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三樓「館藏精選文物」展廳，迎面而來的即是一件體形碩大、鑄造精美的方壺，其宏偉的造型及瑰麗的紋飾，不僅氣派非凡，且相當搶眼。而在這件方壺的後方，還展示了一整列各種造型的酒器、水器及樂器，器身上滿布冷調的深綠色鏽，散發著歲月所凝煉的幽光，吸引許多觀眾駐足欣賞（圖 1）。若將目光移至這群青銅器旁的展示卡上，便會發現上頭均註明著「河南新鄭鄭公大墓出土」。原來，它們正是名聞遐邇的史博館鎮館之寶──新鄭青銅器群。
原隸屬河南博物館的這批文物，乃是在因緣際會下來到台灣，並於195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立之始，由教育部撥交予該館典藏，成為館內入藏最早且最為重要的藏品。這些出土於1920年代、且曾為近三千年前鄭國王室擁有的稀世瑰寶，不但展現了春秋時期青銅製作工藝與美學的極致，同時也和現代考古學的發軔緊緊相繫，其背後更含藏著國寶在近百年的時代變局裡萬里遷移、渡海來台的動人故事！凝望著玻璃櫥窗內的青銅器，那些傳奇的人、事與歷史，彷彿就這麼躍然眼前……
深埋水井下的國家寶藏
「師長大人麾下敬稟者，日前偶於宅基近旁穿井灌園，挖出古物數件，形類重器，未敢擅存，當即稟明縣長，偕同學務機關逐一查驗後，（銳）即將井口掩蔽，以昭慎重。」──〈新鄭縣李紳銳來函〉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鄭的一位鄉紳李銳（圖2），在自宅內鑿井以灌溉菜圃。此本為尋常之事，不料當井鑿掘至三丈深時，竟無意間挖掘出古銅器（圖3）。見此，李銳便擴大開挖，得數十器，並從中選取一件大型銅鼎和兩件中型銅鼎，售予許昌的古董商張慶麟，換得800餘金，發了一筆意外橫財。但此事很快為駐紮鄭縣的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知悉（圖4），當即派員會同該縣縣官依法追索，最後以原價收回早先由張慶麟購去之物，總計共得89件青銅器及637塊碎銅片，全數於9月17日運至河南古物保存所（今河南博物院），交由所長何日章保管。不久，靳雲鶚又在北京大學馬衡的協助下，下令於該地區重劃區域以進行挖掘（圖5），最終在歷時一個多月後陸續挖獲銅器十餘件及貝貨、玉器、陶器等隨葬物；若再加上兩年後於開封城隍廟後街王宅所查扣的四件銅鼎與一件編鐘，總計前後共得青銅器100餘件，均歸河南古物保存所保管。爾後，在靳雲鶚、蔣鴻元的主持下，這批出土文物經專人逐件攝影、撰述解說，印製成《新鄭出土古器圖志》一書，以俾廣為流傳。
該批河南新鄭青銅器的發現，在當時可說是震驚中外，引起學界相當大的關注；一方面自然是緣於此一發掘工作的時間點1923年，較中國開始進行科學考古發掘的階段──如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所從事的大規模發掘──來得要早；另一方面，相較於1920年代於山西省渾源縣李峪（1923）及河南省洛陽金村（1928）盜掘出土的戰國青銅器等文物大多流散海外，這批新鄭青銅器亦可謂發現最早、且保存也最完整的春秋時期文物，不但提供了20世紀以降青銅器研究的寶貴材料，在中國考古史上亦具有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
河南博物館的建立＆文物南遷
曾有人這麼說過：「先有鄭公大墓，後有河南博物館。」此話清楚點明了新鄭出土的這批青銅器，與河南博物館的籌建及營運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27～1936 河南重器，英倫首航
1927年5月，軍閥馮玉祥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他的倡議下，省政府在原來古物保存所的基礎上成立了河南博物館。開館之初，館方即舉辦了以新鄭青銅器群為核心的大型展覽，引起極大轟動，前來參觀的市民絡繹不絕，不僅單日最高人流量突破4萬人次，1928年全年觀眾的總數更高達75萬餘人。除此之外，1935～1936年間，河南博物館亦曾遴選出一批藏品，與故宮國寶同赴英國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圖6），其中便包括新鄭大墓出土的八件青銅重器；在赴英前後，同批文物亦曾於上海及南京巡展，深獲海內外人士的高度讚揚，以至於在當時對中國博物館的評價中，出現「故宮第一，河南第二」的說法。
