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窯的「黑暗期」抑或「空白期」？
明朝自1368年建國以來，至1644年約280年間，負責皇室瓷器製作的景德鎮御器廠，期間歷經約28年的特殊時期。即，15世紀明朝中期正統（1436～1449）、景泰（1450～1463）、天順（1457～1463）三大時期，現今陶瓷學界將這段時期稱作明朝官窯的「空白期」或是「黑暗期」。這個時期為了征服威脅國境的蒙古系瓦剌族，皇帝親赴戰場，卻成了瓦剌族的俘虜，歷經了明朝史上最恥辱的土木堡之變（1449），及被當成俘虜押送的英宗回來後，從代替自己登上皇位的異母弟弟景泰帝手中奪取王位的軍事性政變──奪門之變（1457）等；當時明朝正值政治及外交上極為不安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官窯運營不善也不足為奇。
明官窯在永樂之後生產的瓷器底部內側寫有「大明□□年製」的款識，不過現下留存大多的明官窯瓷器中，並無查出在這個時期所製作的款識。且透過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實錄》記載：「宣德十年春正月，英宗初即位……燒造磁器……悉皆停罷，其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可知，瓷器的生產有可能在正統元年已經停擺。對此，過去多數學者認為這一時期是官窯的停滯期，即所謂「空白期」，故現今將正統、景泰、天順時期稱為空白期。但從正統到天順年間，《明實錄》、《明史》、《大明會典》等官方文獻中時常出現明皇室向景德鎮御器廠命令燒造器皿的記錄。此外，2004年景德鎮珠山官窯發掘的過程裡，在正統年間的層位中也發掘出了大量的青花雲龍紋缸瓷片，因此，究竟這28年期間能否被稱為「空白期」，令人深感懷疑。「土木堡之變」也是正統14年的事件，在過去14年間明皇室要用的景德鎮官窯瓷器，連一件也未能生產，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這段時間持續透過明皇室所主導燒造瓷器的文獻記錄、考古學的發掘資料、清宮收藏傳世品等的資料；筆者曾主張比起「空白期」的說法，倒不如稱作活動有些停滯的「黑暗期」更為恰當。「空白期」的意思並非是指「停止官窯運營」，這點不僅是筆者本人，還有不少學者深表同感。
如果並非停止官窯運營的話，為何無法明確確認出能判斷黑暗期明官窯瓷器的例子呢？即表示沒有官窯生產款識的這一點，對於黑暗期明官窯研究而言，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迄今為止，透過考古發掘品及傳世品中，可被推測為黑暗期的瓷器上仍未發現官窯式的款識。僅有被推測為民窯產的部分作品中，才見到可確認為自由寫上的紀年銘款。對唯獨此時期看不到的官窯式款識，許多學者都提出了意見。其中，以宣德八年（1433）燒造大約48萬3500件龍鳳紋瓷器的文獻記錄為根據，有學者表示在一、二年內無法製出如天文數字般數量的瓷器，應是繼宣德年間後，延續至正統元年間製作而成，且製出的產品有可能不是正統款而是宣德款。故與九年的短暫時間相比，為數眾多的「宣德款」瓷器中一部分是正統元年時製作的。當然，若按照2004年進行的景德鎮珠山發掘成果來看，也有不贊同上述意見的聲音存在。無論如何，無法否認的事實是，以當代最先進技術來製成的優質黑暗期生產品，與其前後的宣德與成化時期相比，其產品數量並不多。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包括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青花五龍玉壺春瓶〉等極為少數的上級瓷器，就屬於官窯品範疇，可見其侷限性。
