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以降．歐美日市場發展
中國商周青銅器以繁多的品類、奇特的造形、瑰麗的紋飾、豐富的銘文和複雜的鑄造技術聞名於世，一直以來深受海內外所重視。
關於青銅器的收藏與研究早在秦漢時已開始萌芽，隨著各地商周青銅器在各個朝代或零星、或有相當數量的發現而表現有所起伏，高峰期分別落在宋代與清代中期，直至清末民初。然而由於流傳的大批青銅器，絕大多數是偶然發現或發掘所出，沒有明確的出土記載，只能一件一件孤立的研究，且不論民間與官方都偏重在證經論史的金石學角度，無銘文者往往被誤以為缺乏價值而遭到棄置。隨著1930年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開始對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和銘文全面的考察，此後文物考古工作迅速發展，各地陸續發現大量珍貴的青銅器，從此為青銅器研究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與此同時，歐亞列強帝國主義殖民擴張對遠東／亞洲文明的興趣高漲，基於獵奇的心態，大量傳世的商周青銅器便從清末民初動盪不已的中國流入歐洲和日本，形成今日所見到的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的收藏。美國收藏的鵲起則要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世界強國之後，儘管1930年代亦曾透過對中國考古技術與經費的贊助取得部分文物，但主要為經由國際大古董商處購得。日本市場則在二戰後歷經30年的休養生息，於1970年代積極建設後的經濟崛起之時再次興起。1990年收藏市場主力則由扮演世界經濟火車頭、繁榮富庶的美國接棒，香港和自1987年對中國開放探親與觀光的台灣成為主要中繼站，後者也成為收藏地區之一。
2009年，中國購藏實力崛起
隨著中國參與國際公約並積極要求各國禁止進口非法文物，及美伊戰爭導致伊拉克文物大量被掠奪引起國際視聽，歐美於1990年代末到2000年、2005年和2009年對於文物走私禁令一再的落實，原先興盛的海外商周青銅器市場，只剩下公開交易的拍賣會之中，來源、遞藏及著錄清楚的早期收藏，儘管中國本身禁止拍賣，但隨著改革開放後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1995年之後所出土之商周青銅器幾乎絕大多數為中國境內市場吸納，地下市場規模為公開拍賣市場的數倍之大，行情亦遠高出公開行情；而1980、1990年代中國出土青銅器被賣到歐美者，也逐漸回流中國，一如既往由香港扮演主要的吞吐口；2009年之後，可明顯見到中國買家接手海外商周青銅器收藏，不論公開拍賣和私下交易，皆成為市場的主要支撐力。
2010年春在官方支持下，以「皇城復興計畫」作文化包裝、鎔商業文化觀光於一爐的西安地產建設開發──大唐西市出現，彷彿見到歷史上絲路終點的古代貿易中心──長安再度復甦，鄰近並俱是商周文化發源地區的河南和陝西等考古大省，早期歷史文化淵源深厚，輔以雄厚資金的挹注，帶動包括商周青銅器在內、沉寂已久的高古文物市場，此一市場動能於2009年倫敦Bonhams秋拍所推出Cunliffe青銅收藏專輯已現端倪，25件成交22件，代表拍品以預估價10餘倍、20倍成交，進一步促使2010年紐約秋季拍賣出現睽違已久的青銅器收藏專拍──佳士得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此質量俱佳的拍品陣容，不僅以2,075萬1,000美元的總成交額遠超過原先預估之1,500萬美元，件數成交率亦達到80％，金額成交率更高達97％，該年高價青銅器排行幾乎全為其所囊括，前五大高價者分別為以333萬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22商晚期〈青銅方彝〉、299萬4,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78西周〈青銅簋〉、215萬4,500美元的編號852商〈青銅鬲〉、198萬6,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59西周早期〈青銅卣〉、108萬2,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13商〈青銅尊〉。
