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自太宗以降，皇室建立以東晉王羲之為古典的書學傳統後，千餘年來王書的影響力在中國書法史不斷擴散。在這股崇王風氣之下，皇帝不僅親身實踐於自身作品中，亦透過政治權力，不斷搜訪、徵集與複製王書，使其蔚為風潮。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唐玄宗〈鶺鴒頌〉（圖1），筆畫渾厚、墨韻盎然，書風尤見〈蘭亭序〉與〈集字聖教序〉遺範，充分反映唐代皇室學習王羲之系統之翰墨風尚。然而，此卷字體尺寸及筆畫粗細變化劇烈，而且時有運筆遲滯、牽絲不連貫，以及缺乏行氣等不自然現象，因而長期備受質疑。〈鶺鴒頌〉作為一件重要的唐代皇帝御書，關於書者身分等問題，學界至今仍持有不同意見。然而，倘若換個角度，將之置於唐代皇室崇王脈絡之下，具體考察此卷的製作背景與原因，此種不自然現象實則有跡可循。
恪遵典範：唐代皇帝御書與王羲之書蹟鑑藏
有唐一代，皇帝多善書，皇帝個人的品味與提倡，直接引領當時的書法風尚。唐太宗篤好王羲之書法，曾下詔購求天下王羲之書蹟，透過複製與推廣，王羲之「書聖」地位至此始定於一尊，並奠定了李唐皇室重視王書的書學傳統，後代高宗、玄宗等人的書風無不受此影響。據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記載，太宗御府庋藏的王羲之書蹟，有2290件，太宗並命褚遂良、王知敬等人鑑別、整理這批書蹟。（註1）其中，唐太宗對〈蘭亭序〉尤為推崇，曾令搨書人馮承素、趙模、諸葛貞等人，各摹寫數本贈近臣與諸王。唐太宗亦在《晉書》親自為〈王羲之傳〉作贊，稱「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將其推崇至書史典範的地位，使得學習王書一時蔚為風氣。
唐太宗傳世作品不多，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溫泉銘〉拓本（圖2），字形挺拔，筆法流利生動、變化多端，在起筆與收筆處略顯鋒利。〈溫泉銘〉字體的開合與聚散，明顯與〈集字聖教序〉有密切關連（表1）。唐高宗李治早年書風與太宗相似，可謂家法相承。高宗著名的作品〈李勣碑〉（圖3）運筆沉穩、結構嚴謹，深得王羲之神韻，該碑與〈集字聖教序〉相似字甚多（表2），由此可見王羲之熱潮在高宗朝仍持續進行。同時期的武后延續太宗以來推崇王書的傳統，繼續訪求、徵集右軍書蹟。她曾於萬歲通天二年（697）向王羲之第十代孫王方慶徵集王氏一門七人十帖，摹成〈萬歲通天帖〉（遼寧省博物館藏，圖4）。唐初宮廷製作搨摹本之目的並非作偽，而是在於延續和保存東晉王羲之一門書翰。
王書的推廣除了藉由唐代帝王親身實踐，其影響性還透過〈集字聖教序〉一類拓本，在民間發揮作用。〈集字聖教序〉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為玄奘新譯的佛經頒賜聖教序，由弘福寺僧人懷仁集王羲之書蹟1900餘字後勒石。此碑立於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完成時間前後約費時25年。〈集字聖教序〉所使用的王羲之字蹟源自內府，可以說保留大量初唐時期被認可的王書。此碑問世以後，王羲之書法得以拓本的形式廣泛流傳，相當程度地提升了傳播速度。
唐太宗大量購求王羲之書蹟，貞觀內府收藏量已略具規模，唐玄宗在擴充內府書畫典藏這方面亦不遺餘力，在位期間廣求天下圖書及二王書蹟，並命臣下進行書畫分卷、編目、裝裱、複製等工作。（註2）其中，值得留意的是「集賢院」的設置，集賢院本稱「集仙殿麗正書院」，是開元初年設置的御用圖書館。集賢院中除了設學士、直學士等職，尚有待制、寫御書、搨書手，負責整理、抄寫各種書籍，並摹搨內府所藏法書後分賜諸王。（註3）太宗朝至玄宗朝，形成一股由宮廷所推動的王羲之熱潮，宮廷並設有專職機構複製與保存這些作品。王羲之作品因而得以不斷被複製，其典範地位更加鞏固。
