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政府對出土文物的管理限制，迄今高古文物仍未能在中國拍場上公開交易。不過長久以來，作為古代工藝品精華之一的銅鏡，卻像擁有境外特權一般，不斷出現拍賣專場，成為文物市場中的特殊景象。近年當中國主管機關開始注意並予以約束後，情況猶未立即轉變，銅鏡專拍仍是一如既往，只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拍賣公司在圖錄中或不標明銅鏡年代，或是標上「保守的」「清代」，藉以規避限制。於是，清〈海獸葡萄鏡〉，清〈「昭明」單圈銘文鏡〉，清〈四山鏡〉，清〈星雲鏡〉……一時間清朝彷彿成為銅鏡的文藝復興時代，所有歷代典型鏡類燦然俱備。
有時看著這些圖錄不禁懷疑，終究下去，會不會有一天，圖錄上也會有清〈唐三彩牽馬俑〉，清〈漢綠釉壺〉，清〈饕餮紋青銅鼎〉，清〈長生無極瓦當〉，然後，高古文物市場就從此解套了？
世事當然沒有如此天真，隨著中國對拍賣行業的規範日趨嚴格，犀角撤拍、象牙撤拍、查稅門事件等等，拍賣行面臨一波波的衝擊。2012年秋季時，銅鏡市場也未能倖免，北京市文物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等法規，命令北京保利將「郵品、錢幣、銅鏡」專場的大部分「清代」銅鏡予以撤拍。如此一來，等同最後一道窄門關閉，中國古文物市場再度烏雲密布。
中國官方此舉當然是著眼於文物保護，近年還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文物《諒解備忘錄》，減少中國高古出土文物進入他國海關，限制來源不明的出土文物在他國公開市場拍賣。不過諷刺的是，在中國本土，出土文物市場正方興未艾，各地的古玩城、古玩市場中，公開販售的高古文物數量早已壓倒性地超越明清傳世品，違法違規現象比比皆是，甚至專門收藏出土文物的私人博物館都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相關法律至此可謂一紙空文。
文物法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古蹟文物，不過在近年中國全境熱衷收藏的盛況下，執行面上已難以落實。因此當前對於拍賣行業高古文物部分的控制，可說僅是在公開場合維持中國法律的尊嚴，實際上無助於解決古蹟遺址保護的問題，甚至讓這部分的市場化明為暗，更無從管理。另一方面，這種扭曲的現象也令拍賣市場畸形化，比方許多高古陶瓷的玩家為了加速資金流動，不得已必須投資明清官窯瓷器，以便參與金流較大的拍賣市場。對他們而言，明清件就是投資，私下交易的高古陶瓷才是收藏。抱持同樣心態投入拍賣市場的玩家很多，整個拍賣行業的投資、投機特性也因此更加濃厚。
不止是拍賣市場受到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也因此而畸形。例如中國每日播放的各種鑑寶拍寶節目，千篇一律幫觀眾鑑定的都是一些明清青花粉彩，「你這個青花發色是典型的翠毛藍，所以我斷在清康熙」，「這件瓷器的粉彩已是水粉彩，所以時代已晚到民國。」專家每日不斷重複的評語觀眾早已朗朗上口，彷彿一個名為China的古文明大國，就只生產過這麼幾類瓷器而已。
保利香港的新局
不過文物法令的提防，或許不久後在香港得以獲得一個宣洩的管道。眾所周知，由於稅務問題的影響，中國各大拍賣行於2012年加速展開香港的布局。在南進的過程裡，每家公司的方法與策略都不一樣，以中國嘉德為例，首次的香港拍賣會，就是以該公司最有把握的近現代書畫、以及近年頻傳捷報的古典家具專拍為主，也順利敲出香港首場開門紅。相較於嘉德，保利香港的首拍策略更為積極，工藝品部分除了常見的明清件外，還出現許多漢綠釉、唐三彩、西周戰漢銅器玉器等高古文物，甚至還有商代甲骨文。這樣時代平均的拍品組合，不但不見於中國內地，甚至在過去的香港拍賣場也不常見，反而令買家有參與紐約、倫敦等西方拍場的感覺。
這應是保利在跨入香港新市場時，一種多方位的嘗試，一種對市場品味與接受度的測試，整個拍場也因此面相更為寬廣活潑。反觀北京保利，在重重限制下難以開拓新局，儘管有些瓷器拍出天價，如「珠山八友」王琦、汪野亭所做〈民國重要人物選製粉彩人物山水瓷板（六件）〉，就以人民幣3277.5萬元刷新近現代瓷板畫成交紀錄，體現了民國瓷的熱度；然而這另一方面似乎也說明了，中國內地拍賣市場在狹小的框架下，藝術投資資金別無選擇的窘境。
保利香港首批高古文物雖說成交價格不大，但成交率表現並不差，可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在中國政府無論如何必須維持文物保護的「政治正確」，在境內必須公開禁止高古文物拍賣的情況下，香港或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高古文物的拍賣市場會自歐美拉回至華人世界，接著形成一個完整的「中國文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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