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發展至明代,呈現法古創新、流派紛呈的局面。先是明初以松江地區書家為主導的「雲間書派」,承襲了元代趙孟頫(1254~1322)提倡復古、復興晉唐書風的努力,將此古典格調表現得更加嫵媚婉麗。到了明代中期,隨著書畫中心逐漸移轉至蘇州,則形成了由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王寵(1494~1533)等吳派書家統領風騷的局面,並帶動起一股於元人復古面貌下加入宋人尚意書風的潮流。及至明代晚期,書學重鎮又重回松江;此時藝壇領袖董其昌(1555~1636)集歷代書家之大成,而後發展出個人獨有的古淡生秀風貌,不僅在明末清初崇尚帖學的書壇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響更是500年來難有人能望其項背。
難能可貴的是,在本次聚焦中日兩地臨習東晉王羲之及其流派之書作、由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舉辦的「王羲之から空海へ─日中の名筆漢字とかなの競演」特展中,即包含了18件幾可涵蓋明代各時期不同書風流派的法書名品。品賞這些作品,不僅有助於觀眾清楚掌握明代書學發展的軌跡,從中還能領會書家如何在形式與內涵上不斷更新古代大師傳統,為藝術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以下就來看看這些明人墨寶所鉤勒出的書史面貌。
「我朝王羲之」,吾皇最愛雲間二沈學士

明初書壇上,主要流行元代趙孟頫秀麗典雅的書風,並以東晉「二王」為主要學習的典範。這一時期的著名書家,有「三宋」,即宋克、宋璲、宋廣,以及「二沈」,即沈度、沈粲兄弟。「三宋」之中,以宋克最為年長也最具影響力,其擅長小楷與章草,筆力勁健,神采清逸,明代吳寬曾評論他「書出魏晉,深得鍾(繇)、王(羲之)之法。故筆精墨妙,而風度翩翩可愛。」由於宋克晚年經常到雲間(江蘇松江縣之古稱)一帶盤桓,故其楷、行、草諸書體均為當地書家所仿效;包括「雲間書派」的代表性書家──沈度、沈粲,都是宋克重要的追隨者。明永樂年間,酷愛書藝的明成祖朱棣,曾將天下善書之士召集於宮廷,並授以「中書舍人」官職;沈度、沈粲兄弟便是當中最得皇帝賞識者,二人都曾任翰林學士,被當時人稱為「雲間二沈學士」;而朱棣尤其喜愛沈度的書法,將他比為「我朝王羲之」。
本次展出的兩件沈度(1357~1434)、沈粲(1379~1453)作品,即為「二沈」典型的小楷和行草書。其中,現藏日本澄懷堂美術館的沈度〈楷書蘇軾墨君堂記〉軸(圖1),與北京故宮收藏的〈敬齋箴冊〉同樣書於永樂十六年(1418),足堪反映永樂皇帝最鍾愛的書風品味。全幅章法平正,結字亭勻,行筆多用中鋒;即便是極小的字,筆法依舊十分精到,不僅起收筆之細節完備、毫芒畢現,點畫、線條亦自始至終保持一貫圓潤遒媚、端雅雍容的氣質。由此作也可看出沈度小楷雖師法王羲之,但亦兼具了唐人歐陽詢、虞世南與元代趙孟頫之楷則;至於其刻意強調撇捺及橫畫拉長的作風,則源自鍾繇乃至宋克之影響。沈度此類筆畫工穩、風格秀雅的小楷,在明初宮廷十分風行,許多金版玉冊及重要制誥都出自他的手筆;又因當時盛行八股科舉,讀書人紛紛效仿其書風,遂成為宮廷、館閣文書的範例,被稱為「臺閣體」,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

