314），墨竹大家李衎亦曾奉詔為嘉熙殿圖畫，裝飾壁面。由此不難看出元仁宗對於藝術之熱衷和贊助的程度。
除了積極贊助宮廷創作活動，元仁宗對於文藝之喜愛，還能由他出示內府珍藏的〈快雪時晴帖〉，邀趙孟頫等文臣一同觀覽、題跋等看出端倪。〈快雪時晴帖〉（圖5）是王羲之傳世最著名亦最具代表性的書蹟。現今展觀此件作品，於原蹟左側即赫然可見趙孟頫以恭謹卻秀美絕倫之行楷書所寫的題跋，其內容云：「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晉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副本有之，令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1318）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趙孟頫奉敕恭跋。」趙孟頫為元代著名書畫家，亦精於鑑賞，平時即殷切於購藏書畫名蹟，今日因皇帝恩寵，得以觀覽其十分心儀的「書聖」王羲之真蹟，捕捉晉人書法的神韻和古意，自是欣喜若狂。繼趙孟頫題跋之後，尚有兩位元內閣大臣，即翰林學士承旨劉賡與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護都沓兒的奉敕恭跋：一則說明此墨蹟本〈快雪時晴帖〉乃「祕閣所藏」；另一則除了指出此天下第一法書因有神物護持才能傳之今日，亦大力讚美仁宗皇帝「萬幾之暇，不事遊畋，不寶珠玉，博古尚文」，尚能精於藝事。上述三則題跋內容，毋寧清楚勾勒一代帝王如何浸淫於書畫藝術的雅好與品味！
高調的皇姊雅集，元大長公主之收藏事業
元仁宗出內府藏品邀儒臣題跋，可說是元代宮廷此類藝文雅集活動之濫觴。時隔五年（1323）後，則有一場史無前例、由女性皇室成員所主持的雅集高調展演。此次雅集的主人，是曾經受封為「魯國大長公主」及「皇姊」的祥哥剌吉（圖6）。身為元順宗之女的祥哥剌吉，其兄海山，後來即位為武宗，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後來即位為仁宗。出身於如此顯赫的皇室貴族家庭，本身又喜好繪畫，這位大長公主的收藏實力和舉辦雅集活動的排場，自是不可小覷。
本次雅集聚會的地點，既非公主府邸，也不是宮內的祕書監，而刻意選在位於城南、由皇家贊助重修、景色極為宜人的天慶寺；時間則定在暮春花開的三月甲寅（23）日，接近修禊日這天，似乎有意呼應東晉王羲之等文人舉辦蘭亭修禊雅集的古典傳統。參與公主雅集的袁桷於〈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如此記述道：「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鈞之在位者，悉會於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王府之僚采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斝潔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由此看來，參與這次雅集的成員橫跨不同族群，均為代表元代統治階層或上流社會的菁英人士。當時餚蘸之豐美、場面之隆重，自不在話下；更不用說當酒酣耳熱之餘，公主命人取出一件件珍藏書畫，邀在場文士觀賞並於卷後作詩題跋，更可謂風雅之至極！