☉1937～國寶遷台紀事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戰爭。在戰火威脅下，剛成立十年的河南博物館決定將院內文物裝箱南運，於是從館藏中挑選出5000多件文物及部分圖書、拓片資料，分裝成68箱（其中包括河南新鄭、輝縣及安陽等地出土的銅器34箱），由河南博物館保存部主任趙惜時及雷蔭堂帶領保安隊十餘人押送古物由開封西行，就此展開顛沛流離的護寶之旅。隨著日軍的逼近，突如其來的轟炸及險峻的路途，經常讓國寶文物身陷千鈞一髮的險境（圖7），幸而包含新鄭重器在內的這批文物最後安然經武漢遷運至後方重慶，在那裡度過漫長的八年歲月。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文物復員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原本存放在重慶的南遷文物，理應分批運回南京，再發還原單位。但隨著國共內戰衝突日益加劇、政局動盪不安，1949年底，國民黨政府遂決議「速將河南存渝古物運存台灣，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辦理。」因而部分河南博物館的典藏品便於同年12月1日由專機運抵台灣，轉交「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館聯合管理處」代管，直到195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立後才轉而撥交給該館。
然而，由於這批河南文物乃是在戰事頻仍、匆促撤離的情況下搶運，遂導致文物流散或毀損的情況十分嚴重。因此，當董作賓、何日章、李敬齋、張幼山等人於1950年受教育部委託、清點原《存渝目錄》所列箱數時，便發現當中原本存放銅器的34箱文物，抵台後僅存11箱；換言之，途中遺失的箱數達23箱之多。此外，據董作賓記載，他在開箱點查時，亦見「各箱古物備極零亂……新鄭大銅器無一完好。」但值得慶幸的是，最後移交給史博館的21件新鄭青銅器，皆屬新鄭大墓出土文物中最為精美與最具代表性者，且至今仍是研究春秋時期青銅藝術史不可或缺的材料。經過史博館60年來積極修復、維護及保存（圖8、9），這批新鄭出土青銅器的一部分終於得以長期陳列於三樓展廳，讓每位造訪的遊客都能親睹這些永垂千古的國家寶藏。
近一世紀的分合
話說，當一部分原屬河南博物館之典藏品運抵台灣的同時，重慶地區仍有部分南遷文物滯留於當地。1949年11月底解放軍進入重慶時，即接收了其中30箱「存渝古物」。來年8月，又由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派唐蘭、盧少忱等代表前往重慶接收這批青銅器，且又進一步從中挑選出51件新鄭、輝縣出土銅器調往北京。如此一來，遂導致目前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除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還分藏於中國的四個館所，分別是：河南博物院（56件）、北京故宮博物院（五件）、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18件）、和廣東深圳市博物館（二件）。
經歷漫長的分離，這批分存於海峽兩岸五個博物館的新鄭出土青銅器，近半世紀以來始終無法聚首。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河南博物院遂於2001年特地攜手合作，對兩館館藏的鄭公大墓出土青銅器編目、整理與研究，共同出版了《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圖錄》（圖10），讓這些流散各地的青銅器得以重回原來的時空脈絡，找到正確的歷史定位。其意旨無疑正好比1923年靳雲鶚命人編著《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時所撰寫的序文所言，乃「並繪圖說，彙集成帙，以廣流傳，俾寶物聚而不散，深合於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之意，其盛事也。」於時隔超過一甲子後，為這批傳奇瑰寶再寫下一個完美的註腳！
新鄭青銅群像On Line
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群，因出土地點明確，規模宏大，器類多元，一向被視為研究春秋中期青銅工藝最具代表性的標準器。如民國初年著名的考古學者郭寶鈞便曾讚嘆其「氣象偉大，銅質精純，體重胎厚（全部88器，共重2630斤），紋飾精工，鐘必成律，鼎必成列，簠簋成偶，以之為比較論證的根據，應無疑問。」雖說目前存放於史博館的新鄭銅器，僅占出土總數的四分之一不到，但因保存不少重要的品類，仍可謂洋洋大觀。以下便由史博館典藏的新鄭銅器中擇取精品，帶領讀者一窺其中所蘊藏的藝匠巧思和獨特美感。
☉〈蟠龍方壺〉│通高90.3公分、最大腹26.5×39公分
