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明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期,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日,年僅38歲的宣宗歿於乾清宮,其子朱祁鎮年僅九歲繼位,是為正統朝(1436~1449)。幼帝英宗登上大寶,幸賴張太皇太后撫帝聽政,又有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輔政,正統有國十四年,前七年,一遵仁、宣之政,號稱治平之世。而後七年則因張太皇太后病逝,三楊也先後離去,英宗雖日益長大,卻倚賴太監王振如父師(註1),朝中大權落入王振之手,形成明代歷史上第一次宦官專權局面,「土木之災」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虜。國難間皇位由英宗之弟朱祁鈺繼承,是為景泰朝(1450~1457)。而「奪門之變」,英宗又從其弟手中奪回皇位寶座,改年號為天順(1457~1464)。明代這二帝三朝的28年時間裡,可謂多事之秋。
中國古陶瓷學界普遍認為明代這三朝瓷器陷於衰退期(註2),而三朝官窯瓷器,由於不書年款,其面貌模糊不清,陶瓷史上稱其為「空白期」或「黑暗期」。如果考察有關記載三朝窯事的相關文獻,可獲得以下信息:

1、《明史》載,英宗於宣德十年正月登基便下達了減免徵役,造作的詔令(註3)。《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元年九月乙卯,江西浮梁民陸子順進瓷器五萬餘件,上令送光祿寺充用,賜焯償其直」(註4)。這揭示了,正統初年官窯曾一度停燒,而民窯可能承擔了官窯向朝廷貢瓷的任務。
2、正統三年禁民窯「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處死,全家謫戍口處」(《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北京重建三大殿(謹身、華蓋、奉天)工程完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明史.食貨志》),又,「行在光祿寺奏……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饒州府造」(《明英宗實錄》),由此可見,正統初,民窯生產相當活躍,而官窯於正統六年之後似也全面恢復了生產。
3、《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十二年「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這反映了當時民窯盛產彩瓷的情況。

4、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記》載:「景泰五年,減饒州歲造瓷器三之一」可見,景泰一朝雖短暫,但也有官窯生產,只是量比前代銳減。
5、天順元年「仍委中官燒造」(《浮梁縣誌》),天順三年,「光祿寺奏請於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共十三萬三千有餘,工部以饒州民艱難,奏減八萬,從之」(《江西大志.陶書》),又,天順八年正月「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員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由此可見,天順官窯似一直未輟燒。

如果結合上述文獻,綜合考察近年景德鎮地區出土「空白期」遺物與傳世品可知,所謂「空白期」,並非完全空白,其時的官窯燒造有一定規模,產品也有較高的水平。
關於明御窯廠遺址出土的正統官窯瓷器
(一)1988年11月珠山明御窯廠西牆一帶發現一正統官窯遺存(圖1),出土瓷器有:〈青花雲龍紋大缸〉,腹徑達88公分,器形碩大,似為明朝最大的一件瓷器(圖2)。〈青花海獸仙山海潮紋器座〉(圖3),內外兩面彩,器足底亦飾有青花卷草紋,十分罕見。〈青花雙耳球花紋瓶〉,其頸部之小雙耳,似為「空白期」富有特色且流行的樣式,如景德鎮陶瓷館藏景泰四年墓出土〈民窯青花折枝牡丹紋雙耳瓶〉,具有與該器相似的特徵(註5)。〈青花纏枝寶相花紋葫蘆瓶〉、〈青花海水紋靶盞與碗盤〉(圖4、5)、〈青花八寶紋碗〉、〈青花海浪海怪紋缸〉、〈青花蓮池紋盤〉(圖6)、〈青花海水白龍紋碗〉和〈青花刻白龍紋盤〉(圖7)、〈青花龍紋直壁碗〉(圖8)、〈青花鬥彩蓮池鴛鴦紋碗〉(圖9)等(註6)。

