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市場，如此浙般──浙派上市面面觀

紐約蘇富比2006年3月30日春拍吳偉〈柳下人物〉，169.5×102.2厘米，王季遷舊藏，預估價1.5萬～2萬美元，成交價3萬美元，圖為局部。

地不分浙閩粵，界定派別風格

在談論古代書畫中浙派的市場問題前，必須先釐清「浙派」此一概念的範疇與定位。猶如諸多中國繪畫流派是以地域為標誌命名，「浙派」為15到16世紀以降以浙江地區為中心的職業畫派。不過其地理範圍不限於「浙」，涵蓋了鄰近福建、廣東以及其他省分的畫家。若是考究畫家籍貫生平及畫風之關係，可發現明代「院體」與「浙派」實難切割。在生平經歷上，他們多為曾入宮廷的民間畫師；在流派風格上，他們承繼學習北宋李成、郭熙畫派與南宋馬遠、夏圭風格，然筆墨更為縱逸爽健、灑脫恣肆、粗簡放縱，富有較強的視覺節奏感。在界定畫家成員時，或可以2008年在浙派研究上獲得重要成就的「追索浙派」展覽做為基調──戴進、吳偉、邊文進、謝環、商喜、李在、周文靖、石銳、倪端、林良、呂紀、呂文英、王諤、郭詡、鍾禮、朱端、張路、蔣嵩、汪肇、鄭文林、史忠、陳子和、朱邦、徐霖、丁玉川等人皆可視為浙派成員。

「浙派」之稱初見於17世紀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元季四家，浙人居其三……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文進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可推想在董其昌之前就有此一說法，且當時是以畫家之籍貫為名。隨著明清繪畫評論興起，「浙派」此稱也就漸廣為人熟知，也非限定畫家籍貫，而是傾向為評論風格。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戴進、吳偉在畫壇上受到重視且從學者眾時，並未被冠以浙派之名，而是當他們謝世百年後，才被稱為「浙派」，且是在吳地畫風「吳派」被視為圭臬後，這名詞才頻繁地出現以作為對立面之用。到了萬曆中後期以降，「狂態」、「邪學」等貶抑的負面詞彙，不斷重複地出現於評價浙派畫風。經學者研究，浙派的驟衰大體上呈現三種思考：內部藝術表現的衰落、正統文人論述的壓迫、贊助者品味的轉向。歷史的成因錯綜複雜，答案可以是複選。不論是何者導致了浙派的衰落，藉助學者們的研究，鑑往知來，我們將更能清楚了解現階段在市場上遇到的實際問題。於諸多藝術史研究面向中，考訂作品的真偽乃為最堅實的礎石之一，以下僅羅列部分研究成果：

舊傳五代荊浩〈秋山訪友〉改訂為丁玉川，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舊傳唐盧鴻〈夕夜歸莊〉改訂為明浙派畫家，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舊傳宋郭熙〈山莊高逸〉改訂為李在，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郭熙〈松蔭對弈〉改訂為李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舊傳宋郭熙〈豐年瑞雪軸〉改訂為周文靖，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郭熙〈闊渚遙峰〉改訂為李在，北京故宮藏。

舊傳宋馬遠〈寒巖積雪〉、〈畫雪景圖〉、〈舉杯玩月〉改訂為鍾禮，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馬遠〈對月圖〉改訂為戴進，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馬遠〈弘農渡虎圖〉，改訂為朱端，北京故宮藏

舊傳宋馬遠〈歲朝圖〉改訂為周文靖，上海博物館藏。

舊傳宋夏圭〈山水〉改訂為蔣嵩，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夏圭〈琴鶴高士〉改訂為丁玉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舊傳宋夏森〈袁安臥雪〉改訂為戴進，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舊傳宋蘇漢臣〈貨郎圖〉改訂為呂文英，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趙昌〈四喜圖〉改訂為邊文進，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人〈漁樂圖〉改訂為丁玉川，台北故宮藏。

舊傳宋人〈拾得圖〉改訂為張路，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舊傳元吳鎮〈後赤壁賦圖〉改訂為丁玉川，台北故宮藏。

