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中國與歐洲各國的貿易關係而言，美國商人登場的時間無疑較晚，學界普遍以1784年作為早期中美貿易的發端。然而，至18世紀後期，美國來華的船舶數目及貿易總額已趕上荷蘭、丹麥、法國等，僅次於有百多年對華貿易歷史的英國。（註1）不少歷史學者如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Alfred Owen Aldridge（1915～2005）、Jacques M. Downs（1927～2006）等意識到這段早期中美貿易史的獨特和重要性，並留下了經典鉅著。（註2）
由香港海事博物館籌辦、國泰航空公司冠名贊助的「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覽，於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舉行，正是以早期中美貿易史為專題的特展，展示海內外的公私藏品約230項，包括來自香港海事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溫特圖爾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迪美博物館、費城獨立海港博物館、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凱爾頓基金會、太古集團香港歷史檔案服務部、匯豐歷史檔案部，以及多位香港本地和美國藏家的重要珍藏。多元化的展品主要為18世紀末至19世紀外銷往美國市場的繪畫、瓷器、銀器、絲織品、家具及其他奢侈品，也有中美商貿的檔案文獻、船模型、航海儀器等，一同展現早期中美海上貿易的繁榮。配合展覽出版的圖錄共分兩冊，分別為展品說明及學術文章，為此議題提供嶄新的視角。
展覽從實物出發，結合宏觀的歷史背景，以生動有趣的中美商人家族、船員的事跡穿插其中。本文將循展覽的故事脈絡，即「夢想東方」、「口岸通商」、「火船萬里」、「居家蒐藏」及「異鄉生活」五部分，選析重點展品，以闡明工藝精湛的外銷藝術品背後的歷史意義。（註3）
夢想東方的旅程
1784年2月，《紐約信息報》有此報導：「昨天早上，幾艘船只離開碼頭，駛向各自的目的地。『中國皇后』號就在其中，它將開往中國，船長是格林先生……除了與東印度之間的商業貿易之外，人們期望能夠給這個城市帶來新的財源。每個人都對『中國皇后』號寄予了很多希望，並對那些走在商業往來和國家交往事業前列的人們滿懷感激。」（註4）
歷經長達八年的獨立戰爭（1775～1783），美國取得最終勝利，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擁有了政治、經濟上的獨立，以及航向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然而，戰後國內百廢待興，經濟蕭條，海外貿易成為了振興經濟、穩定民心的出路。這個剛成立的年輕共和國，對世界另一邊富裕的古老帝國——中國充滿渴求，美國商人、船員遂懷著致富的夢想踏上遠航。
1784年2月22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啟航，駛向中國廣州港，正式揭開了早期中美貿易、外交的往來。這天同是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1732～1799）的生辰，可謂別具意義。展覽中有一江西景德鎮製造的外銷執壺（圖1），由溫特圖爾博物館借展，描金橢圓形開光內繪有華盛頓肖像，人物身穿配有褶蕾絲領口的黑色大禮服，側面斜斜地望向觀者，與另一〈華盛頓肖像玻璃油畫〉相映成趣。費城富商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734～1806）是推動是次首航的關鍵人物，他是皇后號的主要出資人，而富航海經驗的約翰．格林（John Green，1736～1796）為船長，獨立戰爭退役軍人山茂召（Samuel Shaw，1754～1794）任船貨總監。一套〈飾有辛辛那提協會徽章雄鷹標記的瓷杯碟〉（圖2），正是山茂召從中國訂製的紀念品。載著西班牙銀元、西洋蔘、毛皮、羽紗、棉花、鉛、胡椒、酒、鋼鐵等貨物的「中國皇后號」，途經佛得角群島，繞過好望角，跨過印度洋，再經巽他海峽抵達廣州黃埔港。從一張著色於1811年後的世界地圖（圖3），可以勾勒出皇后號來華的航線。