以上出土瓷器的主要特徵:1、其青花色調與宣德青花相似,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的測試,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色料含有較低的氧化鐵(Fe2O3)和較高的一氧化錳(MnO),應是國產料,故色調呈現深沉濃麗的特色(註7);2、器形方面:同類的器形(如靶盞、碗、盤)和宣德的相似,而龍紋大缸、海怪缸、器座、雙耳瓶則既不見早於它的宣德,也不見晚於它的成化官窯,屬該期特有的器形,其中青花龍紋大缸可與上述《明史》關於太監王振令景德鎮為三大殿(奉天、謹身、華蓋)燒造青龍白地花缸的記載相印證,說明其燒造年代在正統六年左右;3、紋飾方面:龍紋、纏枝花卉、邊飾紋樣與宣德相近,其洶湧海潮、海獸、雲氣、福海仙山和球花紋等為正統獨特紋樣。而八寶紋中之「魚」紋,畫成「單魚」(圖10),其八寶排列順序是:輪、螺、傘、蓋、罐、花、魚、結,與宣德和成化八寶排序「輪、螺、傘、蓋、花、魚、罐、結」稍有不同,且魚為雙魚紋(註8)。鬥彩蓮池鴛鴦紋中的小鳥般鴛鴦和花大而葉小的蓮荷紋樣均富正統特色,成化官窯有仿正統鬥彩蓮池鴛鴦紋作品(註9),而這類製品源自於宣德〈鬥彩蓮池鴛鴦紋盤〉(註10)。
此次出土的正統官窯遺物,以〈青花雲龍紋大缸〉為代表,該器無款,但胎釉、紋樣與宣德官窯遺物非常相似,尤其是大缸上所繪豎髮龍紋、蓮瓣紋,既有宣德意味,又有正統特點,似可定為正統早期官窯器,可作為正統官窯瓷器重要參照器。大量的海水紋裝飾也是此次出土正統官窯瓷器的一大特色,可視之為正統官窯瓷器典形紋樣。(圖11)
(二)1995年珠山明御廠西側東司嶺基建,在一有宣德紀年瓷片地層的上層,出土幾塊〈青花八仙人物大罐〉瓷片,這類無款青花瓷片的胎、釉和青花料與宣德器相近,但紋飾至為特殊:其人物周圍有彌漫的雲氣,與1983年珠山中路出土的「空白期」青花瓷片上的繚繞雲氣和寬服大袖人物紋風格相近(註11),與湖田窯出土的民窯空白期青花人物雲氣紋也極為相似,該大罐當屬正統官窯器無疑。上述特殊紋樣,日本陶瓷界習稱為「雲堂手」,可視為正統之紋飾特徵。

(三)2014年為配合龍珠閣北麓保護房改擴建工程,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搶救性清理了保護房改擴建區域,面積約500平方公尺,出土遺物有宣德、空白期、成化、弘治、正德、同治、光緒等各時期的官窯瓷片,其中以空白期的瓷片為主。該窯業遺存堆積豐富,層位清晰,以空白期窯業堆積最為豐厚和重要。
經室內整理,其空白期瓷器品種有青花、青花礬紅彩、鬥彩、紅綠彩、青釉、白釉瓷等;器形主要以碗、盤、靶盞為主,以及罐、大花盆、梅瓶、長頸瓶、花觚、繡墩、瓷枕、山子等,其中的大花盆、繡墩、各式長頸瓶、匜(圖12)、山子(圖13)等為罕見之物,不見有傳世品。有的出土瓷器紋飾非常特殊:如青花、紅綠彩繡墩鏤空花紋;青花繡墩面上獅子繡球紋、松竹梅紋、方勝等三種不同紋飾(圖14、15);青花大花盆上飾多種海怪瑞獸;青花大盤盤心所繪海浪松竹梅紋、蓮花山石等;還有團花(球形花卉)、海水紋、海浪山石紋等,在瓶、碗、盤、靶盞上均有裝飾。

此次發掘清理由於配合施工,發掘條件有限,故在龍珠閣北麓布一探溝進行,因該區域地層堆積較厚,窯業遺物堆積疏鬆,清理至深約5公尺處便無法向下發掘。現以發掘的探溝南壁地層情況介紹如下:
第①層:表土層,厚約10~30公分,內含水泥、磚塊、碎瓦片和少量草木灰等,並出土有民國名人蔣介石像章,土色為黃灰色,土質較疏鬆,該層為近現代層。
第②層:厚約15~25公分,土色為灰黃色,土質疏鬆,內含大量青磚、紅磚、厚板瓦,以及晚清至民國時期的瓷片,瓷片以民國時期為主,該層該為清晚期到民國層。