舊傳元龔開〈壺中仙人圖〉改訂為鄭文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舊傳遼蕭瀜〈畫花鳥〉改訂為呂紀，台北故宮藏。

舊傳明戴進〈春酣圖〉改訂為鄭文林，台北故宮藏。

舊傳明陳淳〈五鹿圖〉改訂為汪肇，台北故宮藏。

改添款多，此派鑑定問題大

明代本就是古董鑑賞與藝術市場勃興的時代，綜合這些改訂的例證觀之，可知不少畫商為求牟利，而將諸多院體浙派的明人畫作經由改款、添款等方式，偷渡身分轉變為宋元之作。孫承澤《庚子消夏記》載：「予所收〈靈谷春雲圖〉是其所作，設色布景蒼秀，有宋元大家風，使掩其款而閱之，未有信其為文進者。」這裡說明了戴進與前代大師風格相近的問題，也說明了時人無法判別宋元與明畫之別，且對戴進存有風格辨識上的成見。清代顧復《平生壯觀》曰：「先君云文進（邊景昭）、廷振（呂紀）、以善（林良）翎毛花卉，宋人餘教未衰……邇來三人之筆寥寥，說者謂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易之，好事家所見之翎毛花卉宋人款者，強半三人筆也。」且顧復也曾見過呂紀的〈杏花雙雀圖〉被改款作南宋李迪畫，〈鶺雀蓉桂圖〉改款作黃筌等等，這都直接說明了名款改易的問題。據研究者判斷，這種現象至遲在16世紀晚期就已發生，此中被竄改冒名身分者又以與浙派風格相承密切的馬遠、夏圭、郭熙等大名家為多，這也造成了日後鑑藏史、研究史的困難，潛藏的明代院體浙派畫作數量應猶如水面下的冰山，遠比已知的更多。

從15、16世紀的明代到21世紀的今日，在鑑定浙派繪畫面臨的問題，至少包含了：浙派無名款者被隱沒、原浙派無名款或有名款者被誤認或竄改為宋元大家、浙派小家經改款為浙派大家之作、明代後人的仿作等，這背後的成因至少可歸結二個面向：一、市場喜好需求。明人雅好復古之風，且購買古董字畫的商賈或仕紳階級，紛紛仿效文人品味，加上藝評風潮對浙派貶抑的推波助瀾，這都使得浙派在市場上逐漸式微。二、作偽的便利性。其畫風與宋元大師相承接近，易被誤認；落款簡單，大都僅落姓名字號款，且位於畫面邊緣或明顯的空白處，易於改款。

市場浙畫，具著錄者占優勢

回到今日的市場面來看，古代書畫市場相對而言入門門檻較高，作品的真偽自是一大挑戰，學者在研究鑑定上所面對的問題，亦同樣會出現在市場買家，在研究上可經由筆墨風格比對和今日科技的輔助來鑑辨作品真實身分；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具備藝術史素養、鑑定能力，研究亦非一蹴可幾，因而市場上的拍品是否有被重要著錄記載、是否有經學者研究認可，就往往成為左右買家判斷的關鍵性指標。

古代著錄的優勢在於和作品的創作時代愈接近，愈能證明此作的可靠性、或是析考出時間上限，但因其內容多為文字敘述、缺乏圖像驗證而存著客觀局限，即使是古書畫市場最重要的寶典、詳錄清宮皇家收藏的《石渠寶笈》，在面對浙派時也顯得有所窒礙。自董其昌的南北宗論說後，藝評與畫論對浙派幾乎是一面倒的負面浪潮，至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早期更是達到此種批評態度的巔峰，而清宮收藏目錄《石渠寶笈》的審美品味正是在此背景下所建立，這也使得以承繼清宮收藏為主的台北故宮，在浙派的收藏數量與廣度上相對較弱。

