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方罍〉與上海博物館的機緣
1992年上海博物館館長、享譽海內外的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家中觀摩金銅佛像時，偶然發現〈皿方罍〉（圖1）的器身。根據其特殊的紋飾和銘文內容，立即判斷這件器物與湖南省博物館舊藏的一件器蓋應為一體。回國後，他將自己的結論告訴了湖南省博物館和新田棟一，並提議將此器拿到上海博物館展出。隨後湖南省博物館將器蓋送到上博，但新田棟一遲遲未能將器身送來，展覽擱置。
2001年〈皿方罍〉以942萬美元的價格創下中國青銅器拍賣的最高紀錄，上海博物館也參與了競拍，因實力不濟作罷。直到2014年，經過多方努力，湖南省博物館與紐約佳士得洽購成功，〈皿方罍〉終於回歸故土。此次，上博籌備的「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展，是〈皿方罍〉回歸後首次走出湖南到他館展出。之所以第一站選擇上海，自然與馬承源館長及上博的這段情緣分不開。是展也足以完成馬館長生前未能達成之夙願。
〈皿方罍〉的流傳經過
關於〈皿方罍〉的出土時間和地點存在不同的說法，流傳較廣的主要有兩種。影響較大的是1922年出土於湖南常德市桃源縣漆家河，其依據是器蓋的收藏者湘軍高官周磐被處決前的交代材料。經過湖南省博物館傅聚良的詳細考證，此器為1919年出土於桃源縣水田鄉茅山峪杉園山的山坡上。村民艾清宴無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但他並不知道這件器物的價值，一直保存於家中。1924年益陽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購。雙方談好價錢，石瑜璋便雇人將器身扛走，卻並未拿走器蓋。
艾清宴的兒子艾心齋在新民學校肄業，艾清宴想讓兒子繼續讀書，提出以器蓋充作學費。新民學校的校長鍾逢雨頗通文物，看到器蓋後認出這是商代的青銅器。1925年長沙《大公報》報導了鍾逢雨舉報石瑜璋買走〈皿方罍〉的事情，此事驚動了教育總長章士釗。章士釗要求湖南省長進行追查，最後在長沙一家古玩店發現了器身，但無法追繳。鍾逢雨手中的器蓋也引起了正駐軍此地的周磐的覬覦之心。周磐以3000銀元要求鍾校長將器蓋交出，在得到器蓋後不久就離開了桃源，祕不示人。直到1952年「鎮反運動」中，周磐才交給政府，此後又移交湖南省博物館。
1928年法國學者喬治．蘇利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著《中國藝術史》，器身再次現蹤。書中刊有〈皿方罍〉的照片，並介紹為包爾祿（A. W. Bahr）、姚叔來、盧芹齋等收藏。傅聚良推測此器到上海後應是賣給了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人，後被偷運至海外。1930至1950年的收藏者為日本人淺野梅吉，1961年其子淺野剛整理父親遺留的書稿，出版的《中國金石陶瓷圖鑑》著錄有〈皿方罍〉，上有說明購於昭和五年（1930）。1950年代為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收藏，據其自述是1950年從淺野梅吉處重金購買，一直到2001年交付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拍賣。
〈皿方罍〉的藝術特徵
這是目前所知方罍中體型最大的一件，全身漆黑發亮，紋飾精美（圖2、3、4）。蓋作屋頂形，中央立有屋頂形蓋鈕，每面裝飾牛角獸面紋。鈕柱前後兩側飾有一組相對的鳥紋，彎角勾喙，體軀細長內卷。鈕柱左右兩側飾外卷角獸面紋，僅保留獸角、獸目和嘴，其餘均省略。這種獸面紋的嘴型很有特點，作桃葉形，相似的發現還有湖南石門的〈獸面紋鬲〉。蓋面的主體紋飾是內卷角獸面紋，卷尾的小龍作獸角，獸面闊嘴吐舌。下頜內鉤，肢體作豎式勾卷的樣式，獸角和肢體均裝飾有鉤形飾。向桃初認為這種鉤形飾雖然在商代末期極少數獸面紋的角部有出現，但是裝飾於獸面紋肢體則幾乎不見於商晚期，卻普遍流行於西周早、中期（註1）。相同的獸面紋還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亞方罍〉，只不過鉤形飾表現得不如此器誇張。蓋面所有部位的獸面紋全部倒置，獸面朝上，這是方形器蓋的一個主要特徵。
