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張在書畫創作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儘管中國有著悠久的造紙歷史,但台灣在造紙背景上卻因為歷史因素,而有著不同的傳統。本刊專訪長春棉紙廠(歷史長達55年,且台灣規模最大)關係企業長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外貿部經理呂裕芳,從長春棉紙廠及長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看台灣手工書畫用紙的過去與現在。
日治時代埔里崛起→1970年代外移→2000年起中國強勢競爭
台灣手工紙業的出現始於日治時代,生產重鎮位在具備製紙重要條件──水質良好的南投埔里,長春棉紙廠也在1959年由其已故董事長陳樹火於該地成立,主要是專門從事手工紙的生產與改良研究。呂裕芳指出:「日本對書法非常的重視。日本即使在幾十年前,人工成本還是高於台灣,所以選擇在台灣生產手工紙,傳入了日本手工紙製造法。台灣有好的水質,也有製紙原料構樹皮,具備相關生產必備的條件,所以在日治時代埔里就已經成立了手工紙的製造廠。在日本戰敗撤退以後,受日本教育、原本在台電服務的老董事長陳樹火,聽從日本朋友的建議進入了這個產業,利用起家鄉埔里的良好水質造紙;所製成的手工用紙,市場以銷售書法人口眾多的日本為主,也有小部分於台灣本地販售。」
隨著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工資上漲,使得手工紙廠紛紛外移,長春棉紙廠關係企業的長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便是箇中一例,呂裕芳說:「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台灣的廠家在1970、1980年代時也開始外移到中國去,像是前往廈門一帶,我們則是在菲律賓設廠。1990年時於菲國設置廠房和安排原物料,1991、1992年開始量產。1990年左右產業鏈之所以外移的因素,人工成本昂貴之外,還有年輕人也不想學啦,一張紙雖然只有100、200公克重,但是在紙漿槽撈起來的時候可能是10幾、20公斤重,更大的紙在撈起時有30、40公斤重;而且冬天水槽裡面非常冷,全身溼答答、髒兮兮的,夏天烘紙、曬紙的鐵板又非常熱,一般年輕人哪願意來學這個?所以廠房就移出去了。工廠移出去在初期因有人工的優勢,所以又是另一個黃金時期。我們初期的市場範圍包括有日本、韓國、移民加拿大的華人、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地區都有在銷售;但是,這些市場現在都被中國的產品瓜分掉了。在中國除了人工成本便宜,且學習書法的風氣還是有保存的。就以目前階段來講,因為受到中國產品的影響,所以我們70%到80%要靠外銷來支撐。台灣市場很小,加上現在又有中國的產品進來分食,所以紙業市場的趨勢是不斷在萎縮,工廠的產能也跟著調整、縮小。而在沒有台灣年輕人願意加入手工紙製作行列的情況下,現在我們也只能引進外勞協助製造。」
以長春棉紙廠為例,呂裕芳談起中國手工紙廠的崛起,以及對岸產品如何瓜分台灣海外市場的情況時說道:「中國一直以來就有生產宣紙的傳統,不過之前中國的紙張在海外市場沒有那麼普遍,也和台灣所做的宣紙不一樣;另外,日本人比較喜歡台灣的宣紙,因為日本所需的紙張要薄,這和日本人書寫習慣上很少寫大字,草書寫得很快有關,所以那時並未感受到中國紙張的競爭威脅。但隨著台灣工資愈來愈高,紙張價格因此也愈來愈高,日本開始去尋找替代品,質變產生量變,慢慢地海外買家會要求中國生產者改良,所以造成日本、韓國市場的訂單至少有60%轉移到中國了。」