但在市場上，仍可見經《石渠寶笈三編》著錄的浙派作品──郭詡〈朱子像〉。郭詡平素縱放肆恣，畫作款印多與其號「清狂」有關，而此圖或得之於宋、元舊稿，也可能以想像為之，然一改狂習，其畫凝煉端莊，規正不苟，並以小楷正書「後學泰和郭詡拜寫」，可見其仰慕之情，亦表現出浙派於粗放灑脫外的細筆工夫。此畫在中貿聖佳2001年5月20日成交價為人民幣85萬8,000元；2010年5月15日於中國嘉德原預估價人民幣500萬～800萬元，成交價人民幣907萬2,000元。另外，現身於中國嘉德2011年11月12日的郭詡〈虎溪三笑〉為前駐日大使館公使張伯謹舊藏，預估價人民幣80萬～150萬元，最終雖遭流拍，但確實不失為郭詡浙派本色之作。

學者研究，拍場重要指標

由於缺乏古代的著錄，近現代學者的鑑定和研究圖錄就成為可參考的依循指標，如：高居翰1978年《Parting at the Shore：Chinese Painting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1368～1580》（中譯《江岸送別》）、鈴木敬1982～1983年《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班宗華1993年《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Zhe School》等學者研究所使用的圖像，即包括有美、英、日各地之單位或私人收藏。其中美國學者高居翰前述的《Parting at the Shore》為藝術史學門重要教科書，探討了浙派諸名家之藝術源淵、風格特點及畫史意義，並認為浙派的衰落與其內部僵化無法創新有關。

在高居翰前書中討論吳偉人物山水畫章節裡，一張「藏處不明」且未標注尺幅的黑白灰階圖像──〈春江漁釣圖〉，於2008年5月26日香港佳士得現身，並以〈漁父圖〉大軸雙幅為名，兩幅皆具東廓先生鄒守益題識，並註明乃日本私人收藏，此作為該「重要藏家中國書畫珍藏」專場之最高價拍品，預估價80萬～100萬港元，成交價760萬7,500港元。高居翰認知此畫乃吳偉較晚期的作品，並與台北故宮〈寒山積雪〉相較，他在《江岸送別》中評述「觀者因此在更直接、更戲劇化的情況下，參與畫中景色，而不再像以往，只是在畫中看到一個完全獨立的空間而已……這幅畫的空間自崖後往前斜向展開，此種方式日後也被吳偉的追隨者張路所繼續開發。不過，比這些更激進的變化乃是筆法。在〈春江漁釣圖〉中，這種粗放筆法的用意，更像是元代晚期文人山水畫的筆墨，其目的在構成塊狀，而非畫出其輪廓或清楚地呈現出形狀或表面，因此，多少如它所呈現的物形一樣，也成為這張畫的『主題』。這裡可以確定的是，文人畫家的理念和方法已經侵入了浙派畫風，而這種現象在吳偉作品裡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同時，這種筆墨遠比文人畫所能接受的尺度更為自由及不受拘束，而文人畫中若有這種表現的話，無疑也會被認為沒有章法。」

美日特展，私人收藏現市面

美國學者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規劃以歐美為主的公私收藏，於美國大都會與達拉斯兩座博物館舉辦「大明帝國畫家」（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 :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Zhe School）特展並出版同名圖錄、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大規模地檢視許多傳為宋元的畫作，重新考掘被遺忘的浙派畫家與作品，成為浙派研究的重要里程碑。《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書中目錄第44號的戴進〈月下舟中眠〉為王季遷舊藏，於2005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秋拍出現，預估價20萬～30萬港元，成交價144萬港元。目錄第50號為戴進〈竹石菊圖〉，日本京都私人收藏，於2010年12月4日北京保利秋拍現身，預估價人民幣400萬～600萬元，成交價人民幣459萬2,000元。目錄第63號吳偉〈柳下人物〉為王季遷舊藏，於2006年3月30日紐約蘇富比春拍預估價1.5萬～2萬美元，成交價3萬美元。

