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狂鴨症：年輕藝術家的困境與能動性

大約2%，這是藝術創作類系所學生在畢業後，在藝術市場中被賦予年輕藝術家身分的概略比重。

2%從何而來？這是以中華民國畫廊協會中，有與年輕藝術家合作的會員畫廊來當作統計數據的例子。依照畫廊經營策略與資源上的不同有比例上的高低，年輕藝術家在畫廊合作藝術家的比例平均約佔15%左右。這15%代表著共約350到400位、20至40歲的台灣年輕藝術家（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相關青年藝術家的補助年齡範圍為例），從2000年藝術類聯招登記入學人數1,561位，到2018年學測指考藝術類科系錄取人數約1,100位累計起來的藝術學習者與創作者們中脫穎而出，成為了那2%的年輕藝術家。這個機率說明著藝術創作從高等教育到出社會之後作為「被認證的自我實現」的一個嚴峻現實。林裕軒〈一場關於年輕藝術家的預演：從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解壓（廢話）開始〉文中帶有頓挫與焦慮的問題意識，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原點與台灣當下的藝術體制現況。

但是，這並不意味這些被市場認可的藝術家從此就平步青雲。如果我們從台灣當代藝術作品在一手、二手藝術市場的流動率、畫廊在培養年輕藝術家的報酬率，和南向、西向化的台灣藝術市場來思考，這個時代的年輕藝術創作者在產業中面臨的困境仍是相當嚴苛的。

對藝術市場來說，年輕藝術家雖然是用來擴張品牌形象的一個好噱頭，但卻不一定是門好生意。一位藝術市場從業人員向筆者表示，如今藏家的品味以及投資傾向與十年前相比更為謹慎且具國際企圖心，較少將台灣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作為經常性的購藏首選。這樣的市場環境之下，在三年、五年不等的畫廊經紀約結束後，被動轉為代理、甚至展覽約的年輕藝術家（甚至已經不被歸類於年輕的藝術家）依然要繼續面對更嚴峻的生存問題。藝術家與藝術工作者的身分在青年階段需要不斷地實踐與堅持。而同樣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藝術策展人與自主接案的藝術從業人員身上。即使今天你獲得大型的藝術策展補助計畫或是創作計畫，明天你也可能因為市場反應不佳或工作環境惡劣而轉換跑道。

藝術成功學、生存學在藝術界產生更完整的場域結構（包括拍賣市場、藝術博覽會、現代化的藝術學院、美術館、民間藝術組織、補助政策等）之後，逐漸成為年輕藝術工作者想像中的一種正規途徑。但意識到這個所有藝術科系、乃至所有科系大學生的生存困境之後，我們思考的首要目的並非是共同找出一條機制內的成功捷徑。

在全台超過50個藝術系所中，這樣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但幾乎只有北藝大有這條件讓這種討論得以產生公眾化的規模。其他學校美術相關系所的學生們，則在更艱困的條件下於各地單打獨鬥。對於這樣的困境，筆者所得到的回應卻相當多元。有兩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台師大）的研究生在筆者的訪問中表示，光是在教授所擁有的資源相比，「台師大的老師比起北藝大更自顧不暇。比起『北藝幫』，往往只能單打獨鬥」，「學生也是，試想其他大學美術系，這些問題意識有可能因為他們的討論而被議題化嗎？」

也許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學校環境的資源與其他藝術系所相比之下顯得相形見絀，他們只能選擇盡可能地自己找尋更多機會。面對當前的藝術體系有著很入世的看法。一位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畢業的創作者說，其實台灣整個環境對年輕藝術家已經逐漸地友善。去網路上搜尋藝術類的官方跟民間獎補助，會發現其實真的有不少專門設立給年輕創作者的獎助計畫，只是在學校裡不曾聽過，「因為這些獎項可能不存在於教授跟學院的人脈網絡中，學長姐也很少去申請。」

在上述創作者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林裕軒文中的一個現象：成就感和肯定來自現有機制的參照之下，加上觀念與眼界受限於學院資源與教授人際網絡，在大學就讀藝術科系的學生們繼承著學院與教授給予的藝術世界觀，這樣的情況往往限縮了探索學院之外藝術作為自我實現的可能。

該文反映起的這股「學怨」，我們終於得以看見藝術高教體制中鴨掌潑動的冰山一角，但這股力量似乎還在找尋一個具體的鬆動對象（市場？機構？藝術定義？高教體制？）。在當前當代藝術已成為了一個話語權力機制和資本市場相互賦權的意義體系，在官方機構、市場與學院三者中，唯獨學院的高教系統在知識傳承體系的包袱下，勢必要回應這個狂鴨症（duck syndrome）的反噬。

以世代差異來作為綜合這樣的力量進行批判的角度，筆者認為有著將問題扁平化的疑慮。去年由策展人孫以臻於立方計劃空間策劃的展覽「最小共存單位」中討論的藝術集體與其展覽的概念源頭「一群人的自學」，展現了社群所擁有的能動性。而在1990年代中，許多年輕藝術工作者為了在大時代中站穩自己的腳步，紛紛各自成立藝術團體與藝術空間。甫成立滿20年的台灣視覺藝術協會，透過組織團協會並以台灣藝術家為主體的理念，在與大美術館與藝術市場承先啟後起飛的年代中與官方和市場抗衡、合作，即是一個值得借鏡的例子。種種對現有機制的批判也總是政治行動，而政治行動總是有累積政治資本的可能，資本累積的多寡取決於當權體制衡量收編他的效益如何，當當權機制想要收編這樣的政治行動之後，行動組織者就可以進一步收割資本。類似的人脈組織邏輯，在其他學校社會學系和商學院中都有跡可循，藝術學院中的學生當然也可以。這些組織起來的能動性在上述的例子中轉化為具體的組織與政治行動而生存下來，也因此「成功了」。

美國某一流大學中流傳著「狂鴨症」的名詞，用人們看見鴨子在水面上平靜地悠游但看不見水面下鴨掌的瘋狂潑動，來比喻學生學習環境中不被我們看見的焦慮感與崩潰狀態。也許如同「漫遊雲中」的空間經營者黃楚翔所言，年輕藝術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得與自己心中的「成功」和解。但在此之前，認識具體的現實困境與自己所擁有的能動性，解放對未來的生存想像與自我實現才能突破失敗主義（或成功主義）式的「學怨」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