蓋、器子母口，直頸圓肩，腹壁斜收，下置外侈的高圈足，圈足上方四面各有一個方形小鏤孔。以安陽劉家莊北地M1046、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為例，殷墟四期或商末周初的方尊、方罍等器物的圈足已經沒有鏤孔現象。此處的鏤孔設計比較特殊，可能與鑄造有關。肩部兩側設獸首銜環耳，獸首額頂有外卷角，作卷龍形。兩側有一雙大耳，嘴部上翹飾蟬紋，頸部飾鱗紋。在肩部前後的中間位置以及腹下部正面飾有相同樣式獸首裝飾和獸首鼻。這種大角獸首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比較多見。青銅方罍是從殷墟二期開始出現，早期的造型基本為平底，商末周初的加設圈足。從方罍設鼻的部位來看，殷墟時期的獸首鼻位置普遍偏下，安陽苗圃北地M229和花園莊東地M54的都是在近底部，扶風莊白1號窖藏出土西周早期的〈陵方罍〉在靠近圈足的位置。〈皿方罍〉設鼻的地方在腹部偏中間的位置，說明這件器物不似中原地區的方罍那麼高聳、腹壁弧長，整體顯得略微寬胖。
方罍從蓋鈕到圈足的四隅、四中央通體均設有鉤狀棱脊。這種「C」形鉤狀棱脊始於二里岡時期，商晚期的中原地區基本不見，卻流行於同時期的長江流域。西周早期寶雞戴家灣、石鼓山出土的青銅器，以及著名的〈何尊〉、〈令方彝〉等器物所裝飾的那種誇張的鉤狀棱脊，或許都是受到了長江流域的影響。
頸部、上腹部和圈足以棱脊為中心飾完全相同的分體鳥紋，上腹部鳥紋中間還飾有牛角獸面紋。肩部之上飾兩道弦紋，圓肩以獸首為中心飾有相對的龍紋，龍角作曲折狀。腹部的大獸面紋和蓋面相同，細密的雲雷紋作地紋，在浮雕紋飾上面還有陰刻的雲紋，這是典型的三層滿花器。其紋飾構圖與〈亞方罍〉完全一致，兩器的時代應該比較接近。
〈皿方罍〉器、蓋均有銘文，但是字數、行款有所不同。蓋銘為兩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李學勤考釋「天」應為「而」。器銘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字體排列不甚規整。皿族的傳世器在歷代著錄中偶有所見，〈皿爵〉（《集成》7604）、〈皿父丁爵〉（《集成》8474）等。1977年陝西隴縣韋家莊發現一件〈皿屖簋〉，形制比較特殊。鼓腹兩側有附耳，高圈足下置方座，但是方座四面開設有高缺口。有銘文兩行五字：「皿屖作尊彝」。李學勤注意到簋銘「皿」字左右兩筆歧尖，「尊」字作反書，同〈皿方罍〉銘文如出一轍，顯然是一家之器。「方座簋」是周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學者據此推測〈皿方罍〉的家族可能是周人（註2）。1984～1989年山西曲沃縣天馬─曲村M6130還出土一件皿簋，形制偏晚，銘文為「作皿尊簋」，可知皿族一直到西周早、中期還活躍於中原地區。通過安陽孝民屯出土的陶範，可以發現一些具有周文化特色的器物可能在殷墟製作。那麼，〈皿方罍〉究竟是湖南本地製作的，還是在殷墟或者陝西關中地區製作的，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
為了配合〈皿方罍〉的展覽，本次特地從湖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中遴選了十件時代大體相同、具有當地特色和文化內涵的青銅器。從中可以發現〈皿方罍〉與這些器物的聯繫和區別。本文主要從造型、紋飾、裝飾以及埋藏方式四個方面來看湖南青銅器的獨特性。
☉寫實的動物造型