「思源堂」青銅器珍藏，掀起市場熱潮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季的「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專拍，為自2001年紐約佳士得春拍晚商／西周早期〈「皿天全」青銅方罍〉（器蓋收藏於湖南省博物館）以924.6萬美元打破當時中國古董文物世界紀錄之後久違的熱潮。儘管之後的拍賣皆不見重器登場，高價拍品行情約在100萬至150萬美元之間，但普遍觀之，不論在成交件數或成交價表現上皆有亮麗的表現。不過中國新買家儘管具備雄厚財力，但對於商周青銅器高下好壞的認知與心理價格的接受度仍在起步階段，故而時常見到低價拍品搶高，而高價拍品乏人問津的情況。
中國取代歐美日成為主力買家，其基於對自身歷史文化的主觀認知，在購藏重點與價值取捨表現上有所不同，即著重歷史性遠超過藝術性；儘管亦接受不同的器類，但更重視象徵宗廟正統的商代、西周禮器和具銘文的青銅器，在乎品相的完整性，不像西方藏家以認識商周文明的求知與學習為出發點，本著採集標本般的心態，因此能夠不計時代，客觀而全面性地追求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工具、生活用具、符節、印璽、度量衡等各種品類的青銅器，並且為了藝術性可以包容品相的不完整。青銅工藝的發展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達到了輝煌的鼎盛時期（約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青銅器的種類和器形在此一時期已基本齊全，故而被市場視為商周青銅的絕對年代，亦為高價拍品的常客。以下即針對商代晚期和西周的青銅禮器，並以青銅器的主力公開市場──紐約拍賣會近三年之拍品為例，加以介紹說明。
追求中央正統宗廟堂皇，商周禮器備受珍視
中國的青銅自早期國家形成伊始，便由政府所掌控，其以青銅鑄造兵器對內執行統治，對外抵禦敵人，鑄造禮器崇神祭祖，表徵身分，呼應《左傳》的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器對中國而言等同於家國重器。然而用青銅作兵器是世界各青銅文明的普遍現象，而用於製作禮器則成為中國青銅藝術的獨特代表。
商周是一個禮制化的世界，禮制乃政治制度及與之相輔的宗教禮儀制度。商周的宗教信仰是將自然的各種現象加以神化，有無數的神祇充滿於天地間，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神鬼和人的世界關係密切，人類的命運是由神鬼所操縱，於是天神地祇人鬼皆為商周人所崇拜，並仰賴巫覡或王者（帝王本身就是巫的首領）作為溝通聯繫上下的媒介，青銅禮器正是禮天敬神溝通彼此所用的工具。
在商代政治社會組織所出現的初步封建制度，到了周代階級層次更加分明，由於封建並無明確的界說，傅樂成指出，大體上需包含兩個條件，一是土地的再分割，即由最高統治者的王室把一部分土地分給高級的封君「諸侯」，再由諸侯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分給他本身的封君「大夫」，必須至少經過這樣的兩次割裂。二是權力的分化，每一級封君，要對上級稱臣，並履行若干方面的義務，但對他自己的封土而言，他是經濟上的地主，政治上的世襲統治者，在封土內擁有最高的權力，內政幾乎完全獨立。這兩個條件，造成了若干階級。王室和兩類封君以下，尚有無封土的士，此四階級統稱為貴族；貴族以下是受其統治、身為農奴或佃戶的平民階級，再下為來自戰爭俘虜和罪犯的奴隸階級。
商周禮器背後，一個禮制的世界
步入農業社會的商代，從早期的兄終弟及繼承制，隨著農業的發展，建立了家族制度，而傳子制度／嫡長子繼承制，以及分別大宗小宗（有權繼承王／封君位的一支叫大宗，其餘各支叫小宗，嫡長子亦稱宗子，不僅是君位的繼承者且是宗廟之主）的宗法制度都始於商朝末葉，到西周時成為定型，此一宗族組織法，可視作是一種繼承制度，與封建制度關係密切，即將家庭的繼承制擴大到政治上，將整個天下家庭化，封建制度或可說是靠宗法來維持的。上述的家庭實質內涵猶如諸侯所主導的國，以家庭為核心骨架，兼具戰鬥、行政、祭祀與財產等多項功能的共同體。
從各項考古發現，當時社會貴賤分化，政治社會秩序的規範稱為「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等各種角色在整體社會政治秩序中有其分位，也各有相應於其身分所當行之禮。無形的身分藉由有形的媒介──禮器來加以體現，在商周封建時代，規範封建紀律的禮器幾乎皆有等差次序，以反映使用者之階級身分，隨不同身分之貴賤尊卑，而有數量、體積、尺寸、紋飾繁複華麗或簡約樸素之別，即所謂的「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人人遵循階級秩序，完成本分，便能維繫政治社會的秩序。禮的舉行需配合音樂。