由於中國的產品湧入台灣和海外市場,長瑩國際也試圖想進入中國以尋求發展與突破,呂裕芳指出:「這是一個機緣,為了降低成本,約2000年時有一次董事長陳正宗(陳樹火之子)到宣紙發源地安徽涇縣去看幾個紙廠,其中明星紙廠因老闆外行,而面臨倒閉危機,由於雙方洽談後,發現彼此理念、行事風格相同,一拍即合,於是我們適時帶入台灣的資金、造紙的觀念和設備到該地,因此我們不僅在中國成立了常春棉紙廠,也促使明星紙廠可以讓紙張外銷到日本、韓國;不過明星紙廠最主要的市場並不是在日韓,而是中國內銷市場。中國明星紙廠是中國國營紅星紙廠之外規模最大的民營紙廠,據點遍布安徽、上海、河北、山西、陝西、四川、廣東、山東、東北地方等各省的主要城市。我們可以說並沒有真正進軍中國,而是在去尋求供應商時,意外找到合作的廠商,希望藉由明星紙廠的力量,將台灣生產的棉紙及特色棉紙能夠推介進去。」
特色紙張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關於兩岸紙張與市場特色的差異性以及台灣手工紙的機會,呂裕芳說道:「事實上,在製作宣紙上可使用的原料非常多種,不只是一種樹皮而已。在中國會用的是檀皮、三椏皮,基於一個地區原物料的特性,因此會用不同的樹皮去做不同的紙,紙張也會有不同特性,無論是墨暈、渲染、光澤度都會不一樣;台灣則使用楮樹皮、雁皮,針對不同的需求和書法字體,在紙張上都會有相對應的要求。目前接觸到的台灣紙張並不很適合畫國畫,因為顯色的效果並不佳,反而是比較適合寫書法;台灣的紙張以銷售日本為主,為了符合日本人寫平假名、片假名的習性,所以在原料樹皮之外,會加一些漿料,也會加一些添加物或化學品,以製作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紙張;這些加工都會影響到畫作顏料乾掉之後顏色的變化,這是台灣和中國的畫家將使用後的這些現象反應讓我們知道。一般而言,台灣製作的紙張比較適合寫字。」
「由於廠房外移他處,該地水質無法和埔里相比,因此所做出來的手工紙張無法滿足一些對品質有特別要求的客戶,所以他們還是會從台灣購買用紙;然而,80%的客戶是不那麼高度要求的,只有行家才會要求,行家在乎的包括紙張的光澤、觸感等各項條件。台灣製作的紙張屬於高單價、高品質,如此才能因應台灣的高工資。近年來,台灣出現了一點競爭優勢,是因為這幾年中國的工資一年漲三、四次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薪資水準已經拉高到和台灣相差無幾,相對之下台灣工資卻根本沒什麼上漲;再加上有些人還是不習慣使用中國產製的紙張。相對的,我們也想將台灣製作的紙張介紹進中國,畢竟對岸市場那麼大,他們對於台灣產製的用紙應該還有些憧憬存在。但是,後來卻發現說進入中國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寫書法的人有其習性,會寫不慣台灣紙,又像是坊間有從中國進來到台灣的好紙,但用過的人也會說沒有想像中的好。這表示其中有『個人』的使用習慣在裡面,所以書法用紙有其地域性和保守性存在。」

特色紙張是台灣唯一的出路,呂裕芳緊接著指出:「中國自認為正統,所以不會承認台灣宣紙做得好,台灣宣紙又不具備價格優勢可以跟對岸去競爭,因為中國有原物料和便宜的人工,而且中國紙張的產能是台灣的數十倍,所以台灣只能針對某些需求以生產特色宣紙去競爭,例如修復古書、古籍的用紙,或者像是以前我們工廠和張豐吉教授合作的菠蘿宣/鳳梨宣,就特別適合張大千畫荷花,其紙張的強韌度、保存度,在畫荷花時的明暗渲染效果,具有特殊的表現性,我們就會去推銷這樣的紙張。面對中國大陸的市場只能用具有特色的紙張去推廣,例如菠蘿宣全世界只有我們在生產。目前,台灣只能鎖定高單價、有特色的產品銷售到市場經營,而這樣對台灣就已經足夠了。」
面對中國的強勢競爭,台灣手工紙業已是烏雲滿布,呂裕芳難得笑著提及產業陽光曾經露臉的一小段時期:「從2008到2011年是台灣紙廠有一些喘息機會的時候,因為中國工資漲得太快,連帶讓產品價格跟著快速調漲;抄紙師傅的薪水都比台灣高了,因為抄紙師傅是製紙主要的靈魂人物,2013年時抄紙師傅一個月的薪水就將近人民幣6000元(等於新台幣3萬元),台灣給的薪水並沒有這麼高,只有新台幣2萬多元。在中國抄紙師傅因為人人搶著要,所以薪水就變高了;但是手工紙的生產並不只需要抄紙師傅而已,原物料、銷售系統、裁紙、包裝等相關環節的工作人員,薪水都還是遠遠低於台灣。當時,在農曆過年這段期間是中國各個紙廠老闆最忙的時候,因為要趕緊帶禮物去員工家拜年,因為怕他們會跳槽。」