湖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不少以立體動物形象為器形，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四羊方尊〉、日本泉屋博古館收藏的〈虎食人卣〉，1975年株洲醴陵仙霞公社獅形山出土的〈象尊〉（圖5）、1981年湘潭九華公社船形山出土的〈豕尊〉（圖6）等。這些動物形象的器皿具有寫實意義，與中原地區莊嚴古樸、抽象化的表現大為不同。
〈象尊〉通體呈碧綠色，出土時失蓋，右耳亦殘缺。這件器物製作十分精美，寫實的特徵極富藝術感染力。象額扁平，額頭飾一對圓渦狀的卷蛇紋，蛇頭作三角形，雙目巨大。此蛇學名叫「烙鐵頭蛇」，毒性極強，迄今還生存在湖南邵陽、郴州一帶。前額兩側有巨大的象耳，耳背飾鳳鳥紋，其下各飾一隻長尾鳥紋，鳥紋作佇立式，鳥首揚起，鳥喙特長，其形態不見於殷墟青銅器。眉眼突起，大嘴向前突出，露出劍齒狀的門牙。長鼻高翹，鼻孔向前平伸，與腹部相通。長鼻飾以鱗紋，內外兩側各飾棱脊。內側長鼻頂端攀伏著一頭小虎，虎口銜住棱脊，虎尾下壓一鳥，外側棱脊頂端作內鉤狀，實際是作蜿蜒的小蛇。
象體較敦實，短頸圓腹，象背平直，腹部兩側飾龍紋，龍紋有尖葉狀的耳，軀體不甚完整，龍唇的下顎內卷，又可視作內卷角的鳥首。一般而言，龍、鳥合體的紋飾主要見於殷墟二期，以婦好墓出土的器物為代表，表現出龍、鳥共用一體，龍紋和鳥紋相連。此器的獨特性卻在於龍首的局部又可作為鳥首，顯示出與殷墟不同的特徵。下腹部還飾一龍首形象，作曲折角，龍口下張，體軀完全省略。
象四肢粗壯有力，足有五趾，短尾下垂。前、後足紋飾並不一致。前足各飾一頭向上攀爬的虎紋。後足各飾獸面紋的一半，外卷角獸面紋作分解式，這種裝飾手法極其少見，對稱式的構圖並不銜接。後足近腹處還有一條倒置的小龍。臀部飾虎頭式獸面紋，僅有獸面。其下還有兩個相對的柱角龍紋，體軀向兩側後方內卷。器物周身共裝飾20餘隻動物，以精細的雲雷紋作地紋。
器物的內部構造充分考慮了實用性，象腹中空，象鼻為流。根據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傳為湖南出土的〈象尊〉判斷，所缺失的器蓋可能也是這種小象設計。兩件器物主體特徵完全相同，佛利爾〈象尊〉比之略小、裝飾與之稍異，又新出現了「四瓣目紋」這種殷墟青銅器常見的紋飾。
法國吉美博物館亦收藏有一件〈象尊〉，傳湖南長沙出土。這是目前所見最大的一件動物形尊。此器風格與前兩者相比差別甚大，但都屬於「混合型」青銅器。周亞認為醴陵〈象尊〉與殷墟二期青銅器的紋飾和鑄造工藝非常接近，這一類器物的中原文化因素要大於地方文化因素。吉美〈象尊〉所代表的另一類只在器形、紋飾或製作工藝的某些方面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響，顯示出較多的土著文化特色（註3）。
☉傳神的人面紋飾
〈大禾方鼎〉（圖7、8、9）是迄今為止湖南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銅方鼎，1959年寧鄉黃材勝溪村新屋灣山前台地出土。器壁四周裝飾有高浮雕的人面紋，人面五官的形象十分準確，面寬而方，嘴型寬大，吻部突起，高顴骨，大鼻，眼睛上有兩道彎眉，粗大的雙耳分列於兩側，五官特徵近似於蒙古人種。雙耳上側還飾有商代獸面紋常見的曲折角，下側有獸面紋的腿和足，整體以雲雷紋為地紋。由此推想這可能是一個人獸合體的神人形象。
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有很多用人面作器物裝飾的例子。侯家莊西北岡M1400出土的青銅人面具與之相比，除了面部寬窄有所區別外，五官的刻畫頗有相似之處。這種人面具在長江流域發現最多，漢中城固、新淦大洋洲等地都有出土，普遍認為是巫師一類的人物佩戴。上海博物館藏〈弓形飾〉以及銅川出土的〈弓形飾〉也有類似的神人紋樣，神人的頭頂裝飾有曲折角，身體簡化作蟬的形狀。形象完整的神人紋樣出現於日本泉屋博古館所藏的〈神人雙鳥鼓〉，刻畫十分細緻。整體姿態作蹲踞式，雙手上揚作爪狀，頭上飾有巨大的外卷角，面部表情凝重凌厲。