作為禮制物質表現的青銅禮器，隨禮制的變遷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青銅為具備永恆傳承的耐久材質，不僅是宗廟祭器，也為當時貴族婚喪及宴享所用，如《儀禮》中所載，士人結婚、邦國問聘、公宴大夫等吉禮，及士人喪葬、安魂等喪禮，皆使用銅器，統治階層更以之作為殉葬品。完整的一套禮器包括有食器、酒器、水器及樂器。食器有鼎、鬲、甗、簋、簠、、豆、敦、盂等，酒器有爵、盉、斝、觚、卣、瓿、壺、罍、尊、方彝，水器有盤、匜，樂器有鉦、鐘、鎛等。每種器類品目繁多，器形變化多端。
政權與身分象徵，鼎尤受青睞
食器中的鼎是最重要的青銅禮器，也是使用時間最長的禮器，從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兩漢。文獻記載夏代曾鑄九鼎，後來相繼遷於商周，春秋時代楚、齊、秦都企圖奪得周鼎，說明當時鼎已被視為國家政權的象徵物。據《禮記》記載，當時還把用鼎的規格作為區分各級貴族身分的一種標誌，即西周中期確立的列鼎制度，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傳》記載：「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可見鼎作為禮器在商周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先秦古禮中，周代鼎按其功用可分為三類，即鑊鼎、升鼎和饈鼎。鑊鼎是煮肉食的炊器；升鼎是陳於席前盛肉食的餐具，又稱正鼎；饈鼎是升鼎之外的加饌餐具，又稱陪鼎。
分量如此厚重的商周青銅鼎因此深受市場重視，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508晚商安陽時期〈青銅饕餮紋方鼎〉，108萬2,500美元成交價即高於預估低標五倍餘，表現突出。此方鼎裝飾紋樣以雷紋為地，襯托突出饕餮／獸面主紋，為商晚期發展出的複層花紋，更添華麗。如前所述，商周時，天地之間或祖靈及其餘神祇與生者之間的溝通要仰仗巫祝與巫術，而牲器和動物犧牲則是儀式中必備之物，有些動物能幫助巫覡溝通天地，故而將其形象鑄在古代青銅器上，延續自史前黑陶和玉器裝飾圖案的饕餮紋即為箇中代表案例。饕餮紋中央和方鼎四邊的出戟設計，於當時青銅製作的塊範法中屬於較困難繁複的精緻作法，並可當作饕餮紋的鼻樑以掩蓋合範的痕跡／範線。
與鼎同樣用作烹煮炊器的鬲，以利於擴大受火面積、加快食物炊煮過程的袋形腹為器形特色，使用年代甚長，時間從商代早期一直到戰國晚期皆有，而在西周中期之後比較盛行。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以215萬4,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52商〈青銅鬲〉，即為一精美特殊的早期例子。
宗法制度影響下，銘文受注重
食器中的簋同樣為最重要的禮器之一，為盛放黍稷之用，出現於商代早期，而到春秋中期後逐漸退出禮器的序列。周代貴族使用青銅簋也有一定的規格，和使用鼎的制度一樣，要根據各級貴族的地位配備一定的數量，一般是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前述「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78西周〈青銅簋〉成交價便高達299萬4,500美元。
此簋以鳳鳥紋為主體紋飾，地位較商晚期僅作輔助裝飾者大為提高，呼應周人傳說。傳說周人祖先因看到鳳鳥鳴於歧山，而決定率族人遷居歧山腳下的周原地區，從此周人逐漸興盛，直到滅商建國。在西周中期較早的一段時間，鳳鳥紋極其流行，紋飾的形式與製作也非常講究，但隨西周中期青銅工藝轉變期的到來，而逐漸退出青銅主體裝飾的行列。
此簋上具紀錄周代諸侯國與戎族戰爭的銘文43字，鑄刻銘文為西周早期青銅器的普遍現象，當時的銘文除有器主名號、族徽以及被祭者的名字之外，內容逐漸以紀事為主，涉及政治、經濟、戰爭等等，記載了諸多與器主和其家族有關的西周早期歷史。此現象說明在西周宗法制度影響下，西周人較商朝人更注重將家族榮耀銘記於青銅器上，放置於宗廟內，希冀後代子孫在禮敬祭祀的同時能以之為榮。
食器中的盂，為大形盛飯器，兼可盛水盛冰，自名為「飲盂」、「盂」，，指熟飯，故知其用途是盛放熟飯，可能和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飯乃取自盂中。2011年紐約佳士得春拍編號1240公元前12～11世紀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獸面紋盂〉，以78萬2,500美元成交。