在正統、景泰、天順時期官窯運作的事實之下，被推斷為黑暗期所產官窯品數量如此不足的原因，可理解為是官窯生產能力的退步或無法正常運作而導致。對於當時官窯運作的變化而言，最有影響力的背景因素就是前任皇帝宣德過度奢侈和華麗的宮廷生活，且與擁有軍事權的宦官們得勢、宣德末期北方國界失守，而引發流民等眾多社會混亂有所相關。但幸運的是，年幼的正統帝繼位以後，楊士奇、楊溥、楊榮等所謂「三楊」擔負起皇帝監護人的職責。為了國防重建與恢復民心，實行了大規模的國家重建事業。
「三楊」在正統帝登基之後，透過強化軍事力量守護國家安全、減免租稅、減除刑罰等，推行了旨在恢復民心的積極政策。再加上包括宣德六年（1431）施行的第七次鄭和下西洋，以及前面所提到約5萬多件的官窯瓷器生產等，都是宣德末期的財政負擔。在正統帝即位後，極有可能是「三楊」在全方位政策中進行官窯運作的調整。換言之，據推測正統官窯生產與宣德年間不同，可能是在運營的過程中出現異常，故正統年間被視為官窯品生產數量極少的開端。
那麼正統年間官窯品數量稀少，在皇室用瓷器不足的情況下，剩餘瓷器是如何供給的呢？對此，部分學者認為是從民窯方供應。實際上，據正統元年《明英宗實錄》記載，「浮梁縣民陸子順一次就向北京宮廷進貢瓷器五萬餘件」，出現了能推測明皇室從民窯進貢相當數量瓷器的記錄。即除了官窯生產品，亦不排除從民窯中獲取皇室使用瓷器的可能性。比起官窯的定期運營，把重點放在透過民窯的供給，自然會導致官窯之質量方面的下降。雖然之後會再討論，但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品中被推斷為黑暗期的一些作品，與宣德或成化時期的官窯品相比，做工極其毛糙。同時，以2004與2014年的景德鎮御器廠遺址發掘過程中，在黑暗期層位發現的瓷器上也有青花顏料的洇色、圖案的精緻度等有所下降。這是由於內部政治問題，官窯不能正常管理，因此無法對生產質量嚴格控管。由這一點來看，從正統元年開始，在恢復國防和民心的層面上，展開了各種國策事業，接著經過土木堡之變（1449）、奪門之變（1457）等的政治混亂，難以預料官窯能否維持正常功能。這點被認為是今日我們會接觸到黑暗期生產質量低劣瓷器的主要原因。
2014年景德鎮御器廠遺址發掘與黑暗期之瓷器
到目前為止的景德鎮官窯遺址發掘中，特別著重在1998、2002～2004、2014年的發掘，是因為其中豐富的資料收穫，對於陶瓷學界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在黑暗期層位中發現了不少的官窯瓷片，證明了所謂的「空白期」並不是「空白」。發掘成果不僅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同時成為黑暗期研究的起點。但與其他時期相比，為數不多的出土量和不足的文獻記錄，仍然被視為黑暗期研究的主要障礙。但2014年10至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古考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一同聯手，相隔十幾年後再次進行景德鎮官窯遺址的發掘，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黑暗期官窯瓷器片。因此，過去一段時期裡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的黑暗期研究，迎接新的轉折點。2014年發掘成果中的一部分，已於2016年透過北京故宮博物院對外公開，接下來於今年5月正式舉辦了「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特展，並向一般民眾公開了100多件黑暗期的瓷器，這是歷屆最多。