除了小楷,雲間「二沈」亦以草書聞名於當時。如本次借展自台北故宮的〈書古詩〉軸(圖2),即屬沈粲行草書之精品。沈粲的草書,近以宋克、宋璲二人為師,遠可上溯至唐代懷素。如此件書作運筆疾速、雄健爽利之處,就令人想起宋克最優秀的作品〈大草杜甫詩卷〉;而行筆迴環流轉、跌宕放逸的個性,則植基於懷素〈自敘帖〉的狂草意趣。可資留意的是,此幅草書多以大字拉長的豎畫──如「斗」、「行」、「中」等字──分割行間,再搭配筆墨由重至輕、由濃至淡的變化,讓整體書寫的節奏得以在激昂亢奮之間取得暫時的舒緩、平復,猶如一首旋律抑揚頓挫的樂曲,展現沈粲對於書法藝術之形式、技巧及美感的獨特見解。
「天下法書歸吾吳」,吳門書派的崛起

明代中葉以來,吳門(今蘇州別稱)地區因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出現一大批傑出的書畫家;他們或為師生、親屬與朋友,在相互提攜、影響之下,形成了明代勢力最龐大的區域藝術風格──「吳門書(畫)派」,引領明代中期藝術發展的主流趨勢。從明代蘇州文人王世貞曾發出「天下法書歸吾吳」的豪語,便可得知吳門書家在當時藝壇居於獨霸地位,其影響力幾乎遍及全國。
◎吳門先導沈周,引領宋代書風的復興
吳門究竟始於何許人也?雖說宋克是明初最出色的書家,且其原籍亦為蘇州,但若溯尋吳門書派的先導,嚴格來說,並不能將宋克納入其中,而應將目光調向徐有貞、沈周、李應禎、吳寬等人。他們廣泛地師法晉唐宋元諸家,尤傾心於宋人的尚意書風,比如徐有貞取法米芾、吳寬專學蘇東坡、沈周癡迷於黃庭堅等,為吳門書壇注入亙古常新的藝術生命。其中,又以沈周(1427~1509)對後世的影響力最高。

本次借自台北故宮的沈周〈化鬚疏〉卷(圖3),就是沈周學黃庭堅大字行書中最廣為人知的傑作之一。〈化鬚疏〉的內容頗為諧謔,其大意是說:沈周的友人趙鳴玉年老卻沒有鬍子,姚存道便央請沈周作此疏,向美髯公周宗道勸募,希望他可以將十莖鬍子分給趙鳴玉,以彌補其缺憾;由此疏之內容,不難看出蘇州文人日常生活輕鬆幽默的一面。據學者傅申研究,沈周中晚年後之所以喜好以黃庭堅為書學典範,應與他個人收藏了四件黃庭堅書蹟(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經伏波神祠詩〉)有直接的關係。細審此〈化鬚疏〉卷,可看出沈周的大字乃取法黃庭堅中宮收緊、四維開張的書風特色,尤突出其筆畫伸展、長撇大捺的部分;不過,相較於黃字所獨有的結字傾斜、筆畫相互侵擾、筆調較為豐潤等特點,沈周則偏好以枯硬的筆法來突顯黃庭堅風格中的骨感結構。他這種以個人化筆墨詮釋黃庭堅的方式,後來也成為其他書家臨仿這位宋代大師的依循標準。
◎六指神童祝允明,暢遊晉唐宋元書學

到了吳門書派鼎盛時期,可謂名家輩出,令人目不暇給。其中尤為脫穎而出的代表書家,無疑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寵、陳淳等;他們堪稱是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間(1488~1566)最為活躍的書壇祭酒。在這四家中,臨古技巧最為全面,且書學功力亦最深厚者,自非祝允明莫屬。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號枝山,因右手有六根手指,故又號「枝指生」。他出生吳門書香世家,自幼聰穎過人,五歲便能寫徑尺大字,九歲能作詩,被稱為神童;再加上家學淵源,外祖父徐有貞和岳父李應禎兩人都是書法名家,經特意栽培與環境薰染下,祝允明很快便以深厚之書法造詣在書壇上嶄露頭角。
祝允明為書兼擅各體,尤以小楷與狂草名冠一時。其楷書早年師法趙孟頫,爾後專研唐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楷法,並上溯魏晉鍾繇、王羲之等書風。其中,王羲之的〈黃庭經〉是影響祝允明楷書最重要的經典作品之一;從他年輕時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年,幾乎每一時期都有留下臨本傳世。如本次由澄懷堂美術館出借、書於成化二十二年(1486)的〈臨黃庭經〉卷(圖4),就是祝允明年僅27歲時臨習王羲之小楷的傑作。此件書作雖由臨習刻帖而來,但無論是空間布白的疏密有致、利用結字錯落所產生的樸拙趣味,或是用筆圓潤遒媚、帶有抑揚頓挫與輕重緩急的變化等,都透露出祝允明對於魏晉時期寬博古雅書風的理解與追求;而這點也成為他所書小楷的一大特色。