「加官晉爵」送禮風盛，爵盃飆昇快速
酒器中的爵，屬飲酒器，是目前所知出現最早的青銅容器之一，在屬於夏代晚期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已有出土，盛行在商代。商人以黍造酒，商王的任何祀典都離不開酒，商人的善飲已聞名於史冊，爵為商代青銅禮器中最基本的器物，西周以後漸少使用，至西周中期幾乎不再使用，爵的存滅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轉折，在於周朝為避免重蹈商代因朝野沉湎於酒而導致亡國的覆轍，於建國之初頒發了禁酒令，禁止聚眾飲酒，風氣改變，酒器的製作和使用跟著衰退，陝西郿縣禮村出土的西周康王時期〈大盂鼎〉，腹壁的291字銘文便記載有周康王對盂的相關鑑誡之辭。
《儀禮》中屢見主人向來賓敬酒時使用爵。《儀禮．特牲饋食禮》載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斝），夏代晚期尚未成組，商代墓葬中陪葬青銅飲酒器最低限度為一爵，有一爵一觚成組合，也有爵與斝單獨成組合者。最大的青銅爵群出土於殷墟婦好墓，有數種形式的爵40器；故知青銅爵於市場上數量極多，長期以來價錢不高，但自中國市場興起後出現龐大的送禮需求，因具備「加官晉爵」吉祥寓意而於近年來行情漲幅最大。2011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102公元前12～11世紀商晚期〈青銅饕餮紋爵〉，估價4萬～6萬美元，成交價高達90萬2,500美元，即為十分具代表性的例子。
酒器中的方彝，為盛酒器，或為商代晚期青銅製作以宮殿建築為靈感的創新器形，僅見於高級貴族的豪華大墓之中，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前揭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中，333萬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22公元前12至11世紀商晚期安陽〈青銅方彝〉拔得當年頭籌，器蓋與器身內皆鑄有八字族名於亞型之中，為商代銘文特色。
卣與觥，市場一物難求
酒器中的卣和觥，為買家積極追求的特殊品，然市場上一物難求。《尚書．洛誥》：「以秬鬯二卣」。又《詩．大雅．江漢》：「秬鬯一卣」。盂鼎銘：「錫汝鬯一卣」。故知卣為盛放鬯酒的祭器，鬯酒由鬱金草和黑黍釀造而成，色黃而芬芳，為祭祀所用的香酒。流行於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消失。皆設有提梁，市場常稱提梁卣。「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59公元前10世紀西周早期〈青銅（鳳鳥紋）卣〉，器蓋與器身皆具相同之十字銘文，成交價即有198萬6,500美元。2012年紐約蘇富比春拍編號13公元前12世紀商代〈青銅鴞卣〉，亦以約預估低標三倍之125萬8,500美元成交。兩者分屬器腹低垂之橢扁形和鳥獸形卣。
觥，為盛酒器，觥在《詩經》中屢見記載，《七月》：「朋酒斯，稱彼兕觥」，《卷耳》：「我姑酌彼兕觥。」此器形出現於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造型分兩大類，一為僅器蓋仿造動物形象，身體仍呈器物樣式，一為全器呈動物立體雕塑，後者為青銅器在商代晚期突破幾何造形限制的革命性創新，故深受買家喜愛。
酒器中的尊，為大型或中型盛酒器，尊在禮器中地位很高，用盛醴酒奉獻賓客，《周禮》小宗伯之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商代早期開始出現，一直使用至戰國時期，大致可分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鳥獸尊三類。鳥獸尊同動物形觥可視為商晚期青銅造形工藝的創新驗證。前揭「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中，以108萬2,500美元成交編號813公元前13至12世紀商安陽早期〈青銅尊〉，以及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以84萬2,500美元成交的編號1232商代晚期〈青銅饕餮紋三羊首尊〉，二者皆屬有肩大口尊。而以預估低標七倍多的142萬6,500美元拍出的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226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青銅饕餮紋尊〉，則屬觚形尊。
