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建立典章制度，釐定衣冠服制，至乾隆時期更加詳訂與完備。依據乾隆三十一年纂竣之《皇朝禮器圖式》所定皇帝龍袍規制：「色用明黃，領袖俱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曾於「嘉慶君遊台灣」特展中展出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嘉慶皇帝〈明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本文藉由圖文並茂的清代文獻，與此件嘉慶皇帝龍袍與袍料實物，介紹清代皇帝龍袍的形式、特徵與文化意涵，以饗讀者。
服飾是人類文化重要的表徵，中華民族歷史悠久，重視典章制度，所謂「服制者，立國之經」，在服飾文化上表現出高度的禮制發展。每個朝代統治者建國之後，先會建制一系列完善的服飾制度，雖為表德勸善、別尊卑，更重要是表達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歷代《輿服志》中均可見明確記載。
大清帝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後一個君主體制的王朝，太宗崇德元年（1636）建國大清，釐定上下冠服諸制，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親為《皇朝禮器圖式》製序時道「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註1）乾隆時期詳訂冠服制度，言明所定朝祀之服，「山龍藻火，粲然具列，皆義本禮經」，申明其正統性；另一方面諄諄訓誡，強調這套制度並無輕革舊俗、變本忘先。清初服飾制度建立時，歷經不斷地修訂完善，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皇朝禮器圖式》頒布後才算最終確定。
冠服制度──皇帝龍袍
龍袍，又稱吉服，為清代宮廷慶典宴會時貴族階層使用的禮服。皇帝龍袍是冠服制度中僅次於袞服與朝服的服飾，本著遵循滿族形式，兼具傳承禮經的兩大原則，服裝外形是滿族傳統的直身袍服款式，袍服上的紋飾更是獨特的御用設計。依據故宮典藏武英殿刊本《皇朝禮器圖式》：「皇帝龍袍色用明黃，領袖俱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棉、袷、紗、裘，各惟其時。」（註2）內文中依據當時龍袍實物詳細繪圖（圖1），繼任的嘉慶皇帝奉行其父所定這套冠服制度，收錄於《欽定大清會典圖》（註3），爾後的清代皇帝龍袍沿用此形式直到最後一位皇帝溥儀。
首先，我們來看清代龍袍的形式：圓領、右側斜開襟，直身式長袍，通貫全身腰際處沒有接縫或打褶，衣服下襬稍寬，前、後中心及左右兩側均有開衩，方便騎射活動，兩肩左右長袖袖管，由肩以下逐漸縮窄至袖口處接以劍袖（俗稱馬蹄袖），這樣的形式是滿族傳統袍服的特徵，亦是讓乾隆皇帝一再強調沿用「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的衣冠形式。此一精神歷經清代200多年的統治絲毫不減，即使到民國初年，由清末遺老趙爾巽纂修《清史稿》〈輿服志二〉，提到皇帝冠服時先予述明：「（太宗）崇德二年諭諸王、貝勒曰：『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輕循漢人之俗，不親弓矢，則武備何由而習乎？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註4）文中亦不忘重申滿族習武騎射精神，後世子孫勿輕易變棄祖制。
北京定陵出土明神宗皇帝十二章袞服（註5）：「盤領、大袖、窄袖口，在領右側釘鈕袢扣一對。」（圖2），與清代龍袍比較，二者均為圓領，袍身式樣相似，清代袍服為較合身的直筒式，下身開有四裾，方便騎馬活動，正是滿族的傳統習俗，符合太宗訓諭「勿輕變祖制」。仔細再看，二者最大差異處為兩袖形式，清代龍袍兩袖較為合身，袖寬由腋下至手腕處逐漸收縮，袖口處接以劍袖，適合滿族人舉手射獵之便。這樣的服飾形制幾乎出現在清代冠服制度中長袖袍服式樣，成為清代服制的一大特色。
再仔細端詳龍袍上的紋飾，皇帝的龍袍為明黃色，並裝飾有特殊的紋樣設計，以顯尊貴。主要紋飾有九團五爪龍紋（圖3），其位置分布在袍服的兩肩各一、胸背各一，前後腰下部位各有二團紋，從袍服外觀可見者計有八團龍紋，最後一個團紋列於前襟內側，隱而未見。這樣的設計十分有趣，有一說是皇帝本身就是龍的化身，因此加上袍服上八團龍紋，成為九龍之尊。
皇帝龍袍十二章
唯有皇帝的朝服或龍袍得飾以完整的「十二章」紋飾，這套獨特的紋飾應用在中國古代衣冠制度中，最早可溯源自《尚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與群臣的衣裳，分以十二章紋樣裝飾，其目的主要作為禮儀規範與區分等第，並彰顯天子的威儀。明太祖朱元璋建國以後，見到漢人舊有服飾制度已被元朝統治者嚴重破壞，下詔恢復唐制衣冠，仿效舊有服制，將十二章紋明訂於服飾制度中。大清建都於盛京（瀋陽故宮），立國之初即重視服飾制度，「服制者，立國之經。」及至乾隆皇帝時期，御令大臣詳考諸禮後，將其慎重列入皇帝冠服制度中「朝服」與「龍袍」定制中，然似乎擔心此舉招致非議，因此在《皇朝禮器圖式》御製序中一再告誡「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清代衣冠制度因此更加完備。十二章紋為帝王專用的紋飾，被賦予重要寓義，彰顯天子的美德，其象徵涵義有：日、月、星辰，寓指天子具光明美德，山為穩重之意，龍具有變幻莫測的神性；華蟲採雉鳥紋樣，象徵華美；黼採釜的外形，寓指決策果斷；黻採兩相背「弓」形，採其明察分辨之意；宗彝為祭祀之器，取其忠孝；火為明亮之意，藻取其潔；粉米為穀物，能養全國百姓。