究竟元大長公主的書畫收藏有那些？可由袁桷〈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所列出的40件書畫清單略窺堂奧。其中涵蓋了法書、宗教畫、山水畫、花鳥畫、人馬走獸、龍魚雜畫各項，題材相當多元；再就個別書畫家觀之，不難看出大長公主特別偏好宋人的作品，尤其是宋徽宗和李公麟兩位；至於元人的作品，也有錢選及王振鵬兩人的創作被列入收藏清單，足見公主對書畫的喜好，也延續至同時代的藝術家。
十分幸運的是，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黃庭堅晚年名作〈松風閣詩〉，即原屬大長公主收藏，亦曾經於1323年的雅集現身，為該40件書畫清單中唯一流傳至今的瑰寶。在〈松風閣詩〉（圖7）卷上，除了卷首鈐有大長公主「皇姊圖書」的收藏印，卷後尚存當時參加雅集的14位文人之題跋（圖8）。其中，馮子振和李泂二跋明記此乃「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李泂一跋更記有「至治三年季春廿有三日」之明確時間，即袁桷圖畫記中所說的三月甲寅。這批於詩卷上題跋的文人學士，個個不僅文采飛揚，書學造詣亦有過人之處，當中更出現不少書法名家：如李泂寫字似鮮于樞，用筆毫放勁健；趙巖書學趙孟頫，風格屬流麗圓潤一派；鄧文原則與趙孟頫、鮮于樞並稱元初三大家，書風具有晉人秀妍飄逸之氣質；至於文采深受公主青睞的馮子振，則屬尚意書風，結體傾側、用筆跌宕，極富個人特色。這些出色的書法題跋，不但為當時公主雅集的藝文酬酢留下真實記錄，亦使〈松風閣詩〉此件名作的藝術性為之增色不少。
除了袁桷圖畫記所著錄的40件書畫收藏，大長公主其他藏品的部分，也可以藉由檢視存世書畫之收藏印鑑及題跋予以重建。目前鈐有公主收藏章「皇姊圖書」（圖9）的法書、名畫，包括了唐國詮〈書善見律卷〉、宋高宗〈草書洛神賦卷〉與〈草書七絕紈扇〉、唐盧楞伽〈六尊者像卷〉、宋趙昌〈寫生蛺蝶圖卷〉、梁師閔〈蘆汀密雪圖卷〉、崔白〈寒雀圖卷〉、劉松年〈畫羅漢圖三軸〉等。尤可留意的是，這些作品上不但鈐有皇姊之印，並且保存了馮子振等人的原題，應當可以肯定均為大長公主舊藏，成為後人構建元皇室書畫收藏極為重要的一環。
元文宗＋鑑書博士柯九思＋奎章閣
皇姊大長公主的雅集，固然是書畫收藏史上的佳話，不過在她之後，元代皇家鑑藏活動還又迎來了另一個高峰。其中的主要關鍵人物，自然當屬元文宗這位足以與前朝的宋徽宗或高宗皇帝相媲美的藝術家皇帝了。
元文宗（圖10）為武宗之子，後來又娶祥哥剌吉之女為妻，故而親上加親。大長公主既是他的姑母，後來又成為岳母，如此緊密的關係，多少啟發了元文宗對於藝術方面的興趣。另一方面，元文宗即位前仍為懷王時，曾住在建康（今南京），與著名文人書畫家柯九思密切交遊，此對於文宗日後投入藝術收藏活動亦不無影響。待至天曆二年（1329）二月，元文宗即位後的第二年，便在柯九思、虞集二人的擘畫下，於興聖殿西側成立奎章閣，隔年正月並任命柯九思為首任奎章鑑書博士，由此開啟這位元代帝王繽紛多彩的藝術鑑藏活動。
據傅申與姜一涵兩位學者的研究，奎章閣成立之後的頭兩年，為其鼎盛時期。熱愛書法的元文宗只要待在奎章閣，興致一來即常有賜書之舉：其不僅曾親筆御書〈奎章閣記〉，刻石作成拓本，賞賜大臣；有一回還臨仿唐太宗〈晉祠銘〉筆法，書「永懷」二字，親刻石碑，手印四紙，賜給奎章閣學士阿榮及康里等人。尤其當文宗一見到心儀的古代名蹟，更往往立即召來學士虞集和博士柯九思，「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樂不思蜀。