然而，此器面部表情較柔和，獸角和獸爪所占的紋飾空間非常少，若沒有這些裝飾，幾乎可以認為就是當時古人的真實寫照。法國賽努斯奇博物館和日本泉屋博古館各藏有一件〈虎卣〉，〈虎卣〉圓雕的人面與〈大禾方鼎〉人面紋飾如出一轍。據說兩件〈虎卣〉也出土自湖南寧鄉，從紋飾來看應該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
關於人面紋飾的意涵，有四種代表性的觀點：其一認為是遠古時代某位君王的形象，有的推測是蚩尤，與打鬼的方相氏也有關係；或是祝融；或是所謂的「黃帝四面」（註4）。其二認為人面代表了農神，通過血祭農神以祈求豐收，有大宜其禾之意（註5）。其三認為表現的是神主或祖靈（註6）。其四認為可能是禾侯方國的女性統治者（註7）。總之，這種紋飾應當反映當時巫師一類的人物。〈大禾方鼎〉與長江流域的神人紋飾雖然構圖和細部特徵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屬於同一文化體系下的產物。
方鼎兩耳外側飾一組相對的陰線龍紋，龍體下垂，尾部上翹，其形態與安徽屯溪M3出土〈火龍紋鼎〉（註8）的耳外側紋飾大體相似，但是後者紋飾不如前者的規整，稍有抽象的變化。耳廓前後各飾一條魚紋，尾部分開。四個柱足的足根部飾外卷角獸面紋，從足根處至腹部四隅飾有棱脊。從棱脊的範線痕跡可知，腹部採用的是四分範的技術。殷墟出土的方鼎既有四分範，也有採用兩塊範拼合成一面紋飾的做法。殷墟二期後者開始出現，並且漸成主流，因此四隅及腹部中央均裝飾有棱脊。
鼎腹內壁鑄銘文兩字「大禾」，這個族氏銘文在金文中是僅見的。有學者認為「大禾」可看作「從人從禾，即年」，表示為糧政職官類的族徽（註9）。又有學者認為「禾」指粟（即小米），「大禾」則指鑄此鼎的時候「禾」獲得大豐收，說明殷商時期的湘江流域從中原引進了小米的栽培技術（註10）。還有學者認為「大禾」為祭名，「禾」為穀物之神，故「大禾」也為神名，當為古越族先民祭祀的稻穀神（註11）。
湖南青銅器的銘文無論是受到商文化的影響，還是一種自發的模仿，都無法脫離時代性和使用意義的獨特性，並且，以兩個字的金文作為記事或者是神名也無相關材料可以驗證。由此推想，還是認為屬於族徽性質的銘文比較妥當。湖南青銅器的特殊性在於既不能忽視商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也要考慮到土著族群的模仿行為並不代表對商文化觀念的歸屬和認同。
☉瑰麗的鳥形棱脊
長江流域出土的青銅器普遍有增加動物形附件的裝飾手法，尤其以立鳥形棱脊最為突出，且不見於中原地區。1957年石門出土的〈獸面紋壺〉（圖10、11）為提梁壺，器口呈扁圓形，粗頸，鼓腹下垂，腹部兩側設環套有獸首狀的扁平提梁，下置高圈足，有四個方形鏤孔。入藏之時壺的圈足已殘，現在的圈足係後配。穹廬形蓋的頂部有菌狀捉手，蓋子口套進器母口內。提梁呈倒置的「U」形，上端兩側略為彎曲。提梁表面飾有鱗紋，沿著提梁中脊線密布鉤狀的小棱。
二里岡時期提梁壺比較流行，主要特徵表現為小口、長頸、圓腹，提梁設在頸部或者頸、肩之際，索狀提梁或扁平提梁的兩端作環形，不施裝飾。殷墟時期扁平提梁的兩端開始裝飾各種形狀的獸首，以增添器物華麗的藝術效果。例如安陽小屯5號墓〈獸面紋卣〉、安陽郭家莊160號墓〈亞址卣〉的提梁兩端都飾有龍角的獸首，與這件提梁壺的裝飾相同。
殷墟青銅器還特別流行一種大口粗頸的貫耳壺，體型一般都較大，在30至60公分之間。然而同時代的提梁壺，提梁通高很少有超過40公分，平均在20至30公分之間。安陽小屯5號墓出土的〈婦好壺〉與這件器物的形制基本一樣，兩者的區別僅在一作貫耳，一作提梁，紋飾和立鳥棱脊的裝飾也存在差異。由於這件提梁壺並沒有在安陽發現完全相同的器物，並且通過江西新淦大洋洲的器物，可以看到長江流域文化對殷墟青銅器進行改造的某些例子。有理由推測，這種形制的提梁壺實際上是對殷墟青銅器的模仿和加工。