第③層為一大層,共分四個亞層:第層:厚約0~28公分,距地表深40~75公分,黃白色土,土質疏鬆,內含大量白色小石子顆粒及較大的岩石類顆粒,還有大量的青瓦片,土質疏鬆,出土有晚清瓷片。該層應為清晚期地層。第層:厚約10~75公分,距地表表深40~155公分,黃褐色土,土質疏鬆,內含少量的碎瓦片。該層應為清中晚期地層。第層:厚約0~40公分,距地表表深50~140公分,為灰黑色土,與第二層較為相似,內含大量的草木灰、青瓦片、白色小顆粒。該層應為清中期地層。第層:厚約0~50公分,距地表表深55~140公分,為灰白色土,土質較為緻密,內含大量白色岩石顆粒及個別磚塊、瓦片。該層應為清早期地層。
第④層:厚約10~140公分,距地表表深110~280公分,為棕褐色土,較厚土質較為緻密,內含少量瓦片,匣缽、碎瓷片等。該層應為明末期清初地層。
第⑤層:厚約40~95公分,距地表表深135~350公分,為紅燒土,土質疏鬆,內含大量的燒土顆粒及窯磚(帶窯汗),匣缽片、板瓦、墊餅等。該層應為明代弘治、正德地層。

第⑥層:厚約0~50公分,距地表深約180~270公分,黃白色土,土質較為緻密,內含大量白色大塊顆粒及少量紅燒土,較為純淨,基本不見瓷片和匣缽等遺物,有淤積痕跡。該層應為明代成化地層。
第⑦層:厚約60~90公分,距地表深約210~420公分,為紅褐色土,土質較為疏鬆,內含大塊匣缽,空心磚、磚塊、墊餅等。出土多帶有成化款的瓷片,及部分無款瓷片,該層為明代成化地層。

第⑧層:距地表約285~420公分,紅燒土塊夾雜紅燒土顆粒,土質疏鬆,包含大量瓷片、窯具等,出土的瓷器均無款,青花瓷除外,還有仿龍泉釉,紅綠彩等,該層為明代空白期地層。(註12)
從第⑦層出土的瓷片來看,主要以帶成化款瓷器為主,少量與成化款器物略有不同的無款瓷器,這部分無款瓷器有可能是略早於成化時期的空白期瓷器。第⑧層出土遺物較為單純,瓷器均無款,但種類豐富,出土器物有的與宣德相似,但與宣德和成化相比卻又有差異,且均無款,根據地層和類形學分析,可知第⑧層出土瓷器應為明正統至天順時期遺物(圖16)。
由於該地層出土「空白期」遺物特徵明顯,根據類形學比較,其遺物似可分為二期:第一期與宣德相近;第二期則與成化相近。第一期遺物主要特徵:以〈青花龍紋大缸〉為代表,有成化〈海怪瑞獸紋大花盆〉,青花觚、枕、繡墩,海水紋碗、盤、靶盞等,其中花觚等器物與宣德同類器物十分相似,此類產品胎釉、青花料也接近宣德官窯。

根據整理發現,第一期遺物中,以海怪瑞獸紋裝飾最常見,其裝飾紋飾較為特殊,這種海怪瑞獸紋在同一器物上裝飾最多的有九種(圖17),如應龍、天馬、海馬、文鰩魚、海象等,這九種青花海怪紋飾與宣德官窯瓷器的同類紋飾十分相似。從裝飾紋樣在器物上的流行程度和形式來看,這類青花紋飾似有其特殊寓意,那麼,我們先期考察以下幾種特殊紋樣的內涵。
1、應龍紋,雙角、五爪、雙翅,該類紋飾在此次出土器物中裝飾最常見。(圖18)據《山海經.卷十四.大荒東經》謂:「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誇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註13)由此可知應龍在旱天氣,可以求得大雨。
2、天馬紋,形似犬而黑頭,有雙翅,宣德與空白期瓷器上都有裝飾。(圖19)據《山海經.卷三.北三經》謂:「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糾」(註14)這種天馬到了明代則成為瑞獸象徵了。明王圻《三才圖繪.鳥獸卷.三十四》天馬圖上說明文字謂:「天馬,馬成山獸,狀如白犬,黑頭,見人則飛,不由翅翼,名曰天馬,其鳴自呼,見則豐穰」(註15)天馬一出現,則天下太平、五穀豐登。