2005年由日本學者板倉聖哲舉辦的「明代繪畫と雪舟」展，於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展出，並出版同名展覽圖錄，以日本雪舟繪畫的角度觀看明代畫壇，探討浙派對於日本的影響，開啟了跨越文化的畫派視野。而浙派領袖戴進，為浙派出現於市場上數量最多之畫家，其佳作除〈月下舟中眠〉、〈竹石菊圖〉，另有1438年作〈月夜訪友〉則著錄於該展圖版第25，後於2009年5月26日香港佳士得拍出成交價92萬港元。另外，如〈耄耋圖〉，繪蕉蔭下一貓凝視蝴蝶，神態生動，筆墨洗練飄逸，為戴進少見的大寫意畫法，著錄於1931年版日本出版《宋元明清名畫大觀》，並據《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單國強〈戴進作品時序考〉考證此作為戴進晚年居鄉時的作品。此畫具清代錢杜題籤，及曹溶、宋犖等鑑藏家之鑑藏印，2002年於中國嘉德以人民幣30萬8,000元成交，2005年中貿聖佳成交價則為人民幣99萬元。而，無顯赫著錄但具當代鑑定家謝稚柳題籤為「明戴進雪夜訪戴圖」的〈雪夜訪戴〉，其構圖與畫法出自南宋院畫，然畫境曠遠，粗豪雄健，氣象雄偉，筆墨具有渾厚力度，曾於1996年11月15日北京翰海達到成交價人民幣55萬元，2007年11月6日中國嘉德成交價人民幣112萬元，2009年11月22日北京保利拍出成交價人民幣201萬6,000元，亦是屢創佳績。市場上戴進多元的畫作風格與明清記載相符，亦可見戴進的藝術創作能量。

另一位在市場上常見的浙派畫家是張路。張路仿效吳偉的風格，王世貞《藝苑卮言》：「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可以得其秀逸處，僅有遒勁耳。北人重之，以為至寶。真贗錯雜，醜徒實繁。」張路在世時畫作受人喜愛且已有偽作，但因其揩抹簡率風格且格套化的構圖，而有著浙派末流之議，被後人視為狂態邪學。其一幅高達3米多的山水人物宏幅巨製，於2006年11月22日於中國嘉德拍出，時名為〈月下醉漁〉，最終成交價人民幣62萬7,000元；於2010北京匡時則名為〈月下對飲〉，成交價人民幣100萬8,000元；2011年12月22日上海寶龍名為〈山水〉，成交價人民幣368萬元。至於另一件出自前駐日大使館公使張伯謹舊藏的張路〈渭濱垂釣〉，2011年11月12日於中國嘉德以人民幣115萬元拍出。此外，好作品出現在市場上即使未標註著錄或當代鑑定家之題籤，依舊不寂寞，浙派朱端〈消夏圖〉就是最好的例證。此畫面上部有明顯摺痕及蟲蝕蛀痕，但無損於買家的熱情，在2005年5月30日香港佳士得，獲得各方人馬競逐，原預估價10萬～12萬港元，最終以逾預估高標27倍之多之成交價325萬6,000港元拍出。

市場拍品，有助學術研究

市場中的畫作亦能為學術研究增添新資料，如胡聰〈春獵圖〉。201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撰文〈讀明代宮廷繪畫胡聰春獵圖軸〉，文中說明「畫家所鈐兩方印章在其他明宮廷畫家的作品上很少見到，『清禁侍臣』一印印文僅見於明宮廷畫家鄭石所繪〈芙蓉白鷺圖〉，『御前畫史』印文則從未見，大可補畫史之闕……畫家胡聰其人，畫史失載姓名，其畫亦流傳絕少，除去以上提及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柳蔭雙駿圖〉軸外，還有就是本次拍賣的〈春獵圖〉。」此畫於2008年6月15日嘉德四季拍場，原估價人民幣3.5萬～4.5萬元，最終成交價為人民幣101萬9,200元；2010年6月3日現身北京保利，原估價人民幣500萬～800萬元，最終成交價為人民幣560萬元。