經過多次確認的黑暗期官窯瓷器，它們共同點是不再有「款識」的存在，從樣式上來看，顯示出具有與永樂、宣德還有成化時期接近的樣式特點。據今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特展上公開的資料顯示，出土了青花瓷、鬥彩、礬紅彩、仿龍泉窯等多種品種。從出土官窯瓷器的特點來看，大部分都是以青花瓷為主，意指即使在黑暗期繼永樂、宣德後，青花瓷依然為主流。特別是〈青花雲龍紋大龍缸〉（圖1，請見第45頁）。的瓷片，包括2014年的發掘，每次皆在正統層位上大量出土，由此可證明《明史》中，正統元年記載「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龍缸」的記錄。像這樣景德鎮官窯遺址上豐富的文物出土，不僅證實了文獻的記錄，同時也為兩岸故宮藏品、全世界各地的黑暗期傳世文物之性質和特徵，提供非常重要的情報。例如，出土了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青花嬰戲圖碗〉（圖2）相同的不少落選品，故得知迄今為止尚有許多不清楚的傳世文物的具體資料，便能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在碗、盤、杯、水壺等的餐具之外，出土了以前無法輕易看到的〈青花折枝寶相花紋如意頭枕〉像這樣的特殊器型，可見有多樣的瓷器在黑暗期為皇室所用。此外，因出土多種多樣的釉上彩瓷器而更值得關注。在過去的發掘中出土了〈鬥彩蓮塘鴛鴦紋碗〉，可說是黑暗期製作的代表性釉上彩瓷器，但在2014年發掘過程中出土相當多的「鬥彩」、「綠彩」、「礬紅彩」等多種多樣的釉上彩瓷器。除了製作完成的落選品，還出土了看似製作過程中未完成之鬥彩半成品、半成品釉上彩瓷等。這與過去以青花瓷為主發掘的情況截然不同。這是表示從成化年間正式開始流行的釉上彩瓷器，早已在黑暗期開始活躍製作的例子。尤其，可與兩岸故宮所藏宣德或成化年間製作的同一形態器物相比，提高發掘資料的學術價值。
如上所述，迄今為止在黑暗期官窯運營和工藝製作問題上的研究，因出土文物和文獻記錄的不足，在明代陶瓷史上並未受到極大的關注。然而，經過多次發掘之後，2014年發掘時出土了不少數量和多種多樣的官窯瓷器，在黑暗期官窯瓷器研究上可以提供重要的資料。這表示我們可以期待，不久後就能充實地填補明代陶瓷史上的空白。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黑暗期陶瓷
學界對於黑暗期官窯瓷器的關心，透過2014年景德鎮官窯遺址發掘的成果，引發了更高的關切度。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發掘成果展之外，國立故宮博物院也在2016年「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中展出從未公開過的黑暗期官窯瓷器，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黑暗期傳世瓷器作為重要證據，能如實地證明在黑暗期有官窯的運營、到明皇室時期進貢使皇室成員使用的情況。但是與前後時期宣德與成化年間的官窯瓷器相比，其數量非常稀少。雖然瓷器上沒有官窯的款識，不易掌握生產的年代，但基本上能以具有官樣的特徵來判斷官窯。因此與紀年作品、考古發掘資料及前後時期的官窯瓷器可以互相比較。故以2014年景德鎮官窯遺址發掘新成果和目前被公開的黑暗期紀年做為比較基礎，探討最近公開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黑暗期瓷器及其他收藏文物，查看黑暗期官窯瓷器的特點。
