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樹是一棟建築；一座森林是一座城市；而在所有森林之中，楓丹白露森林是一座紀念碑。」────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註1）
1872年，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致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的信中，如此形容這片位於巴黎近郊的森林。對他而言，楓丹白露並不只是由樹木、岩石與林地構成的自然景觀，而是一座經歷數個世紀逐漸形成、承載歷史與文化記憶的「紀念碑」。在同一封信中，他更寫道：「森林是數個世紀所建造的，人類不應將它摧毀。」（註2）
一百五十多年後，這句話再次令人警醒。2026年7月，楓丹白露森林接連發生火災，數日內約2,000公頃森林受到火勢影響，相當於整座森林約十分之一的面積。隨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親赴現場，並宣布啟動「拯救楓丹白露森林」募款機制，投入森林重建、重新植樹與未來的保護工作。
對今日遊客而言，想到楓丹白露森林，或許會先聯想到法國王室歷史、壯麗宮殿，以及巴黎近郊的自然休憩地；但在藝術史中，這片森林還有更深遠的意義。19世紀，楓丹白露成為法國風景畫發展的重要現場，一群畫家走進古老橡樹、岩石、林間空地與光影之間，重新思考自然在風景畫中的位置，也尋找描繪風景的新方式。然而，這群原本帶著畫架走進森林的畫家，後來經歷了什麼，讓他們從描繪森林，走向守護森林？
王室獵場：風景畫之前的楓丹白露
早在成為畫家筆下的風景之前，楓丹白露森林曾是法國王室重要的狩獵領地。自中世紀起，這片廣闊的森林便因豐富的獵物與自然資源，成為君主狩獵與遊憩的重要場所。到了16世紀，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此興建楓丹白露宮，森林也逐漸與宮廷生活緊密相連。此後數個世紀，歷代法國君主都曾來此狩獵、休憩，使楓丹白露成為王室生活的重要空間。據後世文獻記載，路易十四甚至曾以「在凡爾賽，我住得像國王；在楓丹白露，我住得像王子；在貢比涅，我住得像農夫」形容三座王室居所。（註3)
除了狩獵之外，森林也提供木材等自然資源，並受到王室與國家的管理。獵徑、林地與樹木的使用皆有規範，因此森林並非一片任其生長的荒野，而是一片具有明確用途、受到管理的王室領地。然而，隨著王室制度衰落與社會結構改變，楓丹白露森林的身分也逐漸轉變：它不再只是王室狩獵與休憩的私人空間，而開始向更廣泛的大眾敞開，成為人們可以進入、漫步與欣賞的公共風景。人們不再只關心森林能提供什麼，也開始思考，森林能帶給人什麼樣的感受。
從獵場到心靈風景：人們開始重新觀看森林
這種對森林的新想像，早在楓丹白露成為大眾休閒目的地之前，就已經出現在文學之中。18世紀末，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自然景觀集》（Tableaux de la nature）中，以「寂靜的森林」與「可愛的孤寂」，描寫人在林間漫步時的感受：
「寂靜的森林，可愛的孤寂，我多麼喜愛漫步於你那無人知曉的蔭影之下！在你幽暗曲折的小徑中，迷失於夢想之間，我感受到一種自由而不安的情懷！」（註4）
柯洛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阿夫賴城》（Ville d’Avray），1835年。18世紀末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以「寂靜的森林」與「可愛的孤寂」描寫漫步林間時的感受，也為後來巴比松畫派走進森林、重新思考風景畫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維基百科)
在夏多布里昂的詩句裡，森林已不再只是木材、獵場或可供利用的自然資源，也成為讓人獨處、沉思與寄託情感的空間。隨著楓丹白露逐漸從王室專屬的土地，轉變為大眾可以親近、遊覽與欣賞的自然景觀，森林也開始被賦予不同於過去的意義，進一步引起人們對這片森林的好奇與興趣。
鐵路開進森林：巴黎人開始走進楓丹白露
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改變法國的城市面貌。工廠增加、人口集中，巴黎逐漸成為一座快速擴張的現代都市；而與城市喧囂相對的森林，反而開始被想像成一處可以暫時逃離都市生活的自然空間。楓丹白露也因此有了新的意義：它不再只是王室的狩獵領地，而逐漸成為巴黎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鐵路的出現，更讓這樣的想像成為可能。19世紀中葉，鐵路將巴黎與楓丹白露—阿沃（Fontainebleau-Avon）地區連結起來，讓原本不易抵達的森林變得更加方便前往。這片曾屬於王室的狩獵領地，也因此逐漸向大眾敞開，成為巴黎人週末散步、遊覽與親近自然的休閒勝地。人們來到這裡，不再只是為了木材或狩獵，而是為了暫時離開快速發展的城市，走進樹林、岩石與開闊景觀間。
但鐵路只是打開了通往森林的道路，真正讓更多人走進楓丹白露、認識這片森林的關鍵人物，則是克洛德・弗朗索瓦・德內庫爾（Claude-François Denecourt）。(註5) 1842年，他開始在森林中開闢並標示「藍色步道」（sentiers bleus），將原本複雜的林地轉化為一條條可以循線探索的遊覽路徑。這些步道串聯起奇岩、泉水、洞穴與開闊景觀，讓森林從一片需要自行摸索的林地，變成一場有路線、有目的地的自然探索。
