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榭本．明宋仲溫《急就章》真跡〉在章草名跡中知名度最高。凡習書而知書史者，若論宋以降書法，除趙孟頫章草千字文等以下，宋克在元末明初章草領域是一枝獨秀。叱吒風雲，無有可替代者。書法在漢隸、魏碑、唐楷、宋行的延續承傳過程中，由於南宋書法的氣格衰弱筆墨枯寂，而有一蹶不振之弊。南宋四家中朱熹、陸游、范成大；與北宋之蘇、黃、米的一代主盟的氣場相比，自難望其項背；而張即之則有狂躁之失，亦非領袖群倫的氣度作派。故有趙孟頫一支以晉唐正脈相表裡，以內質風雅為尚，點畫之間，拂拂有晉韻也；於勢則為「順接」。其次則有明宋克擅章草，以求精凝高古，一反晉之行劄與唐之楷法的時尚「新體」，而求上古之拙；於勢卻為「逆承」。當然還有第三種方式，即明中後期到清初的中堂大軸連綿狂草，以徐渭、王鐸、傅山為典範。趙孟頫的行劄是向內（風姿涵泳）探求；徐渭、王鐸、傅山的是向外（形式揮灑）拓展。只有明代宋克的章草，因其古拙而不為時所理解，關注度既不高，始終沒有成為書法史上的一個熱點──或更準確地說，是宋克臨〈急就章〉與他的章草書，在元明書壇中眾體爭豔中求其唯一性及獨特性，是有意義的、為世認可的。但在成為書法史中興的承接者與標竿之一，成為「晉韻行劄」、「狂草大軸」、「章草古法」三大脈絡之一；宋克卻四顧寂寞、形隻影單，既無一呼百應之勢，又無泰斗巨匠之尊。即使同代後輩如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在世俗的知名度也大大高於宋克。由此可見，宋克章草與存世臨〈急就章〉本篇，還面臨一個被重新認識、定位的機遇，擁有一個充裕的學術發展空間。
在唐宋元明楷書與行書成為書法主體，統治書法史千數年之際，恢復、重振、中興素稱古拙的章草，能否成功？我以為成功的標準中，最值得關注的評價標準，是它的正宗與純粹。通常宋明人寫章草，會將熟悉習慣的晚起的楷行書意識與方式簡單地移植到章草書體中，形成「章草其形、楷行其筆」的騎牆的「時尚式組合」，既膚淺又狹隘。在明清，在當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討論章草的書寫水平，首先是純正與「地道」。任何能混同於唐楷宋行各種筆法的蛛絲馬跡，都不為我們所認可。
其次是章草的行距字法，章草從漢隸尤其是竹簡木牘中孕育而來，竹木簡取縱式，因此不可能像唐楷以後字距行距取方正等分配置；而元明以至今天的章草書法當然也不能以後度前。所謂高古，即是指不符時流、不合新體而言。再者章草用筆自隸而出，因此多取平實，甚少強力頓挫飛揚跋扈，及以形變化、以氣張揚的楷草風氣；而是如實用文書抄錄式的精警內斂一絲不苟，是在書寫心態上的謹言慎行氣沉丹田，一種內聚脈息外收筋骨的自我錘煉過程。以此論之，元明章草若僅就章草立場論，則大部分是亦草亦章、草中見章的姿態，雖有「名家」之尊，技法上也很過硬，但就章草書體立場論，往好裡說是融合體，若直白地說是夾生飯，卻都不算是章草的本尊。
以此來看宋克臨〈急就章〉，才會體察到它的獨一無二彌足珍貴。首先，它對於字形的空其中樞滿其四維的做法，正是從金文大篆如〈散氏盤〉、〈毛公鼎〉抽象而來的古文字造型意識。而在用筆方面，以行楷書的橫豎轉折的直劃而少頓挫，又加以隸書的雁尾誇張之筆強化其頓挫來收束字勢，本來，隸書雁尾之筆求舒展；而章草每字終筆以捺筆短促之形求誇張，這種方式，正是木牘竹簡狹行取橫勢的傳統古法──除了豎畫中偶見長捺筆以求於間飛揚放縱；大部分橫畫都是以短促的斜捺筆方式作為橫捺筆，形成一個筆劃語彙程式。仔細檢測〈急就章〉的每個字造型，無一是以行書代庖，而是純正的章草造型語言。這種力求正脈的專業心態和精準的把握力，透出宋克作為一個明代書法高手的出眾卓絕之處，他不因為認識不到位而憑印象和稀泥湊合，而是出手穩準狠，每出招必傳精入髓，令人歎為觀止！
如前所述，章草從金文和戰國帛書尤其是竹簡木牘中衍生而來。因此，章草的章法應該是上下銜接緊湊，如竹木簡條列狀，有「行」（亦即竹條狹長）的意識：上下觀強於左右觀。紙張應用大盛之後，雖然沒有竹簡木牘的實物狹長格式限制，但這種重上下輕左右的意識仍然是章草不同於今草、狂草、即使是小草的一個關鍵視點。這一點，只要對比宋克臨〈急就章〉與孫過庭〈書譜〉、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及以下小草名作的字距章法即可明瞭──諸種小草皆有楷書成立後的方塊字四維即上下左右的、無所不在的頑強意識；而宋克卻重點關注上下銜接勝於左右。因此他的臨〈急就章〉，采用的必是「古法」。