3、文鰩魚,形狀似鯉魚,魚身而鳥翼。(圖20)《山海經.卷二.西山經》謂:「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註16)文鰩魚一出現,則天下就會五穀豐登。
這類海怪瑞獸紋似明顯受宣德影響,宣德青花碗、盤、靶盞多見海水怪獸紋裝飾,如宣德〈青花蟋蟀罐〉上的天馬紋便與出土器物上的天馬紋相似,(註17)可見,此次出土的裝飾有青花海怪瑞獸紋的瓷器,很可能是受宣德影響,繼宣德之後——即正統早期的製品。

這種海怪瑞獸紋在正統官窯瓷器中大量流行,很可能與明代正統時期的社會政治以及災異有關。正統時期「人禍」和自然災害連綿,蒙古瓦刺人不斷擾邊,英宗最終被虜。而自然災害也一直不斷,據《明史.志第四.五行一》載:「正統元年閏六月,順天、真定、保定、濟南、開封、彰德六府俱大水。二年,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開封,四五月河、淮泛漲,漂居民禾稼。九月,河決陽武、原武、滎澤。湖廣沿江六縣大水決江堤。三年,陽武河決,武陟沁決,廣平、順德漳決,通州白河溢。四年五月,京師大水,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順天、真定、保定三府州縣及開封、衛輝、漳德俱大水。七月,瀘沱、沁、漳三水俱決,壞饒陽、獻縣、衛輝、漳德堤岸。八月,白溝、渾河二水溢,決保定安州堤。蘇、常、鎮三府及江寧五縣俱水,溺死男婦甚眾。九月,瀘沱復決深州,淹百餘里。五年五月至七月,江西江溢,河南河。八月,決潮蕭山海塘。六年五月,泗州水溢丈餘,漂廬舍。七月,白河決武清、漷縣堤二十二處。八月,寧夏久雨,水泛,壞屯堡墩台甚眾。八年六月,渾河決固安。八月,台州、松門、海門海潮泛溢,壞城郭、官亭、民舍、軍器。九年七月,揚子江沙州潮水溢漲,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餘人。閏七月,北畿七府及應天、濟南、岳州嘉興、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衛河,沒衛輝、開封、懷慶、漳德民舍,壞衛所城。十年三月,洪洞汾水堤決,移置普潤驛以遠其害。夏,福建大水,壞延平府衛城,沒三縣田禾民舍,人畜漂流無算。河南州縣多大雨。七月,延安衛大雨,壞護城河大堤。九月,廣東衛所多大水。十月,河決山東金龍口陽谷堤。十一年六月,渾河溢固安。兩畿、浙江、河南俱連月大雨水。是歲,太原、兗州、武昌亦俱大水。十二年春,贛州、臨江大水。五月,吉安江漲淹田。十三年六月,大名河決,淹三百餘里,壞廬舍二萬區,死者千餘人。河南、濟南、青、兗州、東昌亦俱河決。七月,寧夏大水。河決漢、唐二。河南八樹口決,漫曹、濮二州,抵東昌,壞沙灣等堤。十四年四月,吉安、南昌臨江俱水,壞壇廟廨舍。」(註18)正統朝十幾年間,華北平原和山東連遭旱災和蝗蟲,黃河和大運河決口,浙江發生嚴重旱災和瘟疫流行,同時民間動亂不止,東南部發生鄧茂七農民大起義等(註19),這使得年幼便登上大寶的英宗在這多事之秋,很想借助於海怪瑞獸,鎮妖降魔,祈求天下太平豐登。
第二期遺物主要特徵:有青花雲刻龍紋碗、盤、靶盞(圖21),青花海水龍紋碗、盤、靶盞,青花嬰戲紋碗、盤、靶盞(圖22),團花(球形花)紋碗、盤、靶為主,以及梨形壺、長頸瓶等(圖23),還有青花獅子繡球紋盤等,此類製品的胎釉、青花料、紋飾與第⑦層出土的成化官窯瓷器非常相似,這類有成化風格的瓷器,可能是空白期後期,即天順官窯的遺物。
關於出土景泰、天順官窯瓷器