首先，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無款明〈官窯青花雲龍盌〉（圖3），由龍紋的特徵來判斷，可能是在正統時期製作的。雖然它很接近宣德時期的龍紋，不過此筆法較為粗糙，也不盡相同。可能是宣德後期至正統初期作品。而且，這些龍紋是黑暗期以外，整個明代常出現的題材，不過迄今發現的黑暗期瓷器當中，除被定為正統〈青花雲龍玉壺春瓶〉（圖4），其他時期的龍紋裝飾幾乎很罕見。箇中原因筆者推測，由於龍紋裝飾自中國古代便象徵皇權，是所謂「官樣」的代表，因此，到了黑暗期官窯暫時關閉，不僅官窯沒有宮廷的命令不可燒造官樣瓷器，一般民間窯更不可燒造。實際上，在正統三年（1438）官方文獻上便有記載禁止燒造官樣瓷器的記錄。依照記載的時期與傳世品來對照，此記載非常可靠。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青花雲龍玉壺春瓶〉上可看到的雲紋，與明〈官窯青花雲龍盌〉上的雲紋比較，則可發現同樣的風格。由此，明〈官窯青花雲龍碗〉製作年代可歸在正統時期。
另外，已多次公開的明〈官窯青花波濤紋碗〉（圖5）也被定為黑暗期官窯所產。跟宣德時期的波浪紋比較的話，能夠很明顯地了解兩者差別。各成為一塊波浪紋的描述法，之後在成化時期也曾出現，不過成化時期的波浪紋幾乎是以淡青色為主，由於是使用線條描繪表現出的水波，表現的相當仔細。但宣德和黑暗期的特徵，則是更為加深的色調，且用輪廓線描述為主。但是，黑暗期比宣德更傾向以色調為主要表現，因此，黑暗期的大塊波浪紋上，水波描述漸漸變少。除此之外，也可分出三朝代的特徵，例如正統時期波浪的方向是自由的；景泰和天順時，波浪幾乎呈現同一個方向，看起來有規則性。因此，透過上述的根據來觀察，明〈官窯青花波濤紋碗〉上的波浪紋，呈現非規則性且以色調為主來表現水波，所以，筆者以此判斷，本作品是正統時期的作品。而且，與明〈官窯青花波濤紋碗〉大致相同的樣式，在景德鎮官窯遺址上也曾發掘出來，可互相比較。
明〈官窯青花紅龍盌〉（圖6）也可能為黑暗期的作品。透過波浪紋來分析，可能為天順至成化時期所製作。將其強烈地用色調來描述的波浪紋，跟宣德款和成化款的風格來比較便更為清楚。黑暗期的波浪紋，是幾乎已經看不到細密的水波描述，因此為了分出個個的波浪紋，波浪的輪廓線表現得很突出。這種技法在北京故宮所藏天順風格的〈青花白瓷攜琴訪友圖罐〉（圖7）可看到，因此筆者敢斷定，此作品的製作是於天順時期之後。
至於無款明〈官窯青花鬥彩蓮塘鴛鴦盤〉、明〈官窯青花鬥彩蓮塘鴛鴦盌〉（圖8），就目前發現的遺物可知，黑暗期也有製作鬥彩瓷器，不過數量極少，故此器物就連風格分析也很困難。而且，把鬥彩器主要的生產時期以成化來做比較，乍看下並不容易分別。無款明〈官窯青花鬥彩蓮塘鴛鴦盤〉，與成化款〈鬥彩蓮塘鴛鴦盌〉兩者暗青色的青花輪廓線均類似此作品，色調問題以外，器形、蓮塘、鴛鴦等描述亦很接近成化時期。不過，若以製作年代已被確定為黑暗期的景德鎮官窯遺址上出土的〈鬥彩蓮塘鴛鴦盌〉來比較，國立故宮博物院作品在鴛鴦描述法、鴛鴦上面放著四個葉子的樣子等，描述比成化更為精緻，這些皆與景德鎮官窯遺址出土品一樣，反面也並未具有成化期蓮塘紋的風格，表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同時存在黑暗期與成化期的特徵。除此之外，呈現暗色調也是黑暗期特徵之一，因此判定此製作年代可能為天順後期至成化初期的產品。
亦即明〈官窯青花花卉暗龍盤〉（圖9）作品的製作年代，依照青花的色調及纏枝牡丹的描述法可定為正統時期。黑暗期的所有特徵當中，青花的發色是很獨特的。由於使用中國產的鈷料，發色比其他時期不清且深。另外，如前所述，黑暗期的筆法很粗糙，幾乎不使用色調的明暗，都是用輪廓線來描述，所以沒有立體感。本作品上出現的牡丹，跟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青花孔雀牡丹圖罐〉（圖10）的牡丹可互相比較。像這種非模式化的構圖，在黑暗期經常能看見。葉子的描述也是，葉脈和邊緣之間已經很清楚的分開，這也是在黑暗期經常出現的特徵。