聚訟紛紜：〈鶺鴒頌〉真偽之辯及其於唐玄宗行書的定位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鶺鴒頌〉，是唐玄宗以「鶺鴒友悌」為主題，歌詠兄弟之情的稱頌文辭，亦是玄宗唯一流傳至今的墨蹟。鶺鴒鳥飛起時，會發出尖銳而短促的啼鳴，行走時，尾羽經常做出規律的擺動，像是在相互呼應，如同急難時兄弟會互相照應，不相離棄，因此《詩經》用以比喻兄弟相友之道。全卷以行書寫成，共44行，331字，現為手卷裝裱。本幅白麻紙本，由四紙接成，行與行之間有摺紙形成行線。全卷無款，本幅後方僅一草書「勅」字，其下有一御押，以及五方「開元」小璽。卷上宣和七璽齊全，並著錄於《宣和書譜》，曾經徽宗內府收藏。拖尾依序有北宋蔡京、蔡卞，以及清代王文治題跋，是一件流傳有緒的作品。
明清以來，文人及學者對於〈鶺鴒頌〉的完成時間、書者身分、創作動機等方面有諸多討論，惟看法莫衷一是。關於該卷書者身分，目前學界有唐玄宗真蹟、雙鉤廓填本、翰林代筆等幾種推論。〈鶺鴒頌〉（圖5）書風承襲自王羲之，尤其謹守〈蘭亭序〉（圖6）與〈集字聖教序〉（圖7）遺範，由此可看出唐代皇室學習王羲之系統之風尚所在，也反映玄宗朝對於豐腴之美的好尚。然而，細觀〈鶺鴒頌〉全卷，可發現此卷的字體尺寸及筆畫粗細之變化相當大，而且時有牽絲映帶不連貫，或是筆畫遲滯、多處補筆等不自然的現象，這些特徵正是〈鶺鴒頌〉歷來被質疑非唐玄宗親書的主要原因。
傳世唐玄宗行書墨蹟雖僅存〈鶺鴒頌〉一卷，但仍有些碑刻與拓本存世，即使碑刻在摹勒上石的過程中，可能與原蹟略有誤差，但在其他墨蹟已佚的情形之下，碑刻仍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目前現存的唐玄宗行書碑刻行書尚存五件，分別為〈常道觀勅〉、〈裴光庭碑敕〉、〈金仙長公主神道碑〉、〈內侍省功德碑〉、〈石臺孝經〉批字。透過這些作品，可觀察到相近的書風表現，依年代可大略勾勒出玄宗行書風格演變的過程。現存唐玄宗行書中，以〈鶺鴒頌〉的年代最早，書於開元十二年（724）〈常道觀勅〉（圖8），晚於〈鶺鴒頌〉三年。此作品風格表現與〈鶺鴒頌〉最為接近，皆具有點畫肥厚的特性，書寫時相對自然流暢，用筆側頓尤為明顯，結字仍是奠基於王書的基礎，但漸趨豐腴，流露出玄宗個人風貌。由書風研判，這些行書作品可視為同一類風格，惟前期至後期略有變化。〈鶺鴒頌〉屬於玄宗早年遵循皇室傳統，精心學習王羲之書風之作，整體風格表現上似乎特別用心、力求變化，反而略顯拘謹。
風格溯源：〈鶺鴒頌〉中所見的王羲之典型
唐玄宗在宮廷崇王背景之下創作出來的〈鶺鴒頌〉，不論是運筆的提按頓挫、或是結字表現，皆明顯承繼王書一脈傳統，其中有些字甚至與〈蘭亭序〉、〈集字聖教序〉如出一轍，關於該卷書風淵源學界已有共識。然而，該卷與王書相似字的數量之多，並非單純承其書風便足以解釋，其中的具體關連值得進一步探析。將〈鶺鴒頌〉與現存王羲之墨蹟、集王行書碑、刻帖，以及其傳承者智永的書蹟進行逐字比較後，約八成以上的字可追溯到根源，茲將一部分相似度高的字列出供參（表3）。兩者不論用筆或結構上皆相當類似，甚至可進一步說，〈鶺鴒頌〉有刻意模仿王書的跡象，例如〈鶺鴒頌〉「樂」字左傾；「詠」字向右微傾；「趣」字「走」豎接寫橫的筆勢，以及末筆向上挑起；「左」字最後兩筆細微牽絲處，這些都屬〈蘭亭序〉獨具的用筆特色。此外，〈鶺鴒頌〉中「如」、「微」、「處」等字的體態結構，幾乎可以和〈集字聖教序〉相疊合。這些高度相似的字蹟來源，主要出自〈蘭亭序〉、〈集字聖教序〉、〈興福寺碑〉。其中，來自〈蘭亭序〉的字，又有部分同時收入〈集字聖教序〉中。