目前在珠山御窯廠遺址尚未發現景泰、天順官窯遺存和此類傳世官款瓷器,但紀年墓則有幾例出土,而近年珠山御窯廠出土的如下遺物也值得重視。
1、1990年珠山明御廠成化地層之下出土〈無款青花印紅魚蓮蓬形大碗〉,推斷為不早於正統初,不晚於成化末的製品(註20,圖24)。該器敞口斂腹,圈足矮小,底與壁下部較厚,碗心繪青花雲龍,雲龍紋周圍以一圈海水為邊飾,外壁下部飾以仙山海水,上部飾三紅鱖魚,其裝飾奇特;即紅魚紋處的碗壁內凹外凸,當用魚形模具印壓而成,此裝飾方式目前僅此一例,其製品極為罕見。該器整個風格與正統和成化既有相似處又有相異處,它極可能是天順官窯遺物。
2、1993年6月,在明御窯廠故址西側(老市政府大樓西側前食堂)基建工地上發現一批宣德、成化紀年官款瓷片和無款青花瓷片,這批遺物無疊壓關係,可能是明早中期的擾土和填土,其中無款青花瓷片上的纏枝寶相花極似正統風格,但色澤較正統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統精細,盤的圈足比正統圈足大,且低矮微內斂。其風格與正統和成化有異,當屬景泰或天順官窯遺物。景德鎮陶瓷館藏景泰四年墓出土〈青花寶杵紋盤〉與這類出土遺物相似(註21)。

3、1995年在珠山龍珠閣成化早期地層夾雜著一些無款青花靶盞和碗、盤殘片,其造形和紋樣與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較粗,青花色調略顯灰暗,與同時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調區別較大,這批遺物可能是正統之後、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順官窯製品。
以上遺物說明,景泰、天順有官窯燒造,與前述文獻有關記載吻合。從現有出土遺物判斷,其時官窯燒造量似不大,品種亦不如前代豐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產,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燒造。其青花產品的主要特徵:青花色調多偏灰淡,似與江西省博物館藏景泰元年〈青花「奉天敕命」碑〉青花料相似(註22,圖25),既不如它之前的正統青花厚重濃麗,也沒有成化青花纖細淡雅;造形上(主要是靶盞、碗、盤)多承正統形制,但盤圈足矮而微內斂,挖足多不過肩;紋飾上多承正統風格,但花卉紋則較為流行。

關於傳世的空白期官窯瓷器
從傳世的空白期瓷器來看,主要遺物還是在北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比如,過去一般把〈無款鬥彩鴛鴦蓮池紋碗、盤〉定為成化製品,現在完全可以據出土資料把它確定為空白期官窯遺物。上海博物館藏正統〈官窯青釉刻花紋碗〉,在珠山北麓發掘出土的空白期遺物中可以找到佐證。(圖26)說明空白期官窯瓷器當年一定是曾進貢給了朝廷,並有流傳。
2018年3月筆者訪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發現該館藏〈青花纏枝八寶紋大罐〉(圖27)和〈青花纏枝蓮紋葫蘆瓶〉,無論是胎釉、青花料色、器形與近年明御窯廠遺址出土正統官窯瓷器十分相似。如,該館所藏〈青花纏枝八寶紋大罐〉,不僅青花料色、胎釉一致,其青花所繪蓮托八寶紋樣也一致,有趣的是,其花紋在細部描繪上也驚人一致,比如八寶紋中的魚紋,出土的正統器物上為單魚紋,而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大罐也是單魚紋,這是極富正統官窯特色的紋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青花纏枝寶相花紋葫蘆瓶〉(圖28),造形和紋飾以及青花料色和胎釉,與明御窯廠出土正統〈官窯青花纏枝寶相花紋葫蘆瓶〉相同(圖29)。