本件〈蟠龍方壺〉（圖11、12），通高近90.3公分，為鄭公大墓出土的巨型酒器，具有盛酒、盛水的功能。方壺上有冠蓋，器身為長頸、垂腹，腹面作十字形鼓突稜脊；下方為長方形圈足，圈足下方則有兩隻伏虎承托器身。全器裝飾相當講究，無論是以失蠟法製作鏤空蟠虺紋的冠蓋、頸部兩側附耳的一對回首龍形鏤空圓雕，還是器表滿飾帶有乳丁的蟠虺紋，都具有極為繁複華麗的視覺效果。根據周代禮制，壺在使用時，必需成雙成對；而「方壺」則是專為卿大夫設置，用於特定的祭祀饗宴場合，因而造型與紋飾格外華美精緻，遠勝其他器類。河南新鄭鄭公大墓一共出土四件巨型方壺，一對為〈蟠龍方壺〉；另一對則是〈蓮鶴方壺〉，分藏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河南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皆為舉世聞名的春秋時期標準重器。
☉〈牢鼎〉｜通高50公分、長59公分，口徑58.5公分
鼎為青銅禮器中的食器，除了具有烹煮肉食功能，也是用來「明尊卑、別上下」的重要禮器。此件〈牢鼎〉（圖13、14）附雙耳，器身為敞口、束頸、深腹，底部以三支壯碩的獸蹄形足支撐全鼎，腹間裝飾樸實的三道凸弦紋，整件器物予人端莊穩重之感。細看左右兩附耳，皆裝飾有立體的牛首形環紐，此正是「牢鼎」（一名「牛鼎」）命名的由來。一般來說，〈牢鼎〉相對於「羊鼎」、「豕鼎」而言，為銅鼎中體積最大者。鄭公大墓中一共出土了22件銅鼎，除了有象徵墓主身分的大牢九鼎、七鼎各一套，還有相配的八簋。因此，從其青銅禮器的匹配組合來判斷，該墓的主人應為身分最高的鄭國國君。
☉〈鎮墓獸〉｜通高47公分、長34公分、寬30公分
此件造型極為奇特的〈鎮墓獸〉（圖16）亦為鄭公大墓銅器中的珍品，在同時代的出土文物中可說是獨一無二。全器具有獸面人身的特徵，短小的身軀挺胸露腹，蹲坐的雙腳各踩踏一隻蟠蛇，頭部則有四條向上彎曲的柱狀物。根據1923年《新鄭古器圖錄》記載，該器在出土時，上端曾放置一方盤，內有「王子嬰次之燎盧」銘文，因此有人推測此器應是支撐方盤的底座，於是將之定名為「王子嬰次盧座」。不過，古文字學家徐仲舒卻認為此銅器「作戴蛇、操蛇、踐蛇之形」，在古代應具有鎮墓的用途；至於銅器專家譚旦冏則透過將之與楚地繒書圖畫及漢代人形燈座互為比較，而推斷此器乃是帶有神話幻想色彩的燈座殘件。目前，學者間對於其功用仍是眾說紛紜，未有定論，也讓這件奇特的銅器更加充滿謎樣的色彩！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張克明《殷周青銅器求真》，台北，台灣書店，1965。
譚旦冏《新鄭銅器》，台北，台灣書店，1977。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圖錄》，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
陸軍第十四師司令部編《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漢口，新鄭出土古器圖志總發行所，1923。
☉〈虎形尊〉｜通高22公分、長27公分
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除了方、圓等造型，也出現一些打破幾何窠臼、將自然寫實的動物形象融於其中的立雕青銅器。如此件〈虎形尊〉（圖15）原為盛酒器，卻設計成獸形：流口為一雙目圓睜、張開大嘴的虎頭，其圓胖的身軀與蹲踞的四足剛好構成器身；虎背上的圓蓋以鏈條與虎尾連接，以防脫落；向上彎捲的尾巴正好形成把手；以雷紋為主的紋飾則分布於虎的額頭及足部上方。全器將自然與抽象的藝術融為一體，無論就造型或裝飾而言均別具巧思，顯示設計者非凡的藝術造詣，堪稱是新鄭出土銅器的上乘傑作。
☉〈特鐘〉｜通高95公分、口徑52公分、底徑158.5公分
敲擊樂器在商、周時期已有長足的發展，早在商晚期即已出現青銅鐘，其用途主要是作為宗廟祭祀與宗族宴享時的演奏樂器。鐘，一般又分為鎛鐘、鈕鐘和甬鐘三類，其中以鎛鐘的尺寸較大，且具有單懸的特徵，因此又被稱作「特鐘」。本件〈特鐘〉（圖17）呈直懸平口樣式，鐘體成合瓦形。鐘身的篆部和鼓部各飾以相交的夔龍紋和粗疏的蟠虺紋，篆帶間的36枚乳丁均作螺紋旋狀，上端懸紐則為鏤空蟠螭紋，故又稱為〈螭紐特鐘〉。鄭公大墓中一共出土有四件特鐘，除了本件，其餘三件分別收藏在河南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均為目前存世之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代表性樂器，彌足珍貴。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