商船停泊廣州期間，美國人順利把貨物出售，又購入大批中國商品回國，包括茶葉、絲綢、棉布、陶瓷和其他奢侈品等。是次首航的成功激發了對華「貿易熱」的興起，更多美國商船如「聯盟號」、「哥倫比亞號」、「華盛頓夫人號」紛紛舉帆遠航。本館一對以「哥倫比亞號」為題材的玻璃背畫，分別從兩個不同角度去展現此三桅帆船，船上懸掛著美國旗及巨大的船帆（圖4）。美國旗由多道條紋、星星組成，驟眼看來較為花俏，故中國人稱之為「花旗」。對於花旗國人的到來，中國人予以禮待，並為東印度公司以外的這片新外銷市場感到欣喜。
口岸通商的印記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借展的大銀托盤（圖5），呈長方形委角，四爪形足上各以龍首為裝飾。托盤中心鑴刻廣州十三行一帶景象，當中飄揚著美國旗幟的正是美國花園。自清政府於1757年實施一口通商，廣州成為首個對外貿易的口岸，而主宰著對外貿易的是中國行商，當中又以同文行潘啟官（1714～1788）、廣利行盧茂官、怡和行伍浩官（1769～1843）、義成行葉仁官四行商並稱「粵東巨室」，最財宏勢厚。行商是外銷畫家筆下的常見題材，展覽中可見伍浩官、潘啟官、盧茂官等畫像。由著名油畫家關喬昌（呱，1801～1860）繪製的〈伍浩官肖像油畫〉（圖6），描繪此中國富商臉頰瘦削的典型容貌，他身穿繡有方形補子的官袍，佩戴多串朝珠，一頂配寶石頂珠的紅色絲質官帽擱一旁，充分展現其捐官得來的顯赫官銜。其他與浩官相關的展品，包括刺繡絲緞官袍、署款的貿易信件、外銷茶箱等，讓觀眾得以具體認識此享負盛名的中國富商。
早期從費城、波士頓、紐約、塞勒姆等沿海城市來華的美國商人，如史蒂芬．吉爾德（Stephan Girard，1750～1831）、約翰．雅各．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1763～1848）、本傑明．丘．威爾科克斯（Benjamin Chew Wilcocks，1776～1845）等，為中美貿易的發展奠定基礎。由匯豐歷史檔案部借展的一幅〈本傑明肖像油畫〉（圖7），由知名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繪。本傑明致力於茶葉、瓷器等進出口代理業務，也曾出任美國駐廣州領事。由於身材高大，故其在廣州有「高鬼子」之稱。錢納利在畫中以熟練的繪畫技法、對比鮮明的顏色，烘托出人物的自信和威嚴。
隨著貿易增長，美國商人自19世紀初在廣州設立洋行，進一步擴大對華貿易，與中國行商建立密切關係。較有影響力的如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同孚洋行（Olyphant & Co.）、魏特摩洋行（Wetmore & Co.）和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他們除了經營茶葉和瓷器貿易，絲綢也是主要的外銷商品。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借展的中國絲綢行商標（圖8），為瓊記洋行赫德家族所擁有。此商標為中國商人貼附在絲綢布料的包裝上，以驗明正貨。標識大多圖文並重，以彩色印刷，標明商店英文名稱，說明產品質量，並繪有中國傳統吉祥、如意的圖案作裝飾，如麒麟、金魚、花卉、財神等。展覽還展出不少洋行珍貴的貿易書信、發票、收據等。
鴉片戰爭後，中美兩國先後於1844年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簽署《中美天津條約》，美國商人可前往更多沿海城市進行貿易，如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1868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1820～1870）促進了《蒲安臣條約》的修訂，相互平等的條款意味著兩國建立的友好關係。清代大臣董恂（1810～1892）有贈蒲安臣詩：「五千年的古老華夏，和只有八十載的年輕合眾國，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如今新老走到一起，人類為之雀躍歡喜。」（註5）
火船萬里與海貿發展
早期由於航海技術、設備及儀器的簡陋，美國商人遠渡重洋去中國貿易存在著很大風險，不但要抵擋暴風雨，也要應付海盜來襲。為了避免海難事故頻生，對華貿易刺激了美國造船業的發展及遠洋航海技術的進步。來自溫特圖爾博物館的潘趣酒碗（圖9），19世紀初由江西景德鎮製造，口沿描金及彩繪一周葡萄紋，碗身繪有精細的船舶建築圖，並寫上「國家的力量與財富」字句，其歌頌美國獨立和海上貿易發展的意圖溢於言表。美國的船舶修造工業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如塞勒姆、費城、波士頓、紐約等。1830年代，美國出現了專門用來運送茶葉的飛剪船，其體型狹長，載重多，速度快，因而大大縮短了往來中美兩國的步伐，使美國商人在對華貿易中獲得很大優勢。展覽中的飛剪船模型、模型設計線圖、船舶寫真油畫等（圖10），無不印證了這段飛剪船的黃金時代。