〈鶺鴒頌〉書風若要達到與王書高度相似的境界，可能性有以下兩種：首先，唐玄宗本身是個充分掌握王羲之風格的書家，在自運的情況下，便能模仿得維妙維肖。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唐玄宗在下筆時，可能同時有王羲之書蹟可參照，臨仿而成。若要區分兩種可能性，可試舉具有同樣偏旁「隹」的字為例。這些字雖具有相同部分，但寫法差異性相當大（表4），不像是同一人所書。例如「集、難」二字結構分別來自〈平安何如奉橘帖〉、〈集字聖教序〉，用筆的掌握度較高，筆鋒翻轉流暢。與此相對，「懼、唯、雞、雄、曜」等字，沒有直接對應來源的字，相較之下保留較多玄宗本人的書寫習慣，例如多用側鋒，字體偏肥厚，缺乏王書特有的優雅蘊藉姿態，顯示自運與臨仿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現象也是〈鶺鴒頌〉在學習王羲之書體結構時，雖能得其形似，但用筆方面仍會不經意流露出個人特色。倘若〈鶺鴒頌〉是擅長王羲之風格的書家直書而成，行氣應更為流暢，不至於在同一件作品中，出現如此突兀的差異。因此，玄宗下筆前可能已有一集王字底稿，再據以參照臨寫而成，因而導致整體行氣不連貫。而這些大小、粗細差距甚大的字，正是書者欲引起觀者注意的部分，刻意彰顯其承襲家風的習王成就。
風格比對的過程中，有一特殊現象值得注意，即是〈鶺鴒頌〉中許多字無法從現存二王書蹟與〈集字聖教序〉中尋得，卻出現在年代相近的〈興福寺碑〉（圖9）之中。〈興福寺碑〉集字者僧大雅，與〈集字聖教序〉的集字者懷仁同為興福寺（原名弘福寺）僧人。〈興福寺碑〉碑上有些字在點畫結字上，與〈集字聖教序〉幾乎一致，字蹟的選取上可能是具有相同來源。兩碑文末皆記有官銜，例如文林郎是唐代的文散官，任職於弘文館，在宮廷中從事摹勒、刻碑或書畫裝潢的工作，而〈鶺鴒頌〉卷所使用的王書來源，可能與這些具有宮廷製作背景的集字碑有密切關連。
集王聖教：王書傳統的確立與運用
唐玄宗在〈鶺鴒頌〉用筆點畫方面雖以自運為基礎，保留本體字書寫習慣。然而大部分字的結構忠實模仿王書，並注意到該字結構與角度等細節，其相似的程度可謂維妙維肖。該卷行楷相間，筆畫粗細、字體大小變化劇烈，其目的可能是為了讓觀者能夠立刻辨識風格出自〈集字聖教序〉。這些臨仿的對象，極有可能是宮廷搨摹後的王書。在書寫過程中，比起從卷帙浩繁的原帖中逐一找尋特定的字，直接透過集王字庫蒐集，顯然簡便許多。另一方面，〈鶺鴒頌〉在整體行氣表現上，充分彰顯〈集字聖教序〉大小錯落的特徵。〈集字聖教序〉係因集字，雖以行書為主，但時雜有楷書，甚至草書。碑上字體大小、肥瘦參差不齊，在章法上並未統一，這點亦見於〈鶺鴒頌〉。此卷並非孤例，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傳唐代陸柬之的〈文賦〉（圖10），在書風表現上也曾出現許多類似特徵。
〈鶺鴒頌〉選擇〈集字聖教序〉這類集王行書風格，可能尚有其他原因。誠如前述，唐代多數的王羲之墨蹟被蒐羅至內府，當時王書在民間的流傳，主要是透過〈集字聖教序〉拓本的傳播。拓本複製方式比起雙鉤廓填來得簡便與快速，在當時的影響力，應勝於為數不多的原帖。因此，對唐人而言，一般人所熟知的王羲之面貌，是屬於〈集字聖教序〉一類。倘若玄宗在書寫〈鶺鴒頌〉時已計畫刻碑，且預設觀者為一般民眾，其所選擇的王書風格，除了自太宗以來奉為典範的〈蘭亭序〉，更有效的方式，應是選擇當時更為流行的〈集字聖教序〉，使觀者足以一眼辨識出風格來源。