明〈官窯青花嬰戲圖盌〉（圖11）的作品風格較為接近成化時期常出現的明〈官窯青花嬰戲圖盌〉系列。盌的器形與嬰戲圖主體的調合，是成化時期特別獨特鮮明的部分。雖然在宣德時期也曾出現過，不過器形是高足杯或收口淺碗，還有主題也不是嬰戲圖，而是以故事為主的人物圖。本作品中黑暗期的因素即為雲紋，瓷器上雲紋的描述、功能以及布置均為黑暗期的典型特徵。此種雲紋在天順時期的〈青花八仙圖罐〉（圖12）上亦可看到，一看就知道跟故宮藏品的形式類似。另外，故宮藏品上呈現的遠景以山和草等的描述法，亦有在成化款嬰戲圖盌上出現。不過，還是要考慮故宮所藏品的發色才可以。因此，把各種因素綜合考慮，故宮藏品可能是天順至成化時期製作的，不過筆者認為放在天順時期較為恰當。此外，明〈青花琴棋書畫十八學士葫蘆瓶〉（圖13）也能明顯表露出天順風格，因而值得關注。
「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展中還介紹了一些為黑暗期民窯瓷器的捐贈物。對此，筆者想簡單分析一下黑暗期的貿易瓷器。兩岸故宮所藏民窯品、墓葬出土品及世界各地存在的黑暗期民窯瓷器，與明官窯並無關聯，僅可推測在黑暗期民窯也活躍的進行生產與貿易活動。菲律賓出土品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中占據相當一部分的黑暗期民窯瓷器。且在東北亞地區也經常被發現，可看出黑暗期活躍的民窯貿易活動。尤其最近在韓國舊朝鮮遺址發掘中出土了不少的黑暗期瓷器，因而備受關注。朝鮮（1392～1910）與明朝是沒有互相征戰的舊友邦國家，歷史上兩國間長期地互相交涉，韓國學界對於朝、明陶瓷交涉的研究累積了一定程度的成果，現在也朝多方面進行研究。自2000年以來作為城市開發事業的一環，韓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首爾市開發工作。結果出土了不少被推定為黑暗期的景德鎮青花瓷。當然朝鮮時代遺址出土的明代瓷器中，屬於黑暗期的瓷器數量與其他時期相比並不多，但過去以正統十二年九月（1447）《明書》中「禁瓷器與外彝交易」的記錄與世宗30年《世宗實錄》：「傳旨禮曹，聞中朝禁靑花磁器，賣與外國使臣，罪至於死，今後赴京及遼東之行，貿易磁器，一皆禁斷。」的記錄為依據，可以得知與明代瓷器被禁止進入朝鮮境內的事實並不相符。
最具代表性的幾件瓷器，就屬首爾西北側，首爾和京畿道邊界的恩平區墳墓群出土黑暗期景德鎮的青花瓷。此〈青花牡丹紋杯〉（圖14-1）體現出黑暗期景德鎮青花瓷的特徵。在恩平區墳墓群中發現5000多座墳墓，這是由禁止在首爾境內建造墳墓的朝鮮法規下構成的朝鮮最大公墓。墳墓的主人包含王族到百姓，主要出土品為朝鮮白瓷的明器，明朝產青花杯是非常罕見的事例。值得注意的是，此青花杯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被推斷為黑暗期的無款明〈官窯青花團花高足盌〉（圖14-2），只有器形不同，圖案方面顯現出親然性。韓國出土的青花杯與故宮傳世品相比，其做工不佳，因而被推測為是民窯產。除此之外，與鍾路清進洞遺址幾乎以完整形態出土的〈青花牡丹紋盤〉（圖15）皆顯示出正統年間牡丹紋的風格。與此相似的有前面提到的〈明官窯青花花卉暗龍盤〉。另外朝鮮王室國寺的檜巖寺址也出土典型景泰年間風格的〈青花戟耳方瓶〉（圖16）。由此可知，在明中期黑暗期時期，明與朝鮮之間的瓷器貿易仍然持續進行著。
對於黑暗期官窯研究而言，兩岸故宮收藏品、世界各地存在的傳世品及出土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且以2014年景德鎮官窯遺址發掘為起點，在學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筆者重新檢討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中期官窯瓷器及其他地區收藏，特別是與明朝長期友好關係的朝鮮遺址出土的資料，能再次證明所謂「黑暗期」即官窯的空白期，絕不是所謂的空白。
圖片提供｜金恩慶（韓國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科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