把上述遺物與紀年墓葬出土和傳世瓷器(日本學者定為15世紀民窯)聯繫起來觀察,似可進一步瞭解空白期官窯面貌。如武漢市博物館收藏的明八王墓葬群出土〈青花蓮荷鴛鴦紋蓋罐〉,(註23)該器形制與宣德器大體相似,唯器身之下部收斂外撇而與宣德器微有差異,其裝飾花紋之蓮荷畫成花大葉小和形如小鳥般的鴛鴦,以及底部之仙山海水紋均富正統官窯特徵,當為正統官窯產品。東京戶栗美術館收藏〈青花琴棋書畫紋大罐〉,該器足部收斂,所繪青花蕉葉紋和雲氣人物紋,具有正統官窯特徵(註24,圖30)以上作品當屬正統官窯遺物。過去被定為15世紀民窯的一些繪琴棋書畫、樓臺亭閣、仙女、八仙和松竹梅紋大罐,以及繪攜琴訪友、麒麟和孔雀牡丹紋梅瓶等,其風格亦明顯的有正統官窯特徵。筆者以為,這類器形規整、構圖謹嚴的製品,可能出自空白期時期的官窯。
關於景德鎮出土三朝民窯瓷器
前述文獻有浮梁縣民向朝廷貢瓷與官方禁民窯燒造官樣青花和彩瓷的記載,聯繫三朝墓葬出土和紀年瓷器來看,其時民窯不泛優秀之作。如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一書刊正統二年墨書題記的〈青花纏枝牡丹雙輔首樽(罐)〉(註25)(圖31),該器器形規整,紋飾精美,其器底部收斂微外撇為正統常見形式,雙鋪首與正統官窯青花器座鋪首相似,是一件具有官窯風格的優秀民窯製品。又如同書刊出的〈天順五年紀年款青花纏枝牡丹凸螭龍瓶〉、天順〈五彩八仙香筒〉以及浙江嘉興天順二年墓出土〈素三彩瓷船〉(註26)和江西博物館藏正統九年魏源墓出土〈青釉雕獅燭臺〉等(註27),造形別致、彩飾典雅,是罕見的民窯珍品。由此可見,三朝民窯有精粗之分,精者可與官窯器媲美。其時民窯極為興盛,地位較高,可與官窯相執牛耳,否則的話,民窯就沒有資格向朝廷貢瓷,官方也無須出面干預民窯生產了。

聯繫上述遺物和景德鎮湖田、瑤里明代民窯遺址出土的三朝遺物,2005年景德鎮麗陽瓷器山明代窯址發掘出土的正統瓷器(註28,圖32),以及江西新建正統二年朱盤烒墓(註29),河北安次正統三年何氏墓(註30),江西景德鎮景泰四年嚴昇和七年袁氏墓(註31),廣東東莞天順三年羅亨信墓(註32)和四川平武天順八年王璽夫婦合葬墓出土瓷器來看,三朝民窯產品大體上有以下主要特徵:1、青花料,正統多與宣德接近,呈色較濃豔,景泰、天順則多顯淡灰藍色。2、該期各式罐流行,罐中部多收斂外撇是其一大特徵。出現雙鋪首罐,貼雕螭龍瓶和連座香筒之類罕見器形。盤圈足有變大趨勢,且多矮而微內斂。3、紋飾以纏枝花卉最常見,其枝葉不交不蔓均比前代同類花紋顯得疏朗,葉片有留白。螺旋式蓮瓣、圈點式小朵梅花、橢圓球形松針、船形葉卷草和仙人掌狀海水浪花紋,均屬該其民窯紋飾特點。雜寶紋、梅花月影、犀牛望月、孔雀山石和雲氣仙道人物紋是該期民窯慣用之紋飾。
根據以上考察,聯繫相關文獻,從出土與傳世的「空白期」民窯產品來看,當時的民窯有可能臨時承擔過進貢朝廷的任務。