相較於用筆凝練有致、氣息古雅的楷書作品,祝允明的草書無疑更能透露其人豪縱奔逸的意氣。如本次借展自台北故宮、書於嘉靖四年(1525)的〈草書七言律詩〉卷(圖5),便是祝允明傳世最著名的一卷狂草。此作雖為祝允明去世前一年所書,從中仍能看出其熱烈奔放的書風個性。一展開手卷,隨即讓人感受到雄渾磅礡、震懾心靈的氣勢:只見通篇用筆迅捷俐落、結體攲正、姿態橫溢,且筆勢的縱橫使轉和行筆的快慢節奏,無不充滿各種變化;尤其寫到率性處時,字與字間的行氣雖仍保持通暢,卻多見重壓刷過紙面的筆觸,呈點畫披離情狀,看似萬毫齊力,寫來、讀來俱淋漓痛快。綜而觀之,祝允明的書風融合了魏晉章草或隸草的古意,及唐宋張旭、懷素、黃庭堅、米芾等書家的特色,再將之轉換為個人獨具的豪邁飛揚風格。正如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所形容的:其晚年書「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真縱逸」,實已臻書法之最高化境。
◎古典主義的繼承,文徵明書名揚海內

與祝允明僅相差十歲的文徵明(1470~1559),是吳門書派的另一位領袖,在復興古代書風上同樣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先後跟從吳寬學文、李應禎學書、沈周學畫,並經常和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等相互切磋文藝,時稱「吳中四才子」。文徵明不僅能書善畫,亦兼擅各書體,其中尤以小楷最為時人稱道,有「小楷名海內」之美譽。如本次展出澄懷堂美術館藏的〈楷書刺客列傳〉,即以魏晉鍾、王書風為宗,法度嚴謹,筆法精妙,具遒勁秀雅之氣質,為文徵明小楷的極精之作。
相對於書小字以晉唐為師,文徵明每作大字行楷,則屢屢借用宋人黃庭堅的書體,以展現自我更為自由率性的一面。現藏台北故宮的〈自書七言律詩〉卷(圖6),就是文徵明臨習黃庭堅書蹟中少見的大幅作品。這篇行草之結體中宮緊湊,筆畫向四周呈輻射狀舒展,且行筆帶有自然抖動的韻律,凡此種種之特徵,皆源自黃庭堅本色;但由於文徵明愛用硬毫筆,因而作書時經常出現運筆如刷字的情形,包括在起收筆處不多加修飾,且點畫之間常出現飛白和末筆分岔等。這種因為使用工具之不同而呈現出的特色,反倒為文徵明的大字增添了幾分蒼勁古拙的味道,造就其個人獨特的書風意韻與筆調。
文徵明的傳世書蹟,以行草居多;現藏台北故宮、作於嘉靖八年(1529)的〈草書千字文〉冊(圖7),即為文徵明60歲的草書代表作。臨寫〈千字文〉,可說是文徵明書藝生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打從年輕起,他便以此為日課,每天書寫多達十本以上的〈千字文〉,直到晚年仍持續不輟。正因如此,至今猶留下不少文徵明的〈千字文〉作品。此件草書,寫於鈐有朱文小印的金粟山藏經紙上,全幅行距疏朗,結體方圓並濟,用筆時而清勁挺拔、時而圓熟溫潤;在落筆、收筆、或筆畫連帶之間,皆可見到筆鋒運行的痕跡,甚至有些字還以俐落如刀的側鋒行筆,散發出流動飄逸的氣質。文徵明在此件作品中,成功地以個人精湛的書學技巧,追摹王羲之〈蘭亭序〉的神韻,同時也成為後代畫家學習古典書派的另一典範。

◎剎那凝結的詩意,王寵書幾奪京兆價
明人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評等吳門書家,以祝允明為第一,文徵明、王寵次之,又提到王寵「書始摹永興(虞世南)、大令(王羲之),晚年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道逸,為時所趣,幾奪京兆(祝允明)價。」由此可見,王寵(1494~1533)在吳中三家中雖年紀最輕,且年僅40歲便過世,然其書名在當時卻已與祝、文二氏不相上下;又因其書風婉麗,神韻超逸,頗為市場所好,以至於其書作之價格有時甚至還超過祝允明!