關於唐代宮廷「集字」活動具體如何進行，史料並未詳載，但從周邊文獻，仍可從旁推敲。例如唐韋述《敘書錄》曾記載開元年間宮中搜集二王、張芝等書，命集賢院集字搨進。（註4）即使史料未清楚說明宮廷「集字」活動之運作模式，但根據現存許多唐代摹本與史籍，仍可試著推想，內府收藏二王書蹟時，通常會同時製作複本加以保存，這些複製的機構，最可能是集賢院與翰林院。此外，當時多數王羲之書蹟被收進內府，若要製作像〈集字聖教序〉、〈興福寺碑〉這類大型的集王行書碑，最有可能的字蹟來源，便是出自宮廷。另外，「集王行書」風格同時也出現在許多唐代皇室墓誌銘中（圖11）。藉由這些實例不難想像，集王行書在宮廷立碑活動中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可謂代表當時官方的流行書體。
鶺鴒友悌：唐玄宗書體選擇與政治態度
史籍記載擅長八分書的玄宗，為何如此大費周章，刻意選擇王羲之風格來書寫〈鶺鴒頌〉，可從兩方面解釋。首先，〈鶺鴒頌〉不同於唐玄宗的其他八分書碑，如〈紀泰山銘〉、〈石臺孝經〉等具有強烈展示性，〈鶺鴒頌〉文體較為自由且充滿節奏性，就「兄弟之愛」這個訴求上來說，相對軟性，以行書寫韻文，或許更能傳達意圖。若使用八分書寫，不免帶給觀者拘謹慎重之感。另外，從政治層面來看，玄宗刻意承襲太宗以來的文化傳統。玄宗即位之前，皇室實已經過一番動盪，歷經武后、韋后掌政，以及太平公主之亂，高宗朝後政局持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玄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企圖重振太宗遺風，在開元初年推崇太宗貞觀之政典範，施政上承襲舊制度。進入開元盛世政局逐漸穩定後，玄宗開始力求表現，例如宮中制定《開元新禮》，有別於早期遵守舊儀。其中最明顯之例即是開元十三年（725）興師動眾，率領群臣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儀式。玄宗此舉無非是想展現自己功高德厚，更勝於父祖輩。
玄宗朝中期力圖改變，這點不只表現在政治上，連書體的選擇也可看出端倪。玄宗早期承襲家學淵源，〈鶺鴒頌〉上刻意模仿王羲之書法。到了中期，開始廣推八分書。據南宋《寶刻類編》所錄的唐初諸位皇帝的作品，宋代可見唐玄宗御書碑刻數量，遠遠超出前代皇帝。（註5）當時由唐玄宗親書的重要碑刻銘記不在少數，內容大致可分為頌揚功德、制禮作樂、批答賞賜、詩文作品等數類。朝廷重要儀式或是經典文本的頒布，多選擇結構莊重的八分為書體。立碑之舉本身即具有展示性，特別像〈紀泰山銘〉這類摩崖石刻，以視覺效果強烈的雄偉之姿彰顯皇帝功績。玄宗朝立碑數量規模之大、內容涵蓋之廣，結合當時提倡的八分新書體，各方面皆呈現出其在文化經營層面的企圖心。
開元中葉後宮廷流行書體消長的背後，不單僅是因為皇帝個人的審美觀，也象徵政治局勢的改變。皇帝為了區隔前朝，在國家禮樂制度頒布時使用不同的書體，具有展現王朝新氣象之企圖。唐玄宗在繼承王書的同時，也加入新的元素，不論用筆、結字與章法上，皆顯得更加豐腴厚重，頗有宣揚自身的偏好及審美標準之意圖。關於唐玄宗藉由〈鶺鴒頌〉展現「兄弟之愛」背後的政治處境與心理狀態，已有論者做過深入分析，認為皇帝刻意採「高壓懷柔」的兩面手法來平衡自己與諸王的關係。（註6）玄宗兩次修纂《御注孝經》、立〈石臺孝經〉石碑，以及自書〈鶺鴒頌〉刻石並頒行天下，從其向百姓宣揚「以孝治天下」、「兄弟友悌」之宗旨的行為來看，各種舉措皆反映其政治考量，是為了消除了皇室爭鬥疑慮。這類題材不只表現在書法，甚至經常出現在史籍、詩文與繪畫作品中，可見唐玄宗積極利用不同媒材，來形塑自己「兄弟友悌」的形象，在美化兄弟情誼方面別具用心。
結論
唐玄宗〈鶺鴒頌〉全卷體態結構忠實模仿王羲之，特別是當時流行的〈集字聖教序〉，合乎李唐皇室崇王的翰墨風尚。〈鶺鴒頌〉用筆豐厚、側頓明顯，充分反映唐玄宗的書寫習慣。而此卷字間點畫連接猶豫、行氣不連貫，以及補筆痕跡明顯等呈現出來的各種不自然樣貌，或許可從集字書寫的角度來解釋。〈鶺鴒頌〉不論是在題材、內容與書體的選擇，整體的結合皆是經過精心設計，猶如呈現唐代皇室所欽定的標準。唐玄宗藉由鶺鴒的典故歌頌兄弟之情，藉此籠絡兄弟，緩和唐代皇室爭權奪位的緊張氣氛，同時亦有與唐太宗「玄武門之變」互相對比之意圖。皇帝以身作則，書寫〈鶺鴒頌〉的用意不僅是向百姓宣揚「兄弟友悌」的文教意圖，更想藉此提倡王書，可視為唐玄宗早期追隨皇室傳統，師法王羲之風格的最佳例證。除了〈鶺鴒頌〉之外，將來若能將更多唐代墨蹟、集王行書碑等，結合為數可觀的出土墓誌進行考察，將有助於勾勒集王行書完整的發展脈絡，增進對此時期崇王書史觀的形成與流行之認識。