相關問題探討
(一)從出土與傳世遺物,以及相關文獻來看,正統、景泰、天順三朝顯然不是「空白期」或「黑暗期」。明永、宣官窯是中國陶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而它之後的三朝瓷器則有明顯的衰退趨勢,綜合考察目前傳世與出土遺物可見,其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均遜色於永、宣時期,雖然有個別產品可與永宣官窯產品媲美,但總體而言其產品不能與永宣官窯同日而語,也不如它之後的成化官窯精彩。三朝官窯有衰退之勢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宣德官窯常見的高溫紅釉,釉上彩等精美瓷器,在「空白期」瓷器中則幾乎不見。
(二)宣德官窯瓷器盛行書寫年款,而在它之後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官窯卻不書寫年款了,這一頗使人費解的現象,近來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流傳種種猜測。筆者以為其不書款似乎與以下事實有關:1、正統朝開始推行財政緊縮、反對糜費的措施。宣廟崩,張太后「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註33)停止耗資巨大的「下番」活動。2、自然災害和「人禍」不斷。如前所述,英宗被虜,華北平原和山東連遭旱災和蝗蟲,黃河和大運河決口,浙江發生嚴重旱災和瘟疫流行,同時民間動亂不止;而景泰、天順二帝則又是在爭鬥和惶恐自保中度日,哪有過多的閒暇來關心本屬「國興」而「瓷興」的燒作活動呢。?3、從款式制度上看,洪武時不寫年款,永樂才出現刻、印「永樂年製」篆書款,且僅見靶盞一類的製品。那麼,在當時書寫年款尚未形成定制的時代,正統不效仿奢侈的宣德而追仿簡樸的洪武官窯也就非常自然了。綜上考察,三朝官窯不寫年款就使人容易理解了。

(三)關於2014年珠山北麓發掘空白期地層與遺物年代。從出土遺物的堆積情況看,該遺物堆積不同於2002~2003年珠山北麓發掘的永樂官窯瓷片掩埋坑,而是呈片狀堆積。由於第⑧層的瓷器中同時包含宣德和成化風格的瓷器,而兩者風格的瓷器(類形學上可分為二期)出土於同一地層,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劃分,其地層年代當為出土遺物第二期(接近成化期)的地層年代。那麼第二期的年代應為那一具體的歷史年代呢?根據《明史》卷八十二載,英宗駕崩,天順八年正月命「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員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所以,此第⑧層出土的遺物,很可能是天順八年正月,御窯停止燒造,朝廷命「差去官員即便回家」之前,御廠的督陶官或太監們,將庫房內來不及運至京城的正統至天順官窯多餘品或廢品,一次性處理在御窯廠內。因此,我以為此第⑧層的瓷器當包含正統、景泰、天順時期遺物,而地層年代 當是空白期後期,即天順八年左右的堆積。
小結

綜合考察近年明御窯廠遺址出土正統官窯遺物與相關傳世品,聯繫相關文獻可知,所謂「空白期」,並非完全空白,其時的官窯燒造有一定規模,產品也有較高的水平。珠山明御窯廠西牆一帶發現的正統官窯遺存,以〈青花雲龍紋大缸〉為代表,器形碩大,舉世罕見,與文獻相印證,可知燒造於正統六年左右,可作為正統官窯瓷器重要參照器。大量的海水紋裝飾也是此次出土正統官窯瓷器的一大特色,可視之為正統官窯瓷器典形紋樣。同一地層出土的〈鬥彩蓮池鴛鴦紋盤〉與成化官窯所仿正統〈鬥彩蓮池鴛鴦紋盤〉相似,可知而這類製品均源自於宣德〈鬥彩蓮池鴛鴦紋盤〉,為認識明代鬥彩工藝技術的演變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依據。1983年珠山中路出土的「空白期」青花繚繞雲氣和寬服大袖人物紋有正統官窯特徵。2014年龍珠閣北麓發掘的遺物以空白期的瓷片為主。由於該地層出土「空白期」遺物較為豐富,特徵明顯,根據類形學比較,其遺物似可分為二期:第一期與宣德相近;第二期則與成化相近。第一期遺物中流行海怪瑞獸紋飾,似有特殊寓意,可能與明代正統時期的社會政治及災異有關。
景泰、天順有官窯燒造,與文獻有關記載吻合。從現有出土遺物判斷,其時官窯燒造量似不大,品種亦不如前代豐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產,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燒造。其青花產品的主要特徵:青花色調多偏灰淡,既不如它之前的正統青花厚重濃麗,也沒有成化青花纖細淡雅;造形上(主要是靶盞、碗、盤)多承正統形制,但盤圈足矮而微內斂,挖足多不過肩;紋飾上多承正統風格,但花卉紋則較為流行。
被定為15世紀民窯的一些繪琴棋書畫、樓臺亭閣、仙女、八仙和松竹梅紋大罐,以及繪攜琴訪友、麒麟和孔雀牡丹紋梅瓶等,其風格亦明顯的有正統官窯特徵。這類器形規整、構圖謹嚴的製品,可能出自正統官窯。從出土與傳世的「空白期」民窯產品來看,當時的民窯有可能臨時承擔過進貢朝廷的任務。