進口中國紙張,造成台灣市場混亂
至於進口中國紙張所造成台灣市場的混亂情況,呂裕芳說明道:「台灣紙張品質優劣差異不大,但是手工紙在中國大陸的品質卻是差異很大。為了挽救國營紙廠因為『吃大鍋飯』的心態、而造成虧損嚴重的倒閉危機,中國政府在要求新接手者必須全盤接收員工的條件下,國營紙廠找不到新的經營者,只好大刀闊斧的改革,裁掉為數眾多的冗員。由於紙廠所需人力不多,兩個負責抄紙、一個備料打漿,另外一個曬紙裁紙,一槽四個人就夠了,所以原先吃閒飯的下崗工人們,紛紛以夫妻檔或父子檔各自成立紙廠,生產出來的手工紙張品質自是參差不齊。大約是在15、16年前,台灣筆墨莊的老闆或從事進出口紙業的人,就開始將中國的紙張引進台灣,一般來說進口紙張都是以整個貨櫃計量的,但是一兩家紙廠的產能並不足以因應需求,所以台灣商家會選中一家相識的中國紙廠作為集散地,其他家紙廠就把他們生產的紙張全部送過來集中後,再一併運到台灣,這是中國紙進台灣最初的情況。」

「以前我們會認為,一刀紙的利潤如果只有20、30元的話太少;但是對中國紙廠來說,這樣就夠了,這樣一下子就把售價壓低了,變成以廉價紙張傾銷台灣,並對台灣紙張進行削價競爭的情況。但價格在壓低之後,紙張的品質卻也跟著參差不齊:例如同一個品名,來源卻是有15家紙廠,對台灣市場來講更是雪上加霜。台灣從事手工紙銷售的老闆願意引進中國紙張是為了搶市場,因為台灣手工紙市場的餅就這麼大,當然希望能多拿一點。台灣政府為了保護台灣產業,後來就禁止中國生產的宣紙進入台灣銷售,所以這個傾銷競爭的現象便暫時解除了。」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業者會把貨品繞到第三地再進口台灣。海關查緝,有查封的、也有沒收的,但總會有漏網之魚,這些中國手工紙張一進來就會把市場行情打壞掉。如果台灣生產的手工宣紙一張賣新台幣18元,中國的只要新台幣10元;我們賣18元只能賺個2元、一元,可是他們賣10元的可能就賺5元了,整個市場因此都亂掉,亂象持續到現在,幾乎達十幾年的時間了。台灣手工紙的市場本身就在萎縮,其實萎縮真正的原因是在於機器製宣紙的進來市場,手工宣紙再怎麼便宜,也不可能和機器製宣紙去比。所以市場現在有一種分化的趨勢:便宜的就真的很便宜,真正在寫作品的就會選擇手工紙,甚至會選台灣的手工紙。又因為用料的關係,中國的紙質比較鬆軟、台灣的比較扎實,中國紙的進口對真正在寫字的人影響不大,影響較深的是初學練習寫字的人,後者的市場占比最大。」
書法風氣衰退,內需市場大幅萎縮
內憂外患之下,20年內台灣手工紙市場萎縮至少50%,呂裕芳指出台灣手工紙市場衰退的原因和影響:「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並不鼓勵,中學、小學都不寫書法了,像我們小時候的生活週記要用毛筆寫,且學校規定每個禮拜交一篇或兩篇以九宮格簿本寫成的書法功課;現在書法變成嗜好或者才藝,已經不像以前學習書法的風氣了。在台灣,中國手工紙進來分食市場之外,還有便宜的機器製宣紙在價格上的競爭。書法班或有在教書法的才藝班,為了減輕練習上的負擔,都選擇機器製宣紙,因為一張最便宜的手工紙都要新台幣20幾元,機器製的宣紙市面上大概只要手工紙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價格,所以在台灣銷售手工宣紙,能夠少虧就算賺錢了。」

持續萎縮、少虧為盈的台灣市場現實,導致台灣手工紙廠大量消失,他接著大略說起了今昔的對比:「除了廣興紙寮發展觀光路線,情況還可以;其他在台灣製作手工宣紙的紙廠只剩長春、廣興、福隆、振聲、技順五家在做手工書畫用紙,地點都在埔里。我聽說埔里造手工紙業全盛時期大概有數十家之多,因為規模不需要太大,一般四、五個人就可以涵蓋抄紙、撈紙、打漿等工序;如果設備不夠,資本和紙張的量都沒那麼多,可以將紙送出去裁切。埔里當時有這些周邊的設備或工廠可以支應,但是現在應該都沒了,真正有規模的就只剩下這五家。台灣紙廠從成立之初就是靠日本市場在支撐,直到現在也是,雖然日本的書法人口現在也有所減少,但還是比台灣大很多。」