註釋：
註1：（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頁120。
註2：（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2，收入中國書畫研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頁31；（唐）徐浩，《古迹記》，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頁121。
註3：（唐）韋述《敘書錄》、（唐）徐浩《古迹記》，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頁165、122。
註4：（唐）韋述《敘書錄》，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頁165。
註5：（宋）佚名《寶刻類編》，收入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冊81，卷1，頁1～4。
註6：侯怡利〈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卷3期（2012.3），頁82～93。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何傳馨〈唐太宗與書法史料析論〉，收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編《史學與文獻（三）》，臺北：東吳大學，2001，頁1～74。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侯怡利〈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卷3期，2012年3月，頁77～114。曹寶麟〈《集王聖教》與《神龍蘭亭》之比勘〉，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76～392。陳雪溱〈唐玄宗〈鶺鴒頌〉書風探析及其於宋徽宗朝的意義轉化〉，《故宮學術季刊》35卷3期，2018年3月，頁1～92。羅丰〈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碑》─一個王字傳統的構建與流行〉，《唐研究》23卷（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專號），2017年12月，頁1～108。
溫泉銘 集字聖教序
表1 唐太宗〈溫泉銘〉與〈集字聖教序〉比較。
| 李勣碑 | 集字聖教序 李勣碑 集字聖教序 | 李勣碑 | 集字聖教序 |
|---|
表2 唐高宗〈李勣碑〉與〈集字聖教序〉比較
| 鶺鴒頌 | 鶺鴒頌 | 平安何如 鶺鴒頌 集字聖教序 |
|---|
奉橘帖
可能為自運的字
表4 〈鶺鴒頌〉參照書寫與自運之差別舉例
鶺鴒頌 蘭亭序
鶺鴒頌 集字聖教序
鶺鴒頌 蘭亭序 集字聖教序
鶺鴒頌 蘭亭序 集字聖教序
鶺鴒頌 興福寺碑
鶺鴒頌 蘭亭序 興福寺碑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