提梁壺的頸部素面不施紋飾，有三道凸起的弦紋，腹部上下兩個紋飾帶均用凸起的弦紋作界欄。上腹部和下腹部裝飾有不同類型的獸面紋，上腹部飾虎頭式獸面紋，下腹部飾牛首式獸面紋。獸面紋的體軀已經省略，只保留了頭部特徵。虎耳呈尖葉狀，牛角特長且平直，角尖翹起，馬承源將之定為殷墟中期的紋飾（註12）。這種獸面紋的特點是獸目中空內凹，角端、耳端、鼻部和顎部均有凸起的圓乳作裝飾，這種裝飾在殷墟青銅器中發現的不多。在獸面紋兩側設有倒置的小龍，龍體較長，尾部上豎，口部向下，同樣也有圓乳的裝飾風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件〈鄉寧壺〉，傳河南安陽出土，紋飾與此器幾乎一致。另外，還有上博收藏的一件〈獸面紋壺〉，兩件的形制和紋飾比較相似，都是貫耳壺，貫耳在頸部兩側。
壺蓋飾兩條倒置龍紋組成的獸面紋，龍體上舉、尾部內卷。蓋面四中央均有鉤狀棱脊，頸、腹正面中央前後分別飾有一小立鳥下連鉤狀小棱脊的樣式，腹部側面兩邊均有三個小立鳥相連的棱脊。這種以立鳥作裝飾的手法在長江流域較為普遍，除了湖南出土的尊、罍、瓿等器物，三星堆及長江中下游地區亦有發現。雖然紋飾題材與殷墟有關，但是局部裝飾反映出鮮明的地域特點，這是湖南青銅器的獨特面貌。器物的全部紋飾均以細密的雲雷紋為地紋，層次感十分強烈，平雕、浮雕、圓雕相互結合，融為一體。〈獸面紋壺〉的時代大致為殷墟二期，這是殷墟青銅器和湖南青銅器聯繫最為緊密的階段，也是南北青銅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鑑的重要時期。
☉獨特的埋藏方式
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和禮制內涵，主要用於祭祀並且隨葬於墓葬。湖南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基本不出土於墓葬，主要在河邊、山頂以及半山腰的山坡上，而且大多數是單獨出土，器物之間很少有明確的組合關係。目前發現的一些商文化氣息濃厚的青銅器內還有貯藏小件玉器和青銅工具的埋藏習俗，這也是湖南地區青銅文化的獨特現象，不見於中原地區。
1970年寧鄉黃材寨子大隊王家墳山出土的〈戈卣〉（圖12、13），橫截面呈橢圓形，蓋面作穹廬狀，蓋頂設菌形捉手，飾有六瓣蟬紋。蓋沿直高，兩側有上翹的出戟，出戟外側裝飾蟬紋，蓋沿與口沿相套合。蟬紋這種輔助性紋飾的使用頻率較高，並且經常出現在捉手、出戟這些比較固定的位置。器體鼓腹下垂，從肩部開始外張圓鼓，最大徑在腹部偏下位置，圈足有高折沿。頸部兩側有環耳套接扁平狀提梁，提梁兩端飾有獸首。提梁外側飾長身龍紋，這類龍紋流行於商末周初，在殷墟青銅器及寶雞戴家灣、石鼓山等地出土的青銅器上都可以看到。從蓋頂到圈足設有四道寬厚的棱脊，棱脊作F形。蓋沿和圈足分別飾兩組相對的長尾小鳥紋，鳥冠作綬帶式，尾羽上翹，長尾後卷。頸部飾兩組相背的勾喙鳥紋，鳥體作曲折形。腹部飾有四組大鳥紋，鳥紋作佇立狀，勾喙，綬帶式冠，尾羽上翹，尾部下垂。這種鳥紋是商代紋飾中較典型的樣式，且排列方式很有特點。以棱脊為中心，每一個方向都有一組相對的鳥紋。蓋面和肩部飾有直棱紋，整器以雲雷紋為地紋。
相似的器物在殷墟青銅器中有不少發現，郭家廟M160的〈亞址卣〉是殷墟三期晚段的代表性器物，兩者的裝飾大致相同，局部紋飾略有差別，1965年河南輝縣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也是如此。寶雞戴家灣、石鼓山出土的〈鼎卣〉、〈戶卣〉、〈單父丁卣〉代表了這種器形發展到商末周初的風格，雖然形制變化不是很大，但是蓋沿多呈現出一種凹弧的造型，曲線更加優美。紋飾構圖和主題紋飾也稍有變化，腹部鳥紋的裝飾空間明顯增大。因此從這件器物的風格來看，是比較典型的殷墟青銅器。
〈戈卣〉的器、蓋分別鑄有一字銘文「戈」。戈族是一支古老的部族，《史記．夏本紀》：「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後氏……戈氏」。鄒衡認為，商周時代的戈族很可能就是夏的遺民（註13）。傳世和出土的戈族青銅器大約有240多件，分布的地域非常廣泛。最重要的發現是1971年和1991年在陝西涇陽高家堡發現的戈國墓地。戈族器物在湖南發現的並非只此一件，還有湘潭青山橋高屯窖藏的〈戈觶〉、株洲南陽橋江邊出土的〈戈爵〉以及衡陽市郊杏花村後山出土的〈戈作寶彝卣〉。