「隸書之勢」、「草法之形」、「上下銜接」，乃是宋克臨〈急就章〉在藝術形式技法語言方面為後世怎樣理解章草新開的三大門徑。在他之前，無人有此系統性，在他之後，沈曾植差可擬之。但後繼步武者極尠，亦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宋克臨〈急就章〉，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有趣內容。
首先，本冊宋克臨〈急就章〉為北京市文物局舊藏。亦稱卓君庸藏本。卓君庸為清末民初章草大家，與于右任共同發起標準草書運動，在《草書月刊》上發表過關於章草、草書的多種文字，還著有〈章草考〉。這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如果僅僅是痴迷於收藏，那也只是一介文士而已。但因為他向社會發起倡導標準草書運動，又有像于右任、劉延濤、王世鏜，胡公石等同輩後輩的協助推動，自然就有了一個書法界領袖、社會名流的地位與聲望，非僅限於一介收藏家的角色了。更以他還以章草書法實踐家的資格，研究、推廣章草書，不但有專著《章草考》，還連續兩次出資印刷珂羅版的宋克〈急就章〉，一次是在民國十七年9月（1928），京華印書局刊。又一次為民國二十三年6月（1934），和記印書館刊。這兩次印刷出版，使宋克和〈急就章〉化身千萬，表明卓君庸不僅僅滿足於做一個收藏家，在傳播上也下足了功夫，而為同道所望塵莫及。於是，創作實踐、收藏、學術研究、推廣傳播、發起社會文化運動……這樣一個綜合體的規模而不是單一藏品的單打獨鬥；在其中，宋克臨〈急就章〉又是核心的存在，則對於這冊章草典範的藝術價值以外的社會文化價值，鄙意怎麼高估都不為過。
其次，圍繞宋克臨〈急就章〉，又讓我們捕捉到一個書法文化地域學的重要歷史信息。在此冊中卓君庸廣徵名流題簽作跋，計有鄭孝胥、陳寶琛、羅復戡、林志鈞、姚華、余紹宋、梁啟超、羅振玉、周肇祥等等，貌似在卓氏在此冊入手「自青榭」之前，應該在北京的名宦豪士之間流傳日久。上舉諸公，皆是清末民初顯赫的文化名流，均有功名，且都有長居京津的記錄。與蘇、浙、滬的藝術圈書法圈如吳昌碩、沈曾植、李瑞清及沈尹默、潘伯鷹、白蕉等並不同調。又據梁啟超跋云：「比年朋輩中頗有以章草相淬厲者。（林）宰平、（余）越園、（羅）復戡勤勤有事矣！（卓）君庸願力尤偉且摯，廣搜善拓而不以自私，汲汲景印流布，有難讀者，時復為之釋文，思以沾溉藝林，光大斯學，甚盛也。」
據此可知，在當時北方，痴迷章草已經擁有一個特殊群體。在本冊的題跋中，梁啟超、羅振玉跋在天津；姚華、周肇祥則為北京宿耆名士，當跋在京師。跋文署年款都在戊辰（1928），從4月10日卓氏跋開始，羅振玉7月跋、梁啟超及周肇祥中秋跋、余紹宋9月跋，皆在半年之內。表明這個章草書法群體是客觀存在的。或許，它是1930年代于右任倡導標準草書運動的預熱與先聲？倘如此，則宋克臨〈急就章〉不僅是一藏品，它已經成為民國草書、章草發展的一個實物見證，一個起點，這一定位，夫復何疑？
宋克臨〈急就章〉在書畫收藏拍賣界也是「承接名門之緒」流傳有自。民國年間的1928、1934年已有兩種珂羅版問世，知名度大增。而在新時期文物書畫拍賣史上也歷歷可按。如《嘉德十年精品錄．中國古代書畫．古籍善本》（2003），《翰海十周年．書畫卷》（2004），《嘉德二十年精品錄．古籍善本卷》（2014），以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1984），《中國古代書畫圖目》（1986），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2015）等中皆有詳細記錄，雖然本件無款無印，但從著錄上說竟毫無瑕疵。此外，1949年後此件還曾入康生之手，有「康生」、「康生之章」。未知是收入秘篋還是只憑借觀？
2003年嘉德春拍曾亮相索靖〈出師頌〉章草，一時震動，把書法界的注意力吸引到章草這一高古又孤傲的書體上來。其後學章草在書法界漸成風氣，但一直難成氣候，略嫌冷清。究其原因，是因為缺少唐宋以來從楷書到草書以及清代篆隸北碑的一整套學習方法。那麼，如果把這次嘉德2016春拍的宋克臨〈急就章〉當作提倡章草的一個契機，追隨卓君庸這樣業績烜赫的前輩，理出從索靖〈出師頌〉直到宋克臨〈急就章〉的脈絡，當然，資料方面再往上可推到陸機〈平復帖〉，往下可伸延到沈寐叟、王蘧常，或許真能為章草書的復興立一新門戶，下一新轉語。倘如此，嘉德之於章草書，可稱大有緣亦大有功也！
圖片提供｜中國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