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按天竺國即五印度，《唐書》稱罽賓，居蔥嶺，南與天竺接，導引唐使者至天竺，其國在印度交界可知。伏讀御製詩注，痕都斯坦為北印度交界，揆其方位與罽賓為近是矣。又《漢書》罽賓國民巧，工雕刻，出璧流離。今痕都斯坦治玉精巧甲於西域，其俗亦相似也。」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46
北京故宮博物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於2014年簽署五年框架合作意向書，並於2015年實行了第一個合作專案，即為現正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的「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圖1）。此展小而精美，展出40件北京故宮典藏痕都斯坦玉，且多為過去未曝光者，北京故宮院長單霽翔表示此展是相關研究人員研究之結晶，開拓了小型、研究性專題展覽的新局面。
來自山的另一頭：痕都斯坦玉
「痕都斯坦」為Hindustan的譯音，為一地名，泛指今日印度的西北部，包括喀什米爾和西巴基斯坦一帶，中國自古就有對這塊地區有不同的稱呼，漢代稱為「身毒」，元代史料則稱作「印度」或「欣都斯坦」。關於此一地區乾隆皇帝也有一番考證，在御製文〈天竺五印度考訛〉中提及：「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葉爾羌之西，過蔥嶺，即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都斯坦……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為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為溫，而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乾隆皇帝會注意到痕都斯坦地區，起因於乾隆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間回亂平定後，天山南北路正式納歸清廷所有，大批的痕都斯坦玉器從此通路運入中國。雖然目前學者業已歸納出這批作品除產自蒙兀兒帝國（Mughal），也可能包含來自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中亞地區及少數新疆之作。當時乾隆皇帝皆通稱之為「痕都斯坦玉」，學者鄧淑蘋因應產地非僅限於北印度、多數產地又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稱這些作品為「伊斯蘭玉器」。痕都斯坦玉多數藏於兩岸故宮，目前可知台北故宮約有290餘件，而北京故宮約有500多件。
蒙兀兒帝國為元朝帖木兒汗國的後代，對於玉器雕琢的喜愛展現於第四、第五代君王札格爾（Jahangir，1605～1627）及沙加罕（Shah Jahan，1627～1658）父子倆人，兩人統治時期蒙兀兒帝國玉器雕刻達到高峰，現藏於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的〈沙加罕款羊頭瓜瓣玉杯〉，製作之精美，作為蒙兀兒玉器之傑作當之無愧。必須注意的是，蒙兀兒帝國玉器鼎盛時期約為17世紀，而痕都斯坦玉器進入中國已經是18世紀的事情了，時間的落差即與前述疆土拓張等政治因素有關。
鄧淑蘋曾在其文〈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中歸結過蒙兀兒玉器之特點：「17世紀中葉蒙兀兒玉雕達到高峰，器形更為豐富……紋飾主題多取材自然界的花葉、瓜果、羊頭等，以既硬又韌的冰冷玉料，描述花葉的柔嫩、瓜果的豐碩與動物的精爍。17世紀後半至18世紀，鑲嵌金屬絲與各色寶石、玻璃，甚至玉片、琺瑯的風氣更甚，紋飾逐漸緊密化、工整化與圖案化。」
展品印度18世紀〈青玉嵌金銀紅石長頸瓶〉（圖2）玉質青中帶灰，小口帶圓蓋，蓋上有一圓鈕，刻花苞樣，口沿下方則陰刻平邊葉紋，肩部雕琢呈多層，並裝飾良苕葉紋。器身圓鼓且下垂，並雕刻成多瓣，下緣裝飾花瓣紋，下承圈足。整器除雕刻紋飾，也於器蓋、口沿、肩部、器腹下緣皆以金托法鑲嵌橢圓形紅寶石。此類長頸瓶與蒙兀兒宮廷中盛裝玫瑰水的灑瓶同為小口、細長頸、圓腹，且同在頸部作多層突出狀，然多數灑瓶為金屬製。
帶有蒙兀兒帝國趣味的器形還不只一種，展品印度北部18～19世紀〈墨玉角形火藥桶〉（圖3）也是典型的蒙兀兒玉器器形。玉質白中間雜墨色，器呈獸角狀，一端上翹，一端則做大圓口，附有一蓋，雕飾呈盛開的菊花紋。整器多數地方光素無紋，僅在細端及器蓋處雕飾良苕葉紋，並鑲嵌寶石。器身中間淘空，打磨平整外，器身一側雕琢有一突出小圓孔，設計用以裝設銅柄，目地是盛火藥以供塞入槍膛射擊用的火藥筒。此件展品仍留有銅柄，且銅柄之上也有貼金裝飾。