十二章紋是皇帝服飾的重要紋飾，各朝有其不同的服飾制度規範，故宮藏有南薰殿舊藏明代帝王畫像中，如〈神宗皇帝坐像軸〉皇帝身著袞服，繪有十二章圖紋，以重章對稱式的位置排列。依據清乾隆時期制定的《皇朝禮器圖式》中，「十二章」僅限使用於皇帝朝服與龍袍紋飾，其中皇帝龍袍上紋飾以金龍九列，十二章紋間以五色雲，其位置分列為：日、月分飾於龍袍的兩肩，星辰位於龍袍胸前龍紋頂上，黼、黻、宗彝、藻四章紋飾，分列於龍袍前身，山紋於後背上方龍形頂上，對應星辰紋，龍、華蟲、粉米與火四章分列於龍袍的後背。（圖4）將十二章紋飾融入滿布繁複紋樣設計之中，相形之下，不若明代皇帝坐像圖之袍服以對稱排列的十二章紋顯著。
龍袍上的紋飾除了九團龍和十二章，其餘空間飾以雲紋和雜寶、蝙蝠、壽、卍等吉祥紋樣，布滿整件袍服，顯得繁複緊湊。龍袍的下幅亦有獨特的設計，約占有整件袍服四分之一的面積，袍服下襬飾以斜向彩條左右對稱式整齊排列，稱為「立水」，其上方以水平鋪陳有海浪紋，間飾八寶紋，海浪紋中央──就在袍服前中和後中位置，各有一座山石設計，與海浪紋合併稱作江崖海水紋，具有宇宙中心的象徵寓意。
嘉慶皇帝龍袍與袍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前舉辦的「嘉慶君遊台灣」特展中，曾展出一件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嘉慶皇帝〈明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圖5），袍身為明黃色，圓領右襟、馬蹄袖，兩側下襬開衩。袍服為明黃色，紋飾繡以九尊龍紋及五彩雲紋，間以雜寶吉祥紋飾，領口與袖口為石青底色上以金線繡有龍紋，袍服下幅裝飾有海水江崖紋，下襬為彩條相間的立水紋。此件龍袍形式與清代冠服禮制對照完全吻合，且繡工精緻，更顯尊貴華麗。
清代宮廷所需的服飾絲綢，幾乎全交由江南三織造製作，其為江寧、蘇州與杭州三大官營織造局。其中江寧織造局承辦上用緞紗類等絲綢（註6）比例最高。皇帝龍袍的製作先由禮部提出形式與花樣，再由內務府交辦江南織造織作袍料，即為製作袍服的布料；在故宮南院織品展廳「錦繡繽紛」展覽中，同樣向瀋陽故宮博物院商借之龍袍袍料，展出的〈明黃地萬字金龍彩繡十二章龍袍料〉是一組清乾隆中晚期至嘉慶年間的龍袍料，包括有主件袍服前、後身片一件（圖6），全長298公分，寬151公分，底布為明黃色，由兩幅約76公分寬、300公分長的布幅併縫而成，其上依據冠服制度所訂龍袍的外形與圖案設計，繡出整件袍服式樣，圓領圍、右斜大襟，八尊團龍、十二章紋飾、江崖海水紋、立水紋均按禮制規定位置設計排列，團壽、雲紋鋪陳勻列，間飾以雜寶、蝙蝠等吉祥紋樣。其次是一件單幅布料繡有半件龍袍右前身衣片（圖7），這是右襟內層重疊部分，刺繡的紋樣與袍料身片相似，下方可見一尊龍紋，為第九尊龍紋所在，平常穿著時是隱藏在右襟之內層，刻意掀開上層才會顯現。其他還有江崖海水紋下襬繡片（圖8）與立水紋緣飾繡片（圖9）等附件，最明顯的是接近黑色的石青色圓領領飾、右大襟緣飾與劍袖袖口的繡片（圖10），其上以金線繡出龍紋等，繡工十分精緻。這組袍料的結構附件完整，藉此瞭解清代龍袍製作的具體形式，難得一見，彌足珍貴。
結論
生活在工商繁榮的現代人，每人身上所穿的服裝主要都是透過商店，購得工業化大量生產的成衣，難得有機會觀察由布料到製作成衣服的完整過程，對於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服裝製作更無從想像。藉由南部院區展覽清代嘉慶皇帝的龍袍成品以及袍料半成品，再與《皇朝禮器圖式》或《大清會典》等相關文獻記錄比對，揭開皇帝龍袍的形式與製作奧祕，及其設計特色與象徵意涵，讓觀眾對於尊貴的龍袍有具體的認識。除了欣賞皇帝龍袍上精緻的刺繡工藝，更了解清代龍袍服飾深厚的文化內涵。特別感謝瀋陽故宮博物院出借嘉慶皇帝龍袍及袍料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展覽，讓觀眾有機會欣賞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
註釋：註1：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註2：同前註，卷四〈冠服一〉。註3：清嘉慶十八年（1813）武英殿刊本《欽定大清會典圖》卷四十二。註4：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零三、志七十八〈輿服二〉：「崇德二年，諭諸王、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廢其祖宗時冠服，改服漢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復舊制。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輕循漢人之俗，不親弓矢，則武備何由而習乎？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嗣後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餘悉令遵照國初定制，仍服朝衣。並欲使後世子孫勿輕變棄祖制。』」北京：中華書局，頁3033～3063。註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107（A）、（B）繡十二章袞服W336式樣，頁81～82。註6：范金民、金文〈鼎足而立的江南三織造〉，《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頁138～208。
圖片提供｜闕碧芬（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