從出土與傳世遺物,以及相關文獻來看,正統、景泰、天順三朝顯然不是「空白期」或「黑暗期」,但三朝官窯有衰退之勢是顯而易見的。關於「空白期」官窯不書年款問題,由於當時書寫年款尚未形成定制,正統官窯不效仿奢侈的宣德而追仿簡樸的洪武官窯也就非常自然了,而三朝官窯不寫年款就使人容易理解了。關於2014年珠山北麓發掘空白期地層與器物年代,根據地層堆積和相關文獻判斷,第⑧層出土瓷器當包含正統、景泰、天順時期遺物,而地層年代當是空白期後期,即天順八年左右的堆積。
註釋:
註1: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128。

註2:汪慶正編《青花釉裡紅》,頁9,上海博物館,兩木出版社,1997年。
註3:《明史.宣宗本紀》卷九,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群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戍大漸罷採買營造諸使」,中華書局,1982年。

註4:《明實錄.英宗實錄》卷二十,《明史》載:「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明史.食貨六》卷八十二,中華書局,頁1998。
註5:《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年版,圖37。
註6:〈景德鎮發現大量明正統官窯瓷器〉,《光明日報》1988年12月15日一版;《皇帝的磁器》圖版81~91,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1995年。

註7:李家治、劉新園等〈景德鎮元代及明初官窯青花瓷器的工藝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1996年。
註8、9:《成窯遺珍》,香港徐氏藝術館,1995年版,圖版123。圖版4。
註10:《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灣鴻禧美術館,1998年版,圖75。

註11:《景德鎮出土陶瓷》圖版230,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年版。
註12: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瓷器考古新發現》,《2014年珠山北麓考古新發現》,2016年,故宮出版社。

註13:元陽真人《山海經.卷十四.大荒東經》,雲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頁138。
註14:同註13《山海經.卷三.北三經》,頁67。
註15:明王圻《三才圖繪.鳥獸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235。

註16:同註13《山海經.卷二.西山經》,頁49。
註17:劉新園《明宣德官窯蟋蟀罐》,臺灣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頁53。
註18:《明史.志第四.五行一》卷二十八,中華書局排印本,頁448。

註19:(美)牟復禮《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五章,頁341~34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註20:《景德鎮出土陶瓷》,圖版234,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年。

註21:《江西藏瓷全集.明代》,朝華出版社,2007年版,頁232。
註22:《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年,圖版39。
註23:劉慶平《武漢館藏文物精粹》,圖58,武漢出版社,2006年。

註24:(日)《中國的陶瓷》圖272,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六年十月。
註25: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頁485,圖版28,紫禁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3年。
註26:行一、平一〈明天順出土素三彩瓷船〉,《南方文物》,1993年3期。

註27:《中國美術全集.陶瓷》(下)圖版89,上海美術出版社,1991年。
註28:故宮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麗陽瓷器山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3期。

註29:古湘、陳柏泉《介紹幾件元、明青花瓷珍品選介〉,《文物》1973年12期。
註30:馮秉其〈安次縣西固城村發現明墓〉,《文物》1959年1期。
註31:歐陽世彬、黃雲鵬〈介紹兩座明景泰墓出土的青花釉裡紅瓷器〉,《文物》1981年2期。

註32: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東莞羅亨信家族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1期。
註33:明李賢《天順目錄》、《國朝典故》,頁1142,北京大學排印本中冊。
圖片提供|江建新(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作者|江建新(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