19世紀中葉以後，船舶推動從風力演變為現代化的機械動力，蒸汽船漸漸普及，並取代遠洋帆船成為世界船舶的主流，充當中美貿易的主要運輸工具。展覽中除了不少蒸汽船油畫和線描圖，一件〈刺繡明輪蒸汽船圖案的絲質馬甲〉尤其惹人注目（圖11）。馬甲由凱爾頓基金會借展，應為船長或船主訂製。自19世紀初期第一艘明輪蒸汽船駛抵中國後，此類圖案便出現在外銷工藝品上。馬甲的布幅及刺繡工藝為中國繡匠所製，然後再運送到西方裁縫，是典型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外銷產物。
精美的工藝品以外，展覽中有一些實用性的海上生活用品，為了解船長及船員的航海旅程提供了線索。例如裝有各式藥用品並附《船員醫學指南》的船用藥箱、用以攜帶隨身物品的木製行李箱、記錄航海事宜的水手石板日誌、用以通信的商用信號旗等。而各式航海儀器，如望遠鏡、天文鐘、羅盤、六分儀等，有助船長及船員測定航海方位、時間、天體高度等，是航海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琳琅滿目的居家蒐藏
早於17、18世紀，中國的絲綢、瓷器及家具已通過頻繁的海上貿易進入歐洲各國，並深受皇室貴族的欣賞和熱烈追捧，遂掀起時尚的「中國風」。在來華的美國商人之中，也有不少是「中國迷」，他們致力蒐購中國的古董珍玩，除了鑑賞自娛，也對外開放展出。1796年，東印度公司商人范百瀾（1739～1801）在費城建有「中國幽居」，首開中國藝術展覽會的先河；1838年，費城商人唐納森（1782～1844）興建「中國博物館」，並附展覽圖錄《萬唐人物》的出版；1845年，約翰．彼得斯也在波士頓創辦「中國博物館」，展出數量驚人的中國藏品。這些早期的美國商人及收藏家，充分展現了中國藝術品在美國的蒐藏與展示。
由於中國絲綢品質及刺繡工藝的出眾，各式各樣的絲織品在外銷清單上占主導位置，且常見於歐美家居之中。展品中有一精緻的〈彩繡花鳥紋陽傘〉（圖12），以五色流蘇為邊飾，傘面為米色緞地刺繡，傘骨把畫面劃分成八個塊面，滿布雉雞、喜鵲、孔雀及花卉圖案。傘柄由上下兩截構成，靠一活動關節相連，下截以象牙製，高浮雕花卉枝葉紋，可謂華麗無比。此陽傘應為歐美貴婦訂製的廣繡作品。中國的外銷漆家具，也以其獨特的工藝和瑰麗的色彩贏得西方人的喜愛。數件描金黑漆家具在展覽中構成了一個別緻的角落，包括斜蓋式寫字枱、梳妝台具、女式寫字枱、漆椅和漆櫃。它們在裝飾設計上有著相似的特點，黑漆地滿布金飾圖案，描繪中國的山水小景、庭園花卉及人物紋飾，呈現強烈的東方元素，而形制上卻為西洋家具風格，反映其時西方人的居家品味（圖13）。
中國外銷工藝品除了被美國商人收藏和展示，還踏上了博覽會的世界性舞台。1876年，美國為紀念《獨立宣言》簽署100周年，特地在費城費爾蒙特公園舉辦了當時規模最大的世界博覽會，包括清政府在內共有37個國家應邀參展。李圭（1842～1903）以中國代表身分赴會，並在其遊記《環游地球新錄》中記錄了博覽會的盛況及中國展品的大獲好評：「以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國中推為第一。銅器、漆器、銀器、藤竹器次之。」（註6）本館展覽中的〈銅胎掐絲琺瑯花瓶〉，通體飾花卉、蝙蝠及祥雲紋，正是由費城藝術博物館於1876年的博覽會中購得（圖14）。展品中還有〈景泰藍皇家龍船模型〉（圖15）和杭州國華美術絲織廠監製的絲織品，都與美國博覽會相關，意味著中美兩國在貿易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海外觀眾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厚濃興趣，以及中國手工藝得到世界的認同和讚譽。
美國商人的異鄉生活
澳門位於珠江口西邊，是葡萄牙人在16世紀建立的殖民地。當時中國限制外商眷屬進入或定居廣州，澳門因而成為了他們的暫棲之地。美國商人納撒尼爾．金斯曼（Nathaniel Kinsman，1823～1898）是魏特摩洋行的生意夥伴。1843年，他攜同妻子麗貝卡．蔡斯（Rebecca Chase，1810～1882）和子女從塞勒姆出發抵達澳門。他們在澳門有一所優美的宅邸，可從關喬昌所繪的兩幅油畫中窺見一二（圖16）。一幅以直線透視法描繪人物從宅邸露台向南灣眺望和閱讀，感覺舒適寫意；另一幅從海傍牆外望向屋內，建築通體以黃色粉刷，平屋頂，壁柱，盡顯西式風格的特色。