同時,呂裕芳說起了在如此艱困的局面之中,長春棉紙廠仍持續生產手工書畫用紙的原因,以及他們如何彌補虧損的因應方法:「因為長春是靠這個起家的,老董事長已經過世了;後一輩的不忘本,飲水思源,一直是以企業其他的經營來支撐手工紙這個產業,包括我們成立樹火紙博物館也是基於這樣的原由。紙博物館這部分近年也摸索出自負盈虧的生存之道,畢竟無法長期仰賴企業的支持。菲律賓廠生產的手工紙張也拿來做一些作品,叫做撕畫,另外還有像雲燈,就是想辦法去做紙的加工產品,否則沒辦法生存。傳統宣紙和手工紙廠一定要多角化經營。」
振衰起敝,政府須扮演領頭羊
他繼續提出振衰起敝的期望與建言:「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中國為例,針對中華文化漢字部分,在各級學校以及各個年級階段,中國的教育部都有制訂相關政策與目標:小學低年級就開始要求體驗中華文化或漢字的美,到了中學就要臨摹名家的書法,高中則要加入鑑賞的能力。反觀台灣呢,政府既不重視、也毫無作為。此外,台灣學校理論教學和實務脫節的問題嚴重,所以根本不會知道環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不知不覺間中華文化或傳統就逐漸消失了,等到體認到它消失了,要挽救就很困難了。消失、衰頹這麼久了,如何讓它一下子起來,也要循序漸進;它消失不會突然一下子消失,這有點像癌症,是潛伏很久,癌細胞才慢慢發展起來,要治療癌症不會有什麼仙丹妙藥吃了馬上就康復,也是要慢慢地好起來。」

「環境的衰頹,政府實在應該扮演領頭羊,需要花點心思在上頭。政府應該不計盈虧地慢慢去推,讓大家知道有這個傳承文化的產業。現在政府最大的毛病是應付了事,怕多做多錯。依目前的社會型態,做什麼事情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意見,但是現在的政府就是有人一攻擊、一講就不要做,寧可不做也不要給人罵,就是對的事也沒有去堅持。政策推出時沒有做出充分的討論,各方意見是需要去採納,但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意見,不可能都聽,那樣也沒辦法做事情;只要掌握主流的意見、而且是正確的,就應該去做,再怎麼樣都一定會有人攻擊。現在是誰大聲誰就贏的情況下,認為是對的就該堅持去做,對大家有利的就一定要去做;其實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是為了什麼在攻擊,多數是為了私人的利益、為了少數團體,所以更應該堅持住。」
「我覺得傳統文化產業復甦的生機應該是讓中華文化藝術跟生活融合在一起,這樣才會廣、才會扎實,才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我覺得一定要避免曲高和寡,要讓它成為平民的美學、平民的藝術,即使買不起、也會看得懂,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層次,但至少可以了解,也看得懂。尤其是書法很容易進入生活的。在台灣做傳統這一塊,要有興趣之外、還要有使命感,只有興趣是不夠的,當肚子餓的時候,要有使命感去支撐你。大企業願意贊助傳統文化的不多,因為這部分不會被看到,沒什麼掌聲,知名度打不開,當然大家都不要來支持。」
特色獨具的台灣書畫手工紙傳統,得利於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成就於獨特的歷史機緣,一度繁榮似錦;如今卻因內部環境衰頹和外在局勢丕變,而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困局中,業者苦尋出路,肩負使命苦撐待變,期待政府能聽見微弱的求救聲,著手復興早已凋敝的環境,也企盼民間有力者能伸出援手,畢竟文化興邦,生養自台灣土地的書畫手工紙傳統是箇中重要表徵,並能實際發揮根本作用,無價珍寶值得我們守護與延續!
圖片提供|長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