〈戈卣〉出土時裡面貯藏有320件玉器，主要是玉珠和玉管，還有玉玦、玉璜和玉環以及少量圓雕玉獸和玉龍，玉龍與婦好墓出土的同類器相似。經科技檢測，這些玉石為隱晶質結構，屬於和闐玉中的青玉或青白玉。這種銅、玉共存的埋藏現象很有特點，並且在湖南地區多有發現。
傳統觀點認為這些伴隨青銅器出土的商代玉器是祭祀山川的祭品，可能是來自中原地區的商人南下時攜帶的。在青銅器內貯藏玉器，表示對財富的寶藏。也有學者認為，有一些玉器呈雞骨白色，可能經受了焚燒，與舉行燎祭有關，然後瘞埋下來。比較新穎的觀點還認為玉珠、玉管與侯馬盟誓遺址中出土的同類器相似，可能是與盟誓有關的獻祭。以及認為這些玉器是戈族或別的政治勢力為拉攏土著上層統治者而饋贈他們的，當地統治者與北方來的勢力融合後作為珍貴之物保存下來，用於各種儀式進行瘞藏。
關於這種埋藏方式的解釋眾說紛紜，都沒有充分的證據。值得注意的還有1959年寧鄉黃材寨子村寨子山出土的〈獸面紋瓿〉（圖14），內貯藏有224件銅斧，這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埋藏方式。兩者的性質應該相同，可見這是湖南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特殊埋藏現象。
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展
上海博物館∣即日起～2016/1/31
註釋：註1：向桃初、吳小燕〈商周青銅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問題〉，《文物》2015年12期。註2：李學勤〈皿方罍研究〉，《文博》2001年5期，頁32。註3：周亞〈論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象尊〉，《上海文博論叢》第2期（2004）。註4：孫作雲〈說商代「人面方鼎」即饕餮紋鼎〉，《中原文物》1980年1期，頁20；熊建華〈人面紋方鼎裝飾主題的南方文化因素〉，《湖南省博物館文集》第4集（1998）；李學勤《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上）》前言，文物出版社，1982。註5：石志廉〈商大禾鼎與古代農業〉，《文博》1985年2期，頁14。註6：謝崇安《商周藝術》，巴蜀書社，1997。註7：劉森淼〈湖南商周青銅器紋飾的女性特權〉，《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5輯（2009），頁79。註8：李國梁《屯溪土墩墓發掘報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頁6。註9：張光遠〈湖南商代晚期人面紋方鼎族徽考〉，《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註10：彭適凡、馬健〈對湖南商周青銅器之謎的一些認識〉，《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5輯（2009），頁105。註11：謝崇安〈從南方上古青銅器紋飾看駱越族造物神祭禮的源流〉，《藝術考古》2015年3期，頁86。註12：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頁74、81。註13：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頁222。
圖片提供｜胡嘉麟（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