1853年，德內庫爾又興建最初名為「皇帝堡」（Fort de l’Empereur）的觀景塔，讓遊客得以從高處俯瞰森林。（註6）至此，楓丹白露不只是變得更容易抵達，也逐漸成為一片可以被遊覽、觀看與欣賞的公共風景。森林開始透過步道、景點與觀看路線，被重新理解與想像；而越來越多走進森林的人群之中，也出現了一群帶著畫架而來的藝術家。
當森林成為主角：巴比松畫派走進楓丹白露
當楓丹白露逐漸成為一片可以被觀看的公共風景，新的觀看方式也開始影響人們對自然的理解。文學對森林的重新想像，逐漸改變了人們觀看自然的方式；而鐵路的開通與森林遊覽設施的建立，則讓人們有了更便利的條件親近這片森林。當新的自然觀與實際的觀看經驗開始交會，楓丹白露也逐漸成為畫家重新思考風景畫的重要現場。森林也因此不再只是畫面中的陪襯，而逐漸成為風景畫真正的主角。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畫家帶著畫架走進楓丹白露森林寫生，並聚集於附近的巴比松（Barbizon）村落。柯洛（Camille Corot）、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與泰奧多爾・盧梭（Théodore Rousseau）等人，都曾以楓丹白露的森林與鄉村為題材，後來被稱為「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這群畫家開始反思學院派理想化、經過安排的風景。他們不再滿足於畫室裡被設計好的自然景象，而是走出畫室，直接面對真實的樹木、岩石、土地與光線，從自然本身尋找描繪風景的新方式。自然也從歷史、神話或宗教故事的背景，轉化為畫面真正的主角。
而在快速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森林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當巴黎逐漸成為人口密集、充滿工廠與交通的現代都市，楓丹白露所代表的自然與寧靜，也成為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經驗。對畫家而言，描繪森林不只是捕捉眼前的風景，也是在記錄一種正在現代化社會中逐漸改變的自然經驗。
從畫架到請願書：畫家為何開始保護森林？
當森林成為畫家眼中珍貴的風景，它也正面臨另一種現實。19世紀中葉，隨著木材需求增加與森林管理方式改變，楓丹白露部分區域開始受到砍伐與開發的威脅。在當時的林業邏輯中，樹木是可以管理、砍伐、計價並重新造林的自然資源；但對長期在此創作的藝術家而言，一棵古老橡樹的價值卻遠不只木材本身。它可能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構成一片無法重新創造的森林景觀。
其中最早站出來的，是長期以楓丹白露為創作對象的盧梭。1852年前後，楓丹白露森林面臨砍伐與不當造林，盧梭因此向政府提出請願，反對破壞森林原有景觀。這場行動也凸顯出藝術家與當時森林管理邏輯之間的差異：一方關注木材產量與森林的經濟效益，另一方則試圖讓人們看見，森林除了資源之外，也承載著藝術、歷史與集體記憶。
盧梭的行動也獲得其他藝術家與作家的響應。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於1872年在〈楓丹白露森林〉一文中呼籲人們「守護森林，尊重那些高大的古樹」，並將森林形容為「自然的偉大教堂」。（註7) 與盧梭一同在楓丹白露創作的米勒、柯洛，以及後來加入的夏爾・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等人，也逐漸投入這場保護行動。原本從藝術創作出發的風景觀，逐漸走出畫壇，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森林保護議題。
這場行動也逐漸促成政策上的改變。1853年，政府先將624公頃森林劃為「藝術景觀區」（séries artistiques），以保護其中具有特殊景觀與藝術價值的區域，限制一般性的砍伐與森林開發。這項措施的重要性在於，森林開始不只是以木材等經濟資源的身分受到管理，也因為「風景本身值得保存」而獲得特殊保護；1861年，拿破崙三世進一步以帝國法令擴大並確立這項保護措施，保護面積達1,097公頃。楓丹白露因此成為重要先例：森林不只是可以被利用的自然資源，也能因為景觀與藝術價值受到特殊保護。
但藝術家的行動並未就此停止。1873年，藝術家與作家進一步組成「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Comité de protection artistique d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由米勒擔任名譽主席，柯洛、多比尼等藝術家參與其中；雨果、喬治・桑等作家也加入聲援。翌年，委員會發起請願，希望擴大森林的保護範圍。
此時，藝術家的角色也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不再只是描繪楓丹白露的畫家，也開始成為捍衛森林的行動者。當森林面臨砍伐與改造，如何保存這片獨特景觀，也逐漸成為藝術家們所關注的議題。於是，他們走出畫布，透過請願、連署與公共倡議介入森林保護，使森林保護逐漸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公共議題。從畫風景到為森林發聲，楓丹白露也因此成為早期自然保護運動的重要案例。
拯救楓丹白露森林：一場跨越百年的森林守護
一個多世紀後，2026年的火災再次讓楓丹白露面對森林保存的問題。楓丹白露之所以重要，並不只是因為它曾是巴比松畫家反覆描繪的風景，而是因為這片森林本身，成為19世紀西方風景畫發生重要轉變的關鍵現場。在這裡，風景逐漸擺脫歷史、宗教與神話題材的陪襯位置，成為畫家可以直接面對、觀看與描繪的對象。也因此，楓丹白露不只被畫家看見，更透過一幅幅作品成為藝術史中反覆被觀看與記憶的風景。