元文宗與奎章閣成員的書畫雅聚互動，可由流傳至今的諸多名作上見到其蹤影。如台北故宮收藏的五代趙幹〈江行初雪〉卷後拖尾，便留有天曆二年（1329）包含虞集和柯九思等12位奎章閣成員聯名進呈的題記，清楚載明每位閣員的職掌及官銜（圖11）；而在該畫卷開展至三分之二處，亦鈐有元文宗的鑑藏印「天曆之寶」，且文宗還以楷書題寫「神品」二字於旁（圖12），表達他個人的品評觀點。另外，同樣由台北故宮收藏的宋拓〈定武蘭亭真本〉上，亦有虞集奉敕所書題記，提及此本原為柯九思家藏，文宗命其進呈藉以觀覽，之後又賜還柯氏。諸如此類文宗與柯九思之間相互酬酢、甚至賜贈所藏書畫的例子，還見於王獻之〈鴨頭丸帖〉、晉人〈書度尚曹娥碑墨蹟〉等數件傳世名作，為君臣兩人一同沉醉書畫鑑賞的風流雅事平添佳話。
元文宗內府收藏的書畫，其重要標誌是作品上鈐有「天曆之寶」及「奎章閣寶」；這兩方鑑賞印皆由虞集篆文，可以輔助建立其流傳史。其中，「天曆之寶」（圖13）為8.4公分見方，印有寬邊，文字排列對稱，筆畫重疊而流動。傳世名蹟鈐有此印者，除了上述提到的趙幹〈江行初雪〉、宋拓〈定武蘭亭真本〉、王獻之〈鴨頭丸帖〉、晉人〈書度尚曹娥碑墨蹟〉，還包括宋徽宗〈蠟梅山禽圖〉、〈五色鸚鵡圖〉（圖14）、〈芙蓉錦雞圖〉、〈祥龍石圖〉、蘇軾〈寒食帖〉、虞世南〈行書摹蘭亭序卷〉、及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等名作。而另一方「奎章閣寶」（圖15）用印，尺寸較大，為10.5公分見方，但印為細邊，且篆法及結體較為舒鬆，故鈐於作品上看來並不那麼醒目。鈐有此印的傳世名蹟有三，即宋徽宗〈蠟梅山禽圖〉、〈芙蓉錦雞圖〉（這兩件作品上同時鈐有「天曆之寶」）、及宋人〈梅竹聚禽圖〉（圖16），剛好都是花鳥畫。由上述清單得以看出奎章閣時代的書畫收藏，無論就品質或數量而言，在元代帝后收藏中皆可謂首屈一指。
尾聲：宣文閣與端本堂
元朝最後一位皇帝為元順帝（1333～1367）；在其統治時期，由於政治和社會動蕩不安，蒙古帝國的控制範圍逐漸縮小，再加上奎章閣幾位核心人物，如元文宗、雅琥、柯九思、虞集等人的辭世或去職，凡此種種，都使元朝皇室對於藝術收藏活動的贊助急速冷卻、趨向沉寂。直到至元六年（1340），原任職奎章閣的老臣康里（圖17）挺身而出，建議順帝將奎章閣改制為宣文閣，並於九年後又再設立端本堂，才終於在這兩個單位的勉力運作下，保存了藝術的一線生機，與蒙元剩下20餘年的國祚相始終。
元順帝個人具有相當的藝術天賦，書史曾評其書法「剛健端重，渾然天成」；此外，他也仿效文宗於宣文閣下設立數名鑑書博士。第一位受到任命的鑑書博士，即是以篆、隸、草書名於當時的周伯琦；周氏後來亦奉命篆書「宣文閣寶」四字，成為順帝內府藏印的代表。「宣文閣寶」（圖18）印璽達11.5公分見方，印邊與印文的粗細程度相近，印文筆畫轉折方硬，已開明初印風先河。此印不僅為元代官印中最大之一方，歷代官印中亦無出其右者。目前鈐蓋有此印的存世作品，如董源〈寒林重汀〉（圖19）、巨然〈蕭翼賺蘭亭圖〉、〈溪山林藪〉、宋人〈枇杷猿戲圖〉等，都是宋代巨幅名畫，兩相搭配得宜。相較於宣文閣，最晚設立的端本堂似乎只是皇子講讀之所，或已淪為宣文閣的附屬機構，全然無法彰顯其作為藝術收藏與鑑藏機構的功能。目前雖有學者發現在晉王羲之〈遠宦帖〉、宋王利用〈老君別號事實圖〉等少數古書畫上鈐有「端本」二字朱文印（圖20），而推測此方印或許就是元代內府端本堂之鑑藏印記。然而，正如同端本堂本身的定位不明，此方「端本」印之由來亦尚待更進一步查明，為精采波瀾的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寫下了意味深長、引人探掘之尾聲。
圖片提供｜廖堯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