另一件「玉岡」款〈寒溪歸樵〉亦為可重視的市場拍品。此作於2009年11月24日北京保利亮相，預估價人民幣30萬～40萬元，最終成交價人民幣33萬6,000元。依據拍賣資料知此畫由歐洲藏家提供，在歐洲拍賣共三次：第一次於1932年2月15/16/17日由原古董收藏家保羅．歐．米茨在巴黎著名拍賣行HOTEL DROUOT拍賣。第二次於1943年6月1日由法國埃迪．波蒂尼拍賣公司亦在HOTEL DROUOT拍賣。第三次於2007年3月9日再由法國帝瑞．波蒂尼拍賣公司於HOTEL DROUOT拍賣。依作品的筆墨風格與時代氣息判斷，此作應為明代浙派畫作；然而「玉岡」之名沉寂於浩瀚畫史中，被遺忘的名字在市場裡得以看見，未來仍有待更多研究，讓藝術史的拼圖更完整。

被遺忘的畫派．猶待時間淬煉

梳理研究史，明清以降浙派似乎是被刻意遺忘了，無怪乎學者石守謙研究時稱「呈現出幾乎半面的空白」。所幸，自1968年日本學者鈴木敬《明代繪畫史研究：浙派》研究專著出版；1978年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出版明代繪畫之一部《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86～1580）》；1983年中國學者穆益勤編撰《明代宮廷與浙派繪畫選集》、1985年出版《明代院體與浙派史料》；1993年美國學者班宗華舉辦「大明帝國畫家」特展；到近年來2002年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歿後500年特別展：雪舟」、2004年《朵雲》「戴進與浙派研究」專輯出版、2005年東京根津美術館「明代繪畫と雪舟」特展，到2008年台北故宮舉辦「追索浙派」掘深浙派內容。今年（2012）春夏之際，浙江省博物館於4月28日至6月10日舉辦的「浙派集英──浙派繪畫珍品特展」亦令人期待。

戴進在明代被稱為「本朝第一」，杜瓊《杜東原集》錄其「晚之歸杭，名聲亦重，求畫者得其一筆者如金貝。」吳偉獲明孝宗賜「畫狀元」，李夢陽《空同集》記其「至尊含笑中官羨，五侯七貴爭看面，請觀此幅松舍圖，黃金失價連城賤。」不論是戴進、吳偉等，若將之視為藝術史第一線的大師，今日的浙派行情並不高，甚至遠低於吳派和其他流派之作。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知：古書畫市場向來以皇家著錄《石渠寶笈》所收錄的作品為焦點，浙派本就非屬清宮品味，著錄自然也就有限；加以藝術史上廣為人所熟知的大師名字，浙派幾乎不在名單之內，人們對其藝術印象既陌生且蒼白，即使在市場上出現亦是寥若晨星，難以被包裝架構為具體認知；而最根本的藝術風格問題，是否能被市場所喜愛與認可，也仍有待時間淬煉。不可否認，現階段浙派的價位或許不及諸多藝術大師，但市場上可關注的面向除拍品價格、投資報酬率等，亦有書畫作品本身所釋放出的藝術訊息，若能多聚焦於此，擴充學術研究資料、挹注新的思考觀察點，相信書畫市場這片土地將更是豐饒，浙派藝術也將更為人所認識。

北京保利2010年12月4日戴進〈竹石菊圖〉，150×54厘米，日本京都私人收藏，預估價人民幣400萬～600萬元，成交價人民幣459萬2,000元。

香港佳士得2008年5月26日吳偉〈漁父圖〉大軸雙幅，各191×106厘米，預估價80萬～100萬港元，成交價760萬7,500港元。

中國嘉德2011年11月12日張路〈渭濱垂釣〉，98×142厘米，成交價人民幣115萬元。

北京匡時2010年張路〈月下對飲〉，323×98厘米，成交價人民幣100萬8,000元。

由左至右

中貿聖佳2005年7月30日戴進〈耄耋圖〉，126×43.2厘米，成交價人民幣99萬元。

北京保利2009年11月22日戴進〈雪夜訪戴〉，141.5×81厘米，成交價人民幣201萬6,000元。

香港佳士得2005年5月30日朱端〈消夏圖〉，167×87.5厘米，預估價10萬～12萬港元，最終以逾預估高標27倍多之325萬6,000港元成交。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