而這片森林的身分，也在幾個世紀間發生了另一場轉變：從王室專屬的獵場，到人人可以進入、親近與欣賞的公共風景，再到今天需要由大眾共同守護的自然與文化遺產。19世紀，當畫家發現自己反覆描繪的森林可能因砍伐而改變，他們也從創作者走向行動者，開始為這片風景發聲。如今，面對2026年的火災，這段歷史再次提醒我們：楓丹白露不只是19世紀西方風景畫轉變的重要現場，也見證了一片森林如何從王室獵場走向公共風景，最終成為人們共同守護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從畫森林，到為森林而戰，這也成為楓丹白露森林歷史中格外值得回望的一頁。
註釋
註1 Victor Hugo, « Lettre au Comité de protection artistique d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 1872,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Victor Hugo : Correspondance, tome III: « Un arbre est un édifice ; une forêt est une cité, et entre toutes les forêts,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st un monument. » Hugo ajoute également : « Ce que les siècles ont construit, les hommes ne doivent pas le détruire. » 這段話出自1872年維克多・雨果〈致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的信〉，收錄於《維克多・雨果全集：書信集》第3卷。雨果在信中以建築與城市作為比喻，強調楓丹白露森林並非單純的自然資源，而是經歷時間累積、承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景觀。
註1 同註1。
註3 This quotation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King Louis XIV. In her article “J.-B. Oudry’s Royal Hunts and Louis XV’s Hunting Park at Compiègne: Landscape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eace,” Julie Anne Plax cites Michel Antoine’s Louis XV (Paris: Fayard, 1989), in which the quotation appears. The original texts: “À Versailles, je suis logé en roi, à Fontainebleau en prince, à Compiègne en paysan.” 此語一般歸於法王路易十四，見於米歇爾・安托萬《路易十五》。
註4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La Forêt », Tableaux de la nature (1784–1790) : «Forêt silencieuse, aimable solitude, / Que j’aime à parcourir votre ombrage ignoré ! / Dans vos sombres détours, en rêvant égaré, / J’éprouve un sentiment libre d’inquiétude ! / Prestiges de mon cœur ! je crois voir s’exhaler / Des arbres, des gazons une douce tristesse. » 法國作家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森林〉，收錄於《自然景觀集》。詩中將森林描寫為寧靜、幽暗且帶有孤寂感的空間，呈現浪漫主義對自然與個人情感之間關係的想像。
註5 德內庫爾（Claude-François Denecourt, 1788–1875）被視為法國森林健行與自然觀光的先驅，自19世紀40年代起陸續在楓丹白露森林開闢、整理步道，並以藍色標記串聯岩石、景觀與眺望點，同時出版森林遊覽指南與地圖，使原本較難進入的森林逐漸成為可供大眾探索的休閒空間，也推動楓丹白露由王室狩獵地轉變為近代自然觀光勝地。
註6 德內庫爾塔（Tour Dénecourt）位於楓丹白露森林的卡塞波山丘（Rocher Cassepot），最初以乾砌石建造，1878年倒塌後由科利內（Colinet）主持重建，改以更穩固的砌築方式並加高一公尺以上。塔頂設有360度觀景平台，是德內庫爾規劃森林步道與觀景系統的重要節點。
註7 George Sand, «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 (1872): « Il faut conserver la forêt, respecter les grands arbres. […] La forêt est la grande cathédrale de la nature. » 這段話出自法國作家喬治・桑1872年〈楓丹白露森林〉一文。桑在文中呼籲人們保護楓丹白露森林及其古老樹木，並以「自然的偉大教堂」形容森林，強調其不僅是自然景觀，也具有值得珍視與守護的文化與精神價值。