其它如印度17世紀〈青玉羊首劍柄〉、中亞17～18世紀〈深色碧玉獸柄罐〉等，也都標誌著非漢文化的風俗民情。但比起這些乍看就有點異國風情的作品，印度19世紀〈青玉葉式盒〉（圖4）就有點耐人尋味了。玉質青綠，器形乍看猶如心形的葉式盒，蓋上雕刻一條彎曲莖藤，蓋及蓋身處也有陰刻花葉紋，就連托盤邊緣也略微內卷，看起來也像片葉子。後有學者解釋這類看似愛心、又似桃子的葉形盒，不只外表和葉子有關，實際上正是盛裝檳榔葉的容器，而檳榔文化也深深影響蒙兀兒帝國。
乾隆雅好＆御製詩
第一件傳入清宮的痕都斯坦玉器目前可知應是在乾隆二十一年左右，當時的新疆還未被清廷統一，天山南路的回部與北路的準噶爾部糾紛不斷，待清廷第一次鎮壓準部後，回部首領呈貢了一件玉碗給乾隆皇帝，為可知最早一件進貢宮廷的伊斯蘭玉器，目前此件玉碗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學者推測此件作品很有可能是和民間俗稱「香妃」的容妃一同入宮。然乾隆三十年前進貢之大碗、大盤少有紋路，樸實無華，製作地點或可能是中亞一帶，原為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之物。
早期入貢的痕都斯坦玉器作品其實和日後經常出現御製詩文中、乾隆皇帝讚譽有嘉的「痕都斯坦玉」有著顯著的差別。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三年後陸續寫有約70餘首的御製詩，用以歌詠痕都斯坦玉之美，其中如「在手疑無物，定睛知有形」（〈詠痕都斯坦玉器〉，詩四集，乾隆三十七年）、「看去有花葉，撫來無跡痕」（〈詠和闐白玉碗〉，詩五集，乾隆五十九年）等字句，可知皇帝所把玩的痕都斯坦玉多為潔白細薄、雕工精湛不留刀痕之作。在更進一步看，會發現乾隆皇帝曾推測痕都斯坦地區玉工使用的是「水磨」技法（以水磨玉），方可將器壁雕琢如此細薄，他認為這是中國蘇州玉器工匠（蘇州專諸巷）所不能及，盛讚為「仙工」、「鬼工」。但許是乾隆皇帝實在太喜歡痕都斯坦玉而過於誇張其技法，玉料因硬度高，皆須經解玉砂輔助才能進行切割、雕磨等。
展品印度17～18世紀〈四曲花耳杯〉（圖5），杯成橢圓狀，作花口形，並於兩端雕琢有小耳，耳呈下垂花苞形。展覽設計時使用展架下放有鏡子的方式，方便讓觀眾看到此器底部。痕都斯坦玉經常在器底雕琢盛開的花卉紋，此作即為一例，透過鏡子觀眾可以看到器底浮雕有四瓣花紋，中心花蕊雕琢清晰，並向左右延伸出良苕葉紋。器底盛開的花卉紋，再加上良苕葉紋及器形本身的多瓣花口形，讓整器看來就像朵甫盛開的花卉，芬芳自然，乾隆皇帝也說此器「四出形如秋海棠」。除此之外，雖無法親自上手，透過燈光照射，折射出作品器壁的通透潔淨，也可以想像器壁甚薄，刻於其上的御製詩說此器「撫碧琳之溫潤」。
「薄於紙更輕於銖，撫不留手瓊華敷」（〈痕都斯坦挑耳盂歌〉，詩四集，卷46）是乾隆皇帝對於展品清乾隆〈花蕾耳橢圓杯〉（圖6）的讚美。器呈橢圓形，器壁薄且打磨細緻，左右也各有一下垂花苞耳，據御製詩所云此器是進貢而來的痕都斯坦，相信皇帝也是這麼深信不疑。然根據鄧淑蘋之說法，此器在碗形及花紋雕刻的處理都與真正蒙兀兒玉器有些微的差距，推測可能是回部或者江南仿製。
千里而來的痕都斯坦玉，除有器薄、打磨光亮等特質，在器形、紋飾上喜歡模仿自然、雕琢花卉紋也是讓人眼睛一亮的部分。除前述以盛開花朵為器形設計概念，展品印度18～19世紀早期〈青玉扇貝式盤〉（圖7）則是將玉器雕琢成擬真的貝殼，包括中間有個殼頂、貝殼表面的生長線等，特別的是雖是模仿貝殼，卻在器物邊緣處向內捲起，並透過展覽現場的輸出背板可知此器底部也雕琢有盛開的花葉紋。李怡安曾表示花卉紋是伊斯蘭信仰中三大紋飾之一，並引述學者Robert Skelton的說法，同意這些花卉範本多數來自歐洲植物誌，而這些看似寫實、但其實是概念性特質較重的花卉紋飾，充斥於伊斯蘭文化圈中的各種藝術中。
此外，仍有一特點是乾隆皇帝較少提及的，便是鑲嵌金絲寶石。根據鄧淑蘋的分析，痕都斯坦玉上的鑲嵌技法可分為嵌銀法、貼金箔花法、嵌金絲磨平法、貼金圈法、金托法、嵌合金法、堆膠貼金箔法、塗金粉法、彩繪法、單嵌法等。展品印度18世紀〈青玉嵌金石執壺〉（圖8），整器模仿金銀器執壺的造型，並於器身、把手及流的部分鑲嵌有各式金絲寶石花卉紋飾；而另一件印度北部18～19世紀〈青玉嵌金盤〉，則有可能利用嵌金絲磨平法來裝飾盤緣紋飾，嵌金絲磨平法首先須預先在器表鑿好紋飾凹槽，後填入金絲，磨平後讓金絲與器表等高。
乾隆皇帝甚是欣賞這批痕都斯坦玉，除專門賦詩稱頌，也命工匠刻於作品之上，以致今日我們仍可見有不少刻有御製詩的痕都斯坦玉器。此外，乾隆對於其收藏在宮內的陳設一直有他的巧思，痕都斯坦玉入貢後，多會先經皇帝評為上等或次等，另「配錦匣袱」或「配回子布套」，且集體存放於紫禁城乾清宮端凝殿北小屋中。有趣的是，同時存放在乾清宮端凝殿、後於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時列為「列」字號者，尚有琺瑯彩瓷、松花石硯等清代當朝重要工藝品，足見痕都斯坦玉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