酒器中的瓿為盛酒器，流行時間更短，僅在商代中期到晚期偏早的一段時間而已，2011年紐約佳士得春拍編號1239公元前12～11世紀商〈青銅獸面紋瓿〉，以102萬2,500美元拍出。
商周青銅市場，能量方興未艾
上述主要就已過百萬美元以上的拍品舉例說明，其他各器種儘管成交價略低或者有未成交者，然此並不代表不精彩或不受市場喜愛，一切只是反映以中國為主、現階段的市場現象。商、西周之外，東周是商周青銅器另一燦爛的篇章，惟對於從歷史角度出發、還處於追求中央正統之宗廟堂皇的中國買家來說，禮壞樂崩春秋戰國時期的東周，青銅「禮」器的性質日益削弱；儘管東周青銅器為各國諸侯所鑄造，呈現濃厚的區域特色，工藝技巧也更加豐富多元，充滿多樣性，但與由王室主導鑄造之商至西周時期的青銅工藝已不再是同一傳統。商、西周青銅器與東周青銅器在中國買家心目中的地位，猶如瓷器中的官窯與民窯，加上東周青銅器因厚葬風盛導致數量遠較商與西周多，未出土者還在未定之數，不似商與西周的挖掘情況大致底定，故而東周青銅器除非是十分特出而重要者，才會受到青睞，如2012年紐約蘇富比秋拍編號168東周〈青銅鋪首銜環蟠螭紋壺〉，在堅實的著錄支持下，成交價高達153萬8,500美元，為預估低標五倍逾。
中國商周青銅器市場長期以來受限於法令的外在環境限制，一直是穩定的潛流，隨著中國經濟鵲起，以及晚期瓷器工藝品流行項目，受自2011年秋天開始之市場盤整頓息，其能見度開始浮現，市場轉向歷史文化內涵更加豐富深邃的早期藝術項目發展，在此一趨向下，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商周青銅市場能量，現在才正開始啟動。
2011年紐約佳士得春拍編號1239公元前12～11世紀商〈青銅獸面紋瓿〉，以102萬2,500美元拍出。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以215萬4,500美元成交的編號852商〈青銅鬲〉。
從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的「學無止境：亞洲藝術書籍系列／盧芹齋藝術文獻（In Pursuit of Knowledge：Asian Art Reference Books includ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 T. Loo Library）」專拍當中，編號840《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六冊全及編號841《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七冊全高價拍出，可看出近年商周青銅市場的興起。
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508晚商安陽時期〈青銅饕餮紋方鼎〉，成交價108萬2,500美元。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78西周〈青銅簋〉成交價299萬4,500美元。
2012年紐約蘇富比春拍編號13公元前12世紀商代〈青銅鴞卣〉，以125萬8,500美元成交。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13公元前13至12世紀商安陽早期〈青銅尊〉，以108萬2,500美元成交。
2011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102公元前12～11世紀商晚期〈青銅饕餮紋爵〉，預估價4萬～6萬美元，成交價高達90萬2,500美元。
2012年紐約佳士得秋拍編號1232商代晚期〈青銅饕餮紋三羊首尊〉以84萬2,500美元成交。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22公元前12至11世紀商晚期安陽〈青銅方彝〉，成交價333萬500美元。
2010年紐約佳士得秋拍英國藏家何安達（Anthony Hardy）「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編號859公元前10世紀西周早期〈青銅（鳳鳥紋）卣〉，成交價198萬6,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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