王世貞言及王寵書法「幾奪京兆價」,其具體所指究竟為何?目前已無可考。但可以留意的是,王寵與祝允明二人的小楷都是由魏晉書風而來,再參酌唐人楷則,在氣質上有許多神似之處,由此似可推測王世貞所指或為其小楷書。本次展出的〈辛巳書事七首〉冊(圖8),書於嘉靖三年(1524),為王寵傳世最著名的小楷名品。觀此幅小字布局亭勻,結字搭接巧妙,筆法圓潤,內斂含蓄,深具藏鋒之妙,可知書史所言不虛,其書確實得鍾繇與虞世南之真傳,融合了古拙、清峻與超逸的美感。
類似的書法風韻,亦見於王寵的行草書。如書於嘉靖六年(1527)的〈草書千字文〉卷(圖9),即具體表現了王寵書寫草書時的特色,包括運筆起伏頓按急遽,行筆擒放自如,參以連環鉤鎖,顯得婉轉流暢,變幻無窮。將此作與〈辛巳書事七首〉相較,雖一為小楷,一為行草,且書寫之快慢輕重亦有不同,但猶能看出兩者共通之特色:即行距保持寬鬆、布白疏朗,且字與字或筆畫之間雖看似不相屬,卻隱現血脈連綿不斷的動勢。這種線條間的若即若離與視覺節奏的刻意斷續,讓觀者彷彿如見書家於剎那間停格復又運勁的書寫動態,呈現出凝鍊俐落、瀟灑疏宕的詩意美感,格外耐人尋味。

不為書奴,董其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
相較於早期「雲間」、「吳門」書家之摹古,猶能見其臨仿古人面貌之彷彿,晚明董其昌(1555~1636)之臨古,則大異於其先輩,乃於吸納各家精華後完全展現個人的書風及個性,可謂書史上深具實驗性的革命先鋒。

就以實際臨帖來說,董其昌並不會細究古人書寫的點畫形貌,因為他認為「臨寫獨師其意,不須類其形模」,否則就會成為「書奴」。此外,由其書論,如「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字須熟而後生」、「因生而得秀色」等,亦反映出他對於書法境界之追求。而他後來確實也成功跨越了形似、熟生之門檻,發展出獨有的書法風貌;本次展出的董其昌〈臨十七帖〉(圖10)即為一例。
〈十七帖〉是著名的王羲之草書代表作,反映其草書結體修長傾側、姿態妍麗、筆法極盡變化之能事的書風特色。此帖實際上由一組王羲之寫給益州刺史周撫的尺牘所組成,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只可惜,整組書帖之墨蹟迄今多已佚失,僅存少數摹本(如台北故宮藏唐人勾摹本〈遠宦帖〉),因此後人大多是透過〈十七帖〉的傳世刻本來認識或學習王羲之的草書。董其昌一生中即曾臨習〈十七帖〉達數十本,然觀此〈臨十七帖〉卷,屢屢出現誤字、漏字的現象,且在書風上業已與王羲之原帖有所出入:不僅行氣更加寬鬆,字距也刻意拉大,筆法亦多變方為圓、變鈍為尖;此外,用筆更顯渾厚凝練,搭配墨色濃淡之變化,帶有一種蕭散簡淡的氣質。種種現象,除了透露出董其昌可能採取了憑記憶徒手臨寫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不擬全然依照原本樣貌的一貫臨書態度。藉由這件作品,讓我們得以窺見董其昌從一開始「追求形似」,到最後「超越形似」、並改以藝術家內心旨趣或新時代的精神進行再創造的過程。
圖片提供|日本澄懷堂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