另一位駐居澳門數年的美國婦女哈麗雅特．洛爾（Harriet Low，1809～1877），1829年隨其從商的叔父威廉．亨利．洛爾（William Henry Low，1795～1834）和叔母前往澳門，成為第一位有記錄的來華美國婦女。居住澳門期間，她結識了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也成為了其筆下的創作題材。展覽中有傳為錢納利所繪的〈哈麗雅特．洛爾肖像畫〉（圖17），她膚色白皙，細眉高鼻，櫻桃小嘴，構成一副嬌美的容貌。其身穿的白領束腰黑色連身洋裝，更顯姿態優雅。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更多通商口岸的開放，使美國商人在華的駐居地得以擴大，不再局限於澳門。尤以上海為例，虹口地區被劃作美商的居留地，形成美租界上洋宅連片的景象。〈上海外灘美國租界遠景圖〉（圖18），約繪製於1855年，似從浦東陸家嘴的位置描繪黃浦江及對岸英國租界和美國僑民居留地的風景。畫面遠處可見美國聖公會築建的虹口禮拜堂和大合眾國公館，以及懸掛美國旗的倉庫、旱塢、船舶等。商人以外，傳教士是另一來華的重要團體。他們致力於宣教、醫學、教育和寫作，對西方知識技術在華傳播居功厥偉，同時對港口城市的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有深遠影響，可從《中國叢報》、《博濟醫院報告》、《北京協和醫學校會議議程》等展品上反映出來，它們均由美國傳教士開設或撰寫。
在歷史中反思現在
展覽中的外銷工藝品、檔案文獻、航海儀器等承載著一個個美國商人和家族的歷史故事。中美海貿可以說是以「中國皇后號」為起點，直至現在，美國商船在通往中國的航線上依然從未間斷。是次展覽，無心插柳地，為當下中美兩國的經貿發展提供了反思的平台。21世紀，中資、美資公司在兩地的開設、中美外銷商品的多元化、航運船舶工業的發達、人口增長及市場的需求、藝術文化的合作交流等，都為中美史寫下了新的篇章。如何審視歷史、在歷史中反思現在，大概是展覽的另一重意義。
註1：喬明順〈1840年以前中美關係述略〉，收入中美關係史叢書編輯委員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論叢中美關係史論文集第二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3。註2：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7；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Jacques M. Downs《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1844》，Bethlehem，Pa.：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7。註3：本文的展品分析，參見陳麗碧、溫麗娜編《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香港：香港海事博物館，2018。註4：《The New York Packet and the American Advertiser》，no. 1361，February 13，1784，2。中文翻譯引自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Philip Chadwick Foster Smith）《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頁76～77。註5：英文原詩為：「Hoary China of five thousand years, with the youthful union only eighty [United States], one on the east, the other to the west, now join the old and new, to the joy of all mankind.」 Quoqi Xu《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頁22。註6：李圭《環游地球新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9。
圖片提供｜香港海事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